插画/何朝霞

文/范亚湘

读书，是一个让生命变得精彩和有趣的过程。4月23日是第29个世界读书日，一如既往，书香长沙到处可见用阅读充实灵魂的身影。 从石书《禹王碑》到长沙子弹库楚帛书，再到《曾文正公全集》，无数长沙学子都热衷于读书、著书、刻书、藏书……

壹

夜静静的，拧开台灯，展开一本书。刹那间，便进入到了书香的世界，思绪似插上了翅膀，随着美妙的文字一道跳跃、放飞……

忽而想到一个问题：孔子是读的什么书？

《论语》等儒家著作记载，孔子反复研读和删述的惟有《诗经》《尚书》《礼记》《易经》《乐经》和《春秋》6本书。这6本书共有13万多字，与余华的小说《活着》差不多，今时薄薄的一本书而已。

“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学也。”为何孔子读了13万字的书就被誉为学富五车？

汉武帝后元二年（前87年），鲁恭王刘余欲拆毁孔子旧宅扩建宫殿，在墙壁中发现了一批简牍，全是用蝌蚪文书写的《尚书》等篇章，这批简牍被称为古文经，亦称壁经。孔子晚年屡屡读《周易》，竟然使得编联简牍的绳索多次被磨断，即“韦编三绝”，这是古人把书读“破”的典范，杜甫诗云“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意即如此。

孔子那个时代，书不讲本，而是讲册。册是两道绳编的简牍，在没有纸以前，简牍是书籍的最主要形式，分为竹简、木简、竹牍、木牍。为何与书籍有关的字如策、简、篇、籍、簿、笺、札、检、椠等都从竹或从木？就是因为，那时的书籍均是一片片简牍连接起来的，一片竹简或者木牍，相当于今天的书一页。“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孔子春诵夏弦、砥志研思的那6本书，如果每片写6到7个字就有近两万片简牍，这恐怕真要塞满五驾马车了。

上个世纪50年代，在长沙五里牌、仰天湖、杨家湾等楚墓中，共出土了152片竹简，其中，仰天湖出土的42片竹简保存尚好，字迹较为清晰。通过研究，发现这42片楚简并非什么书，而是一份“遣策（册）”，即生人赠送给死者随葬的物品清单。

是否楚国乃至先秦以前的长沙人没书可读？非也。

人类创造了语言和文字，随后便诞生了书籍。最初，人们的书写材料均是来源于自然界，如树皮、叶子、石头、兽皮、兽骨和动物的甲壳等。迄今发现的最早中国文字甲骨文，刻在龟甲或兽骨之上，因此又叫“龟甲兽骨文字”。

长沙最早发现可辨识的文字是在一件商代人面纹方鼎青铜器的内壁，只两个字“大禾”。即便这“大禾”的背后精深蕴奥，也还不是书。

长沙人读的第一本书，是在楚国时期长沙郡辖地衡山发现的一本石书《禹王碑》。

东汉赵晔撰《吴越春秋》曰：“禹登衡山，梦苍水使者，授金简玉字之书，得治水之要，刻石山之高处。”大禹刻石，称为“禹王碑”，因刻于衡山岣嵝峰左侧的苍紫色石壁上，又称“岣嵝碑”。韩愈诗云：“岣嵝山尖神禹碑，字青石赤形模奇。”刘禹锡诗曰：“常闻祝融峰，上有神禹碑。古石琅玩姿，秘文璃虎形。”

明末岳麓书院山长、人称嵝山先生的吴道行著《禹碑辨》载，南宋嘉定五年（1212年），诗人何致游历南岳衡山，偶遇一樵夫，经其指点，寻访到了传说中的“禹王碑”。何致喜不自禁，当即拓摹了碑文。后来，何致北返经过长沙，将拓摹的碑文刻于岳麓山北峰。嘉靖十二年（1533年），长沙知府潘镒“搜得之，剔土塌传，朝野始复睹虞夏之书”。

遥想当年，大禹治水，“七年闻乐不听，三过家门不入”。《湖南通史·古代卷》说，大禹曾南抵苍梧，即宁远九嶷山。后登南岳衡山，在衡山杀白马祭天，仰天长啸，梦到绣衣童子授金简玉文，大禹誓言按照其文治水，刻石铭志，以示治水之决心，“是石即为后人所说的衡山禹王碑”。这或多或少有些神话色彩，是否果真如此？真伪莫辨。

不过，《禹王碑》确实是中国最古老的名刻之一，碑上刻有奇特的古篆文，字分9行，共77字。碑高1.7米，宽1.4米，字形如蝌蚪，但与鲁恭王当年发现的古文经蝌蚪文不一样，既不同于甲骨钟鼎，也不同于籀文蝌蚪，可谓苍古难辨，有人推测，这是夏朝的官方文字，即“夏篆”。《禹王碑》才是长沙最早出现的文字，比“大禾”两字还要早约千年。

岳麓山的《禹王碑》虽是“岣嵝碑”的山寨版，但一经面世，即引来无数人的探奇，其中，明朝学者杨慎经考察后确认碑文乃出自大禹之手。可能今日的人们对于杨慎比较陌生，但只要看过电视连续剧《三国演义》就一定会有印象。《三国演义》的片头曲“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就是杨慎的词《临江仙》。

杨慎破译的是：“承帝曰咨，翼辅佐卿。洲诸与登，鸟兽之门。参身洪流，而明发尔兴。久旅忘家，宿岳麓庭……”这是说，奉承上帝意志，帝尧说如今水患当头，民不聊生，重臣们极力推荐，大禹临危受命，踏遍五岳名山，露宿岳麓之野……显然，杨慎的这一破译有待佐证，但他的破译引起了反响，《禹王碑》声名大噪，凡与大禹传说有关的地方纷纷前来岳麓山拓片，之后，全国各地多处出现二传山寨版《禹王碑》。只是，“虞夏之书”《禹王碑》至今未有令人坚信的译释，似是一本无人能读懂的天书，悄然藏在云蒸霞蔚的岳麓山间，默默地等待着相知相识的有缘人。

贰

《尚书·多士》曰：“惟殷先人，有册有典。”长沙望誉“中国简牍之乡”，出土的简牍几乎包揽了多项全国之最：出土简牍达十几万枚，数量最多；时间为战国至三国，跨度最大；朝代序列最完整，包括从战国到秦、西汉、东汉、三国500多年的漫长岁月。从这些简牍里，仿佛能够看到那时长沙人的生活，感知他们的喜怒哀乐、悲欢离合。

马王堆汉墓出土的312片简牍和长沙楚墓出土的简牍一样，不外是“遣策（册）”，一简记一物，最少的只有两个字，多则达25个字。1996年，长沙走马楼出土三国孙吴纪年简牍10多万片，是中国20世纪100项最重大的考古发现之一。这批简牍为三国吴嘉禾元年（232年）至六年（237年）长沙郡的部分档案和文献，约有300多万字，是裴松之注释版《三国志·吴书》字数的数倍。

简牍对后世书籍制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直至当今，事关图书的书写格式和写作方式，依然是简牍的承袭。人们不禁好奇，简牍上的字是用刀刻上去的吗？否。简牍上的字都是用毛笔蘸墨书写而成，削刀只是用来修正错误。尽管长沙出土的简牍数量众多，书写尤为精美，对了解吴国长沙郡历史、风貌和汉代书法艺术具有重要的价值，但皆因书写内容不成系统且未编辑成册而不能叫书。

《史记·孝文本纪》曰：“然后祖宗之功德著于竹帛，施于万世，永永无穷，朕甚嘉之。”这里的“竹”是指简牍，“帛”即指帛书。帛是白色丝织品，《说文》曰“帛，缯也”，帛书也叫缯书。

建安四年（199年），官渡之战前夕，为了声讨曹操以期占据道德大义，袁绍令“建安七子”之一的陈琳写了一篇极富煽动性的《为袁绍檄豫州》雄文，是文历数曹操之罪状，甚至把曹操的祖宗都诋毁了个遍。次年，袁绍大败，陈琳被俘。曹操因爱惜陈琳其才不忍杀之，只想羞辱一番而让其折服，遂叫陈琳当着众将士之面诵读檄文，于是，电视连续剧《三国演义》里出现了这样一幕：猎猎风中，陈琳手持一张白缯，倔僵地诵道：“（曹操）身处三公之位，而行桀虏之态，污国害民，毒施人鬼……”

陈琳手持的那张白缯即为帛书，长沙人读的第二本书就是“长沙子弹库楚帛书”，这也是世上尚存最早的帛书。

1942年秋，几个“土夫子”（盗墓贼）趁着夜色光临了长沙城南子弹库的一座楚墓，长沙子弹库楚帛书面世。不久，楚帛书一度落入长沙雅礼中学任教的美国人考克斯（又译柯强）之手，1946年，楚帛书被考克斯从上海带到美国。后又数度易手，今时保存在纽约大都会博物馆，物主是亚瑟·M·萨克勒。

楚帛书全书共900多字，高38.5厘米，宽46.2厘米，中间是书写方向互相颠倒的两段文字，一段13行，一段8行，分为甲、乙两篇。四周是作旋转状排列的12段边文，其中每三段居于一方，四方交角用青、赤、白、黑四木相隔，每段各附有一个神怪图形，使用朱色填实的方框作为划分章次的标记。因楚帛书图文并茂，这也是后来人们将书籍称为图书的由来之一。

楚帛书甲篇文字最多，强调“敬天顺时”，上天被描绘成具有施德降罚本领的命运主宰，即所谓“惟天作福，神则格之；惟天作妖，神则惠之”。乙篇与甲篇互为表里，用神话的形式讲述了甲篇的思想背景；边文12章，每章代表一个月份，简述了每个月的宜、忌，且每月均附有一个神怪之图，似是阴阳家的“术数”之学，讲述占星、堪舆、卜筮等活动。

汉朝长沙人读到了批量的帛书。1973年，马王堆三号墓出土帛书28件，计12万余字，此批帛书包括带有题记文字的图形，分别用墨或朱砂抄写在整幅或半幅的黄褐色帛上，且画有朱丝或乌丝栏格。每张帛书均从右至左直行书写，亦出现随图表四方错列而书写者，大多帛书开篇以墨丁作标记，篇尾标明题目和字数。经考证，“马王堆帛书”制作时代约在战国末年至汉文帝十二年（前168年）之间，书体是其时流行的篆隶、古隶、汉隶三种。

马王堆帛书内容涉及战国至西汉初期的政治、军事、思想、文化及科学等各方面，同时还涉及天文书、医书、养生方、房中术等，堪称“百科全书”。这些帛书是研究历史的第一手资料，可作为校勘传世古籍的依据。其中有两部《老子》抄本，分别定名为《老子》甲本和《老子》乙本，每部上下两篇，次序与传世的版本相反。今本《道经》在前，《德经》在后，故《老子》又称《道德经》，而帛书则是《德经》在前，《道经》在后。

长沙地处江南，养蚕织丝业发达，用帛书写不是难题。然而，帛较为昂贵，作为书写材料自然比不上廉价的竹木，加之帛易毁损，古代帛书实物能流传下来的极少，除1908年英籍考古学家斯坦因在甘肃敦煌发现两件丝帛书信外，即今存世的帛书都出自长沙。

叁

东汉时期，湖南人蔡伦在总结前人经验的基础上制成“蔡侯纸”。纸作为一种新的信息载体，给书籍制作带来了革命。但纸张作为书籍的主要材料，其普及是在晋朝，晋人偏爱附庸风雅，读书、抄书之风盛行。当年，左思作《三都赋》，名满天下，抄书者众，一度“洛阳纸贵”。

抄书不仅速度缓慢，且跟不上大众阅读的需求。随着纸的广泛使用，人们开始寻思用纸批量生产书籍。长沙出土的帛书样式给纸书制作提供了无尽的遐想：如帛改成纸，染料改成墨，就可以印制书了。到了唐朝，雕版印刷应运而生，似给书籍制作点亮了一束光。

雕版印刷是在版料上雕刻图文并进行印刷，经历了由印章、墨拓石碑到雕版，再到活字版的过程。版的材料一般选用纹质细密坚实的枣木、梨木等，把木材锯成一块块木板，然后将欲印的文字写在薄纸上，反贴于木板之上，再用刀一笔一划雕刻成阳文，使每个字都凹凸有致……木板雕好以后，就可以投上墨汁开印了。

古籍善本何以流传至今？正是因为雕版印刷开创了书籍制作的新纪元。

清朝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在甘肃敦煌莫高窟发现了一卷雕版印刷的《金刚经》，卷末刻印有“咸通九年（868年）四月十五日王玠为二亲敬造普施”字样。这件由7个印张粘接而成、长约1丈6尺的《金刚经》经卷首尾完整，图文浑朴凝重，刻画精美，文字笔力古拙遒劲，刀法娴熟，墨色均匀，图画字迹一目了然，是中国最早有明确刊印日期的印刷品。只可惜，斯坦因一到敦煌就将这卷《金刚经》掠走了，现存于英国伦敦大英图书馆。

后晋天福三年（938年），长沙乃至湖南第一本雕版印刷书《白莲集》诞生。齐己是今宁乡市沩山乡人，出家前俗名胡德生，是唐朝璀璨诗星中唯一的长沙人，亦是晚唐著名“诗僧”，撰有《玄机分别要览》一卷、《风骚旨格》（又名《诗格》）一卷、《白莲集》10卷。齐己圆寂次年，其弟子西文收集师傅诗作809首，编辑成《白莲集》10卷。这是湖南最早刊印的诗文集，也是湖南人印刷刊行的第一部著作。

宋朝，雕版印刷可谓风起云涌，官刻、私刻和坊刻竞相发力，江浙等经济发达地区动辄刻印皇皇巨著。《中国印刷史》载，宋朝湖南刻书相对寂寥，仅有15种。但依据现存实物和书目、文献记载，除方志、族谱、递修补版重刻书外，宋朝湖南实际刻书57种。南宋初期，长沙等地连续丰稔近40年，“斗米二三载，县县人烟密”，物阜民丰，思想活跃，文风蓬勃，加速了刻书业的发展，迎来了湖南出版史上第一个黄金期。

淳熙八年（1181年）潭州（长沙）州学刻贾谊《新书》10卷，这是贾谊离开长沙1300多年后，“贾长沙”的著作首度在长沙刻印问世。为了满足学子们读经习史和科举的需要，潭州州学还刻印了不少经籍，《易》《书》《诗》《论语》《孟子》《春秋》等都有“长沙版”。需求决定供给，这个时候，潭州街头冒出了书肆、书坊等书铺，批量刻印和出售民间日常所需的历书、韵书、佛像、年画、医药、童蒙读本、占卜星相，以及为本土士人科举考试而刻的类书、八股制艺、试帖书等，诚然，那时还没有版权一说，盗版刻印潭州州学官刻之书的事儿司空见惯。

北宋中期，沈括《梦溪笔谈》里介绍了毕昇发明的印刷术，即用胶泥铜版泥活字印刷，“若印数十百千本，则极为神速”。宋代长沙刻书数量并不丰厚，有两本书影响藉甚。南宋绍熙四年（1193年），周必大以观文殿学士出判潭州，“用胶泥铜版，移换摹印”自著的《玉堂杂记》，赠送友人。《玉堂杂记》是毕昇印刷术的长沙实践，也是中国最早的泥活字印书。另一本是长沙刘氏书坊自编自镌的《百家词》，这是最早的词集丛书，往后词集收录的范围及作者排序无不是仿照《百家词》。

肆

“文以载道”，而“文”的最佳存在方式便是图书。一部出版史往往也是一部文学史和学术史，就像当下一样，“出版湘军”助推了“文学湘军”和“学术湘军”的崛起，反之，“文学湘军”和“学术湘军”的强劲，促进了“出版湘军”的腾跃。

宋时，湘学兴起并逐渐成形，刊印湘学书籍蔚然成风。岳麓书院文庙里有一副对联：“吾道南来，原是濂溪一脉；大江东去，无非湘水余波。”这里的“濂溪”意即宋朝理学开山鼻祖和湘学奠基人“濂溪先生”周敦颐。“濂溪先生”芳兰竟体，惊才风逸，“上承孔孟，下启程（程颢和程颐）朱（朱熹）”，一生著述甚丰，但在他去世前，其学说却并不为学界详尽所解。湖湘学派宗师胡宏和其弟子张栻自觉扛起了“濂溪先生”学术著作的刻印大旗，先后刊行了《通书》《太极图说》等书籍，“濂溪先生”的理学思想得以在湖湘乃至全国广泛传播。

乾道二年（1166年），潭州州学刻印了胡安国编集的程颢和程颐所著《二程文集》15卷，这是最早的二程文集之一，被称为“长沙本”。后来，朱熹另编了《程氏遗书》25卷和《程氏外书》12卷，交由潭州州学先后刊行。胡宏的著作《知言》《五峰集》也是在其去世后由张栻整理、编辑而刻印。这些书籍是潭州当时最重要的官刻书籍，流传广袤，大大推进了湘学的传承和生发，也对后代长沙的刻书影响深远。

随着印刷术不断改进，出版活动愈加频繁，长沙刊行的书籍数量与日俱增。这时，肩负着“掌刊辑古今之经籍”之职责的书院开始自行刻印书籍。明清期间，岳麓书院多次刊印书院学生论述文集，以《岳麓书院课艺》《课文》《岳麓会课》等名目刻印。清康熙二十六年（1682年）、同治六年（1867年）、同治十二年（1873年）分别刊刻了《岳麓书院志》《岳麓书院续志》《岳麓续志补编》等。道光年间，山长欧阳厚均主持刊印了《岳麓山长传》《岳麓诗文钞》等，极大地丰裕了书院文化，惠及师生。

有人刻书当然就会有人藏书。孔子是中国当之无愧的最早私人藏书家，而位于今怀化沅陵县的二酉洞是中国最早的藏书之地。北宋《太平御览》卷四九引南北朝时期盛弘之《荆州记》曰：“小酉山上石穴中有书千卷，相传秦人于此而学，因留之。”不过，长沙第一个藏书家当推西汉长沙王丞相、轪侯利苍，马王堆帛书均是出自利苍家族所藏。

想必旧时读书人家或多或少都有藏书，遗憾的是，清朝以前长沙私人藏书鲜有记录。好在长沙还有岳麓书院，宋真宗曾两度御赐书籍给岳麓书院。一次是咸平四年（1001年），应潭州知州李允则之请，真宗赐国子监诸经释文、义疏及《史记》《玉篇》《唐韵》等书；第二次是大中祥符八年（1015年），山长周式因办学颇有建树“学行兼善”而受到真宗召见。周式被任命为国子监主簿，可他坚请回岳麓山继续执教，真宗颇为感触，乃赐给周式内府中秘书、鞍马和五代时期雕版官刻儒家《九经》，并御书“岳麓书院”匾额，以示彰显。为此，岳麓书院专门设有御书阁，用于珍藏宋真宗等御赐之书。

岳麓书院对自行刊行和其他书院刊行的书籍多有收藏，同时还接受社会贤达和文人墨客捐书。清朝康熙二十六年（1687年），湖南巡抚丁思孔从朝廷请得十三经和二十一史等书籍给岳麓书院，并将御书阁扩建为御书楼专事藏书。清代中期，御书楼已成为长沙最大的民间图书馆，藏书14130卷。诗人刘光业《登御书楼》曰：“高楼耸汉接蓬莱，鸟革翚飞拱上台。入座江声春浩瀚，宿窗星斗夜昭回。自来不少谈经客，此际还多作赋才。端赖赐书堆积满，万年文运一时开。”

嘉庆二十四年（1819年）湖南巡抚李尧栋“以公币五百缗购书以惠湖南岳麓书院之士子”。李尧栋不但支持岳麓书院藏书，还撰写了《岳麓书院藏书记》一文，明示藏书的目的：“然书不贵能藏，贵能读，苟即此而通之，其视兔园册子何如也。且诸生日与圣贤对，经术明而士习端，士习端而民风醇，读书之益孰大于是。”

伍

李尧栋说的没错，藏书是为了更好地读书，且当去读典美之书，而非“兔园册子”。

从宋朝的“道林三百众，书院一千徒”，到清朝的“中兴将相，什九湖湘”，岳麓书院凭借着深厚的文化底蕴和端诚的学风，培养了一代又一代栋梁之材。陶澍、魏源、曾国藩、左宗棠、郭嵩焘、谭嗣同等学子虔敬地走进御书楼，朝夕不倦，铢分毫析，像一株株幼苗矢志不渝地从书本里汲取养分，然后跳出书本看世界，九转丹成。《湖湘文化大辞典》载，唐代至清朝籍贯为湖南或寄籍湖南的进士有2432人，清朝湖南进士708人，其中，长沙多达238人。

无数湖南学子以天下为己任，成为历史天空中的闪耀之星。

“闲居可以养志，诗书足以自娱。”当人一旦摆脱了稻粱之谋、余财之诱，何愁缺乏书中之意、竹林之交？“是非荣辱不到处，卷书一榻清昼眠。”饱读诗书的湖南学子们不再只是昭赫于超脱出世的心灵追求，更体现在生活日用的审美情趣之中，清新脱俗，曼妙恬静，几乎随处可见细雨湿衣闲花落地的奇景，自然而然，著书立说成了湖南读书人心中炳炳麟麟的“白月光”。

18世纪末，造纸实现了机械化，19世纪初，铅字印刷术和快速圆筒平台印刷机投入使用，纸的量产和印刷方法及设备的创新催进了书籍出版行业。清朝同治元年（1862年），在郭嵩焘和罗汝怀的支持下，湖南巡抚毛鸿宾联络前任巡抚骆秉章，在今长沙文庙坪黎家坡遐龄庵创办了湖南首家出版机构湖南褒忠局。《湖南褒忠录初稿》于清同治十二年（1873年）由该局用木活字印行。

之后，湖南官绅将湖南褒忠局改为传忠书局，专以编辑刊刻《曾文正公全集》。光绪二年（1876年），由湖广总督李瀚章主编、直隶总督李鸿章校刊的《曾文正公全集》出版。该书收录了曾国藩一生的奏稿、书札、批牍、诗文等，共计 180 卷，体例完整，校刊考究，刊印精美，号称传世精品。百余年来，中外翻印出版《曾文正公全集》数十次，阅读和出版“曾国藩热”经久不衰。

光绪十六年（1890年），学问大家王先谦从江苏学政任上退职回到长沙，先前在长沙创立思贤讲舍的郭嵩焘闻讯立即聘请王先谦出任思贤讲舍校长。早在江苏时，王先谦就开办了一家书局，回到长沙后，仍旧对出书之事念念不忘，于是，思贤书局新张，仅印刷王先谦编选和修撰的著作就达3000多卷。同一年，长沙萃文堂在今学院街挂牌，于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出版《左文襄公全集》。

从湖南褒忠局到传忠书局，再到思贤书局、萃文堂，不到半个世纪，长沙共出版各类书籍150余种，《曾文正公全集》《左文襄公全集》等书谓为要典，一版再版。

清朝长沙文化繁荣，藏书业发展快猛，藏书家沛发。抖落历史的尘埃，翻开泛黄的“书页”，今下仍能从清朝长沙藏书家留存的书目里找寻到书籍的藏用之道和悠远文脉。咸丰五年（1855年），何绍基从四川学政任上辞职返乡，在今长沙化龙池建云龙万宝书楼专事藏书。何绍基和袁芳瑛、方功惠、叶德辉被称为近现代“潇湘四大藏书家”。

清朝长沙藏书家大都嗜书如命，倾囊购书，罗致精品。家住今坡子街的叶德辉是清朝湖南第一藏书家，其藏书室曰“观古堂”。经其竭尽40年心力，凡四部要籍无不搜罗宏富，充栋连橱，藏书数量近30万卷，且善本众多。叶德辉善于藏书却并不善刀而藏，常常以其丰盈的藏书和版本学知识轩轩甚得，恃才放旷，有趣的是，他还在书架上张贴纸条：“吾妻和书恕不外借。”

清朝长沙藏书家除了保存大量珍贵典籍，同时还开展整理、校勘、编纂等讲习和学术研讨活动，对藏书目录的编纂和校勘均爱撰写题跋。常常清茶一杯，三五藏书家聚在一起，“论著述之指要，辨一书之是非，考钞刻之源流，鉴版本之优劣”。如今湖南图书馆的藏书中，就有何绍基圈点、批校、题识的藏书20多部。

“书勿分散，不能守，则归之公。”这是历代长沙藏书家最后的坚守。天下好书，定当与天下读书人共读之。1904年，中国最早的省级图书馆之一湖南图书馆成立，诸多长沙私家藏书历经辗转，流传到了湖南图书馆，其“镇馆之宝”《说文解字》北宋刻本即为叶德辉后人所赠。

“世间数百年旧家，无非积德；天下第一件好事，还是读书。”1919年，美国驻长沙领事詹森“奇怪地发现”：长沙街头，即便人力车夫也爱读书看报。他盛赞“长沙人的文化水平很高”。詹森的发现和称赞，再次印证了长沙是一座阅读风气轩邈的城市，随处书声琅琅，书韵悠悠……

摘自《长沙晚报》

作者：范亚湘

责编：罗嘉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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