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间富厚

王开林     2024-05-06 10:03:56

插画/何朝霞

文/王开林

“中兴将相,什九湖湘。”清朝湖南人才辈出,十之八九莫不是曾国藩麾下,凡是亲聆其謦欬的人无不受益良多。 曾国藩追求富学修身,厚德载物。富学修身难,厚德载物尤难。曾国藩苦干了一辈子,至死仍保持“行百里者半九十”的心态。

千真万确,曾国藩是长沙府人。

翻检《中国历史地图集》,无论是在秦朝、汉朝、唐朝、宋朝、明朝、清朝,也无论长沙是被称为长沙郡、长沙国、潭州、长沙府,曾国藩祖籍衡山,世居湘乡,从未逸出过这个范围。

去荷叶塘看富厚堂,去富厚堂看荷叶塘,兴趣的侧重点会有微妙的不同。

或许你只想看看侯府模样的豪宅大院,体验“一入侯门深似海”的即时感觉。

又或许你只是出于好奇心,想要一探究竟,人杰地灵到底有没有几分道理?

去荷叶塘看富厚堂,去富厚堂看荷叶塘,你大概率会得个真欢喜,不虚此行。

夏天去,你不妨自问:“丰荷舒展,风韵醉人,我能否人间陶醉?”

秋天去,你不妨自问:“残荷支离,气韵醒人,我能否人间清醒?”

你也可以选在春天去,听蛙鼓奏鸣,受芰荷簇拥,迸发思古之幽情。

“富厚堂里翩翩的燕子,荷叶塘边离离的青草,它们还在痴痴地等候谁?”

宦游未归的远方游子终有一归啊!哪怕是魂兮归来也好。

相比老四曾国潢和老九曾国荃,老大曾国藩行事低调得多,他向来不肯主动购置田宅。咸丰五年(1855年),老四曾国潢瞒着兄长代买衡阳良田数百亩,已算超越权限,狠挨了一顿批评。咸丰末年(1859年),曾国藩嘱咐曾国潢在湘乡老家建造一座藏书楼,名为“思云馆”。湘乡风俗自有讲究,构筑新屋必诵上梁文,工匠善谀,用湘乡土话大声颂祷:“两江总督太细哩,要到南京做大帝。”湘乡方言称“小”为“细”。乡人不懂,以为曾国藩率领湘军攻打金陵(南京),若赢了就该稳坐金銮宝殿。

同治六年(1867年),曾国荃赋闲在家,由他出面主持,曾纪泽协助,在湘乡县荷叶塘为曾国藩营建毅勇侯府邸,名为“富厚堂”。

然而曾国藩自始至终未在富厚堂住过一分钟一秒钟。

白居易作七言绝句《履道居》三首,第一首两句诗,“大有高门锁宽宅,主人到老不曾归”,富厚堂的情形更为可叹,竟是“主人到死不曾归”。

曾国藩25岁作《岁暮杂感诗》十首,读来颇似晚年感触,及至晚年,他反而搁笔废咏,很是可惜。且看第二首:“高嵋山下是侬家,岁岁年年斗物华。老柏有情还忆我,夭桃无语自开花。几回南国思红豆,曾记西风浣碧纱。最是故园难忘处,待莺亭畔路三叉。”

多么明快的调子!可是中年之后,这位“救火队长”四处救火,再难抽身。故乡的那座侯府注定与曾国藩无缘,他的心头自不免掠过疑云一片:“夜眠六尺,日食三餐,当初破费数千两白银,营建这豪华府第,何苦来哉?”

身为游客,你心中或许疑窦丛生:何谓“富厚”?

“富厚”出自司马迁《史记·高祖功臣侯者年表》,大意是说,汉朝初兴,天下安定,百余功臣受封为侯爵,由于秦末战乱,“大城名都散亡”,户口锐减,所以“大侯不过万家,小者五六百户”。过后数十年间,休养生息,户口激增,大侯的食邑人口翻了四倍,小侯的食邑人口翻了一倍,“富厚如之”(财富雄厚的程度与人口比例相当)。

照此寻绎,以“富厚”为堂名,岂不是近于凡俗的标准?其雅意何在?

曾国藩的理想可不简单,素以“横渠四句”作标榜:“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望文生义的偏差有多大?莫非“富”是富学修身,“厚”是厚德载物?

道光年间,曾国藩膺任京官,不仅官职蹭蹭地升,而且学问蹿蹿地长。

曾国藩富学,从一个“敬”字上得来,也从一个“疑”字上得来。

他转益多师,用的是“敬”字。他好学深思,则用的是“疑”字。

他师从当朝著名的经学家、史学家、文学家,这都不在话下。

读书时,曾国藩疑古疑史,最见功力。他有则笔记叫《史书》,纯用常识常理推断,认为《史记》所叙韩信以木罂渡军破魏豹、以囊沙壅水破龙且,两事“皆不可信”。韩信的军队不下万人,木罂比木船要小得多,就算能渡过去二三百人,岂足以克敌制胜?用沙囊堵水,下可渗漏,旁可横溢,河水太大,塞不成;河水太小,塞成了亦无济于事。因此他得出结论:“叙兵事者莫善于《史记》,太史公叙兵莫详于《淮阴传》,而其不足据如此。孟子曰:‘尽信《书》,则不如无《书》。’君子之作事,既征诸古籍,诹诸人言,而又必慎思而明辨之,庶不至冒昧从事耳。”

《史记》是公认的良史,“木罂渡军”和“囊沙壅水”尚且违背常理常识,其他史书可想而知。曾国藩重实证,敢质疑,经他点破,读者如梦方醒。有意思的是,他在战争期间得暇则开卷,并且大量购入古籍和新书,但是他长于证伪,不轻信书籍的态度至老弥笃,谁也休想用障眼法轻易骗过他。

曾国藩“学富四车半”,差的那半车全是兵书。

道光年间,他极少涉猎武学典籍,直到咸丰二年(1852年)五月初,他的日记中才有“夜,读《纪效新书》十八页”的字样。《纪效新书》作者是明朝军事家戚继光,此书是他抗倭期间练兵治军的经验总结。有意思的是,同治九年(1870年)正月中旬,曾国藩年至花甲,重读了《纪效新书》,且克服眼疾的障碍,准备披览戚继光的《练兵实纪》。

年轻时,曾国藩不喜欢读兵书,原因是“天地好生,而用兵之道在杀;人道宜和,而用兵之道在争”,于其平生信念多有抵触。历史仿佛有意要开一个天大的玩笑,竟让这位长期不喜爱兵书的人统率三军。

同治五年(1866年)春,曾国藩用20天时间读完了《文献通考》中《兵考》13卷,数次在轿中、车中阅读兵书,急迫感不亚于临时抱佛脚的考生。

湘军名将罗泽南有五言诗《读兵书》,开头四句是“至仁原无敌,汤武兵书祖。惟使三军心,共知百姓苦”。仁者统军,必使将士爱民,此之谓有心。

东汉名家荀悦论兵,道是“权不可预设,变不可先图,与时迁移,随物变化”,此为兵家之至言。然而临机应变、出奇使诈恰恰是曾国藩的短板,他在家书中自承:“古人用兵,最贵变化不测。吾生平用兵,失之太呆。”“至行军本非余所长,兵贵奇而余太平,兵贵诈而余太直。”晚清名士周腾虎当面指出过曾国藩“儒缓不及事”,左宗棠也多次批评曾国藩“于兵机每苦钝滞”。

20年间,曾国藩用功苦读了不少兵书,诸葛亮有一部专门讨论为将之道的军事著作《将苑》,其中就有一篇《应变》,他琢磨的次数应该很多。他认识到,自己带兵则败,统将则胜,于是用己所长,一如汉高祖刘邦。

同治元年(1862年)秋,曾国藩在日记中写道:“阅《通典·兵类》十五叶……读《孙子》‘鸷鸟之疾,至于毁折者,节也’句,悟作字之法,亦有所谓节者,无势则节不紧,无节则势不长。”由此可见,曾国藩阅读兵书时仍有些心猿意马,用兵法感悟书法,仿佛用宝剑雕花。

有意思的是,曾国藩给儿子曾纪泽开列必读书,除开四书五经,另有11种:《史记》《汉书》《庄子》《韩愈文集》《文选》《通典》《说文解字》《读史方舆纪要》《古文辞类纂》,这9种很正常,还有曾国藩抄录的《十八家诗》,最出人意料的是《孙武子》即《孙子兵法》,出现在这份书目中。曾国藩年轻时不喜欢读兵书,及至年长,给刚成年的儿子开列必读书目,其中竟包含了《孙子兵法》,可见他改变了主意,认为晚辈在乱世应当学习兵法,并且宜早不宜迟。

年轻时,曾国藩自承“心甚不收”,他看过《绿野仙踪》之类的小说。同治六年六月十三日,赵烈文到曾国藩内室聊天,在几案上的书堆中瞧见坊本《红楼梦》,吃惊之余,调侃道:“督署亦有私盐耶?”清朝规定食盐为官办官卖之物,禁止商人走私。《红楼梦》被官方定性为淫书,犹如私盐,不在许可之列,曾国藩却有兴趣翻阅,由此可见他并不是老古板。其实,早在7年前,曾国藩就接触了《红楼梦》。“树堂因时事日非,愤闷异常,阅看《红楼梦》。余亦阅之”。这等于说,何以舒愤?何以解闷?唯有“红楼”。

曾国藩对《水浒传》的兴趣也不浅。从同治四年(1865年)冬月底到腊月初,不到10天就读毕此书,可惜他在日记中没有留下只言片语的评点。可以肯定的是,他不会像好友胡林翼那样火力全开,“吾辈不必世故太深,天下唯世故深误国事耳。一部《水浒》,教坏天下强有力而思不逞之民;一部《红楼梦》,教坏天下之堂官、掌印、司官、督抚、司道及一切红人,专意揣摩迎合,吃醋捣鬼。当痛除此习,独行其志。阴阳怕懵懂,不必计及一切”。在这方面,曾国藩要宽容得多。

同治七年(1868年)初夏,曾国藩读罢《儒林外史》,评点相当精到:“是书极诋士人多穿窬之行,丑态百出,览之足以解颐,亦用自儆。”《儒林外史》对儒林中的败类、丑类、马屁精、害人精、糊涂虫、可怜虫、吝啬鬼、伪君子极尽挖苦讽刺之能事,曾国藩读了并未产生抵触感,倒是认为它“足以解颐,亦用自儆”。由此可见,曾国藩心里对当时的儒林也是偏向于负评和差评的。

曾国藩喜欢读笔记小说,其中就有纪晓岚的《阅微草堂笔记》。他办理天津教案期间,事事棘手,日日焦灼,稍有闲暇,“仅阅笔记小说,而此心实未半刻恬愉也”,痛失幽默感的日子才是他最糟心的日子。同治十年(1871年)夏,曾国藩在家书中向胞弟国潢、国荃推荐此书:“《阅微草堂笔记》系纪文达公所著,多言狐鬼及因果报因之事。长沙如有可买,弟亦可常常阅之。”兄弟年纪大了,读圣贤书已兴趣寡淡,倒不如读点趣味小说,颐养天年。

世间有不少角色定位属于先入为主的误指误认,比如说,不少人认为曾国藩是冷面无趣的道学先生,就大错而特错。先不提别的,单看他那些趣味诗,就令人笑不可仰,甚至会喷茶、喷饭。

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冬,曾国藩赋诗《琐琐行戏简何子敬乞腌菜》,试看其中数句:“苦思乡国千里月,梦想床头一瓮云。君家腌菜天下知,忍不乞我赈朝饥?丈夫岂当判畛域,仁者况可怀鄙私!炯炯余心天所许,堂堂此理君莫疑。”曾国藩的这首谐诗是写给晚清诗人、书法家何绍基的弟弟何绍祺的,何氏兄弟与曾国藩是湖南老乡,交情不浅,小京官薪俸太低,诚如曾国藩小令《浪淘沙》中所诉,“十载帝城边,命与贫缘”,他写诗向好朋友讨些家乡口味的腌菜下饭,开一番风雅玩笑。

何绍基是曾国藩的翰林前辈,曾国藩向何公索字,久不见偿,赋诗《赠何子贞前辈》,寄去催讨。起首夸赞道,“九嶷山水天下清,中有彦者何子贞”;继之以同情,“可怜四十好怀抱,空使九州播书名”;卒章露本意,“去年一诺今未偿,旧迹已陈谁复记?世间万事须眼前,须臾变态如云烟。烦君一扫清我室,驱逐毒热无烦煎。高堂巨壁蛟龙走,鄙夫白昼欹枕眠”。这意思够明白,“子贞前辈”的书法既得山水之清,又得人文之素,请你赶紧履行去年的承诺,赐幅丹青给我啊,炎天溽暑,我好将它挂在房间里,驱除热毒,睡个好觉。

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夏,曾国藩的好友冯卓怀、周寿昌、郭嵩焘会试落第,大挑未得,失意之余,决定一同投考教习。试期内突逢大雨,考棚滴漏得很厉害,日夜坐卧不宁。曾国藩赋诗调侃戏谑道:“脱屦漂流不可觅,笔床茶臼何有哉!冯君枯坐但闭目,急溜洒面不曾开。周侯仰天得画本,倚床绝叫添喧豗。郭生耐寒苦索句,饥肠内转鸣春雷……明朝日晴各转斗,老罴战罢还归来。为君广沽软脚酒,泥污不洗且衔杯。”此诗以诙谐取胜,毫无道学气味,读来妙趣横生。曾国藩学杜甫《饮中八仙歌》,颇得其神髓。

咸丰十年(1860年)夏,曾国藩将湘军大本营移扎于安徽祁门,城在山底下,地形地势局蹙不可守,曾国藩决定推倒旧城墙,构筑碉堡,以资守御。本地乡绅获悉此令,无不乐从。原因很简单:自从康熙年间修造此城,一百多年间,竟无一名祁门秀才再中举人。事后,祁门士绅还特意禀请湘军大帅令人撰写碑记,曾国藩便在禀牍上写四句谣谶:“拆开西北门,年年发科名。东南留一节,岁久永不歇。”谣谶随即传开,其效果立竿见影,甲子科乡试,祁门中了三名举人,丁卯科乡试,祁门又中了两名举人。

咸丰十一年(1861年)正月中旬,湘军在上溪口刚打了胜仗,曾国藩心情大好,致书胡林翼时开了个玩笑,大意是:去年我初到祁门,军威颇盛,于是谈符瑞的人竞相举例,甚至有人说岁星临照祁门。等到徽州、休宁同时陷落,建德、鄱阳、浮梁相继失守,于是谈灾异的人蜂起,说祁门不可以再驻扎。最近获得历口、洋塘、上溪口三次胜仗,方士说符瑞仍至,岁星仍临。于是我口占一首绝句:“天上岁星也起霉,掉头一去不归来。忽闻打破上溪口,又向祁门走一回。”

岁星是中国人心目中的福星和幸运星,曾国藩拿它说事,打趣调侃那些风派人物,令人捧腹。

曾国藩文学才能很高,他的文章受桐城派推举,诗歌也是晚清一家,其中一些歌词,更是风靡一时。“诗歌合为时而作”,曾公践行此言最为用力和得力。

《陆师得胜歌》《水师得胜歌》《解散胁从歌》,湘军将士耳熟能详,最引人注意的军歌首推《爱民歌》。

咸丰十年十一月,曾国荃回复李瀚章:“十月二十六日肃布一函,并请代刷《得胜歌》《爱民歌》三万余部,计日内可达台览。”一次印刷量就这么大,可见当年湘军将士人人手中皆有歌词。

曾国藩创作《爱民歌》,应该受到了多方面的影响。南宋岳家军师行千里,秋毫无犯,民间口碑极佳。岳家军有两句口号极其响亮:“冻杀不拆屋,饿杀不打掳!”岳飞要求将士冻死不拆民房,饿死不抢民粮,体现了爱护百姓的仁心。明朝的戚家军威震东南,同样以军纪严明著称,戚继光用通俗的语言文字教育士卒,以“多杀倭寇”“安国保民”为军人职志:“兵是杀贼的东西,贼是杀百姓的东西,百姓们岂不是要你们杀贼?设使你们果肯杀贼,守军法,不扰害,他如何不奉承你们?”言浅而理明,就是庄稼汉也能听得懂。

曾国藩最艰难的军旅岁月是在江西度过的,大约四年之久。《爱民歌》即于咸丰八年(1858年)在江西建昌写成。《爱民歌》共有80句,560字,绝对是一首长歌,要唱完它真得有点气力和气势才行。我们来选看一下歌词,“第一扎营不要懒,莫走人家取门板。莫拆民房搬砖石,莫踹禾苗坏田产。莫打民间鸭和鸡,莫借民间锅和碗……第二行路要端详,夜夜总要支帐房。莫进城市占铺店,莫向乡间借村庄……第三号令要严明,兵勇不许乱出营。走出营来就学坏,总是百姓来受害……”它的优点是通俗明白,朗朗上口,更是寓教于诗,寓爱于歌,不像是湘军统帅的训令,倒像是父兄长辈的叮咛。尾章的歌词尤其亲民:“爱民之军处处喜,扰民之军处处嫌。我的军士跟我早,多年在外名声好。如今百姓更穷困,愿我军士听教训。军士与民如一家,千记不可欺负他。日日熟唱爱民歌,天和地和又人和。”

《爱民歌》不讲深奥的道理,只讲湘军官兵与老百姓同命运共呼吸、不扰民不害民的规矩有哪些、扰民害民的后果是什么,只讲湘军官兵与强盗土匪的区别何在。曾国藩采用通俗易懂的韵语解答了许多问题,官兵牢记不忘,这支湘军就有了精神和灵魂。这样的湘军显然更受老百姓待见,更得地方绅士支持,良性的外部环境给了湘军将士更为充足的底气。应该说,《爱民歌》一度提升了湘军的软实力。

曾国藩一生厚德在爱民和爱才,其幕府人才堪称鼎盛,堪比唐朝将相郭子仪开府期间的规模。据《曾国藩幕府》一书的作者刘建强统计,曾国藩幕宾“官至出使大臣五人,军机大臣二人,尚书二人,大学士二人,侍郎三人,北洋大臣一人,总理衙门大臣二人,船政大臣二人,总督十六人,出任总督三十人次,巡抚二十八人,出任巡抚五十人次……”出自曾国藩幕府的一二品大臣竟多达近百人,其中就有李鸿章、沈葆桢这样的佼佼者。

为什么曾国藩能够网罗如此之多的人才,如同磁石吸铁般产生人才汇聚的效应?王闿运的《王志·论儒吏》提供了一个不错的解答:“曾文正成功大于胡、左,以其作侍郎有文学廉正之名,人肯从之游也。故欲求贤,虽折节礼请,不若以气类感召。己既能贤,始可致贤士。”同气相求,同声相应,贤者感召贤者,乃是必然之理;何况他还能折节下士,对人才产生虹吸效应就十分正常了。

曾国藩的幕府中名士多多,除开那些对近代史有过深远影响的大官,还有许多文学名家。最典型的是曾门四学士薛福成、黎庶昌、张裕钊、李汝纶,此外还有赵烈文、李鸿裔、莫友芝、欧阳兆熊等人。

李鸿章回忆自己的幕府生涯,曾告诉曾国藩的孙女婿吴永:“在营中时,我老师总要等我辈大家同时吃饭。饭罢后,即围坐谈论,证经论史,娓娓不倦,都是于学问经济有益实用的话。吃一顿饭,胜过上一回课。他老人家又最爱讲笑话,讲得大家肚子都笑疼了,个个东歪西倒的。他自家偏一点不笑,以五个指头作耙,只管捋须,穆然端坐,若无其事,教人笑又不敢笑,止又不能止,这真被他摆布苦了。”

瞧瞧,曾国藩作育人才,一顿饭就有那么大的作用,凡是亲聆其謦欬的人无不受益良多。李鸿章就承认,他从酷嗜睡懒觉到喜欢上早班,“这都是我老师造就出来的”。

“庾信文章老更成,凌云健笔意纵横”,那是罕见的例外。通常,人老则文思大退,精力锐减。同治八年(1869年)夏,曾国藩撰写《李忠武神道碑》文,怅恨“枝枝节节为之,竟无一字是处”。他把《明日歌》翻出来自嘲,感慨“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并且“深以精力衰老、学问无成为恨”,愧叹自己看书未能寻到古人“深造自得”和“优柔厌饫”的趣味。

在同年正月下旬,他在日记中记梦,精神更显挣扎:“二更四点,梦在场中考试,枯涩不能下笔,不能完卷,焦急之至,惊醒。余以读书科第,官至极品,而于学术一无所成,亦不能完卷之象也,愧叹无已。”这年二月底,曾国藩右眼失明,左眼昏花,读书作文的时间被迫大幅削减。

有缺陷的人生才是真实的人生,有遗憾的人生才是现实的人生,曾国藩屡屡感叹学未完卷,视之为人生的缺陷和遗憾。他是否想过,其日记、书信具备极高的历史、文化价值,这座精神宝库已进入不朽的行列?

曾国藩临终告诫儿辈:“吾学未成,诗文但存示子孙,慎勿刊刻传送。”葛虚存《清代名人轶事》中有一篇《曾文正铭词结句》,引用此言,感慨系之:“豪杰多讳言数,勋臣每耻无文,而公言如此,可想见其胸中浩落矣。”曾国藩将个人目标树立得极高,为文要与孟轲、韩愈相颉颃,为学要与顾炎武、王夫之论高下,他未达平生所愿则愧叹“吾学未成”。

同治九年夏,曾国荃写信安慰兄长,大意是:数十年来伟人不少,又有谁的道德、文章、勋名能与兄长相比?往后五百年能赶上兄长的,也顶多一二人。如此得天独厚,已足以自娱,又何必忧心忡忡,因为自己比不上圣人周公、孔子为可羞可耻呢?

兄与弟的评价系统不同,选用的标尺迥异:弟认为沛然有余,兄却认为歉然不足;弟视兄为贤之极品,兄视己为圣之末流。这就不奇怪了,去世之前三天,曾国藩在日记中自伤晚景,两句最悲,一句是“败叶满山,全无归宿”,另一句是“学业一无所成,德行一无可许”。

晚清大人物中,去世前心境如此悲凉的,还有谁?李鸿章、张之洞或许近之。

富学修身难,厚德载物尤难。

曾国藩苦干了一辈子,至死仍保持“行百里者半九十”的心态。

晚清大臣刘坤一素以军政才能著称,并不以诗文名世,他赋过一首《怀曾文正公》,却异峰突起,颇能刻画出曾国藩的特质:“事事不能及古人,立身窃与古人类。事事无殊于今人,居心却与今人异。画鹄画虎在我为,呼牛呼马凭人戏。卓哉唯有湘乡翁,纷纷诸子谁能媲?”

若非知之久者,识之深者,实不能道出这番意蕴。

“事事不能及古人”,这是曾国藩的自谦,但他立德、立功、立言并不逊色于古仁人志士。“事事无殊于今人”,这是一般论者对曾国藩的拉低,曾国藩所干的事业与同时代人所干的事业的确没什么不同,但其居心、操心、用心与同时代人迥异,他讲真话,做实事,具有人文关怀,最大的区别在此不在彼。“画鹄画虎”的典故出于马援《诫兄子严敦书》。曾国藩无疑是“丹青妙手”,画鹄画虎均传神,不走样。至于“呼牛呼马凭人戏”,典故出于《庄子·天道》,意思是毁誉由人,无关轻重,委心任运,听其自然。

人间富厚难,犹当以一见为幸!

同治十三年(1874年)冬,由曾国荃主持葬仪,将曾国藩的灵柩从暂厝的长沙南门外金盆岭迁葬到善化县(长沙县)坪塘乡伏龙山之阳(今湖南湘江新区),与欧阳夫人合茔。曾氏兄弟晚年相约,兄先殁则弟营葬事,弟先殁则兄制墓铭。曾国荃遵守旧诺,踏破铁鞋,给兄长找到了这块风水宝地。

这年十一月初四,曾纪泽在日记中记载了封墓的全过程,以米、盐、茶装满陶罐,齐诵《诗经》“信彼南山”“倬彼甫田”“大田多稼”三章,各三遍,然后遵循湘乡风俗,将陶罐放入墓穴中。

曾国荃对兄长的感情极为深挚,他亲撰《祭伯兄文正公文》,以沉痛见称,尝片脔可识鼎味:“辜负教训,四十九年。昔我乘气,自谓无前,兄裁以义,翻不谓然。一再试世,重踣而颠。弟以刚折,兄以曲全。迄我知德,兄没九泉。谁与论道?口不复宣。望灵垂涕,鸣原百篇。”

曾国藩为了教导老弟写奏章,专门编辑过一部《鸣原集》,“或取佳文,或取伟人,总期足以感发兴起耳”,精选历朝历代明悉事理的奏章为范本。此书经过数年方始编成,兄弟间前前后后有许多回合的商量讨论。曾国荃跟兄长抬了几十年的杠,受尽挫折之后,方知兄长的教诲语重心长,这是多么痛的领悟。

摘自《长沙晚报》

责编:罗嘉凌

一审:胡晴

二审:苏露锋

三审:黄柏禹

我要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