插画/何朝霞

文/王开林

“中兴将相，什九湖湘。”清朝湖南人才辈出，十之八九莫不是曾国藩麾下，凡是亲聆其謦欬的人无不受益良多。 曾国藩追求富学修身，厚德载物。富学修身难，厚德载物尤难。曾国藩苦干了一辈子，至死仍保持“行百里者半九十”的心态。

壹

千真万确，曾国藩是长沙府人。

翻检《中国历史地图集》，无论是在秦朝、汉朝、唐朝、宋朝、明朝、清朝，也无论长沙是被称为长沙郡、长沙国、潭州、长沙府，曾国藩祖籍衡山，世居湘乡，从未逸出过这个范围。

去荷叶塘看富厚堂，去富厚堂看荷叶塘，兴趣的侧重点会有微妙的不同。

或许你只想看看侯府模样的豪宅大院，体验“一入侯门深似海”的即时感觉。

又或许你只是出于好奇心，想要一探究竟，人杰地灵到底有没有几分道理？

去荷叶塘看富厚堂，去富厚堂看荷叶塘，你大概率会得个真欢喜，不虚此行。

夏天去，你不妨自问：“丰荷舒展，风韵醉人，我能否人间陶醉？”

秋天去，你不妨自问：“残荷支离，气韵醒人，我能否人间清醒？”

你也可以选在春天去，听蛙鼓奏鸣，受芰荷簇拥，迸发思古之幽情。

“富厚堂里翩翩的燕子，荷叶塘边离离的青草，它们还在痴痴地等候谁？”

宦游未归的远方游子终有一归啊！哪怕是魂兮归来也好。

贰

相比老四曾国潢和老九曾国荃，老大曾国藩行事低调得多，他向来不肯主动购置田宅。咸丰五年（1855年），老四曾国潢瞒着兄长代买衡阳良田数百亩，已算超越权限，狠挨了一顿批评。咸丰末年（1859年），曾国藩嘱咐曾国潢在湘乡老家建造一座藏书楼，名为“思云馆”。湘乡风俗自有讲究，构筑新屋必诵上梁文，工匠善谀，用湘乡土话大声颂祷：“两江总督太细哩，要到南京做大帝。”湘乡方言称“小”为“细”。乡人不懂，以为曾国藩率领湘军攻打金陵（南京），若赢了就该稳坐金銮宝殿。

同治六年（1867年），曾国荃赋闲在家，由他出面主持，曾纪泽协助，在湘乡县荷叶塘为曾国藩营建毅勇侯府邸，名为“富厚堂”。

然而曾国藩自始至终未在富厚堂住过一分钟一秒钟。

白居易作七言绝句《履道居》三首，第一首两句诗，“大有高门锁宽宅，主人到老不曾归”，富厚堂的情形更为可叹，竟是“主人到死不曾归”。

曾国藩25岁作《岁暮杂感诗》十首，读来颇似晚年感触，及至晚年，他反而搁笔废咏，很是可惜。且看第二首：“高嵋山下是侬家，岁岁年年斗物华。老柏有情还忆我，夭桃无语自开花。几回南国思红豆，曾记西风浣碧纱。最是故园难忘处，待莺亭畔路三叉。”

多么明快的调子！可是中年之后，这位“救火队长”四处救火，再难抽身。故乡的那座侯府注定与曾国藩无缘，他的心头自不免掠过疑云一片：“夜眠六尺，日食三餐，当初破费数千两白银，营建这豪华府第，何苦来哉？”

身为游客，你心中或许疑窦丛生：何谓“富厚”？

“富厚”出自司马迁《史记·高祖功臣侯者年表》，大意是说，汉朝初兴，天下安定，百余功臣受封为侯爵，由于秦末战乱，“大城名都散亡”，户口锐减，所以“大侯不过万家，小者五六百户”。过后数十年间，休养生息，户口激增，大侯的食邑人口翻了四倍，小侯的食邑人口翻了一倍，“富厚如之”（财富雄厚的程度与人口比例相当）。

照此寻绎，以“富厚”为堂名，岂不是近于凡俗的标准？其雅意何在？

曾国藩的理想可不简单，素以“横渠四句”作标榜：“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望文生义的偏差有多大？莫非“富”是富学修身，“厚”是厚德载物？

叁

道光年间，曾国藩膺任京官，不仅官职蹭蹭地升，而且学问蹿蹿地长。

曾国藩富学，从一个“敬”字上得来，也从一个“疑”字上得来。

他转益多师，用的是“敬”字。他好学深思，则用的是“疑”字。

他师从当朝著名的经学家、史学家、文学家，这都不在话下。

读书时，曾国藩疑古疑史，最见功力。他有则笔记叫《史书》，纯用常识常理推断，认为《史记》所叙韩信以木罂渡军破魏豹、以囊沙壅水破龙且，两事“皆不可信”。韩信的军队不下万人，木罂比木船要小得多，就算能渡过去二三百人，岂足以克敌制胜？用沙囊堵水，下可渗漏，旁可横溢，河水太大，塞不成；河水太小，塞成了亦无济于事。因此他得出结论：“叙兵事者莫善于《史记》，太史公叙兵莫详于《淮阴传》，而其不足据如此。孟子曰：‘尽信《书》，则不如无《书》。’君子之作事，既征诸古籍，诹诸人言，而又必慎思而明辨之，庶不至冒昧从事耳。”

《史记》是公认的良史，“木罂渡军”和“囊沙壅水”尚且违背常理常识，其他史书可想而知。曾国藩重实证，敢质疑，经他点破，读者如梦方醒。有意思的是，他在战争期间得暇则开卷，并且大量购入古籍和新书，但是他长于证伪，不轻信书籍的态度至老弥笃，谁也休想用障眼法轻易骗过他。

曾国藩“学富四车半”，差的那半车全是兵书。

道光年间，他极少涉猎武学典籍，直到咸丰二年（1852年）五月初，他的日记中才有“夜，读《纪效新书》十八页”的字样。《纪效新书》作者是明朝军事家戚继光，此书是他抗倭期间练兵治军的经验总结。有意思的是，同治九年（1870年）正月中旬，曾国藩年至花甲，重读了《纪效新书》，且克服眼疾的障碍，准备披览戚继光的《练兵实纪》。

年轻时，曾国藩不喜欢读兵书，原因是“天地好生，而用兵之道在杀；人道宜和，而用兵之道在争”，于其平生信念多有抵触。历史仿佛有意要开一个天大的玩笑，竟让这位长期不喜爱兵书的人统率三军。

同治五年（1866年）春，曾国藩用20天时间读完了《文献通考》中《兵考》13卷，数次在轿中、车中阅读兵书，急迫感不亚于临时抱佛脚的考生。

湘军名将罗泽南有五言诗《读兵书》，开头四句是“至仁原无敌，汤武兵书祖。惟使三军心，共知百姓苦”。仁者统军，必使将士爱民，此之谓有心。

东汉名家荀悦论兵，道是“权不可预设，变不可先图，与时迁移，随物变化”，此为兵家之至言。然而临机应变、出奇使诈恰恰是曾国藩的短板，他在家书中自承：“古人用兵，最贵变化不测。吾生平用兵，失之太呆。”“至行军本非余所长，兵贵奇而余太平，兵贵诈而余太直。”晚清名士周腾虎当面指出过曾国藩“儒缓不及事”，左宗棠也多次批评曾国藩“于兵机每苦钝滞”。

20年间，曾国藩用功苦读了不少兵书，诸葛亮有一部专门讨论为将之道的军事著作《将苑》，其中就有一篇《应变》，他琢磨的次数应该很多。他认识到，自己带兵则败，统将则胜，于是用己所长，一如汉高祖刘邦。

同治元年（1862年）秋，曾国藩在日记中写道：“阅《通典·兵类》十五叶……读《孙子》‘鸷鸟之疾，至于毁折者，节也’句，悟作字之法，亦有所谓节者，无势则节不紧，无节则势不长。”由此可见，曾国藩阅读兵书时仍有些心猿意马，用兵法感悟书法，仿佛用宝剑雕花。

有意思的是，曾国藩给儿子曾纪泽开列必读书，除开四书五经，另有11种：《史记》《汉书》《庄子》《韩愈文集》《文选》《通典》《说文解字》《读史方舆纪要》《古文辞类纂》，这9种很正常，还有曾国藩抄录的《十八家诗》，最出人意料的是《孙武子》即《孙子兵法》，出现在这份书目中。曾国藩年轻时不喜欢读兵书，及至年长，给刚成年的儿子开列必读书目，其中竟包含了《孙子兵法》，可见他改变了主意，认为晚辈在乱世应当学习兵法，并且宜早不宜迟。

肆

年轻时，曾国藩自承“心甚不收”，他看过《绿野仙踪》之类的小说。同治六年六月十三日，赵烈文到曾国藩内室聊天，在几案上的书堆中瞧见坊本《红楼梦》，吃惊之余，调侃道：“督署亦有私盐耶？”清朝规定食盐为官办官卖之物，禁止商人走私。《红楼梦》被官方定性为淫书，犹如私盐，不在许可之列，曾国藩却有兴趣翻阅，由此可见他并不是老古板。其实，早在7年前，曾国藩就接触了《红楼梦》。“树堂因时事日非，愤闷异常，阅看《红楼梦》。余亦阅之”。这等于说，何以舒愤？何以解闷？唯有“红楼”。

曾国藩对《水浒传》的兴趣也不浅。从同治四年（1865年）冬月底到腊月初，不到10天就读毕此书，可惜他在日记中没有留下只言片语的评点。可以肯定的是，他不会像好友胡林翼那样火力全开，“吾辈不必世故太深，天下唯世故深误国事耳。一部《水浒》，教坏天下强有力而思不逞之民；一部《红楼梦》，教坏天下之堂官、掌印、司官、督抚、司道及一切红人，专意揣摩迎合，吃醋捣鬼。当痛除此习，独行其志。阴阳怕懵懂，不必计及一切”。在这方面，曾国藩要宽容得多。

同治七年（1868年）初夏，曾国藩读罢《儒林外史》，评点相当精到：“是书极诋士人多穿窬之行，丑态百出，览之足以解颐，亦用自儆。”《儒林外史》对儒林中的败类、丑类、马屁精、害人精、糊涂虫、可怜虫、吝啬鬼、伪君子极尽挖苦讽刺之能事，曾国藩读了并未产生抵触感，倒是认为它“足以解颐，亦用自儆”。由此可见，曾国藩心里对当时的儒林也是偏向于负评和差评的。

曾国藩喜欢读笔记小说，其中就有纪晓岚的《阅微草堂笔记》。他办理天津教案期间，事事棘手，日日焦灼，稍有闲暇，“仅阅笔记小说，而此心实未半刻恬愉也”，痛失幽默感的日子才是他最糟心的日子。同治十年（1871年）夏，曾国藩在家书中向胞弟国潢、国荃推荐此书：“《阅微草堂笔记》系纪文达公所著，多言狐鬼及因果报因之事。长沙如有可买，弟亦可常常阅之。”兄弟年纪大了，读圣贤书已兴趣寡淡，倒不如读点趣味小说，颐养天年。

伍

世间有不少角色定位属于先入为主的误指误认，比如说，不少人认为曾国藩是冷面无趣的道学先生，就大错而特错。先不提别的，单看他那些趣味诗，就令人笑不可仰，甚至会喷茶、喷饭。

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冬，曾国藩赋诗《琐琐行戏简何子敬乞腌菜》，试看其中数句：“苦思乡国千里月，梦想床头一瓮云。君家腌菜天下知，忍不乞我赈朝饥？丈夫岂当判畛域，仁者况可怀鄙私！炯炯余心天所许，堂堂此理君莫疑。”曾国藩的这首谐诗是写给晚清诗人、书法家何绍基的弟弟何绍祺的，何氏兄弟与曾国藩是湖南老乡，交情不浅，小京官薪俸太低，诚如曾国藩小令《浪淘沙》中所诉，“十载帝城边，命与贫缘”，他写诗向好朋友讨些家乡口味的腌菜下饭，开一番风雅玩笑。

何绍基是曾国藩的翰林前辈，曾国藩向何公索字，久不见偿，赋诗《赠何子贞前辈》，寄去催讨。起首夸赞道，“九嶷山水天下清，中有彦者何子贞”；继之以同情，“可怜四十好怀抱，空使九州播书名”；卒章露本意，“去年一诺今未偿，旧迹已陈谁复记？世间万事须眼前，须臾变态如云烟。烦君一扫清我室，驱逐毒热无烦煎。高堂巨壁蛟龙走，鄙夫白昼欹枕眠”。这意思够明白，“子贞前辈”的书法既得山水之清，又得人文之素，请你赶紧履行去年的承诺，赐幅丹青给我啊，炎天溽暑，我好将它挂在房间里，驱除热毒，睡个好觉。

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夏，曾国藩的好友冯卓怀、周寿昌、郭嵩焘会试落第，大挑未得，失意之余，决定一同投考教习。试期内突逢大雨，考棚滴漏得很厉害，日夜坐卧不宁。曾国藩赋诗调侃戏谑道：“脱屦漂流不可觅，笔床茶臼何有哉！冯君枯坐但闭目，急溜洒面不曾开。周侯仰天得画本，倚床绝叫添喧豗。郭生耐寒苦索句，饥肠内转鸣春雷……明朝日晴各转斗，老罴战罢还归来。为君广沽软脚酒，泥污不洗且衔杯。”此诗以诙谐取胜，毫无道学气味，读来妙趣横生。曾国藩学杜甫《饮中八仙歌》，颇得其神髓。

咸丰十年（1860年）夏，曾国藩将湘军大本营移扎于安徽祁门，城在山底下，地形地势局蹙不可守，曾国藩决定推倒旧城墙，构筑碉堡，以资守御。本地乡绅获悉此令，无不乐从。原因很简单：自从康熙年间修造此城，一百多年间，竟无一名祁门秀才再中举人。事后，祁门士绅还特意禀请湘军大帅令人撰写碑记，曾国藩便在禀牍上写四句谣谶：“拆开西北门，年年发科名。东南留一节，岁久永不歇。”谣谶随即传开，其效果立竿见影，甲子科乡试，祁门中了三名举人，丁卯科乡试，祁门又中了两名举人。

咸丰十一年（1861年）正月中旬，湘军在上溪口刚打了胜仗，曾国藩心情大好，致书胡林翼时开了个玩笑，大意是：去年我初到祁门，军威颇盛，于是谈符瑞的人竞相举例，甚至有人说岁星临照祁门。等到徽州、休宁同时陷落，建德、鄱阳、浮梁相继失守，于是谈灾异的人蜂起，说祁门不可以再驻扎。最近获得历口、洋塘、上溪口三次胜仗，方士说符瑞仍至，岁星仍临。于是我口占一首绝句：“天上岁星也起霉，掉头一去不归来。忽闻打破上溪口，又向祁门走一回。”

岁星是中国人心目中的福星和幸运星，曾国藩拿它说事，打趣调侃那些风派人物，令人捧腹。

陆

曾国藩文学才能很高，他的文章受桐城派推举，诗歌也是晚清一家，其中一些歌词，更是风靡一时。“诗歌合为时而作”，曾公践行此言最为用力和得力。

《陆师得胜歌》《水师得胜歌》《解散胁从歌》，湘军将士耳熟能详，最引人注意的军歌首推《爱民歌》。

咸丰十年十一月，曾国荃回复李瀚章：“十月二十六日肃布一函，并请代刷《得胜歌》《爱民歌》三万余部，计日内可达台览。”一次印刷量就这么大，可见当年湘军将士人人手中皆有歌词。

曾国藩创作《爱民歌》，应该受到了多方面的影响。南宋岳家军师行千里，秋毫无犯，民间口碑极佳。岳家军有两句口号极其响亮：“冻杀不拆屋，饿杀不打掳！”岳飞要求将士冻死不拆民房，饿死不抢民粮，体现了爱护百姓的仁心。明朝的戚家军威震东南，同样以军纪严明著称，戚继光用通俗的语言文字教育士卒，以“多杀倭寇”“安国保民”为军人职志：“兵是杀贼的东西，贼是杀百姓的东西，百姓们岂不是要你们杀贼？设使你们果肯杀贼，守军法，不扰害，他如何不奉承你们？”言浅而理明，就是庄稼汉也能听得懂。

曾国藩最艰难的军旅岁月是在江西度过的，大约四年之久。《爱民歌》即于咸丰八年（1858年）在江西建昌写成。《爱民歌》共有80句，560字，绝对是一首长歌，要唱完它真得有点气力和气势才行。我们来选看一下歌词，“第一扎营不要懒，莫走人家取门板。莫拆民房搬砖石，莫踹禾苗坏田产。莫打民间鸭和鸡，莫借民间锅和碗……第二行路要端详，夜夜总要支帐房。莫进城市占铺店，莫向乡间借村庄……第三号令要严明，兵勇不许乱出营。走出营来就学坏，总是百姓来受害……”它的优点是通俗明白，朗朗上口，更是寓教于诗，寓爱于歌，不像是湘军统帅的训令，倒像是父兄长辈的叮咛。尾章的歌词尤其亲民：“爱民之军处处喜，扰民之军处处嫌。我的军士跟我早，多年在外名声好。如今百姓更穷困，愿我军士听教训。军士与民如一家，千记不可欺负他。日日熟唱爱民歌，天和地和又人和。”

《爱民歌》不讲深奥的道理，只讲湘军官兵与老百姓同命运共呼吸、不扰民不害民的规矩有哪些、扰民害民的后果是什么，只讲湘军官兵与强盗土匪的区别何在。曾国藩采用通俗易懂的韵语解答了许多问题，官兵牢记不忘，这支湘军就有了精神和灵魂。这样的湘军显然更受老百姓待见，更得地方绅士支持，良性的外部环境给了湘军将士更为充足的底气。应该说，《爱民歌》一度提升了湘军的软实力。

柒

曾国藩一生厚德在爱民和爱才，其幕府人才堪称鼎盛，堪比唐朝将相郭子仪开府期间的规模。据《曾国藩幕府》一书的作者刘建强统计，曾国藩幕宾“官至出使大臣五人，军机大臣二人，尚书二人，大学士二人，侍郎三人，北洋大臣一人，总理衙门大臣二人，船政大臣二人，总督十六人，出任总督三十人次，巡抚二十八人，出任巡抚五十人次……”出自曾国藩幕府的一二品大臣竟多达近百人，其中就有李鸿章、沈葆桢这样的佼佼者。

为什么曾国藩能够网罗如此之多的人才，如同磁石吸铁般产生人才汇聚的效应？王闿运的《王志·论儒吏》提供了一个不错的解答：“曾文正成功大于胡、左，以其作侍郎有文学廉正之名，人肯从之游也。故欲求贤，虽折节礼请，不若以气类感召。己既能贤，始可致贤士。”同气相求，同声相应，贤者感召贤者，乃是必然之理；何况他还能折节下士，对人才产生虹吸效应就十分正常了。

曾国藩的幕府中名士多多，除开那些对近代史有过深远影响的大官，还有许多文学名家。最典型的是曾门四学士薛福成、黎庶昌、张裕钊、李汝纶，此外还有赵烈文、李鸿裔、莫友芝、欧阳兆熊等人。

李鸿章回忆自己的幕府生涯，曾告诉曾国藩的孙女婿吴永：“在营中时，我老师总要等我辈大家同时吃饭。饭罢后，即围坐谈论，证经论史，娓娓不倦，都是于学问经济有益实用的话。吃一顿饭，胜过上一回课。他老人家又最爱讲笑话，讲得大家肚子都笑疼了，个个东歪西倒的。他自家偏一点不笑，以五个指头作耙，只管捋须，穆然端坐，若无其事，教人笑又不敢笑，止又不能止，这真被他摆布苦了。”

瞧瞧，曾国藩作育人才，一顿饭就有那么大的作用，凡是亲聆其謦欬的人无不受益良多。李鸿章就承认，他从酷嗜睡懒觉到喜欢上早班，“这都是我老师造就出来的”。

捌

“庾信文章老更成，凌云健笔意纵横”，那是罕见的例外。通常，人老则文思大退，精力锐减。同治八年（1869年）夏，曾国藩撰写《李忠武神道碑》文，怅恨“枝枝节节为之，竟无一字是处”。他把《明日歌》翻出来自嘲，感慨“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并且“深以精力衰老、学问无成为恨”，愧叹自己看书未能寻到古人“深造自得”和“优柔厌饫”的趣味。

在同年正月下旬，他在日记中记梦，精神更显挣扎：“二更四点，梦在场中考试，枯涩不能下笔，不能完卷，焦急之至，惊醒。余以读书科第，官至极品，而于学术一无所成，亦不能完卷之象也，愧叹无已。”这年二月底，曾国藩右眼失明，左眼昏花，读书作文的时间被迫大幅削减。

有缺陷的人生才是真实的人生，有遗憾的人生才是现实的人生，曾国藩屡屡感叹学未完卷，视之为人生的缺陷和遗憾。他是否想过，其日记、书信具备极高的历史、文化价值，这座精神宝库已进入不朽的行列？

曾国藩临终告诫儿辈：“吾学未成，诗文但存示子孙，慎勿刊刻传送。”葛虚存《清代名人轶事》中有一篇《曾文正铭词结句》，引用此言，感慨系之：“豪杰多讳言数，勋臣每耻无文，而公言如此，可想见其胸中浩落矣。”曾国藩将个人目标树立得极高，为文要与孟轲、韩愈相颉颃，为学要与顾炎武、王夫之论高下，他未达平生所愿则愧叹“吾学未成”。

同治九年夏，曾国荃写信安慰兄长，大意是：数十年来伟人不少，又有谁的道德、文章、勋名能与兄长相比？往后五百年能赶上兄长的，也顶多一二人。如此得天独厚，已足以自娱，又何必忧心忡忡，因为自己比不上圣人周公、孔子为可羞可耻呢？

兄与弟的评价系统不同，选用的标尺迥异：弟认为沛然有余，兄却认为歉然不足；弟视兄为贤之极品，兄视己为圣之末流。这就不奇怪了，去世之前三天，曾国藩在日记中自伤晚景，两句最悲，一句是“败叶满山，全无归宿”，另一句是“学业一无所成，德行一无可许”。

晚清大人物中，去世前心境如此悲凉的，还有谁？李鸿章、张之洞或许近之。

玖

富学修身难，厚德载物尤难。

曾国藩苦干了一辈子，至死仍保持“行百里者半九十”的心态。

晚清大臣刘坤一素以军政才能著称，并不以诗文名世，他赋过一首《怀曾文正公》，却异峰突起，颇能刻画出曾国藩的特质：“事事不能及古人，立身窃与古人类。事事无殊于今人，居心却与今人异。画鹄画虎在我为，呼牛呼马凭人戏。卓哉唯有湘乡翁，纷纷诸子谁能媲？”

若非知之久者，识之深者，实不能道出这番意蕴。

“事事不能及古人”，这是曾国藩的自谦，但他立德、立功、立言并不逊色于古仁人志士。“事事无殊于今人”，这是一般论者对曾国藩的拉低，曾国藩所干的事业与同时代人所干的事业的确没什么不同，但其居心、操心、用心与同时代人迥异，他讲真话，做实事，具有人文关怀，最大的区别在此不在彼。“画鹄画虎”的典故出于马援《诫兄子严敦书》。曾国藩无疑是“丹青妙手”，画鹄画虎均传神，不走样。至于“呼牛呼马凭人戏”，典故出于《庄子·天道》，意思是毁誉由人，无关轻重，委心任运，听其自然。

人间富厚难，犹当以一见为幸！

同治十三年（1874年）冬，由曾国荃主持葬仪，将曾国藩的灵柩从暂厝的长沙南门外金盆岭迁葬到善化县（长沙县）坪塘乡伏龙山之阳（今湖南湘江新区），与欧阳夫人合茔。曾氏兄弟晚年相约，兄先殁则弟营葬事，弟先殁则兄制墓铭。曾国荃遵守旧诺，踏破铁鞋，给兄长找到了这块风水宝地。

这年十一月初四，曾纪泽在日记中记载了封墓的全过程，以米、盐、茶装满陶罐，齐诵《诗经》“信彼南山”“倬彼甫田”“大田多稼”三章，各三遍，然后遵循湘乡风俗，将陶罐放入墓穴中。

曾国荃对兄长的感情极为深挚，他亲撰《祭伯兄文正公文》，以沉痛见称，尝片脔可识鼎味：“辜负教训，四十九年。昔我乘气，自谓无前，兄裁以义，翻不谓然。一再试世，重踣而颠。弟以刚折，兄以曲全。迄我知德，兄没九泉。谁与论道？口不复宣。望灵垂涕，鸣原百篇。”

曾国藩为了教导老弟写奏章，专门编辑过一部《鸣原集》，“或取佳文，或取伟人，总期足以感发兴起耳”，精选历朝历代明悉事理的奏章为范本。此书经过数年方始编成，兄弟间前前后后有许多回合的商量讨论。曾国荃跟兄长抬了几十年的杠，受尽挫折之后，方知兄长的教诲语重心长，这是多么痛的领悟。

摘自《长沙晚报》

作者：王开林

责编：罗嘉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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