插画/何朝霞

文/范亚湘

“茶祖在湖南，茶源始三湘；茶为国饮，湖南为先。”为了纪念发现茶的炎帝，每年谷雨节被定为“中华茶祖节”。长沙是重要的产茶地区，茶文化的形成和茶饮的制作屡开先河。 唐宋之时，“岳麓茶”不但成为僧侣和文人墨客的上等饮品，还成为“国礼”送给辽、金。随着茶叶产量增加和茶饮制作方式不断改变，喝茶既是长沙人的当下生活，也是长沙人的诗与远方。

壹

满目茶山，绿叶如诗。和煦的阳光洒落在嫩黄的茶牙上，空气中弥漫着自然的清香，青青翠翠的茶叶饱含着新生的希望与张力，亮丽、鲜活。

悠然品一口刚沏的新茶，香味儿在唇齿间缓缓流淌，仿佛释放着灵魂的舒畅。那份淡雅的甘甜滋润着身心，似在诉说着岁月的过往、生活的醇爽……当我们在长沙的一座茶山品尝新茶，热切地谈论茶的诱惑时，可否想起远古时期的他，一清早就在荆棘丛生的山间攀爬，一个人苦苦寻觅，咀嚼“百草”。他是第一个品尝茶之清香的人，至今，身上已落满了五千多年的风尘。

他就是神农氏，即炎帝。

唐朝茶圣陆羽撰写了世上第一部茶学专著《茶经》，书中曰：“茶之为饮，发乎神农氏。”在中国乃至人类文化发展史上，把一切与农业、植物相关事物的起源都归于神农氏。《神农本草经》曰：“神农尝百草，日遇七十二毒，得荼而解。”

“荼”即为茶的古字，最早出现“荼”字的是《诗经》。《豳风·鸱鸮》曰：“予手拮据，予所捋荼。”《邶风·谷风》是一位被丈夫抛弃之女人的悲情诉说，她与丈夫也曾有过苦乐与共的美满生活。燕尔新婚时，感情甜蜜，女人说：“谁谓荼苦，其甘如荠。”谁说生活如荼苦？它似荠菜一样香甜啊！只是，“宴尔新婚，以我御穷。有洸有溃，既诒我肄……”欢乐的新婚过后，丈夫把“我”拿来应对贫穷，对“我”又打又骂，逼迫“我”当牛做马劳作……人生如茶，有甜有苦，原来，《诗经》时代就有人悟出了茶之道啊。

《茶经》曰：“其字或从草，或从木，或草木并。从草，当作‘茶’，其字出《开元文字音义》。”宋朝魏了翁《邛州先茶记》曰：“茶之始，其字为荼……惟自陆羽《茶经》、卢仝《茶歌》、赵赞《茶禁》以后，则遂易荼为茶。”不过，茶字并非始自《茶经》，东汉末年张仲景做长沙郡太守时所著《伤寒杂病论》云：“茶治便脓血甚效。”东晋常璩撰写的《华阳国志·巴志》亦云：“周武王伐纣，实得巴蜀之师，著乎尚书……丹、漆、茶、蜜……皆纳贡之。”周武王率领南方八国伐纣是在公元前1046年，这说明，早在3000多年前，就有了茶的栽培和制作，只不过，那个时候茶叶是药用还是饮用？是像炎帝一样直接生吃还是像唐宋时那样制成汤汁？史料有限，没法断定。

茶之古名较多，见诸史籍的就有槚、荼、桡、梗、蔎、茶、茗、荈，又有苦荼、葭萌、椒酱、荈诧等名称。《史记·三皇本纪》云：“神农氏以赭鞭鞭草木，始尝百草，始有医药。”至周代，茶已逐步由药用转为饮料，战国中期便有了“茗饮”一说。先秦时楚国人以“荼”封县号，长沙郡治下的“荼陵县”（茶陵）成为中国第一个以茶命名之县。

“茶者，南方之嘉木也。”话说神农氏晚年，为了解决先民的饮食问题遍尝百草，跋山涉水，一路南下，来到了湘江之滨的长沙，并在长沙建立了城邦似的方国即“厉山国”。《水经注》云：“烈山氏秉火德而王天下，乃就于长沙正南离火之地，也称炎帝，号烈山氏，即厉山氏，以长沙为厉山国。”《衡湘稽古》亦云：“炎帝烈山氏，以长沙为厉山国，即位于长沙八十年。”

一日，炎帝尝草中毒，神志恍惚，不经意间采摘了几片茶叶放进嘴里啮噬，顿时，齿颊留香，毒气消弭，整个人神清气爽。炎帝偶然发现了茶叶能够清热解毒，由此，茶叶的价值得以凸显，人类开启了饮茶的历史，理所当然，炎帝就是“茶祖”。可惜没过多久，炎帝误食了断肠草，“崩，葬长沙茶乡之尾，是曰茶陵”。

《茶经》曰：“茶陵者，所谓陵谷生茶茗焉。”嘉定四年（1211年）析茶陵县康乐、霞阳、常平三乡置酃县（1994年更名为炎陵县）。此前，茶陵及炎陵均属长沙管辖，不少史料干脆直接说炎帝“葬长沙”。炎帝陵在炎陵县鹿原陂，因而，“茶祖在湖南，茶源始三湘；茶为国饮，湖南为先。”

2009年4月，全球茶人代表在炎陵县共同签署了《茶祖炎陵共识》，确立每年谷雨节为“中华茶祖节”，开展一系列品茗和纪念活动。

贰

醍醐灌顶，甘露洒心，上古时期，绝妙饮品唯有醍醐、甘露。屈原流放沅湘，其《九歌·东皇太一》里有“奠桂酒兮椒浆”，《九歌·东君》里有“援北斗兮酌桂浆”。“椒浆”和“桂浆”都是当时楚国的饮品，然而，“椒浆”和“桂浆”是否就是茶饮？尚难明确。

《荆州土地记》云：“武陵七县通出茶，最好。”虽然炎帝发现茶时具有浓浓的神话色彩，但长沙出土的文物却有了实证。1972年，马王堆汉墓出土了“木古月·笥”竹简和木牍，经考证，“木古月”（字形为上“枯”下“月”）乃《尔雅》里“槚，苦茶”之“槚”的异体字。“木古月·笥”意指“苦茶笥”。笥内黑色颗粒状实物经显微镜切片，确认为茶，这是至今发现的未被煮泡过的最早之茶叶。马王堆墓中还出土了一幅《敬茶仕女图》，画的是汉代贵族烹煮饮茶的场景，这是中国现存最早茶画，亦是茶艺的最初呈现，充分说明了汉朝时茶已成为饮品，喝茶是汉朝人们生活中的雅致行为。

似乎茶一出道就让人觉得有内敛、淡泊、高贵、儒雅的气质。不过，相当长一段时间，饮茶只是在贵族和僧侣以及文人雅士之间流行。唐时，岳麓山上的僧侣们利用其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在寺庙周围开荒垦地广种茶树。谷雨时节，僧侣们纷纷出动采摘茶叶，所获茶叶先是用来敬佛，之后才会自饮和款待宾客。

《神农·食经》云：“茶茗久服，令人有力、悦志。”《茶谱》说，茶能“益思”。“悦志”“益思”，莫不是灵感的激发，僧侣和文人墨客们喝了“岳麓茶”，顿觉志向宛若浩瀚星海的璀璨星辰，思绪翩跹。唐初，诗人宋之问坐罪遭贬途经长沙，在游历岳麓山时特意到寺庙里茶憩。一口清茶入口，宋之问感慨万千，作《高山引》曰：“攀云窈窕兮上跻悬峰，长路浩浩兮此去何从。水一曲兮肠一曲，山一重兮悲一重。松槚邈已远，友于何日逢……”

轻抿一口“岳麓茶”，犹如春天的气息洋溢周身，难怪，满腹烦愁的宋之问过南岭时，还在回味岳麓之茶香，吟曰：“但令归有日，不敢恨长沙。”是的，“岳麓茶”涤荡了心灵，宋之问在长沙不曾留下遗憾。

大历二年（767年）冬，道州（道县）刺史、诗人元结奉旨赴长沙会商疆防计兵之事。“我持长瓢坐巴丘，酌饮四坐以散愁。”文人爱酒，元结亦然。可潭州（长沙）刺史张谓在接待元结时，偏偏以茶代酒。在张谓看来，似乎“岳麓茶”更能聊表友人之间的心意，特作《道林寺送莫侍御》曰：“何处堪留客，香林隔翠微……饮茶胜饮酒，聊以送将归。”

“家长沙”的书法“狂草”僧人怀素不仅“性嗜酒，有‘醉僧’之名，乘酒性作书”，且尤爱茶饮。现藏于上海博物馆的《苦笋帖》是怀素向人乞茶的茶帖手札，虽然只有“苦笋及茗异常佳，乃可径来，怀素上”寥寥14个字，却是今存最早的与茶有关的佛门法帖。“苦笋”是竹笋，“茗”却是一种芽茶，采于谷雨之后。苦笋与茗，都是苦中略带平淡清甜之滋味。苏轼有诗云：“茶笋尽禅味，松杉真法音。”不得不说，《苦笋帖》清逸飘然，连绵不绝的笔墨之中颇有一番茶禅之味。

宋代画家刘松年专门画有一幅《撵茶图》，图中，怀素在两位友人的注视下正在泼墨挥毫，一仆从在专注地转动石磨磨茶，另一仆从正从茶壶里向外倒茶。画面上还出现了碾磨、贮水瓮、茶炉、茶壶、茶盏、盏托以及茶筅等多种器具。《茶经》所列茶器有24种，可想而知，光是制茶的这套复杂行头，进入寻常百姓之家，谈何容易？

为何怀素喝个茶如此讲究？这可是陆羽发明的煎茶法，其茶主要用饼茶，经炙烤、冷却后碾成粉末，初沸调盐，二沸投末并加以环搅，三沸则止。建中元年（780年），陆羽应诗人、湖南观察使李皋幕宾戴叔伦之邀首次来到长沙，巧遇到了同为戴叔伦好友的怀素，两人迅速成为挚友。7年后，欣赏陆羽的裴胄出任潭州刺史兼湖南观察使，邀陆羽到长沙考察茶叶，再次与怀素相聚。陆羽敬仰怀素，不但写有《僧怀素传》，还给怀素传授了煎茶之艺。

叁

都说世间有两暖：“一暖雪夜围火炉，二暖雨夜茶一壶。”雪花曼舞，冰寒彻骨，围着火炉要多温暖就有多温暖；雨滴轻轻地敲打着屋檐，如同琴弦弹奏着夜的寂寥，这样的时刻，邀几个好友烹一壶茶，细品慢饮，该是多么惬意啊！

佛家追求禅茶一味，“禅”是心悟，“茶”是物质的灵芽，心与茶、心与心之相通就是“一味”。禅茶文化的精髓为“正、清、和、雅”，喝茶和修禅似一个味道。别说，唐宋时岳麓山寺庙里的那些僧侣们还真把生活过成了禅茶一味，他们以茶作喻，向茶悟道。晨钟暮鼓，远离尘世，寺庙生活清苦，但僧侣们通过寄情于茶，就能感受到来自内心的宁静和恬淡。

唐朝诗坛群星璀璨，许多诗人都在长沙留下了美妙诗句，然而，耀眼的长沙籍诗星唯有齐己一颗。齐己出生在今宁乡市沩山乡，自幼出家，曾入住沩山同庆寺和岳麓山道林寺。齐己能琴工书，赋诗好苦吟，长于吟物，其诗语言简淡，融情于景，宛如茶一样含蓄、清润，被誉为“诗僧”。

“煮茶尝摘兴何极，直至残阳未欲回。”“烹茶童子休相问，报道门前是衲僧。”齐己嗜茶成癖，作了不少茶诗。谷雨前后，岳麓山上新茶面世，齐己必有吟咏，倾情描绘茶园景色，传授采摘、煎茶之法，《闻道林诸友尝茶因有寄》曰：“枪旗冉冉绿丛园，谷雨初晴叫杜鹃。摘带岳华蒸晓露，碾和松粉煮春泉。高人梦惜藏岩里，白硾封题寄火前。应念苦吟耽睡起，不堪无过夕阳天。”一碗“岳麓茶”，齐己品出了清新自然、宁静高远的“禅味”。

唐时，东湖是长沙的一大景点，每有达官显贵和诗人来长沙，都会到东湖一游。齐己《怀东湖寺》曰：“铁柱东湖岸，寺高人亦闲。往年曾每日，来此看西山。竹径青苔合，茶轩白鸟还。而今在天末，欲去已衰颜。”那时的寺庙里设有“茶轩”供人前来饮茶，茶已融入了人们的日常生活之中，成了不可或缺的饮品。《封氏闻见记·饮茶》载，僧侣“学禅务于不寐，又不夕食，皆许其饮茶。人自怀挟，到处煮饮，从此转相仿效，遂成风俗”。又载，南人“到处煮饮，多开店铺煎茶卖之，不问道俗，投钱取饮”，以致“风俗贵茶”。陆羽的煎茶法在长沙得到了推广，饮茶之风从寺庙传出，潭州街头“茶摊”林立，开了大众饮茶之“先河”。

大中元年（847年），裴休出任荆南观察使，在潭州建议立《税茶十二法》，实行“官茶”。湖南茶叶产区面积因此扩大，仅官茶就产25万斤，且拥有了阳团茶等知名品牌。五代十国时，马楚在茶马交易上获得“岁百万计”的丰厚利润，茶叶贸易成为马楚经济的重要支柱。《旧五代史·马殷传》记载，马楚采用“民间采茶，并抑而买之”的方式进行“茶马互市”，专门招募商人为王国卖茶获利，以茶换马。

到了宋朝，长沙的经济作物首推茶叶。《宋史·食货志》记载，茶出潭、岳、辰、澧州，有仙芝玉津、先春、绿芽三类二十六等。其中潭州是湖南地区产茶最多的州，每年谷雨一过，浙、闽、粤一带商人涌入潭州，“聚在山间，搬贩私茶”。乾德二年（964年），实行茶叶专卖，是年，仅潭州产茶叶就有100多万斤。《宋会要辑稿·食货》载有绍兴三十二年（1162年）湖南各州县产茶之数，总数为176万多斤，而潭州所属各县为103万斤，约占总数的60%。

这个时候，“岳麓茶”的名声越来越响，不但嗜茶者人人向往，还成为朝廷送与辽、金的礼品。在庆贺契丹皇帝生辰礼物中，就有“金酒食茶器三十七件”“乳茶十斤，岳麓茶五斤”等“国礼”。契丹使节到宋，各个州县也赠送茶为礼。后来，金国的女真人形成了茶礼的习俗，在贵族婚礼中，选择上好的“岳麓茶”，女方父母接受男方的大参礼拜，被称为“下茶礼”。

魏野是北宋极具才华的诗人，当年，辽国契丹皇帝派使者到北宋，向宋真宗索取《魏野诗集》的下半部，宋真宗猛然感到魏野为其增添了光彩，多次请他出仕，却被魏野以“麋鹿之性，顿缨则狂，岂可瞻对殿墀”的理由给断然拒绝了。或许正是率性散淡惯了，魏野才得以云游山野，遍尝各地名茶。那一年，魏野来到潭州，正值春暖花开，长沙人纷纷到岳麓山踏青、赏花，城里城外皆是繁华热闹的景象。但闲散如茶的魏野这次却反其道而行之，专门跑到城里的寺院访问高僧，饮到了向往已久的“岳麓茶”：“城里争看城外花，独来城里访僧家。辛勤旋觅新钻火，为我亲烹岳麓茶。”诗茶合一，意味隽永。

说到“岳麓茶”，不得不提到岳麓书院的山长张栻，他不仅爱喝酒，还爱品茶，特别喜欢用岳麓山白鹤泉的水来煮“岳麓茶”，其诗《腊月二十二日，渡湘登道乡台，夜归得五绝》其四曰：“人来人去空千古，花开花落任四时。白鹤泉头茶味永，山僧元自不曾知。”张栻觉得，用白鹤泉水煎煮出的茶，味道更为浓烈弥长，暗自庆幸僧人们还没有发现这个诀窍。

白鹤泉水有“麓山第一芳润”之称，清澈透明，甘洌异常。张栻爱品的“岳麓茶”采摘于清明谷雨期间，取一芽二叶，经摊青、杀青、二揉三烘和整形理条等工序后方才制成。其外形卷曲多毫，深绿油润，栗香绵长持久，味醇甘爽，叶底肥壮匀嫩，汤色黄绿清亮。张栻《和石通判酌白鹤泉》曰：“谈天终日口澜翻，来乞清甘醒舌根。”用白鹤泉水煎出的“岳麓茶”，如果似牛饮水般豪饮是品不出茶之妙趣的，故而张栻用了一个“酌”字，饮茶如酒，浅浅小酌，才会产生“清甘醒舌根”的妙不可言。

肆

生香熏袖，活火分茶。

宋徽宗赵佶虽然不是个好皇帝，却是个出色的艺术玩家，不但创制了书法瘦金体，还特讲饮茶之道，所作《大观茶论》，道尽了品茶的个中意蕴。

有了帝王的推崇，宋朝的茶文化如春雨过后的茶叶，噌噌生长。“门连城市，车马骈阗”，随着潭州“江南商埠”之地位的确立，长沙喝茶的人多了，喝茶的兴趣也浓了，潭州街头的“茶摊”换成茶馆，各种名头的茶肆、茶坊、茶房、茗坊等茶客盈门，通宵达旦。王安石《议茶法》云：“茶之为民用，等于米盐，不可一日以无。”这个时候，饮茶已成人们不可或缺的日常。

饮茶自然离不开茶具，现藏于湖南省考古研究所的青釉褐彩题“嶽麓寺茶埦”瓷碗，是长沙窑烧制的最早专用茶具。此碗高4.8厘米，口径13.5厘米，碗底书有“張惜永充供養”6字。施主“張惜”定制茶碗，供奉给麓山寺里的僧人专门饮茶而用。

魏野《岳麓茶》中用到了金属旁的“钻”字，其时，潭州城内的茶具早已鸟枪换炮，从传统的竹筒、土瓮、陶壶、石碾等变成了极其精致的金属器具。到了南宋，茶具愈加奢华，清朝嘉庆《长沙县志》卷二十八《拾遗》记载，“长沙茶具有砧、椎、铃、碾、匙、瓶等目，精妙甲天下。一具用白金三百两或五百两，又以大镂银盒贮之”。用“三百两或五百两”白金制造的茶具喝茶，许多人想都不敢想，更不会知道茶里含的“金”味。

周密《癸辛杂识前集》云:“赵南仲丞相帅潭日，尝以黄金千两为之以进上方，穆陵（宋理宗）大喜，盖内院之工所不能为也。”潭州知州兼湖南安抚史赵南仲将长沙生产的茶具敬献朝廷，宋理宗见了爱不释手，感叹朝廷延请的工匠“不能为也”。

是的，长沙一直在引领茶之时尚。

为何要有这么多茶具？因为宋朝还是沿用了陆羽的煎茶法，这种方法也叫烹茶法，茶饮制作个中繁杂。但这并不妨碍宋朝人的文艺风范，文人雅士们玩出了喝茶的新方法，即“点茶”。苏轼《试院煎茶》曰：“蟹眼已过鱼眼生，飕飕欲作松风鸣。蒙茸出磨细珠落，眩转绕瓯飞雪轻……”诗里写的，正是宋代风行的“点茶”，煮水时气泡的变化、水声的嗡鸣，以及茶末在盏中的浮沉……煎水“点茶”，风雅有味，意趣曼妙。

杨万里有诗云：“分茶何似煎茶好，煎茶不似分茶巧。”千年以后，“点茶”在长沙获得了传承，央视曾对长沙“潭州市集”的“点茶”做过专门报道。煎茶的技巧主要集中在对火候的掌控上，而“点茶”不仅要善于磨茶、择水、候汤，还需有高超的击拂手法。“点茶”师在茶面的泡沫上绘画、写字，其茶艺又被人们称之为“茶百戏”“水丹青”。

一直以来，茶被赋予了灵魂，成了雅的象征。钱起《与赵莒茶宴》曰：“竹下忘言对紫茶，全胜羽客醉流霞。尘心洗尽兴难尽，一树蝉声片影斜。”饮茶不仅能够洗尽“尘心”，还推动了“生活美学”之精进。试想，静坐在湘江边一家茶坊内，边品着茶，边欣赏盈盈春水，在氤氲的茶烟和飘荡的水雾中吟咏春光，该是何等的恰意、舒雅！僧侣、诗人惠洪在潭州茶禅之旅中曾多次享受在湘江边茶坊品茶的美好时光，吟曰：“不嫌滞留湘水涯，时作新诗夸露芽。”

宋朝文人大多爱茶，以茶会友，借茶言志。不仅玩出了“点茶”，还玩出了“斗茶”，并将“斗茶”作为消磨时光、娱乐身心的活动频频进行，也因此，每一年新茶上市时都要开展“斗茶”活动，通过“斗茶”一决高下，从而体验茶所带来的奇异乐趣。当然，在“斗茶”中如果能够用上“岳麓茶”，那就有了面子，格外雅憺、脱俗。

到了元朝，长沙种茶面积进一步扩大，名茶也多了起来。随着造船业的发展，长沙与全国各地的商贸联系日益紧密，扬州运送茶叶的商船溯江而上“远及长沙”，诗人高启《采茶词》曰：“竹炉新焙未得尝，笼盛贩与湖南商。山家不解种禾黍，衣食年年在春雨。”马端临《文献通考》载，元代名茶有40多种，其中潭州就有“岳麓、独行、灵草、绿芽、片金、金茗”等种类。只可惜，现今这些名茶品牌均已消失，但就因为拥有“绿芽”（绿茶）而使得长沙人的制作茶汤方式率先在全国进行了根本性的变革，即“冲泡法”。

冲泡法就是现代人使用的大众茶汤制作方法，据考证，冲泡法直到明朝才在全国流行，长沙领先整整一个朝代。冲泡法主要针对采用最复杂方式制作出来的绿茶，当长沙人使用茶碗或者竹筒冲泡“绿芽”时，其他地方的人们还在用碾子碾碎团茶，将茶末放在茶壶里煎煮。《水浒传》里那群汉子口渴了，只会说“主家，筛一碗酒来”或者“店家，筛一碗茶来”，那个时候还是温酒、煎茶。而到了《红楼梦》，就有了“紫鹃，把你们的好茶沏碗我喝”，沏即用沸水冲、泡，沏茶既简便省事，又不改变茶味。

伍

元朝中期，长沙茶叶交易愈来愈广泛，并开始生产大量“边茶”。至元二十三年（1286年），元政府在湖南设岳州、常德、潭州榷茶提举司，施征收茶税之职。征税茶分为末茶和草茶两大类，税额不同。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茶叶列为贡品，规定长沙府安化县每年贡茶22斤，宁乡县20斤，益阳县20斤。李时珍《本草纲目》载：“楚之茶，则有湖南之白露，长沙之铁色。”所谓“长沙之铁色”即指长沙府辖地安化县所产蒸压制的黑色毛茶，为当时远销西北地区的大宗商品。到了明朝后期，长沙已与广州、九江、杭州并列为全国四大茶市，贩茶成为长沙最为活跃的商业活动。

1942年出版的《湖南之茶》记载：清朝道光年间以后，每到产茶季节，茶农通常“呼集邻近男女老幼采摘”，按量计酬。其时长沙是重要的茶叶转口城市，由于国际市场红茶的需求量剧增，安化等地茶农纷纷改制红茶，浏阳麻农也毁麻改茶。当时经广州出口的红茶，有50%以上是由长沙提供。咸丰七年（1857年）长沙红茶品种中以浏阳的“湖红”为上品，产量居全省前茅，国际市场需求旺盛。长沙县金井、高桥的红茶也颇有名气，兴盛时期仅高桥就有茶号（庄）48家。

清末，茶叶仍为湖南的主要特产，除滨湖等少数县外，大都产茶，其时全省75个县，有64个县产茶，年产茶百万担。长沙不仅是中南最大的茶叶集散市场，也是全国著名的茶叶、茶具市场。海关统计，1909年至1934年从长沙口岸出口的茶叶21.6万担，输出之额为全国之冠。

因茶叶的丰收和冲泡法的普及，长沙茶馆迅疾增多，甚至一条小街上就有好几家茶馆。清朝，长沙最有名的茶馆有云阳楼、宜春园与同春园、天然台、德园、徐松泉等。云阳楼茶馆因可眺望岳麓山“云阳”美景而得名，门前有何绍基名联：“花笺茗碗香千载；云影波光活一楼。”何绍基似好给长沙茶馆题联，火宫殿茶馆也题有联云：“象以虚成，具几多世态人情，好向虚中求实；味于苦出，看千古忠臣孝子，都从苦里回甘。”

清代长沙戏曲繁荣，茶馆与戏园同为民众常去的地方，人称“戏曲是茶汁浇灌起来的一门艺术”。宜春园茶馆厅内造三面舞台，台前置茶桌方凳，卖茶而不售戏票。这种边喝茶边看戏的娱乐方式，清末称之为“视听之娱”。王闿运题宜春园舞台联云：“东馆接朱陵，好与长沙回舞袖；南山笼紫盖，共听仙乐奏云傲。”宜春园茶馆内不但唱湘剧，还有说书和评弹艺人演出。台上，艺人演得眉飞色舞，台下，茶客听得如醉如痴。

“老长沙”中流传一句话：“长沙茶馆数不清，不如彭爹喊两声。”“彭爹”就是长沙弹词大师彭延坤，那时，他常会怀抱月琴到长沙茶馆唱上一曲，那苍劲的声音有一股穿透时空之力，悠长的曲调赢得茶客连连叫好。如今，虽然长沙那些老茶馆大多不存，但不少“老长沙”的早晨依旧泡在一杯酽茶里。“老长沙”一碗粉面，一杯茶水，三两个茶客悠闲谈天，他们之间没有过多的寒暄，只是静静地品茶，享受岁月的美好。

“一去二三里，茶园四五家，楼台六七座，八九十品茶。”从“老长沙”传唱的歌谣，仿佛还能看到旧时茶馆的兴盛，1906年，长沙注册登记的茶馆茶摊担达200余家。这些茶馆或雅或俗，或静或动，或荤或素，各有千秋，在“茶文化”再兴的今天，仿佛成了长沙人静静回味的一盏佳茗，悠远，醇香。

茶之道，即生活之道；茶之美，即生活之美！“柴米油盐酱醋茶”，茶是长沙人的当下生活；“琴棋书画诗酒茶”，茶是长沙人的诗与远方。而今，喝茶已变成长沙人的一种生活方式和社交媒介，一半烟火，一半清欢，喝茶构成了生活的丰富色彩。惟愿每个长沙人的生活皆如一杯香茗，芬芳馥郁，清新爽雅。

摘自《长沙晚报》

作者：范亚湘

责编：罗嘉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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