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周万水

怀化，古称五溪，素有“滇黔门户”“全楚咽喉”之谓，处云贵高原东麓、洞庭湖的上游，97.82%属沅水流域，是湖湘大地水资源最丰富的地区之一。全市境内有大小溪河2716条，河流总长17704公里，除沅水干流外，流域面积大于1000平方公里的河流还有渠水、㵲水、辰水、巫水、溆水、酉水等6条一级支流。

河流是人类文明的摇篮，择水而居，是人类生存和繁衍的必然选择。五溪地区河谷平台依山傍水，气候湿润，植被茂密，为石器时代的古人栖息、狩猎、捕鱼和迁徙提供了优越的条件。考古证明，怀化全境几乎都有石器时代古人类生存的遗址。这些遗址地至今还是现代人类重要的居住地，显示出怀化这一区域人类史前文明发展的久远性和连续性。其中距今7800年至6600年间的洪江岔头的高庙遗址，更是中国史前文化的绚丽画卷，是足以改变中华文明起源历史的一缕新的晨光。

史前文明的进步离不开原始农业的产生和发展。以鱼猎、采集为主要生存方式的族群或原始聚落，由于获取资源的能力不足、生产工具粗糙，社会分工简单、也无法形成社会等级和产生更高等级的精神产品。只有当原始农业出现后，生产力逐步提升，社会组织与分工日益精细，社会阶层出现分化，才可能催生大型的具有原始国家色彩的人类聚落和以宗教崇拜为载体的较为系统的精神产品。

高庙遗址出土了中国目前所见年代最早，距今约7800年左右的装饰有凤鸟、兽面和八角星象等神像图案的陶器和中国目前所见年代最早的白陶制品。从制作工艺来说，高庙的陶器已告别了原始的捏制水平，装饰有戳印篦点纹连缀而成的各种复杂图案，进入了高级的轮制阶段，且有了实用器物与礼器的区分，出现大型祭祀中心。高庙文化不但影响了同时期的长沙大塘文化、还影响到稍晚的河姆渡文化、珠江三角洲文化、良渚文化、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以及中原的仰韶中晚期文化、商周的青铜文化。高庙遗址的白陶及其纹饰所代表的文化浪潮，被学术界誉为中国史前的第一次艺术高峰。

虽然高庙文化至今仍被定位为典型的贝丘遗址，现有的考古成果也没发现更多的碳化稻谷，也没有发现较大规模的稻作文明遗存，但这并不能证明高庙以及周边没有原始农业的产生。考虑到高庙遗存发掘中已经发现碳化稻谷和使用太阳历，可以推测这原始稻作农业已经在这里出现，只是地处沅水谷地的先民受其居住受地理条件的局限，可供利用的土地相对分散，即使有水稻种植也可能呈小规模和分散状态(即使在今天怀化地区也不是水稻的大规模种植区)，而捕鱼、狩猎、采摘仍然是人们获得食物的重要来源，而高庙遗址更像是一个原始聚落的文化中心，没有发现更多的原始农业痕迹也很正常。

原始农业的出现会推动人类的迁徙。大约从新石器时期开始，居住在沅水中上游(今怀化大部分地区)的先民，由于生活状态的改善和人口的不断增加，开始不断向下游冲积平原迁徙。因为水网纵横、土地辽阔平原有适合稻作文明发展更有利的地理条件。所以，我们不能想象，拥有高度发达的社会组织形态和精神艺术的高庙文明，其生产方式和生产力是落后于其他地区的。我们有理由相信，怀化地区可能也是上古原始农业和稻作文明的发源地之一。

巧合的是在数千年之后，就在高庙遗址的对面的安江农校，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研制出来了高产的杂交水稻并推向世界，再次为人类文明作出了重大贡献。

一、一粒种子是如何改变世界的？南方稻作文明对华夏文明发展进程的影响

作为世界上最重要的粮食作物之一，由于小麦种植的历史相对较晚，水稻的驯化与种植对华夏史前人类文明就具有深刻的影响。关于人类种植水稻的的历史，史学界有多种说法。上世纪以来，在我国长江流域的很多新石器时代遗址中水稻遗存被陆续发现。如永州距今12000年的玉蟾岩遗址、距今9000—11000年的浙江上山遗址、距今8000—7000年的澧阳平原八十垱遗址和距今9000年左右彭头山遗址、距今6300年左右的城头山遗址、距今7000—5300年河姆渡遗址等。因此，“中国长江流域是水稻最初被驯化的地方”逐渐成为国际学术界的共识。

从野生稻到栽培稻是一个很长期的过程，尽管许多地方都声称是水稻的起源地，但水稻的驯化与栽培应该是具有多源性的。湖南是史前水稻遗迹发现最密集的地区。南方河谷和下游冲积平原，海拔多在600米以下，雨量充沛，气候温暖，是野生水稻的原生地。在进入新石器时期之后，南方稻作文明开始象璀璨的星星闪耀在湖湘的天际。

1.一缕稻香出湖湘：玉蟾岩水稻遗迹

玉蟾岩遗址，位于湖南道县寿雁镇石寨村。宽阔的田野与村庄旁，一座不算挺拔的山峦，如同一只趴在地上的蟾蜍。在山脚下一个叫玉蟾岩的山洞里，考古人员发现了迄今发现的世界上发现的最早的古代碳化稻粒。经检测距今12000年，这一年代大约正处于旧石器向新石器过渡的时期。尽管有专家认定玉蟾岩发现的稻谷已具有人工栽培的迹象，但由于水稻栽培是一项复杂的、需要知晓气候和太阳活动的规律，组织系统协作的自觉工程，以尚处于穴居状态的玉蟾岩人的生产力水平，是不可能具备这种生产能力的。由于玉蟾岩人生活的地理环境中存在古野生稻，玉蟾岩发现的稻谷可能很大程度上仍属于人类食物采摘后的遗留，即使有驯化的痕迹也应是属于一种无意识行动。当然，也可视为水稻驯化进程中的某种前期行为，这种行为必然会导致古人开始各种改变野生稻生长环境的尝试，从而使玉蟾岩遗址发掘出土的、距今12000年前的稻粒上一呈现出栽培稻的初步特征，它表明，南方稻作农业的曙光必然会出现在这片土地之上，农耕文明的大幕即将古潇湘大地拉开。

2.禾穎穟穟：新石器时期澧阳平原稻作文明

澧阳平原是史前文化考古研究的圣地，从距今50万年到3800年的史前遗址星罗棋布，是湖南史前遗址分布最密集的地区。有考古证据表明，处于沅水、澧水下游的澧阳平原新石器时代出现了原始稻作农业、早期部族聚落，生产工具、精神文化进程也有了阶段性进展。其中彭头山遗址、八十垱遗址、城头山遗址是具有典型稻文化特征的新石器文化遗址，是稻作文明起源于长江中下游平原的有力的证据，在漫长的新石器时期，澧阳平原已呈现出一派春绿秋黄，稻香四逸的蓬勃景象。

彭头山遗址位於湖南省澧县澧阳平原中部，距今9500年—8100年，是长江中游最早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这里发现了世界上最早的稻作农业痕迹——稻壳与谷粒，被认为是长江中游地区在中国乃至世界稻作农业起源地。

八十垱遗址位于澧县梦溪镇五福村夹河北岸，属新石器时代遗迹，距今约8500～7500年。遗址内发现有原始的环壕遗存，而遗址发掘出的数万粒炭化稻谷和稻米。被专家认为是目前世界上发现最早的、可用实物证明的稻作农业遗存。

城头山遗址位于澧县城头山镇，该遗址被考古界认为是迄今为止发现的中国最早的城，遗址中不仅发现大量距今6000余年的碳化稻谷，而且发现中国最早的完整的稻田遗存，延续2000余年的文化堆积，证明长江中下游是中国史前文明和稻作农业起源地。

彭头山遗址、八十垱遗址虽然发掘出许多稻谷遗存，但是否确定就是成熟自觉的稻作文化，考古界仍然存在争议。彭头山、八十垱的遗址考古成果显示，该地区先民的生存状态还处于比较落后的状态，表现为生产工具落后、没有出现一定规模的部族聚落、没有发现明显的稻作遗址和社会组织的痕迹。鱼猎和采集仍是这里先民主获取食物的主要方式，也就是说彭头山和八十垱遗址都有稻子遗存被发现，却没有直接种植和食用水稻的证据。事实上，野生水稻的存在并不能被必然看作就是人工稻，从自然野生物种变成人类食物需要漫长的过程和特定的条件。彭头山遗址和八十垱遗址也没有发现加工水稻的工具，所以把彭头山、八十垱遗址看作比较成熟的定居性农业聚落可能有些超前。那么彭头山、八十垱水稻遗存就存在两中可能性，一是野生稻的遗存;二是先民采集或半自觉状态的利用。当然大量野生稻的存在，正是稻作农业出现的基本条件，同样可以证明水稻起源于长江流域这一结论。

虽然澧阳平原稻作文明已开始发育，但最初的起源依然扑朔迷离。水网密布，海拔低平的冲积平原，一开始并不适合早期人类的居住。旧石器时期，人类大多居住在河流中上游的谷地和洞穴，早期史前人类还最初还没有形成较大的聚落，食物来源主要还是依赖渔猎和采集。河流中上游森林茂密，鱼猎和采集资源丰富且不易受洪水的侵扰。当人口密度增大，有限的土地利用率增加，生存空间不足，才会出现迁徙。如果从河流中上游向下游冲积平原迁移，就说明，一是原始人类应对和改造自然的能力在不断提高;二是人们需要更多的土地利用来满足部落集居和原始农业的发展。值得思考的是，考古资料显示，在同一时期地处沅水中上游河谷的高庙文化，相对彭头山、八十垱文化具有更高的发展阶段，所以更有自觉种植水稻的需求、更具备水稻生产所需要的基本社会条件。在澧阳平原，城头山遗址才是初步具备稻作农业特征的史前文明，而城头山文化与高庙文化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因此，我们可以设想，水稻栽培的需求，可能正是早期人类从山地河谷向土地更广阔的平原迁移的重要原因之一，或许也表明，水稻的最初起源并不是河流下游的平原地带，而是长江流域人类最早居住的山地河谷。这一推论史前人类迁徙的历史具有相对的一致性。

3.一路稻花谁是主：南方文明的发展与稻作文明的扩张

显然，洞庭湖平原新石器文化的发生与发展，与稻作农业的出现及发达密切相关，也与这里的地理环境密切相关。古老的水土滋生了古老的文化，在传统的以“中原中心”的政治叙事体系中，湖南大部分地区都被视“江南卑湿”之地，属于被中原文化归抚和教化的范畴，所谓“上古以之要服，中古渐尔羁縻”似乎文化和文明化程度较低，而怀化与湘西地区更被视为“西南蛮”“五溪蛮”。数千年来的“中国”，就是在起源于殷商的“中原叙事”的历史架构中延续和发展下来的。但中国文化史远比殷商要早，中国历史的传统远在甲骨文之前就开始了，史前的“中国”，到底是不是传统史观所描述的那样一直以中原为中心?这个结论在今天已经被南方考古的一系列成果动摇甚至颠覆。

古代文献史料对于上古湖南记载很有限，在战国时期的湖南一直作为南楚之地，而有“夷越”、“黔中”、“洞庭”、“苍梧”等指称，这些指称并不能说明湖南是不发达地区。这一时期这里有中国较早的行政中心黔中郡，尤其在古代以水路为主的时代水系发达的，湘、资、沅、澧是极为发达的黄金水道，相当今天的高速公路。而交通是决定经济文化的发展和人类迁徙的最重要的条件。考古发现表明，中国这块土地上的历史远比殷商要早，殷商之前中国南方，包括长江流域、沅水流域的文明史可能远比人们想象的要更久远也更灿烂。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考古成果表明，中国史前文明有一个从南到北的传播过程。高庙遗址、城头山遗址、湖北盘龙城遗址其文明发展水平都远远高于同时期的北方文化遗址。著名史学家郭静云教授认为，在殷商出现之前，中国南方长江流域、汉江流域存在一个可名为先楚(非后世春秋之熊氏)南方部落联盟，在殷商之前的文明中，先楚的规模、传统及国家化的程度，可能是中国史前族群中最高、最辉煌的文明。许多神话比如“伏羲女娲”“夸父逐日”“大禹治水”“后羿射日”“共公怒触不周山”其实就是南方史前文化的体现。顾颉刚先生在20年代即提出的“禹是南方民族神话中的人物”,《淮南子本经》关于：“舜之时，共工，振滔洪水，以薄空桑。龙门未开，吕梁未发，江淮通流，四海冥涬，民皆上丘陵，赴树木。舜乃使禹疏三江五湖……”记载，说明大禹治水的背景是在中国南方，治水与其说是为了生存环境，还不如说是南方稻作农业的需要。

战国时期，各国历史中，只有楚国有完备系统的神话体系。长沙子弹库出土的楚帛书中记载了楚国创世起源的神史，证明了楚原屈原在楚辞中将禹叙事为自身族裔的先祖圣王，并不是后人的篡改，而是战国时代楚人对自己先祖的传统认知。事实上，包括湖南在内的荆楚，在春秋之前似乎一直相对独立于中原地区。《诗经》十五国风，唯独没有楚风，同时期荆楚之地却诞生了与《诗经》风格迥异的浪漫主义诗歌楚辞。

南方史前文明的发展之所以高于北方，关键因素还是稻作农业的发展与成熟。前面说到，水稻种植是一项复杂过程，抗旱、防涝、需要一定的社会分共、组织管理和修建原始水利设施，并具备必要的天文历法方面的经验与知识。水稻种植带来的物质条件也进一步促进了部落阶层的分化，形成高度组织化的社会秩序，逐渐使聚落呈现古国早期形态，于是，距今6800年前，被称为中国已发现的第一个史前古城头山便横空出世。

在小麦还未出现在北方平原时，其驯化种植的是黍和粟，这些旱地作物产量很低，也就决定北方各部族原始农业的水平很低，主要食物来源还是来自狩猎、采摘，也就使北方部族普遍具有扩展和掠夺的习性，生产力水平低下，具有游牧民族的特征，其社会国家化的进程自然也就相对落后。南方是水稻的故乡，水稻产量高明显于黍和粟，在水量充沛的南方有着广阔耕种空间，以稻作文明为标志的中国原始农业最先出现在中国南方，开启了南方史前文明国家化的迅猛发展。

有证据表明，正是在稻作文明的推动下，南方部落日益强盛。为获取更大的生存空间，南方史前文化开始由长江流域、汉江流域向北方平原扩张，这是部族繁衍规模不断加大、土地利用率不断提高的必然结果。族群是人口与文化稳定积累的产物，文化的稳定积累需要建立在足够的人口基础上，而人口的规模增长依赖于农业生产提供足够的食物。从这个意义上说，南方文明扩张其实也是稻作农业向北发展的过程。今天我们在贾湖遗址和二里头遗址的考古中还能发现水稻北移的痕迹和边界。

从中国各个文化发展进程来看，北方族群的发展普遍晚于南方，南方各部族的国家化比北方要早1000余年。遍及南北各地众多的关于伏羲、神农氏、炎帝、尧舜、蚩尤的传说，至少说明南方文明很可能曾经抵达中原腹地甚至秦岭山脉。郭伟民教授认为：怀化高庙文化白陶及其纹饰往南向海洋传播，最南边到如今的大湾区，即珠江三角洲流域，在广东、香港的很多遗址中，也都出现了太阳、鸟、兽面獠牙等纹饰。这表明，距今七八千年前，在广袤的史前中国大地上，文化的交流和传播很频繁，文化的多元性和背后的联系产生了。随着南方文明向北扩张，在影响和推动北方文明发展的同时，也与之产生了剧烈的文化冲突。《逸周书》载“蚩尤乃逐帝，争于涿鹿之河，九隅无遗。赤帝大慑，乃说于黄帝，执蚩尤，杀之于中冀”。从炎黄之战或炎黄与蚩尤的阪泉之战开始，再反复的冲突与融合中，北方族群逐渐占据优势，战败地南方族群一部分融入北方族群，一部分则逐次退回南方山地，成为后世所谓的“苗族”和“五溪蛮”的一部分。

诞生于中国北方的文明虽然年轻，却依恃着武力打败了文明程度更高的南方的稻作文明，这样的故事其实后世一直在重演。从殷商时代开始，北方族群逐步将各族群组成统一的政权国家，成为历史的胜利者，也因此掌握了历史的叙事权。他们借用南方文明与神话的改写自身部族的身世，以获取正统地位。这就是造成了中国神话体系南北共源，有些混乱的原因。与此同时，取得正统地位后，北方政权会强调南方失败部族的非正统性。于是有了各种污名化、妖魔化的行为，中华民族史前始祖之一，中国最早进入青铜时代的部族领袖蚩尤就成了犯上作乱的恶魔，其族人退居西南也就成了蛮族并一直受到中原政权的征伐。

可以说，殷商之前的文明史其实就是稻作文化的发展史，史前南方部落的衰退，不是稻作文明的衰退，由稻作文明催生出来的原始农业，是中华上古文明发展的最直接的推动力。可以说，正是由于稻作文明的出现和一路向北，才带来的南北文明交流融合，进一步推动了华夏文明最终走向国家化的进程。

二、五溪地区是华夏稻作文明最早的发源地之一

雪峰雄踞东南，武陵山横西北的怀化是湖南省面积最大的地级市，辖沅陵、辰溪、洪江、溆浦等十一区县。境内居住有苗、瑶、侗、回、白、土家等近50个少数民族。在历史上，怀化与湘西一样，留给人们的印象，莫不是“狼烟瘴雨”、“地瘠人贫”，是“五溪蛮”等蛮夷的居住地，民性刁蛮凶悍，盗匪蜂起。自东汉马援征西以来，五溪地区屡受中原政权讨伐。所谓怀化，就有“怀柔归化”之意。尤其到了近代，怀化地区更是被打上了偏僻落后的标签。实际上，至少在汉帝国建立之前，怀化地区仍然是中国南方经济、文化、交通、行政最为发达的地区之一，有着十分辉煌厚重的历史文化，是中国上古文明和稻作文化的发源地之一。

1.青山明月不曾空：怀化在华夏上古文明发展中的地位

在怀化沅水流域，至今还流传着许多关于大禹治水、龙舟祭盘瓠、周穆王藏书、善卷隐居二酉的传说。这些传说在一定程度上说明，怀化的历史并不简单。有一个事实足以证明，春秋之际，楚国的黔中郡，郡址就在怀化的沅陵，其管辖范围甚至涵盖广西、贵州、重庆、四川等地，就连今天的长沙、株州、常德、益阳也在黔中郡管辖范围。

唐朝时，谪居怀化的唐诗人王昌龄曾写下这样的诗句：“青山一道同云雨，明月何曾是两乡”。拥有众多溪河和丰富水资源的怀化，其实从没缺席过中华民族的发展进程。在漫长旧石器和新石器时期，沅水和五溪流域都有古代人类活动的遗迹，已经考古发现的就有新晃大桥溪旧石器遗址、麻阳高龙遗址、辰溪修溪口遗址、靖州斗篷坡、洪江高庙遗址、怀化高垅坎遗址等。其中地处沅水中上游的高庙遗址以其惊人的考古发现直接颠覆了人们对怀化的传统印象：怀化，是中国史前文明重要的起源地，也是中国稻作农业的起源地，甚至可能也是伏羲、神农炎帝的祖居地。

洪江高庙新石器文化遗址，发掘出大量精美绝伦造型奇特、有极高艺术价值的陶器。发现了中国最早的凤凰图案、最早“双鸟朝禾”图案、象征太阳神的八角星图和最早的白陶礼器，同时还发掘祭祀用的玉铖和贵族妇女装饰用的玉璜、玉玦等玉器，以及贵族夫妻合葬墓等。那些戳印在陶器上的由各种图案所表达的意境和大型祭祀场所的发掘，足以使人们对中华远古人类精神信仰、思想观念、艺术造诣，以及对宇宙自然的认知能力肃然起敬。已故人类学家林河先生认为：高庙文化在中华文明起源中有着重要的地位，对大溪文化、河姆渡文化、中原仰韶文化都产生过直接影响，其灿烂的文明史甚至超越了黄河流域的史前文明，使我们不得不对中华文明起源要素与发源地的传统认知重新进行思考。

著名的考古学家贺刚教授在谈及高庙文化时说“那些神灵与图像所表达的意境，竟与数千年后见诸《山海经》等史籍的神话传说如此契合，高庙文化先民曾盛行对太阳(“帝”)、凤鸟、獠牙兽、天、地、山、水等神祇的顶礼膜拜，构建了目前所知我国年代最为古老且被后世传承的神灵体系”，这一神灵体系与后世南方的创世神话和楚国拥有的完整神话体系应该存在着某种直接的关联，高庙陶器纹饰的意蕴或许与屈原的《山鬼》和沅水流域至今还流传的傩面具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在后世占据统治地位的中原文化，其神话体系大概率是对南方先楚文化的继承与改造。

说到高庙的神灵体系，不得不提到《山海经》里的那座神秘的昆仑山。在中国的神话传说中，有一个令人神往的故事，那就是周穆王的率众西行，最终登上昆仑山，与西王母相见并得到长生不老之药的故事。关于昆仑山的位置，大多数人依据《汉书》记载“临羌……有西王母石室……有弱水、昆仑山祠为据”。但据《史记·大宛列传》，在汉武帝之前，我国西北并没有“昆仑山”。而据《史记·大宛列传》记述了汉武帝时张骞出使西域的经历和见闻，其中有一则记载:“条枝在安息西数千里，暑湿。耕田，田稻。……安息长老传闻条枝有弱水、西王母，而未尝见。”这则记载表明安息长老所说的“条枝”貌似属于稻作文化区。所以今天西北的昆仑上是汉武帝之后得名的，与《山海经》中记载的昆仑山没有关联。

“昆”字最早见于西周金文，从商周相关文字来看，昆字与山没有联系。“昆”字由“日”与“两人”组成，上日下人，本义是两人在烈日之下，而“二人就为众”，所以“昆”含有“众人”之意，即“众人在烈日之下”。不过，也有古人不认为昆字下部为“人”，而将之视为神鸟的两足或两翼，连着上部的太阳，就是神鸟载着太阳飞行，与圆形物滚动有关。但无论是“滚动”，还是“两人或众人在烈日之下”，都与“山”无关。如果意为“众人聚集在烈日之下”，反而带有上古王朝之都的形象。“仑”是“侖”的简体字，在甲骨文中已出现。许慎《说文解字》释“仑，思也。集也”，表示次序、条理”。但也有人认为甲骨文“侖”其实是古代“房子”的象形，是等级较高的建筑，是祭祀宗庙或首领居住地的意思，自然也有秩序等级之意。那么，昆仑山可能意味着是某个部落联盟的中心。昆，是原始社会的宗教礼仪，日下之众人呈朝拜状;仑，房子，神居。天地造物，人类祭祀天帝按建造的神庙，也是上古部落举行集会和祭祀天帝的最神圣的地方。上古时期，高庙遗址是举行大型神祀活动的地方，高庙先民盛行对太阳(“帝”)、凤鸟、獠牙兽、天、地、山、水等神祇的顶礼膜拜，拥有大型的祭祀场所，构建了与天神灵沟通的建木天梯。联系到流传于辰溪的周穆王西巡后葬于大酉山传说，《山海经》里那座神奇的昆仑山极可能就是怀化境内的雪峰山，而高庙遗址就在雪峰山最高峰苏宝顶之下，而怀化的沅水流域很可能就是上古伏羲、炎帝部族的起源地。

晋人刁凿齿曾经言之凿凿的说“炎帝生于黔中”。关于神农和炎帝的传说基本上都与南方农耕文明有关，怀化学者阳国胜先生经过多年考察研究，提出了“炎帝故里在怀化会同”的学术观点，近年来得到越来越多专家学者的认同。《周易》载“包牺氏没，神农作。斫木为耜，揉木为耒，耒耨之利，以教天下，盖取诸益……神农没，黄帝、尧舜氏作。”就是对南方农耕文明的描述。据众多考古成果推断，上古时期怀化沅水流域极可能存在一个很大的，以稻作文明为特征的农耕部落或部落联盟。

高庙遗址发掘，让著名史学家郭静云教授推断有了重要依据：在殷商文明之前，南方江汉平原和荆楚地区史前文化已经进入一个很高的阶段，甚至存在一个强大的先楚南方部落联盟，这个部落联盟随着稻作农业的出现，从山地河谷向下游冲积平原迁徙，并逐渐向北扩张，与史前北方文明交流、冲突、融合共同构建了华夏灿烂的史前的文化。而这个先楚南方部落联盟极可能就发源于沅水中上游怀化地区。有专家认为，这个南方部落联盟可能与传说中的夏存在某种联系。

2.欲辫仙源何处寻：五溪稻作文化的发源与传播

“炎帝故里在会同”和高庙遗址的发掘，为五溪地区是稻作文明发源地提供了有力支撑。要寻找稻文化的起源，需要对比各地不同年代的文化层，找到各种文化之间的内在联系。有专家学者认为怀化高庙文化属于贝丘遗址，虽然该文化具有很高的发展水平，对许多同期文化和后期文化都产生过明显的影响，或者说就是高庙文化的直接扩张。但遗址中出土的稻谷数量，似乎不足以说明高庙文化已经进入稻作农业阶段。要解释这一点其实也不难。

在澧阳平原，稍早于高庙文化的彭头山文化以及与高庙文化基本处于同一时期的八十垱文化，在考古形态上，稻文化元素显然要多于高庙遗址。但稻作文化的出现是社会生产力的进步，是原始社会从渔猎、采集、刀耕火种向原始农业的一大转变，这一转变不仅是工具的进步，更重要的是社会分共和社会组织的进步，也就是原始部落国家化初期方面的进步。在彭头山和八十垱我们没有看到与稻作农业相适应的社会形态。而在与高庙文化有着某种文化联系的城头山文化，则已经进入了可观察的成熟的稻作农业阶段，这说明城头山存在具有高度组织化的社会秩序。城头山社会的复杂化达到了一定的程度，它具备了原始古国到来的初期期形态，标志着城乡分野的出现。所以，高庙文化无疑也是具备与原始农业相适应的社会形态的。高庙文化所在的沅水流域，其河谷山地虽然也有一定数量的野生稻的生长，但大地理环境决定，这一地区过去和现在都没有足够的土地进行大规模水稻种植。但是，我们不能据此就断言五溪地区就不能诞生最早的原始稻作农业。

怀化所在沅水中上游地区，一直是适合早期人类生存的栖息地。河谷平台温暖湿润，河岸山地植物茂密，丰富的渔猎和采集资源能满足时期人类的基本生活与繁衍。而下游平原地区因为海拔位置较低，时常遭受洪灾袭扰，并不适合早期人类居住，故在广大南方，文明的起源大多源自山地和河流中上游的河谷，其文明程度最初也一定高于其他地区。在高庙遗址，考古工作者发现薏米和水稻已成为了高庙人的食物来源，在长期对植物性食物的优选过程中，水稻的驯化也必然会成为高庙先民的一个选项，现有的证据不能排除这里也是稻作文明的发源地之一。相反，高庙文化的文明程度远远高于同时期有稻作文化遗存的其他史前文化，距今5700年夫妇墓，玉钺的出土和对农耕文化具有重要指导意义的八角星图太阳历的出现，说明此时高庙已经开始步入原始国家文明时代。因此，高庙文化所在的区域更有可能是中国最早出现稻作农业的地方，由于高庙遗址看上去更像一个上古时期的祭祀中心，应该有足够的食物资源配送，没有发现大规模种植稻谷的遗存，可能因高庙先民食物来源，尤其是渔猎所得比较丰富，稻谷在其食物里占比不大。受地理环境制约，高庙所在地区并没有大规模种植水稻的条件，所以水稻耕种面积可能围绕高庙遗址呈积小而分散状态，所以，稻作文明的曙光被历史的风尘所掩盖。

从已发掘的中国旧石器时代遗址来看，其分布规律是南部的时代早，北部及东北地区的时代比较晚，其迁徙、流动规律也是呈从南到北的趋势。中国医学科学院褚嘉佑教授等利用30个常染色体微卫星位分析了28个东亚人群和中国南北人群及汉民族与少数民族的遗传结构，分析表明中国人的祖先从东南亚进入中国的南方，然后越过长江进入中国北方地区。复旦大学生命科学学院金立教授等10 余位科学家通过人类基因研究，也揭示了石器时代中国南北人群的流向是由南向北迁徙，《山海经》里反映我国先民史前生活的昆仑神话，也应是在南方产生的。

怀化，位于我国地形第二级阶梯东缘最南端分界线的雪峰山和武陵山地区，沅水是我国先民由南向北迁徙的重要通道，从这里，经洞庭湖平原到汉江平原，可抵达中原腹地，豫陕甘和巴蜀地区。上述基因分析所得出的我国先民由南向北迁徙规律，与我国旧石器时代到新石器时代人类遗址的分布规律完全吻合，也为沅水中上游曾经辉煌的史前文化提供了佐证。

对上古人类的迁徙路径的研究，让我们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读以高庙文化为代表的五溪稻作文化与澧阳平原稻作农业的联系。当地处河流中上游的文化形态，因生产力的发展和人口繁衍增加而需要拓展生存空间时，向河谷下游的平原，向有更多土地资源、更适合原始农业发展的地区迁徙、扩张的行为就自然发生了。我们完全可以这样想象：在距今的5000多年前至1万年期间，在黔中地区发明了稻作农业的神农炎帝部落，而大约在5000多年前，从五溪地区沿沅江而下，经过洞庭湖和汉江平原进入中原地区，最终成为与黄帝同时代的部落联盟首领之一。

很明显，湖南洞庭湖平原新石器文化的发生与发展，与稻作农业的出现及发达密切相关。我们不能断定，大洪水时期，已经完成从山地河谷向广阔河流冲积平原迁徙的农耕部落，是否有一个重新回归山地河谷的过程。但我们可以认定，五溪稻作文明的种子就是在这一过程中，在广袤的江汉平原以扬花结实，不仅催生澧阳平原城头山、鸡叫城等史前中国古城，塑写了长江中下游史前稻作农业的辉煌，并且一路北进，参与了中华南北文明的融合与碰撞。水稻也就是从这一时期开始从南向北扩张，并在距今5000—4000年推进到黄河流域，进一步促进了黄河流域中华文明的繁盛与进步。

3.沅湘碧水照千峰：杂交水稻起源地对稻作文明发展的贡献

长期以来，水稻在人类文明发展历程中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尤其在史前文明中，水稻更是扮演着文明发展催化剂的角色。大约大约在距今4000年前后，小麦传入黄河中下游地区。到了商周时期小麦成为中国北方地区普遍种植的农作物，此时，北方的农耕文化随着小麦种植面积的逐步扩大而壮大，从此，“南稻北麦”农业生产格局形成。传统的水上交通随着陆路车马交通的日益发展，地位也开始下降，中国的政治文化中心逐渐转移至北方中原地区。

五溪地区的怀化，作为昔日南方部落联盟的起源地，由于固守自己相对独立的先楚文化体系，炎帝遗族、蚩尤后人、濮人余脉，盘瓠子孙并没有完全融入中原大一统的叙事体系之中。自蚩尤落败之后，北方部落(包括融入北方族群的南方部落)对传统南方部落势力的征讨就一直没有停止，传说中舜帝禅让帝位于善卷，不过是后世美化残酷征伐，宣言王者德政的杜撰，同样，善卷的隐逸其实也暗喻南方部落的逃亡。秦帝国建立后，南方荆楚文化逐渐开始走向边缘化，之后便是各种污名化和无休止的征伐，“蛮夷之地”的偏见和定位掩盖了怀化曾经作为稻作农业发源地的辉煌历史。

从秦朝到北宋建立之前，中国一共经历了秦、西汉、东汉、三国、西晋、东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十国十个朝代，平均每个朝代只有100多年的时间。朝代更迭频繁的局面，与黄河流域的小麦农业不无关系。中国北方的小麦种植主要集中在黄河流域地区，在这些地区种植的小米、高粱等也都属于麦类，属旱地作物。这些作物会大量消耗土地肥力，通常一季后就得休耕。这就意味着在这些地区每年大约只有1/3到1/2的土地能够收获粮食。因此自秦朝统一以来，建立于黄河流域的王朝无不承受着巨大的粮食供给压力。黄河流域气候干燥，降雨不足，农业生产主要依靠河水灌溉。干燥的环境极易造成土地盐碱化，造成可耕种地不断减少和土地兼并的矛盾愈加尖锐，于是，激烈的、循环性的社会冲突和暴力性的王朝更迭就不可避免地发生。

水稻产量非常高，一年可以种植两季甚至三季，这意味着同样面积的土地，水稻的产量要比小麦多出好几倍，且不需要休耕。这对于因为粮食危机不断陷入动乱的王朝来说无疑是福音。北宋后，正是长江流域的水稻生产改善了王朝的命运。北宋到清朝灭亡，虽只历北宋、南宋、元、明、清五朝，但平均每个王朝都接近了200年。 从历史上的人口数据来看，北宋以前中国人口从未超过6000万，但是北宋以后人口急剧增加，到清朝末年已达到了4亿。作为人口增长的基础，水稻生产带来的粮食结构变化无疑具有决定性意义。

在全世界范围内，水稻是仅次于玉米的第二大粮食作物，全球以水稻为主食的人口超过一半。世界水稻专家编写的《水稻知识大全》，一书中列举了水稻的几宗“最”。即：在只种一种食用作物的农田中以稻田的面积最大;地球上以稻米为主食的人口最多;水稻是全世界穷人最大的食物来源……

对于亚洲和中国来说，水稻就更为重要。全世界90%以上的稻米产于亚洲，且集中于东亚、东南亚和南亚这三大地区。2019年，全世界水稻产量排前十位的国家中有9个都是亚洲国家，其中前三名分别是中国、印度和印度尼西亚，在亚洲，“稻米”和“食物”完全可以可视为一个概念。可见水稻生产在全球粮食安全中具有不可替代的地位。

因为发达的稻作农业，湖南一直被称作“鱼米之乡”，并赢得了“湖广熟，天下足”的美誉。作为中国传统稻作农业的发源地的怀化，虽然不是水稻大规模核心产区，但深厚的历史底蕴，优良的稻作文化传统，使得怀化在新一轮农业技术革命的浪潮中，依然独立潮头，独领风骚。

“上下七千年，古今两神农”历史的巧合，往往具有某种必然性。上世纪六十年代，在距高庙先民开启稻作农业7000余年后，青年袁隆平踏进与高庙文化遗址隔江相望的安江农校，在这里开始了长达37年的杂交水稻研究生涯，并成功培育出杂交水稻，使中国成为世界上第一个成功利用水稻杂种优势的国家。自1979年起，中国在亚洲、非洲、美洲的70个国家研究和推广杂交水稻技术，种子出口50多个国家和地区，为发展中国家培训1.4万多名专业人才。目前，全球杂交水稻年种植800万公顷，年增产粮食1600万吨，可以多养活4000至5000万人口。“一粒种子 改变世界”的怀化五溪大地再次续写了“一粒种子 改变世界”的新的时代篇章。

五溪之险不足恃，我旅争等若平地。在水上交通推位之后，今天怀化已是现代交通发达的西南通衢之地。作为世界杂交水稻的发源地和全国三大杂交水稻制种基地市之一，怀化市正着力建设区域性种业创新中心，打造“国际种业之都”的同时，大力推动怀化国际陆港建设，打造内陆地区改革开放的高地、推动怀化高水平开放高质量发展，奋力把怀化建设成为“湘西明珠”，携手推动湘西地区高质量一体化发展，为湖南实现“三高四新”美好蓝图作出怀化贡献。

曾经不负历史，定然不负使命。我们相信拥有过厚重历史和优秀文化传统的五溪大地，在辉光闪耀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时代，一定会再次谱写新的历史传奇。

(2024年5月)

作者周万水，高级讲师，作家，文化学者。散文、诗歌、文学评论等作品见于《散文》《散文海外版》《湖南文学》《湘江文艺》《名家名作》《朔方》《黄河》《诗歌世界》《青年作家》等省、国级刊物，著有散文集《白鸟飞过河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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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新湖南客户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