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范旭东出生于长沙东乡”的由来

中国化工之父、世界企业精神之父范旭东（1883-1945）创办“永久黄”团体，在亚洲首次打破西方科技的垄断、封锁和经济压迫，奠定了中国基本化学工业酸碱两翼，建成了当时世界一流科技实力的企业，享有崇高的声誉，被毛泽东评价为“工业先导，功在中华”，“讲化学工业，不能忘记范旭东”。

范旭东在1933年向全人类公布被西方垄断、封锁的制碱技术秘密，1934年提炼出世界第一家企业精神——“四大信条”，在1941年又研发出世界第一水平的“侯氏碱法”，1936年到1945年间向全球输出制碱科技，是洋务运动以来第一次实现自主创新的本土化，实现了从“师夷长技”到“夷师长技”的伟大转变，在当时被评价为“中国工业进步的象征”“中华民族的光荣”“祖国繁荣的象征”“中国化学家对人类文明所作的最大贡献”。

我们吃的白盐，是由粗盐提炼出来；面包与肥皂，是用纯碱做出来的；米饭，是施了化肥的；房子的门窗，飞机的机身，是用铝合金做出来的。这些都是范旭东第一个做出来的。

像范旭东这样一位具有东方文化色彩的圣贤型企业家，他秉持科技救国、工业救国的理念，重视科技创新和“新中华文化”创造，成功地创造了几十项中国、亚洲、世界的第一，值得后人敬仰。对于今日实业报国、实干兴邦以及发展新质生产力来说，范旭东是一位科技创新的先驱，具有极强的现实价值。

对范旭东的身世的追问，同样意义重大。在1949年前，范旭东传记、非常亲近范旭东的人都说，范旭东出于长沙或长沙东乡。如1937年4月15日出版的《产业界》第1卷第1期“现代实业家汇志”之《范旭东先生》，写了范旭东1883年出生于长沙。这是范旭东在世时的广告性传记。1946年10月出版的《科学》第5期《追悼专辑：范旭东先生年表》、1947年7月 29日《金声》“范旭东先生纪念特辑”之《范先生传》都说，范旭东出生于湖南长沙。侯德榜、李祉川是范旭东的同事，周作民是范旭东的同学、盟友，他们既晓得范旭东祖籍湘阴，又知道范旭东出生于长沙东乡，这肯定是范旭东的特别交代。

1949年以来，大多数专家都依据范旭东的干将、长沙东乡人余啸秋的回忆与民国文献，说范旭东世居长沙东乡、出生于长沙东乡。1981年，陈竞生《卓越的化工企业管理家范旭东成才之路》一文称，“范旭东，湖南湘阴人，世居与湘阴南部接壤的长沙东乡”。1983年，李祉川、陈歆文《祖国·事业·科学·人才——纪念实业家范旭东诞生一百周年》一文称，“范旭东原籍湖南湘阴，范氏世居长沙东乡”。1984年，李祉川、陈歆文《范旭东先生年表》称，范旭东“生于湖南长沙东乡”。1986年，张高峰《范旭东在苦海盐边创业纪实》一文称，范旭东出生于长沙。1987年，《中国大百科全书（化工）》“范旭东”条、来新夏主编的《天津近代史》称，范旭东出生于长沙东乡。2003 年，陈歆文《中国化学工业的奠基人——范旭东》称，范旭东“在湖南长沙东乡诞生”。

二、对“范旭东老家在长沙东乡，出生于长沙东乡”的论证

范仲淹是千古名篇《岳阳楼记》的作者，还因创办义庄，被认为是中国家族慈善、家族信托的创始人。范仲淹后裔的一支，在南宋咸淳九年（1273）迁居长沙湘春门（北门）外开福区黑水塘，明洪武十一年（1378）又迁居汉家山东北麓汉家塘（古属湘阴县一都，今属汨罗弼时镇）。汉家山距北门40多公里，汉家山北属于湘阴(今为汨罗)，西和东南在长沙县北山镇、安沙镇境，山势突兀，沟壑纵横，自古为交通要冲、兵家必争之地。这一支范氏在汉家山下繁衍生息，也由此向外扩散，在地方上称作“湘阴一都范氏”。据光绪三十二年（1906）《范氏家谱·添政公房》，范旭东是范仲淹的三十一世孙。

据目前所见的道光、咸丰、光绪《范氏家谱·添政公房》，这一支范氏的添政公房的部分后裔又不断从汉家山外迁到浏阳、平江、长沙、湘潭、永顺、龙山、岳阳、益阳、常德、枝江（湖北）等地。依据咸丰九年（1859）《范氏家谱·添政公房》的领谱名录，添政公房的部分后裔迁入了长沙的斗第湾（土地湾）、经铿（3支）、飞龙桥、元冲、洋桥、罗家山、铁炉冲、白石园、陷马坑荷叶坡等地。

范旭东的高祖范瞻霖（1755-1832）在乾隆年间（1736-1795）迁居岳阳经商。范旭东的天祖范新缜（1727-1800），住在汉家山下花屋场（今汨罗市弼时镇），目前这里已建成了长沙经济技术开发区汨罗产业园。范新缜生有七个儿子，依次为范瞻云（1750-1819）、范瞻霞（1753-1825）、范瞻霖（1755-1832）、范瞻霍（1759-1829）、范瞻雯（1764-1822）、范瞻霏（1766-1816）、范瞻霭（1770-1778），因长兄范瞻云中年经商，在乾隆年间（1736-1795）一起迁居岳阳南门外柴家岭。道光五年（1825）《范氏家谱·添政公房》范新缜的六子“范瞻霏”条云：“霖、霍、雯、霏原生于湘阴一都十甲祖居花屋场，乾隆年间同徙居岳州府南门外柴家岭。”可知，早在道光年间，范旭东的高祖范瞻霖一房就被认为是迁居岳阳了。据光绪三十二年（1906）《范氏家谱·添政公房》“范瞻云”条云：“（范瞻云）中年服贾岳州，遂协同胞六人侨于南门外柴家岭，暮年二弟彩五归梓，家于高冲。”此谱认为，七兄弟中，只有老二范瞻霞（字彩五）晚年回到老家高冲，且也只收录了范瞻霞、范瞻霖下范奇荣两房。

范瞻霖的妻子陈氏是岳阳人，三个儿子娶岳阳女子为妻。长子范奇俊（1793-1834）、次子范奇富（1795-1834）在岳阳开枝散叶，别子为宗，所以光绪三十二年（1906）《范氏家谱·添政公房》未收录其孙子辈。三子范奇荣（1797-1870），官名范骥，即范旭东曾祖父，或出生于岳阳，长大后迁居长沙县读书、参加科举考试。

道光五年（1825）《范氏家谱·添政公房》里面有“地名指引”，有范瞻霖领取“廉”字号谱的记录：“八号商玉房领瞻霖收”。同时，还有商玉房范瞻霍领取“廉”字一号谱，商玉房范奇语领取“廉”字二号谱。范盛濬（圣濬），字商玉，是范瞻霖的曾祖父，在家谱为十五世，谱称“商玉公”，派下称“商玉房”。范盛濬生子六，依次为承椿、承梅、承槐、承𣏌、承杨、承楎。 道光五年（1825）《范氏家谱》“范盛濬”条下说：“椿楎两房之后、杨后，行徙龙山。”可知，商玉房下有三房迁徙到了龙山。范承槐的次子范新缜，过继给范承梅为子。

范瞻霖，字时若，号雨斋。道光五年（1825）《范氏家谱·添政公房》云，范瞻霖诰封“登仕郎”，妻子陈氏，岳阳南门外正邦公之女，诰封“孺人”。光绪三十二年（1906）《范氏家谱》云，范瞻霖诰封“奉政大夫”，陈氏诰封“宜人”。

范瞻霖与妻子陈氏的诰封，有谱为证。光绪三十二年（1906）《范氏家谱·添政公房》收录有朝廷颁发给范时若（范瞻霖）的两道圣旨。首先是次子范奇富（捐职未入流）为父亲范时若捐“登仕佐郎”。这道圣旨的颁发时间是嘉庆二十三年（1818）十二月十三日。其次是三子范骥为父母捐奉政大夫、宜人，这道圣旨的颁发时间是咸丰十年（1860）正月初一。

范骥（1797-1870）从岳阳迁居到了长沙县东乡淳化都斗第湾（土地湾）。咸丰九年（1859）《范氏家谱·添政公房》收录领谱人的住址，写有：“德字号时若房领。住长邑斗第湾。”时若房，即范旭东的高祖父范瞻霖（字时若）一房，住在长沙县斗第湾，领取了“德”字号家谱。范骥在高阳县做官，长子范廉敏已去世，则次子范章敏（字镜潭，号秩臣）是长沙时若房之长了，他又是修谱参与者。那么说，咸丰九年（1859）《范氏家谱·添政公房》在咸丰十年（1860）告成时，领谱人是范旭东的祖父范章敏。据光绪三十二年（1906）《范氏家谱·添政公房》，范骥妻子孔氏(1795-1864)比丈夫早去世6年，葬在长沙县淳化都四甲下五区土地湾“屋后”，而范骥葬在“土地湾反背过垅、与刘管冲相近”，可知范骥家在长沙县淳化都四甲下五区土地湾（今长沙县安沙镇新华村土地湾）。

依据咸丰九年（1859）《范氏家谱·添政公房》、光绪三十二年（1906）《范氏家谱·添政公房》，可判断“斗第湾”是“土地湾”的雅名，这是范骥一房的命名。文曲星，为北斗第四星，主管文运。古人认为，写得一手好文章而被朝廷录用的人是文曲星下凡。第，科举之及第。斗第、土地谐音，改土地为斗第，有着吉祥的深意，表达了范骥希望在科举考试中连连及第的美好心愿。在今日长沙县安沙镇新华村土地湾，明堂宽阔，后有山，前有池塘，远有朝案，古树数株，下有良田，符合过去世家大族择居的环境需求。

范骥什么时候从岳阳迁居长沙县？下限在咸丰九年（1859），上限不可考，似在考秀才、举人前后，大约是嘉庆、道光年间在长沙县土地湾购置大量田庄，居住于此。道光五年（1825）《范氏家谱·添政公房》“范奇荣”条称：“字德高，号北吾。邑庠增广生。”可知，范骥在此时已是秀才。庠增广生，是不享受官府食宿补贴的生员，大多在家读书。考中秀才后，每三年还有岁试，判定秀才等级。考举人，先要通过科试，才能参加乡试。范骥安家长沙东乡淳化都，有利于到湘阴县、长沙府考试。道光八年（1828）戊子科，范骥中举。咸丰九年（1859）夏天，范骥的次子范章敏（范旭东祖父）来到保定府高阳县请父亲为《范氏家谱·添政公房》作序。范骥在当年撰写的《范氏家谱·添政公房序》中说，其少时曾从先大夫在范家祠堂祭祖，中秀才、中举时都入祠堂“申告先之礼”。

依据光绪三十二年（1906）《范氏家谱·添政公房》，范骥的长子范廉敏(1816-1856)、次子范章敏(1826-1869)比范骥(1797-1870)早去世，两兄弟一起葬在长沙县淳化都白塘冲。范骥妻子孔氏(1795-1864)比丈夫早去世6年，葬在长沙县淳化都四甲下五区土地湾“屋后”，而范骥葬在“土地湾反背过垅、与刘管冲相近”。范骥三子范维敏(1836-1878)，家谱没有记录他的葬地，而他的妻子张氏(1837-1906)葬在“长邑东乡淳化都四甲乌龟桥垱上张姓老屋上手坡山内”。可从情理上判断，范骥一房几代人住在土地湾。

范旭东的伯祖父范廉敏是太学生，祖父范章敏捐纳了功名，叔祖父范维敏是太学生，父亲范嗣琛考中了秀才，属于士大夫阶层。婚姻讲究门当户对，如范章敏的妻子邹氏，是江西分宜县知县邹武安的女儿。范嗣琛的婚姻亦然。

范嗣琛（1851-1889），第一个妻子是长沙籍湘军名将袁怀忠的次女袁氏（1851-1871），在同治十年正月初三（1871年2月21日）病逝，21岁，祔葬范旭东的曾祖母孔氏，也就是说，葬在土地湾屋后。也可知，此时的范嗣琛住在土地湾。

修咸丰九年（1859）《范氏家谱·添政公房》时，范嗣琛、袁氏才9岁，其婚姻情况已写入家谱，可知他们是定了门当户对的娃娃亲。袁怀忠名见于胡林翼、曾国藩文集，是战功显赫的湘军名将，当过知府，一度遭参革，他在光绪十六年（1890）病故，入祀台湾省淡水昭忠祠。

范嗣琛的第二个妻子是长沙河西太学生谢柘村的女儿谢氏（1855-1928），出身长沙河西白泉谢氏。谢氏的兄长谢锡蕃是监生，在湖南一些县城做幕僚，累功保候补知县，加同知衔。范谢两家，门当户对。范源濂（1876-1927）是谢氏的次子，长子夭折。可见，范嗣琛与谢氏结婚，在袁氏病逝之后不久。那个年代无医院，有接生婆，范源廉、范旭东出生于长沙东乡，在情理之中。

谱牒学专家黄善香教授认为，范旭东的父亲范嗣琛（1851-1889）、祖母邹氏（1827-1897）未葬于长沙县淳化都，不是经济原因，就是政治原因。

道光十五年(1835) 乙未科，范骥大挑二等。道光十九年（1839），范骥选授蓝山县训导，开始做官。后来，范骥当过直隶（今河北、北京、山东）高阳县、新城等县的知县，加同知衔。同治九年(1870)，73岁的范骥去世，曾国藩特地嘱咐儿子曾纪泽赠送礼金100两银子。郭嵩焘《湘阴县图志》记载了范骥有官德的事迹。光绪三十二年（1906）《范氏家谱·添政公房》记载有一道圣旨，朝廷诰封范骥为“奉直大夫”、孔氏为“宜人”，颁发时间是光绪十年（1884）正月初一。此时，范骥与三个儿子均已逝世，这肯定是范嗣琛与在世的同辈捐封的。

不知什么原因惹来灾祸，也在光绪十年（1884），即范骥去世后第14年，朝廷忽然追究范骥在历任知县内亏欠银两一事，要求清查范骥在原籍的田产来充公完缴。光绪十一年（1885）正月二十五日，署理湖南巡抚庞际云向朝廷行文《查明直隶已故知县范骥未清历任内结银本籍并无财产无力完缴请豁免事》，称范骥在原籍已无田产，请求豁免。光绪十一年（1885）六月十八日，大学士管理户部事务额勒和布签署《遵察湖南查明已故知县范骥前在直隶宁津任上亏欠内外结银原籍并无田产准与豁免事》，准予豁免范骥。可以想象，范家在这个时候，遭遇巨大的困境。2024年4月21日，我们考察长沙县安沙镇土地湾，一位70多岁的黄姓老人带领大家在后山找到一座古墓，有土围和封土，无碑石。他小时候就晓得这座古墓，听说是日寇飞机炸掉的。可是，如果是炸掉的，会夷为平地。我怀疑，假设这座古墓是范骥的，或在光绪十一年（1885）前后就遭破坏了。

范旭东的父亲范嗣琛在长沙城内教私塾，光绪十五年（1889）病逝后，停棺三年。依据光绪三十二年（1906）《范氏家谱·添政公房》，范嗣琛葬在“范家塅野鸭冲”，有碑记，却没记载墓的风水方向，而墓地是从“族叔”、太学生范占化手上购买过来的。依据范旭东《先兄静生先生行述》的回忆，光绪十七年（1891），在严冬之际，是范源廉、谢氏“冒雪负荷”。为何要停棺？停在哪里？今日不得而知了。一般来说，除了特殊风俗外，买不起墓地、选不到风水宝地、外力阻葬等，要停棺；停祠堂、丙舍之类的地方。据范旭东回忆，其父亲“所遗者，书籍数筴外，无他长物”。可是，范家、谢家是士大夫阶层，即使一时陷入贫困，也十分容易从亲友处凑集安葬费。我认同谱牒学专家黄善香教授的观点，猜测是受到了巨大的外部压力，范家已不足以威孚一方了。依据情理分析，范家在长沙遇到挫折后，充满了巨大风险，加上范骥一房人丁不旺，范源廉不敢再将范嗣琛葬到长沙县淳化都土地湾附近了，也要避开血缘关系最近的祠堂。同样，到了光绪二十三年（1897），范旭东的祖母邹氏病逝，范源廉也只好将祖母葬到长沙县大贤都（今长沙市开福区捞刀河镇）去了，“祭奠营葬如礼，人咸称其克尽承重孙职”。

据光绪三十二年（1906）《范氏家谱·添政公房》收录的《汉公塘建修祠堂碑记》，范旭东的父亲捐款五串文，碑文落款是光绪二十二年（1896）。此时，范嗣琛早已逝世7年。可知是已在教私塾为生的范源廉代父捐款血缘关系最近的汉公塘祠堂，目的是重振家声，赢得家族的支持。范旭东的姑妈范氏（1865-1906）饱读诗书，一辈子不嫁，去世后，官方旌表贞孝。她祔葬母亲邹氏，则是情感原因了。范旭东的姐姐范氏（1881-1900），未嫁而卒，葬于今长沙市雨花区赤岗冲红花坡，官方旌表贞孝。谢氏守节，两位范氏获得官方旌表贞孝的荣誉，范源廉代父捐款，可知范家身为士大夫阶层，重视本阶层的价值观念、道德修养，在蓄势以求复兴家族。

大约在光绪二十八年（1902），范源廉从东瀛回国就婚荆州，妻子是荆州监利县人、湖南候补知县蔡厚立的次女。可知此时的范家中落了，但是门第依旧，仍然可成就对等的婚姻。光绪三十一年（1905），范源廉出任学部主事，在朝廷做官，可以撑起家族了。次年，范旭东的叔祖母张氏去世，葬在长沙县淳化都四甲乌龟桥垱上，是范源廉足以威孚一方了。

依据光绪三十二年（1906）《范氏家谱·添政公房》，范氏存在着在长沙城内购置房产以作“邮亭”的惯例，那么说，范旭东祖父辈在长沙城内有房产十分正常。据范旭东《先兄静生先生行述》的回忆，1897年他就学长沙乡间，1898年到时务学堂听南学会演讲、就学省城私塾，1900年姐姐葬于红花坡、两兄弟在长沙出走东瀛，可知范家住在长沙城内。据各种回忆范旭东的文章说，范旭东在范嗣琛病逝后随母迁居长沙城内，谢氏也得到了资助寡妇的慈善机构——保节堂的恤费，甚至于一度住进了保节堂，而范旭东在姑母的资助下就读于长沙捞刀河吴镜蓉私塾馆。在当时，长沙有保节堂、全节堂、励节堂之类的慈善机构，赈济与抚恤城乡的贫苦节妇，每年按季或按月发放恤费9600文钱。清末的长沙县儒商朱昌琳乐善好施，是保节堂的捐款人之一。按民国惯例，住堂每月领取恤费谓之“吃内粮”，住家则每季度领取恤费谓之“吃外粮”。上有婆婆，下有儿女，旁有小姑，一家六口人，两男四女，怎么可能住进保节堂一间不足9平方米左右的小房子里面？从情理上分析，谢氏没有入住保节堂，而是住在长沙城内的祖产里面，“吃外粮”。

因此，依据咸丰九年（1859）《范氏家谱·添政公房》、光绪三十二年（1906）《范氏家谱·添政公房》的述说，可验证民国文献之记载，范旭东老家在长沙县安沙镇土地湾，范旭东出生于长沙东乡，是为定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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