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丨李科

“山外青山楼外楼，代有骄子领风流；草圣怀素傲天下，浩瀚唐书名不留。”这是笔者有感而发的自作诗。怀素是中国古代书法史上光耀万丈的巨星，他安静地离开人世间，但后世对他的评价却热闹得很。有对他奉若神明者，有对他的艺术成就佩服得五体投地者，也有对他在历史上的影响置之不理者，还有对他的艺术追求不以为然者，褒贬不一。但是一望无垠的“唐书”中未留下他的痕迹，太过匪夷所思，大为遗憾。

熟读历史者无不知晓“唐书”，唐书泛指记录唐代历史的纪传体正史。“唐书”有两部，即《旧唐书》《新唐书》。五代时期，后晋刘昫、张昭远等编纂了一部《唐书》；至宋代，欧阳修、宋祁等又奉旨编纂唐代史书。为加以区分，史家便将宋代所著称为《新唐书》，而将前部称为《旧唐书》。两唐书浩瀚如海，为什么未留下记叙一代狂僧怀素的只言片语？可谓千古奇案，值得一探。

后晋官修《旧唐书》，叙述史实比较详细，保存史料比较丰富，但成书仓促，对于晚唐史事的记述仍显粗糙，在材料的占有与剪裁、体例的完整、文字的简洁等方面，都存在不少缺点。北宋仁宗认为《旧唐书》浅陋，下诏重修，后来即成《新唐书》。自司马迁创纪、表、志、传体史书后，魏晋至五代，修史者志、表缺略，至《新唐书》始又恢复了这种体例的完整性。但《新唐书》苛求文字精炼，有的纪、传失之太简。

一代草圣怀素既未在《旧唐书》留笔，也未在《新唐书》留痕，笔者认为，除了怀素个性张扬不受修史者待见，还有史官强烈的官本位意识影响，核心还是受制于封建社会的历史局限性。再者，两书主要编撰者的个人立场也至关重要。

《旧唐书》主编者刘昫、赵莹、张昭远不擅于书艺，在史料上皆无书名。全书未置书艺方面专志；列传部分虽置有虞世南、褚遂良、徐浩等书法家个人传记，但均为以楷为重的书家，且他们是以朝庭重臣身份列入；列传中虽设有“文苑上、文苑中、文苑下”三章，却是以整体文化发展而叙，且篇幅有限。古代，书法被视为小道，大丈夫的使命是齐家、治国、平天下。书家在国史留名的，非位高权重，即出身名门。

《新唐书》主编欧阳修，与韩愈、柳宗元和苏轼合称“千古文章四大家”，是开一代文风的文坛领袖。欧阳修是永州的形象大使，曾作千古名句——“画图曾识零陵郡，今日方知画不如。”为锦绣潇湘作了贯通古今的广告。然而他对怀素却不待见。欧阳修说：“右怀素，唐僧，字藏真，特以草书擅名当时，尤见珍于今世，余尝谓法贴者，乃魏晋时人施于家人朋友，其逸余兴，初非用意而自然可喜，后人乃弃百事，以学书为事业，至终老而穷年，疲弊精神而不以为苦者，是真可笑者，怀素之徒是也。”可见，欧阳修并不精于书法，他搜集古代青铜器碑刻，编成《集古录》一书，却不理解怀素终老而穷年追求草书艺术。欧阳修认为，书法是一种修心养性的艺术，不是一个士人的立身之本，它不该成为一个人的终身追求目标。用他的价值观评判，怀素就是一个无所事事之人、不务正业者。此外，欧阳修尊儒家思想，又对书法创作极为传统，而怀素草书力求突破传统，自然不为欧阳修所称许，自此不难理解怀素未入唐书了。他们对佛教的立场，也式微了僧侣阶层在史书中的地位，连《旧唐书》本已载入的高僧玄奘、一行都在《新唐书》里剃除了。

苏轼是欧阳修的得意门生，在不同时期对怀素作过评论，既有恶评也有好评，他是先作恶评后来才改成好评的。恶评如他的《题王逸少贴》诗：“颠张醉素两秃翁，追逐世好称书工。何曾梦见王与钟，妄自粉饰欺盲聋。有如市倡抹青红，妖歌嫚舞眩儿童。谢家夫人淡丰容，萧然自有林下风。天门荡荡惊跳龙，出林飞鸟一扫空。为君草书续其终，待我他日不匆匆。”这首诗基本上就是为了讥讽张旭、怀素而作。该诗是苏轼元丰八年(1085)鉴赏王羲之法帖后的题诗，尽管意欲先抑后扬，但激烈抨击张旭、怀素乃欺世盗名之流，却是不争的事实。这样一位诗、书、画皆精的旷世奇才，怎么会如此猛烈地贬损同样具有强烈创新意识和开掘精神的张旭、怀素呢？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一点可能苏轼创作此诗时正值事业遇坎坷，且幼儿夭折不久，心中郁愤难平。而他在《跋王巩所收藏真帖》中说：“……然其为人傥荡，本不求工，所以能工此，如没人之操舟，无意于济否，是以覆却万变，而举止自若，其近于有道（张芝，号有道）者耶？”苏东坡还说过“书法相传，至张颠后，则鲁公得尽于楷，怀素得尽于草”。此时，苏东坡对张旭、怀素的赞美又是情真意挚的。

怀素作为名显当时的顶级书家，在两唐书中未留痕，除了以上原因？笔者认为另还有三：一是艺术地位低下。孙过庭、张怀瓘可以说是专业的书法家、书论家，孙过庭著《书谱》并得唐太宗高评，张怀瓘以书法之长待诏翰林并撰《书断》等多部专著，但两唐书中也没有两人的传记。而张旭如果不是担任过县慰、长史之类的小官，史家是否会在李白传后给他留下几句附传，颇值得怀疑。或许，在欧阳俢之辈的眼中，吏史就是历史。二是怀素出身低微。自唐以降，“非科举不入流”，平民出身且无功名的和尚更谈不上什么社会地位。三是与时局相关。安史之乱给统治阶层极大的警示，身在佛门不事佛，既喝酒又吃肉的沙门，被当权者划入“离经叛道”一类，与统治者的阶级利益是相悖的，自然难以得到当权者的认同。

但历史是人民群众创造的。终究瑕不掩瑜，后世几乎呈一边倒的是为怀素唱赞歌。

宋代文化巨匠、杰出书法家黄庭坚对永州情有独钟，他不但在浯溪碑林、朝阳岩、淡岩等处留有墨宝，而且是理学鼻祖周敦颐的旷世粉丝，还对怀素书法推崇倍至。他说：“怀素草，暮年乃不减长史，盖张妙于肥，藏真妙于瘦，此二人者，一代草书之冠冕也。”且黄庭坚自身的书法受怀素的影响颇深。说元祐初年，黄庭坚与苏东坡、钱穆父一起到京城的宝梵寺游玩。吃完饭，黄庭坚乘兴写了几张草书。苏东坡对黄庭坚的字很赞赏，而穆父在旁边观看过后说：鲁直（黄庭坚）的字接近于俗气。黄庭坚问：为什么？穆父说：没有其他原因，只是因为你没有看过怀素的真迹。黄庭坚心里很疑惑，从此再不肯为别人写草书。绍圣中年，黄庭坚贬谪涪陵，第一次在石扬休家里看到怀素的《自叙帖》，特意借回去临摹了很多天，几乎废寝忘食。自此对于草书茅塞顿开，下笔飞动，写下的字与元祐年之前的字有了很大不同，黄庭坚这才相信穆父的话真没有夸张。黄庭坚据此而说，自己草书的成就是在涪陵所得。①黄庭坚一生钻研，书艺不断创新，其草书化腐朽为神奇，成为怀素之后的又一高峰，其作品历来被世人所贵，其书论“贵与俗”亦为世所重也。对怀素影响最大的是颜真卿，而受怀素影响最大的书法家属黄庭坚。

北宋著名史学家司马光，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内向、严谨之人，他编撰《资治通鉴》数百卷，其中也有颠倒涂抹的修改痕迹，但没有一个字作草书的。有意思的是，他在朋友处欣赏到怀素一幅破败的草书作品时，昏花的老眼不禁为之一亮。司马光很想收购怀素的草书，怎奈口袋空空，只好作诗兴叹：“上人工书世所稀，於今散落无复遗。君从何处获数幅，败绢苍苍不成轴……”诗里对怀素的狂草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作为历史上屈指可数的史学家，这首诗还告诉世人，怀素书作在北宋就已经散落难觅，每一件均为稀世珍品。如此看来，并不是一丝不苟的人就一定有着刻板的审美观。怀素的草书能博得众爱，如此深得人心，在中国书法史上，实在是不可多得的美谈。

元赵孟頫对怀素的敬仰之情从其题跋《论书帖》可窥视。且跋中的一句话——“后人作草，皆随俗缴绕，不合古法，不识者以为奇，不满识者一笑。”又恰是对今日书坛的一记鞭策！怀素书法作品在明代被捧为至宝。著名藏家项元汴有一个收藏价格表，怀素的《自叙贴》购价1000两银，仅次于购价2000两银的王羲之《瞻近帖卷》。项元汴被誉为明清以来八大鉴赏家之首，他的价目表是有高度权威性的。

号称“清代第一书法家”的永州人何绍基，在《跋板桥书道情词》中一同评价了张旭、怀素、黄庭坚：“山谷草法源于怀素，怀素得法于张长史，其妙处在不见起止之痕。前张后黄，皆当让素师独步。”清代著名画家石涛曾作一幅画：一装束似文人者立于芭蕉树下，对着芭蕉叶若有所思。他在画中题“怀素学书种蕉代纸，雨余墨汁淋漓，应是此种境界。”无疑，石涛从怀素的蕉叶练字、任意挥洒中体会到了中国画的写意精神。

虽然两唐书中名不留，但仍然无法遮挡怀素名显后世。在《中华上下五千年》历史丛书中刊载的书法家就只有几位，分别是王羲之、张旭和怀素等，充分体现出怀素在中国文化史上的重要地位。看来，人一旦成为精神世界的王者，便定能逃脱时间的追捕，直抵永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