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钟鸣

2023年2月，中办、国办发布《关于加强新时代法学教育和法学理论研究的意见》，要求“培养大批德才兼备的高素质法治人才”“扶持发展法律职业教育，夯实法学本科教育”。2023年，我国法学院校达625所，年培养数十万本科毕业生。应用型法律人才是依法治国的中坚力量，创新庭审技能教学，培养高素质法治人才，是新时代高校法学教育的使命担当与重要课题。

突出庭审技能培养，坚定应用型人才培养目标。我国近年法学本科毕业生的就业率不高，究其原因，一是就业门槛高。二是职业化素质不够。就业门槛问题基于法律职业的精英性质，非某一时间、某一部门可以解决，但职业化教育的问题是高校责无旁贷之任务。培养高素质法治人才，就本科培养目标而言是培养具有法学理论知识，更具有实践操作技能的人。

明确法学本科教育的应用型定位，才能强化技能培养教学。以法庭辩论为例，对关键证据的仔细甄别、据理力争、针锋相对是不可或缺的庭审技能。技能教学的重点难点与理论教学明显不同，法学理论是既有知识，重在传授；法律技能是创新知识，重在培养。技能教学突出的是实用性，从阅卷开始到庭审总结，技能培养在于知识的融会贯通，在于理论知识基础上培养学生的观察力、分析力、归纳力、逻辑力、表达力。庭审技能课应该以真实的案件卷宗为蓝本，指导学生从阅卷入手，而不能将各种杜撰的文书材料发给学生，在模拟法庭上照本宣科。

以庭审技能培养为核心，强化中国式法律实践教学。庭审技能不能脱离庭审目的而独立存在，否则就与“话剧表演”无异。庭审技能培养可以归纳为“四化”，即系统化、职业化、规范化、中国化。系统化培养既包括将法学理论与技能运用相结合，也包括各个诉讼程序的有机结合，更包括法理与天理人情的结合。“台上三分钟、台下十年功。”逻辑思维、语言表达需要一个长期的训练过程，因此演讲、朗诵、辩论等表达能力训练需要设置专门课程。除法学理论知识外具体案件所涉及的专业知识更是浩如烟海，需要学生日积月累，这也是美国法学院的教育从研究生层次才开始的原因。

庭审技能之所以具有职业化、规范化特征，原因在于法律作为一种职业，有着自身的思维方式、伦理规范、行为准则。比如，法庭辩论的核心在于证据之辩、法律适用之辩，而不在于哗众取宠。如果过分纠结对案件无实质影响的庭审程序问题，看似法律人的严谨，实则增加当事人的诉累，并不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这些法律职业具有的共同价值观，应该在高等教育中的庭审技能教学中树立。

庭审技能研究的中国化是时代命题。比如，中华民族自古讲究隐忍和退让，讲究“失之东隅收之桑榆”，那我们的庭审技能自然不能鼓励钻牛角尖；同样，我们的传统法律文化讲究仁爱，主张非攻，追求“无诉”的境界，因而调解技能是不能忽视的教学内容。我们的庭审模式不能完全机械照搬西方的庭审模式，而应该形成适合中国国情的庭审模式。此前总结出的马锡五式审判经验、枫桥经验，其本质便是司法领域的理论联系实践，是以多种方式解决矛盾的成功经验，当下仍然值得我们借鉴。

坚持数字赋能，培养符合新时代要求的法律人才。工匠精神是职业人的最高从业境界，要达到这一境界需要从三个方面夯实基础。首先便是法律人的职业态度，法律职业不仅仅是谋生的手段，更是人类公平正义的实现途径，是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要力量；其次是法律人的专业精神，表现为对正义的执着、对公平的捍卫、对名利的淡泊、对权贵的不阿、对卓越的追求。最后则是守正创新，新技术给法律职业带来了巨大变化，法学的思辨性是生成式人工智能的标准答案永远无法替代的，但具体的数字化技术却是现代法律人不可或缺的技能。

远程立案、互联网审理、无纸化开庭是技术赋能、大势所趋，学校教育要紧跟科技步伐，不能让学生毕业就落伍。目前实务领域人工智能生成的阅卷笔录、诉讼可视化图表等能够帮助出庭人员清晰掌握案件事实；大数据法律检索、类案检索为法律人增效；电子证据的生成与运用则必然是未来证据的常态，对上述技能的掌握当然是法律技能培养的应有之义。高等院校应该紧跟新时代要求，不断探索法律职业技能教学路径，培养好社会主义法治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

（作者系湖南文理学院副教授，本文为湖南文理学院“习近平法治思想”湖南省普通高校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湘教通［2023］213号阶段性研究成果）

责编：万丽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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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湖南日报·新湖南客户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