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文联 2024-06-20 11:07:41
文丨李科
“山外青山楼外楼,代有骄子领风流;草圣怀素傲天下,浩瀚唐书名不留。”这是笔者有感而发的自作诗。怀素是中国古代书法史上光耀万丈的巨星,他安静地离开人世间,但后世对他的评价却热闹得很。有对他奉若神明者,有对他的艺术成就佩服得五体投地者,也有对他在历史上的影响置之不理者,还有对他的艺术追求不以为然者,褒贬不一。但是一望无垠的“唐书”中未留下他的痕迹,太过匪夷所思,大为遗憾。
熟读历史者无不知晓“唐书”,唐书泛指记录唐代历史的纪传体正史。“唐书”有两部,即《旧唐书》《新唐书》。五代时期,后晋刘昫、张昭远等编纂了一部《唐书》;至宋代,欧阳修、宋祁等又奉旨编纂唐代史书。为加以区分,史家便将宋代所著称为《新唐书》,而将前部称为《旧唐书》。两唐书浩瀚如海,为什么未留下记叙一代狂僧怀素的只言片语?可谓千古奇案,值得一探。
后晋官修《旧唐书》,叙述史实比较详细,保存史料比较丰富,但成书仓促,对于晚唐史事的记述仍显粗糙,在材料的占有与剪裁、体例的完整、文字的简洁等方面,都存在不少缺点。北宋仁宗认为《旧唐书》浅陋,下诏重修,后来即成《新唐书》。自司马迁创纪、表、志、传体史书后,魏晋至五代,修史者志、表缺略,至《新唐书》始又恢复了这种体例的完整性。但《新唐书》苛求文字精炼,有的纪、传失之太简。
一代草圣怀素既未在《旧唐书》留笔,也未在《新唐书》留痕,笔者认为,除了怀素个性张扬不受修史者待见,还有史官强烈的官本位意识影响,核心还是受制于封建社会的历史局限性。再者,两书主要编撰者的个人立场也至关重要。
《旧唐书》主编者刘昫、赵莹、张昭远不擅于书艺,在史料上皆无书名。全书未置书艺方面专志;列传部分虽置有虞世南、褚遂良、徐浩等书法家个人传记,但均为以楷为重的书家,且他们是以朝庭重臣身份列入;列传中虽设有“文苑上、文苑中、文苑下”三章,却是以整体文化发展而叙,且篇幅有限。古代,书法被视为小道,大丈夫的使命是齐家、治国、平天下。书家在国史留名的,非位高权重,即出身名门。
《新唐书》主编欧阳修,与韩愈、柳宗元和苏轼合称“千古文章四大家”,是开一代文风的文坛领袖。欧阳修是永州的形象大使,曾作千古名句——“画图曾识零陵郡,今日方知画不如。”为锦绣潇湘作了贯通古今的广告。然而他对怀素却不待见。欧阳修说:“右怀素,唐僧,字藏真,特以草书擅名当时,尤见珍于今世,余尝谓法贴者,乃魏晋时人施于家人朋友,其逸余兴,初非用意而自然可喜,后人乃弃百事,以学书为事业,至终老而穷年,疲弊精神而不以为苦者,是真可笑者,怀素之徒是也。”可见,欧阳修并不精于书法,他搜集古代青铜器碑刻,编成《集古录》一书,却不理解怀素终老而穷年追求草书艺术。欧阳修认为,书法是一种修心养性的艺术,不是一个士人的立身之本,它不该成为一个人的终身追求目标。用他的价值观评判,怀素就是一个无所事事之人、不务正业者。此外,欧阳修尊儒家思想,又对书法创作极为传统,而怀素草书力求突破传统,自然不为欧阳修所称许,自此不难理解怀素未入唐书了。他们对佛教的立场,也式微了僧侣阶层在史书中的地位,连《旧唐书》本已载入的高僧玄奘、一行都在《新唐书》里剃除了。
苏轼是欧阳修的得意门生,在不同时期对怀素作过评论,既有恶评也有好评,他是先作恶评后来才改成好评的。恶评如他的《题王逸少贴》诗:“颠张醉素两秃翁,追逐世好称书工。何曾梦见王与钟,妄自粉饰欺盲聋。有如市倡抹青红,妖歌嫚舞眩儿童。谢家夫人淡丰容,萧然自有林下风。天门荡荡惊跳龙,出林飞鸟一扫空。为君草书续其终,待我他日不匆匆。”这首诗基本上就是为了讥讽张旭、怀素而作。该诗是苏轼元丰八年(1085)鉴赏王羲之法帖后的题诗,尽管意欲先抑后扬,但激烈抨击张旭、怀素乃欺世盗名之流,却是不争的事实。这样一位诗、书、画皆精的旷世奇才,怎么会如此猛烈地贬损同样具有强烈创新意识和开掘精神的张旭、怀素呢?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一点可能苏轼创作此诗时正值事业遇坎坷,且幼儿夭折不久,心中郁愤难平。而他在《跋王巩所收藏真帖》中说:“……然其为人傥荡,本不求工,所以能工此,如没人之操舟,无意于济否,是以覆却万变,而举止自若,其近于有道(张芝,号有道)者耶?”苏东坡还说过“书法相传,至张颠后,则鲁公得尽于楷,怀素得尽于草”。此时,苏东坡对张旭、怀素的赞美又是情真意挚的。
怀素作为名显当时的顶级书家,在两唐书中未留痕,除了以上原因?笔者认为另还有三:一是艺术地位低下。孙过庭、张怀瓘可以说是专业的书法家、书论家,孙过庭著《书谱》并得唐太宗高评,张怀瓘以书法之长待诏翰林并撰《书断》等多部专著,但两唐书中也没有两人的传记。而张旭如果不是担任过县慰、长史之类的小官,史家是否会在李白传后给他留下几句附传,颇值得怀疑。或许,在欧阳俢之辈的眼中,吏史就是历史。二是怀素出身低微。自唐以降,“非科举不入流”,平民出身且无功名的和尚更谈不上什么社会地位。三是与时局相关。安史之乱给统治阶层极大的警示,身在佛门不事佛,既喝酒又吃肉的沙门,被当权者划入“离经叛道”一类,与统治者的阶级利益是相悖的,自然难以得到当权者的认同。
但历史是人民群众创造的。终究瑕不掩瑜,后世几乎呈一边倒的是为怀素唱赞歌。
宋代文化巨匠、杰出书法家黄庭坚对永州情有独钟,他不但在浯溪碑林、朝阳岩、淡岩等处留有墨宝,而且是理学鼻祖周敦颐的旷世粉丝,还对怀素书法推崇倍至。他说:“怀素草,暮年乃不减长史,盖张妙于肥,藏真妙于瘦,此二人者,一代草书之冠冕也。”且黄庭坚自身的书法受怀素的影响颇深。说元祐初年,黄庭坚与苏东坡、钱穆父一起到京城的宝梵寺游玩。吃完饭,黄庭坚乘兴写了几张草书。苏东坡对黄庭坚的字很赞赏,而穆父在旁边观看过后说:鲁直(黄庭坚)的字接近于俗气。黄庭坚问:为什么?穆父说:没有其他原因,只是因为你没有看过怀素的真迹。黄庭坚心里很疑惑,从此再不肯为别人写草书。绍圣中年,黄庭坚贬谪涪陵,第一次在石扬休家里看到怀素的《自叙帖》,特意借回去临摹了很多天,几乎废寝忘食。自此对于草书茅塞顿开,下笔飞动,写下的字与元祐年之前的字有了很大不同,黄庭坚这才相信穆父的话真没有夸张。黄庭坚据此而说,自己草书的成就是在涪陵所得。①黄庭坚一生钻研,书艺不断创新,其草书化腐朽为神奇,成为怀素之后的又一高峰,其作品历来被世人所贵,其书论“贵与俗”亦为世所重也。对怀素影响最大的是颜真卿,而受怀素影响最大的书法家属黄庭坚。
北宋著名史学家司马光,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内向、严谨之人,他编撰《资治通鉴》数百卷,其中也有颠倒涂抹的修改痕迹,但没有一个字作草书的。有意思的是,他在朋友处欣赏到怀素一幅破败的草书作品时,昏花的老眼不禁为之一亮。司马光很想收购怀素的草书,怎奈口袋空空,只好作诗兴叹:“上人工书世所稀,於今散落无复遗。君从何处获数幅,败绢苍苍不成轴……”诗里对怀素的狂草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作为历史上屈指可数的史学家,这首诗还告诉世人,怀素书作在北宋就已经散落难觅,每一件均为稀世珍品。如此看来,并不是一丝不苟的人就一定有着刻板的审美观。怀素的草书能博得众爱,如此深得人心,在中国书法史上,实在是不可多得的美谈。
元赵孟頫对怀素的敬仰之情从其题跋《论书帖》可窥视。且跋中的一句话——“后人作草,皆随俗缴绕,不合古法,不识者以为奇,不满识者一笑。”又恰是对今日书坛的一记鞭策!怀素书法作品在明代被捧为至宝。著名藏家项元汴有一个收藏价格表,怀素的《自叙贴》购价1000两银,仅次于购价2000两银的王羲之《瞻近帖卷》。项元汴被誉为明清以来八大鉴赏家之首,他的价目表是有高度权威性的。
号称“清代第一书法家”的永州人何绍基,在《跋板桥书道情词》中一同评价了张旭、怀素、黄庭坚:“山谷草法源于怀素,怀素得法于张长史,其妙处在不见起止之痕。前张后黄,皆当让素师独步。”清代著名画家石涛曾作一幅画:一装束似文人者立于芭蕉树下,对着芭蕉叶若有所思。他在画中题“怀素学书种蕉代纸,雨余墨汁淋漓,应是此种境界。”无疑,石涛从怀素的蕉叶练字、任意挥洒中体会到了中国画的写意精神。
虽然两唐书中名不留,但仍然无法遮挡怀素名显后世。在《中华上下五千年》历史丛书中刊载的书法家就只有几位,分别是王羲之、张旭和怀素等,充分体现出怀素在中国文化史上的重要地位。看来,人一旦成为精神世界的王者,便定能逃脱时间的追捕,直抵永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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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湖南文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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