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丨佘晔

“楚人肚量大，湖南好汉多。文学根何在，龙舟下汨罗。”这是著名作家莫言给韩少功文学馆的题词，也是当代文学给以韩少功老师为代表的汨罗江流域作家群的赞美与褒奖。作为韩少功先生的“第二故乡”，汨罗不仅是他奉献青春之地，十年的知青生涯带给他的更是文学原乡般的精神给养与冲动。2000年，韩老师定居汨罗以后，给汨罗的文学创作注入了榜样般的力量，带动了黄灯、舒文治、潘绍东、魏建华、蒋人瑞、吴尚、逆舟等众多中青年汨罗作家的创作。如今，汨罗江流域作家群以其鲜明的个性、生动的创作实绩、强劲的发展势头成为湖南文学的一股重要力量，焕发出勃勃生机。汨罗江流域作家群与当下热议的“新南方写作”“新东北作家群”同等重要，从地方路径出发来探讨或观照汨罗江流域作家群的创作生产，我想谈三个要点：

第一，关于“地方路径”。“地方路径”概念的提出最早源于美国学者柯文《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兴起》一书的启示。在这部反思和批判西方中心主义的著作中，柯文试图在中国的历史逻辑、文化养成中梳理中国现代性的线索，其理论模式为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中业已形成的中心/地方格局提供了研究、反思的依据，一种着眼于地方的文学现代化进程开始在中国现当代文学领域凸显自身价值。2020年，李怡教授在《当代文坛》开设“地方路径与文学中国”栏目，可看作中国学者对柯文“地方路径”观点的呼应。无论是队伍构成、还是从创作实绩具体考察，我们的“汨罗江流域作家群”应该拥有坚定、自信的全国性视野与眼光，自觉成为中国文学汨罗路径的典型生发地，自动融入中国文学研究的地方路径布局和版图。

第二，“地方路径”概念与我们日常提及的地域文学、地方文学、文学地理学概念既有联系，也有区别。地方路径的重点在于路径，意味着一种历史过程的动态意义。借助地方路径研究，有益于追踪和挖掘汨罗江流域作家群体的复杂结构和丰富面相，以及介入中国现当代文学史进程的方式和经验。同时，地方路径更是对以往传统文学研究关注时间意识的逆反与转向，深化对文学与文化研究的空间意识。我们每个人都是生活于具体而微小的空间之中的，空间中隐含着来自不同区域不同人群的不同感受，“地方路径”让我们重新审视“地方”与“中心”的关系，从“地方路径”出发，我们不是走向地域性的自夸和自恋，而是由此通达形色各异又交流融通的“现代中国”。引入地方视角，关注地方经验，有助于为“现代中国”、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提供汨罗元素和经验。

第三，“地方路径”研究是对新的学术领地和学术方法的重辟，引发了人们对地方文学以及地方作家、作品的重新审视，一些边缘作家和文学现象将被重新发现并被赋予意义。李怡教授在《成都与中国现代文学发生的地方路径问题》一文从李劼人、郭沫若等人的创作与趣味出发，提出成都存在另外一种现代性嬗变的地方特色，这一走向现代的地方路径值得分析，它与北平路径、上海路径一起绘制出中国文学走向现代的丰富版图。循着这一思路，我们同样可以从“汨罗江流域作家群”的创作实践出发，去关注这一区域不同作家、不同风格、不同层次作家的创作，不刻意遮蔽，也不肆意夸大，有意重返汨罗江文学史建构和文学创作的现场，发现散落在历史深处的知识碎片及文学根须，通过这些有可能被忽视的作家、作品和材料，重构汨罗江流域文学史。从地方性视角出发去窥探汨罗江流域作家群体，本身就是一种思维、视角、方法、阐述的新突破，在汨罗发现“地方路径”的重要存在，是对中国文学既有版图认知的扩展。地方作家如何通达现代中国，无疑，韩少功老师在这里构筑了独一无二的文学地标，也为中国文学抵达远方、抵达深处提供了丰富的汨罗资源。

我认为，从“地方路径”出发，“汨罗江流域作家群”的创作价值和意义将不断得到新的生发和延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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