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启文

当一次漫长的采访与写作终于告一段落，我有一种心力交瘁、不堪回首之感。

为了追寻可可西里的真相，我在年过天命后六上青藏高原、三进可可西里，只有一次次地深入，才能以抵达现场的方式再现这绝美而又脆弱的风景，逼真地感受到这荒原大地的苍凉、雄浑、神奇和震撼。

可可西里，在蒙古语中意为“美丽的少女”，在藏语中意为“北部昆仑下那片荒凉的土地”。这是横跨青海、新疆、西藏三省区之间的一块高山台地，为世界三大无人区之一，也是我国最后一块还保留着原始状态的自然王国，无论从面积还是海拔高度看，这里堪称世界上最伟大的荒原。

在人类还没有诞生之前，这里的一切早已存在。在人类诞生之后，时光仿佛在这里冻结了，亘古以来，在漫漫无尽的岁月里，几乎没有人来打扰它们，这里一直保留着原初的状态，人类甚至一直不知道这一方水土的存在。直到一百多年前，一些西方探险家从印度、尼泊尔越境进入青藏高原，才发现在地球的背后还有这样一片荒原大地。在他们看来，这里是“世界上除了月亮背面之外最神秘的地方”。

多年后，当我走到这里，还真像走到了月球的背面，一种触目惊心的荒凉感，直接闯入了我的视线，那戈壁上布满了沙丘、沟壑、皱褶和巨大的暗斑，还有一个个环形的、呈放射状的陨石坑，依然保持着陨石从太空与地球顷刻间猛烈相撞的气势，让人震撼不已。

（作者在沱沱河进行田野调查）

这是一个野性、灵性与神性共存的世界，几乎所有的形容词都可以用到极限。这里原本就是一个极限——地球上的第三极，天蓝到了极致，水纯净到了极致，云干净到极致，空气清晰到了极致。然而，这每一个极致都在挑战生命的极限。对于人类，这里是绝对的生命禁区。这是中国海拔最高的自然保护区，平均海拔超过五千米，在稀薄的空气中，含氧量只有正常的一半。这对我是生命极限的挑战，每一次我都是带着速效救心丸上路的，我也不止一次地想过，会不会把一条老命丢在这里？诚如有人说：“凡是走过可可西里的人，都会第一次认真地思考生存与死亡。”

对于藏羚羊等高原精灵，这里又是它们自由自在的天堂。偌大的可可西里，就是一个天然野生动物园，被誉为“世界第三极”和青藏高原珍稀野生动物基因库。这野性的生命连同这野性的世界，才是可可西里真正的主人，那梦幻般的身影演绎着梦幻般的高原传奇。

谁能料到，自上世纪80年代初开始，一场空前的生态灾难骤然降临可可西里。先是数十万淘金客从四面八方涌入可可西里，在这绝美而脆弱高原上滥挖滥采，如掏心掏肺一般，在可可西里留下了一道道被深深撕裂的伤口。随着挖断的水脉日渐干涸，致使高寒草甸大面积退化和沙化。随后，又有成群结队的武装盗猎团伙在可可西里大肆围猎藏羚羊和其它珍稀野生动物。当藏羚羊沦为了另一个黄金神话的牺牲品，这高原精灵的天堂一时间沦为了血腥而恐怖的地狱，那“美丽的少女”在十多年里被摧残得像一张腐烂的羊皮。国际自然保护主义者乔治·夏勒博士在可可西里考察后一再发出警世危言：“如果盗猎以这样的速度进行下去，二十年内，藏羚羊这种可爱而珍贵的动物将永远从地球上消失。”

当可可西里遭受疯狂的淘金和盗猎，一个生于斯长于斯的康巴汉子终于拍案而起了：“这里不是无人区，而是无法区！”

多少年来，可可西里仿佛一直在等待那个必将出现的人，这个人就是环保卫士杰桑·索南达杰。他率先组建起可可西里第一支武装反盗猎队伍，打响了可可西里保卫战的第一枪。当他面对武装盗猎团伙时又说了一句话：“如果需要死人，就让我死在最前面！”

索南达杰誓言变成了谶语，他是第一位为保护可可西里而捐躯的环保卫士，最终以一曲“用生命保护生命”的慷慨悲歌，化作了一座高原上的雕像。

索南达杰以自己的生命唤醒世人前所未有的生态保护意识，他的英名从此与可可西里紧密相连，这也是多年来被反复书写的故事，从虚构的电影到非虚构叙事，在外界看来这几乎是一个被过度诠释的、有些过时的老题材了。但可可西里的故事从来没有过时，索南达杰的故事仅仅只是一段悲壮的序曲或一个开端。在可可西里时空里，迄今还没有人对可可西里基于一个完整的自然生态系统进行书写，尤其是索南达杰身后的故事和可可西里艰苦卓绝的保护历程，除了一些碎片化书写，还留下了大片文学空白，这正是我在本书中书写的主体，也可谓是“续写的可可西里”，这是一次漫长的续写，时间跨度将近三十年。

追溯可可西里的保护历程，从1996年起才真正进入了自然保护区时代，随后又从省级自然保护区升格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这也是我国对可可西里自然生态保护的不断升级。在一个环保卫士的身后，一批批可可西里的守护者、志愿者沿着索南达杰的足迹一步一步走过来，在可可西里自然保护区和缓冲区逐渐形成了三种力量。

第一种力量是可可西里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和森林公安局组建的主力巡山队，这是保护可可西里的中流砥柱。在这个离天空最近的地方，他们世界上海拔最高的守望者。这是一支“用生命保护生态”的特殊队伍，也是坚守在暴风雪中、跋涉于生死路上的英雄群像，但他们从未把自己当成英雄，一个个都是非常低调、“深藏功与名”的无名英雄。

这些巡山队员从来就不是孤军奋战，在他们背后还有两种来自民间的力量，一种是主动参与可可西里保护的民间环保组织、环保人士和众多的环保志愿者。从“为无告的大自然”请命的梁从诫先生，到杨欣创办的“绿色江河”民间环保志愿者组织，在可可西里自然保护中都起到了不可或缺的作用。还有一种民间力量，那是散布在可可西里自然保护区或缓冲区周边的牧民和村民，他们秉持万物有灵的信仰，把自然生态保护作为“有情众生”的布施，加入了可可西里自然生态保护的队伍。如我写到的长江源村，家家户户都有生态管护员，人人都是环保卫士。这是一个个像草根一样从草原上直接生长出来的民间环保志愿者。草根好啊！这些牧民兄弟特别喜欢草根这个词，只有草根才能深深扎进草原深处。

(在长江源考察）

如果把可可西里看作一个完整的自然生态系统，这三种力量皆是守护这生态系统的不可或缺又密不可分的存在。这些源自民间的力量一直与政府管理机构精诚合作，为保护可可西里做出了无私的奉献和牺牲，让这伟大的荒原辐射出更辽阔而博大的自然之光。用巡山队员的话说：“藏羚羊不止是我们在保护，而是所有人在保护，这一代人把藏羚羊保存下来了，下一代人才能看到。”

对于可可西里，2016年是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年度。这年6月7日，三江源国家公园管理局（筹）在西宁挂牌。这是中国第一个国家公园，涵盖了整个可可西里自然保护区，其实意图就是一句话：“把总面积21.5万平方公里的国土还给自然。”这也确立了将可可西里与整个三江源作为一个生命共同体的自然保护理念，在某种意义上说，这是可可西里的涅槃重生，更体现了人类对自然世界中一切生命的尊重。

可可西里不仅属于中国，也属于世界。就在我第一次抵达可可西里探访的前夕，2017年7月7日，在波兰克拉科夫举行的第四十一届世界遗产大会上，将青海可可西里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世界自然保护联盟（IUCN）在这次申遗评估报告中如是描述：“青海可可西里提名遗产地是世界上最大、最年轻高原的一部分，拥有非凡的自然美景，其美丽超出人类想象，在所有方面都叹为观止。”

由此，可可西里的保护者又肩负起了双重的使命，他们既是三江源国家公园的保护者，也是世界自然遗产的保护者。

(楚玛尔河）

（随曲麻河保护站副站长多杰占德赴楚玛尔河进行田野调查）

历经三十余年的保护，可可西里藏羚羊种群数量已从最低谷时的不到两万只恢复到七万多只，整个青藏高原的藏羚羊种群数量已达到约三十万只。藏羚羊是可可西里的旗舰物种，在某种意义上也是对可可西里整个自然生态的指代。但藏羚羊从来不是可可西里的唯一物种，对于可可西里的保护必须是系统性的保护。

在追踪采访过程中，我也一直在不断调整自己视角，逐渐形成了比较系统的生态观。在本书中，我用了一个专节《不仅仅是为了拯救》来描述这种生态观的演进。在最初的几年里，巡山队员往往会凭着善良而朴素的人间情感来保护藏羚羊。而高原狼一直是藏羚羊的主要天敌，当巡山队员听见羊妈妈的哀嚎和小羊羔的惨叫，就会冲上去将那些残暴的狼群撵走，拯救那些可怜的小羊羔。但若用纯自然的眼光看，在野性的世界里从来没有什么残暴和善良之别，一切都是源于生命的本能。尽管狼在人们传统意识里一直是残暴的象征，但在自然界，狼也是生态平衡的重要一环。可可西里不止是藏羚羊的世界，也是高原狼和众多野生动物的天堂，并自然形成了一条环环相扣的生物链或食物链，在弱肉强食和优胜劣汰中保持着整个生态系统的健康。我们不能以狭隘的人类物种思维为核心，干涉或改变自然界中生物的习性和生活环境，在自然生态保护中，第一就是要遵从自然法则，弱肉强食，生生死死，都是自然法则。人类要看管好的只是人类自己，只要人类不侵入野生动物的领地，不破坏它们的生境，不对它们肆意残杀，它们甚至根本就不需要人类来保护。

（巡山队员救护藏羚羊羔）

哪怕藏羚羊沦为弱肉强食的牺牲品，那也是自然死亡。

哪怕国家二级保护动物把一级保护动物给吃掉了，你也是不能干预的。

三十年来，人类对可可西里的保护一直在演进中，从最初的重点保护藏羚羊逐渐延伸到所有野生动植物，又从野生动植物扩展到了整个自然生态系统。这是人类保护可可西里最大的进步，也是最完整的意义，一个自然保护区，要保护的绝非某个单一物种或旗舰物种，而是整个自然，大自然。

在这个浑然一体的自然生态系统内，无论是作为万物之灵长的人类，还是可可西里的野生动植物，在这世界上、天地间都是广义上的自然之子。

在这方面，中国古人具有高度的智慧，如《中庸》所云：“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又如《告子章句》所谓：“苟得其养，无物不长；苟失其养，无物不消。”

大自然的事，应该交给大自然自己去解决。

最好的自然生态就是任其自然，这才是对自然生态最好的保护。

这么多年来，可可西里的守护者一直在这世界第三极的生命禁区坚守着，他们捍卫的不仅仅是可可西里的尊严，还有人类的信仰和良知。他们默默付出又别无所求，惟愿万物自在，天籁永续，山河无恙，百畜安生。如今，他们每次翻越昆仑山口，都会告慰索南达杰的在天之灵：“面对可可西里，面对长江源，我们问心无愧，一切如你所愿！”

在这些守望者的背后，中国对可可西里的保护，已被世界公认为“人类参与自然生态保护和物种保护的经典案例之一”。

我也有一个梦想，只有写出一部向经典价值靠拢的作品，才无愧于这个经典案例。

这本书是我采写时间跨度最长、难度最大的一部作品。从2017年开始采访，到2023年8月完成第三稿，才终于划上句号。这每一个文字都是用脚走出来的，在书写的过程中我恍若一直在可可西里穿行。最是不堪回首处，还不是在高寒绝域跋涉和采访的艰难，而是我采写的那一个个让我难以割舍的身影、一个个场景和细节。蓦地想起，我就有一种大脑缺氧又特别揪心的感觉。对那些陪同我采访、接受我采访的兄弟们，我心里一直充满了感恩之情。只有在可可西里走过才知道，那是走在一条生死路上的兄弟啊。

2017年8月，我第一次奔赴可可西里采访，青海人民出版社派出了曾在青藏高原当过汽车兵的沈师傅开车，还有年轻编辑小赵作为我采访的助手。那天凌晨四点多，我们在高原的寒光闪烁的星空下自格尔木出发，从昆仑山到唐古拉山，由北北向南纵贯可可西里保护区，沿途采访了不冻泉、索南达杰、五道梁、沱沱河等四座可可西里保护站，最终抵达位于唐古拉山镇沱沱河沿的长江源水生态环境保护站。抵达沱沱河时，天色已近黄昏，沱沱河保护站的两个小伙子二话不说，就带着我们奔向六十多公里外的长江源头。那是可可西里最温暖的季节，我却感觉不到丝毫的暖意，在夕阳的映照下反而更觉冰寒刺骨。沈师傅、小赵和那两个小伙子都是土生土长的青海人，但他们和我一样都出现了剧烈的高反，一个个冷得瑟瑟发抖，而我当时还直流鼻血，但我们还是拖着连连打晃的身体完成了预定的采访。在这高寒缺氧的地方我们是不敢留宿的，只得连夜赶回格尔木。途中，我们又累又饿，在经过索南达杰保护站时看见了灯光，这也是无边的黑暗中唯一的一线光亮，我们赶紧敲门进去歇息了一下，恰好遇到带队巡山的可可西里管理局局长才嘎，他们在可可西里无人区奔波几天几夜了，正在这里休整，几个人围在一起啃馒头。一见我们，才嘎局长就把馒头推给了我们。多亏有这几个馒头撑着，我们才能继续连夜赶路。回到格尔木时，已是翌日凌晨五点。这二十四小时是我有生以来经历的最漫长的一天，对于沈师傅也是最严峻的一次考验。我在车上还可以昏昏沉沉地歪在椅背上睡一下，他却一直紧握着方向盘，在平均海拔五千米的高原上连续驱车一千多公里，趟过一条条崩塌的冻土层和泥浆翻滚的河流，终于把我们渡到了彼岸。一直到现在，我都不知道这位当时已年近半百的老师傅是怎么挺过来的，我只记得下车时，腿脚都麻木得找不到一点感觉了。

（在五道梁保护站采访）

（巡山路上）

这次采访之后，我又于2020年8月第二次奔赴可可西里进行补充采访，这次是由青海人民出版社副总编辑戴发旺陪同。我们在唐古拉山镇长江源村租了一位牧民的越野车，由于连日暴雨，河流崩岸，道路泥泞，一路采访都不顺利。那位剽悍的牧民兄弟驾车就像骑马一样纵横奔突，我和老戴提心吊胆，一直不断提醒他开慢一点，但在抵达五道梁后还是发生了车祸。我们在惊叹唏嘘中又暗自庆幸，还好，几个人都没有受伤，但我们也只能带着庆幸和遗憾提前结束了采访，返回格尔木。此后，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一直无法采访。直到2023年3月，可可西里还是冰天雪地，我在老戴的陪同下乘绿皮火车穿越柴达木盆地，奔赴格尔木，对可可西里的保护者和长江源村进行了第三次采访。

在这三次采访中，我们不但遭遇了许多难以预测的困难，还有一个难题，可可西里的保护者都特别低调也不善言辞，大多不愿接受采访。这里，我要特别感谢三江源国家公园管理局和可可西里管理处的大力支持，尤其是可可西里管理处副主任罗延海，在他的悉心安排下，我才终于得以完成这次采访。其实也不能说是完成，这是一本永远也不能划上句号的书。为了这本书，需要感谢和致敬的人数不胜数，有的我已在书中记述，还有许多我想要追寻又难以追寻的身影，只能在惆怅和牵挂中留下难以采写的遗憾。

这是一部致敬生命之书。这个生命是广义的，它超越了狭隘的人类意义，是一种辽阔而博大的生命。但我心里一直十分清楚，我只是可可西里的一个匆匆过客，一直在这个世界的外部打转，而这里的守护者，都是用生命在经受、在体验这高寒极地的生存极限。面对这伟大的荒原、野性的世界和英雄的群像，我深感文字的苍白与无力。而对于可可西里的未来，我更是一头雾水。

说实话，如今纯粹的自然王国已经寥寥无几了，整个世界几乎都变成了人间，我一直觉得，最好是让这伟大的荒原一直保留在无人惊扰的原始神秘、永远荒凉的自然状态，让人类保存一份最后的、遥远而神秘猜想。

（2024年4月19日于水云轩）

作者简介

陈启文，湖南临湘人，现任中国作家协会全国委员会委员、中国报告文学学会副会长、广东省报告文学学会会长，文学创作一级。迄今已出版长篇小说《河床》《梦城》《江州义门》、散文随笔集《漂泊与岸》《孤独的行者》《大宋国士》、长篇报告文学《共和国粮食报告》《命脉》《大河上下》《中华水塔》《为什么是深圳》《中国饭碗》《血脉》《可可西里》《袁隆平全传》等30余部，作品翻译为英、法、德、俄、意大利等多语种在海外出版发行。曾获中国出版政府奖、中华优秀出版物奖、中国好书奖、中国新闻奖、徐迟报告文学奖、老舍散文奖、全国纪录片一等奖等奖项，2015年被国家水利部授予“水利文学创作特别贡献者”荣誉称号。

作者：陈启文

责编：刘宇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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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审：丁会云

来源：湖南日报·新湖南客户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