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李志军  李利军  李春华

我们的父亲李敏，1911年出生于湖南平江县安定镇一个贫苦农民家庭。小时候，父亲在平江长寿街做学徒弹棉花。当时的长寿街，是湖南著名的“平江农民革命运动”的中心。在那里，父亲接触到许多新的知识和新的思想，逐渐萌发了“翻身求解放”的革命意识。

李敏（摄于1965年）

父亲的革命生涯

1925年，父亲参加儿童团并担任团长。1927年担任少年先锋队队长。1928年参加农民赤卫队。在白色恐怖的血雨腥风中，父亲随赤卫队参加了20万农民3次攻打平江县城的武装斗争，史称“三月扑城”运动。

1930年5月，父亲在平江参加了中国工农红军，成为红五军第2师第2团1连的一名光荣的红军战士。同年10月，他加入共青团，进入江西中央苏区。1931年12月，调任红三军团司令部任通信排长。1933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升任军团司令部警卫连长。1934年2月，担任红三军团补训3师营长。在此期间，他参加了中央苏区著名的反对蒋介石、国民党对红军的五次“围剿”，并东征福建作战。

1934年10月，父亲担任红四师第10团通信主任，编入干部排，随军参加了举世闻名、艰苦卓绝的二万五千里长征，爬雪山、过草地，冷水、野菜拌青稞；还要与围追堵截的国民党兵作战……

1935年7月，父亲担任红三军团补充师营长。翌年2月，调任红二师师部作战参谋，不久升任红二师团参谋长，率队东渡黄河，参加了红军历史上的“东征作战”；后又回师陕北吴起镇，参加了悲壮的西征。

1937年8月18日，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父亲担任八路军第115师第343旅旅部作战参谋，参加了9月25日在山西灵丘、震惊中外的平型关大捷；随后又参加了闻名遐迩的广阳伏击战。在我的记忆中，父亲向我们讲述过这两次战斗，印象尤为深刻：

其一是平型关大捷。1937年9月25日，父亲参加了山西灵丘平型关战斗。父亲说，主战场是乔沟。当日军第五师团21旅团后续部队的100多辆汽车，200多辆辎重大车缓慢进入乔沟峡谷公路时，我们早已埋伏好的685团、686团、687团3个团的指战员们一起开火，步枪、机枪、手榴弹、迫击炮火力倾泻而下，打得日军人仰马翻。担任“拦头”歼敌任务的685团，随即与敌人展开了激烈的白刃战。

平型关战斗中，八路军的机枪阵地

父亲说，在杨得志担任团长的685团阵地上，战斗开始后，人称“猛子”的2营5连连长曾贤生，先是指挥全连战士首先用手榴弹炸翻了日军行进在最前面的十多辆汽车；然后率领20名大刀队队员冲入敌群，与日军展开白刃格斗。曾贤生用大刀奋力砍倒了十几名日军，自己也多处负伤。在精疲力尽的时候，被五六名日军包围。曾贤生毅然拉响身上仅有的一颗手榴弹，与日军同归于尽！

著名的平型关大捷，八路军歼灭日军1000多人，击毁汽车100多辆，缴获一批辎重武器，取得了全国军民抗战开始以来，中国军队的首次重大胜利。

长达6个小时的激烈战斗，八路军第115师也付出了伤亡600余人的代价，200多位英勇的指战员长眠在晋北这块热土上。父亲说，八路军在平型关首战大捷是用600多名指战员的伤亡代价取得的。我们是和日本鬼子拼命的！父亲好几位长征时期的战友，就牺牲在平型关与日军的激烈搏斗中。每谈及此，父亲都热泪盈眶，心情久久不能平复。

其二是山西广阳伏击战。父亲告诉我们，1937年12月4日下午，日军先头两个联队4000多人，进入八路军第115师第343旅设置的广阳地区伏击圈内。我军采取“避强击弱”的战术，放过它的先头主力，当它的辎重部队进入广阳地区时，我军预伏的部队突然开火，把日军分隔成两段。经过4个多小时的激战，歼灭日军近千人，缴获骡马700多匹，步枪300多支，还有大批军需物资。每讲到此战，父亲都精神焕发、兴高采烈。

父亲说，八路军的广阳伏击战，迫使日军改道由广阳以西进犯龙泉，迟滞了日军进攻太原的行动，援助和掩护了防守娘子关地区的国民党友军安全撤退。国民党第二战区前线总指挥卫立煌，曾拜会八路军总司令朱德并诚恳表示：“我知道八路军确实是抗日的，是复兴民族的最精锐的部队。尤其是抗日的方法和经验都非常丰富！”

1940年10月，父亲担任八路军晋西北八分区参谋长。1943年1月至1945年11月，父亲回到延安，先后进入延安党校二部和抗大学习。担任抗大一支队四队队长兼教员、副支队长。

1945年10月16日，父亲和抗大总部部分教职员、学员，由何长工率领从陕西绥德出发，向东北进军。同年12月到达吉林省通化市，建立东北军政大学，何长工担任校长，父亲担任校务部部长。

1949年9月，父亲担任中南军区军政大学湖南分校二总队总队长；后任军大三分校副校长兼教育长。担任23步兵学校（现南昌步兵学院）副校长、校长。1952年6月，中央军委决定在武汉组建防空军学校，父亲任校长。1957年5月，与空军合并，父亲转入空军序列，授权组建武汉空军雷达兵学校，并进入武汉军区高级干部训练班学习。1955年，父亲被授予大校军衔，同时荣获二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二级解放勋章。

穿着草鞋宣讲战斗故事

在我们孩童时，印象最深的是父亲每隔十天半月就要用热水泡脚，然后用锋利的刀片一刀一刀地割去双脚上的死皮老茧。刀片钝了断了，就用薄薄的玻璃片，每次地上都是白花花的一片皮屑；有时候，甚至把脚底削刮得血红一片。我们既心痛又不解，问他：“您这是怎么了？”

父亲不以为然地笑着说：“过去走的路太多，太多了。这些死皮老茧不刮掉，就没法走路啰！”

从我们懂事、记事起就明白，打草鞋、穿草鞋与父亲的不解之缘。父亲这辈子，只有一双部队发的双接头皮鞋，只是在着军礼服时才穿；离休后，就再没见他穿过。父亲说：“穿皮鞋不舒服，不自在。”他更偏爱穿草鞋。草鞋是父亲穿的时间最长，走的路最多的鞋子。父亲觉得穿上草鞋，“好像又回到了当年，既轻松又踏实”。

父亲对草鞋情有独钟，从寻找材料到编织成鞋都是他亲自完成。在“九省通衢”的大城市武汉编织草鞋的稻草秸秆不容易找到，偶尔在菜市场碰到些许，他就如获至宝地保存下来，攒够了，就用家里的板凳做支架，也无需什么工具，嘴里哼着红军的歌，手中的稻草扭曲翻腾，不一会儿，一双草鞋就完成了。实在找不到稻草秸秆时，父亲就将家里穿剩下的破旧衣裤撕成布条拧起来，打成花花绿绿自成一体的“草布鞋”。

李敏教子女编织草鞋

父亲告诉我们，草鞋有很多种，有正系带的，有旁系带的，有人字形的，也有船形的。“别小看这草鞋，它可是当年红军重要的战略物资呐！”

“草鞋都是你们自己编吗？”小时候，我们曾天真地问。

“不完全是。”父亲对我们说，“部队要打仗，没有那么多时间编草鞋。红军在初期时设有专门的草鞋厂，日夜赶制草鞋发放部队，长征时我们每人就领到三双。”

父亲说，1934年，红军的《红星报》还专门刊登了“怎样解决草鞋问题”的文章，对草鞋的选材、编制和正确穿着都作了详细说明。战士们掌握了草鞋的编织要领，在行军打仗的间隙，顾不上休息，最要紧的就是打双草鞋，否则第二天就没得穿。另外，人民群众支援红军，他们唱着“打双草鞋送红军，表我百姓一片心”，为红军捐送草鞋。红军队伍也积极想办法，采取购买和没收土豪家的麻或破旧衣裤编织草鞋。一双草鞋可穿行五六十里地，草鞋是红军磨损最快，也是最紧缺的物资。

我们常想：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一个战士需要多少双草鞋，整个红军队伍又需要多少啊？

红军是老百姓的草根军队，与草有不解之缘。穿草鞋，吃草根，睡草堆，吃穿住行都离不开到处都有、随处可取的草。父亲说，长征路上，需要尽可能多带一点青稞炒面，多带两双草鞋；没有就多带一点草跟布条，草鞋穿烂了就随时编补。多年的草鞋军旅生活，父亲适应了，习惯了，对草鞋有感情了，甚至不可或缺了。

新中国成立后，父亲仍然穿着草鞋在武汉这样的大都市里闲庭信步。大街上有人觉着奇怪，也有人笑，但更多的是投来赞许、崇敬的目光。所有这些，父亲全然不顾，依然我行我素地穿着草鞋与老战友攀谈回忆，到街坊邻居市民家访谈，到机关学校去作报告，宣讲红军传统，传承红军精神。

20世纪六七十年代，离休多年的他，忙得不亦乐乎。许多机关、学校、工厂、生产队都邀请他去讲革命传统。可以说，他穿着草鞋踏遍了武汉三镇。每次宣讲报告前，父亲都认真备课，列提纲，写事例，争取讲得更好一些。

李敏在做革命传统报告

记得有一次，武汉钢铁公司邀请父亲去做革命传统报告。那次的报告会上，偌大的厂房，几千名干部职工挤得水泄不通。父亲穿着亲手打的草鞋，精神抖擞地走上临时搭建的讲台。从五次反“围剿”，讲到长征；从陕北延安，讲到山西晋绥抗日；从在东北参与创建军政大学，讲到随部队南下解放全中国。平时话不太多的他，这时情绪激动，不仅使用肢体语言，更是唱起嘹亮的红军歌曲，用实实在在的战例，将有悲痛、有欢乐、有牺牲、有胜利的战斗场景，全方位地展现在听众面前。工人师傅们听得情绪激动，高呼口号，会场一片沸腾。

这首“红军歌”，只有我们全家会唱

2016年，我们兄弟姐妹追寻父亲的足迹，来到福建沙县红军纪念馆参观学习。馆内墙壁上挂有一首歌的歌词，一下吸引了我们，怎么这么熟悉？

红军啊，向东行呀，

积极围攻沙县城，

沙县有个卢兴邦，

两团残兵守孤城，

红军啊，真英勇啊，

蒋介石派了一师人，增援沙县城，

都被我们消灭个干干净！

……

讲解员说，这首歌没有曲谱，也无人会唱。

这不是父亲教我们全家都会唱的那首“红军歌”吗？歌名就叫《打沙县》。1933年，父亲所在的红三军团与红19师组建东方军入闽作战。当时，福建三明的沙县，由福建军阀卢兴邦为师长的国民党第52师驻守。红军以摧枯拉朽之势，攻打沙县县城。敌人溃不成军，红军乘胜追击穷追猛打，一举全歼卢部。这首《打沙县》的歌曲，生动形象地描述了红军打沙县的战斗场景。

如今，这首歌几乎无人记得更无人会唱。然而，我们全家每个人却都能准确无误完整地唱出来。一种莫大的自豪感油然而生！

在纪念馆里，我们情不自禁当场唱起这首《打沙县》，并将该歌的曲谱捐赠给纪念馆，填补了纪念馆对这首红军歌曲传承的一项空白。

父亲生前曾多次告诉我们，在几次反“围剿”斗争中，红军连连取得战略性胜利，队伍士气大涨，斗志昂扬，他们在歌中唱道：

共产党领导真正确（que，红军战士多为南方人，读quo）”

工农群众拥护真正多，

红军打仗真不错，

粉碎了国民党的乌龟壳，

我们真快乐，我们真快乐！

父亲每次唱起这支歌，都是神采飞扬，那个高兴劲儿令人鼓舞，令人振奋。

长征中，父亲与其他红军将士，怀着“解救全国劳苦百姓”的崇高革命理想，克服常人难以想象和承受的艰难险阻，冲破敌人重重的围追堵截，谱写了人类历史上无可比拟的光辉篇章。对这段历史，父亲的“红军歌”是这样唱的：

中央红军胜利大反攻，

出发自江西，

历经千山和万水，

战胜白军与团匪。

冲破了包围，

踏遍了十一省，

长征二万五千里，

打下五百余仗，

消灭敌人打出了威风！

踏着长征路，高唱革命歌，父亲由一个弹棉花的小学徒，逐步成长为革命意志坚定的共产党人和先锋战士。父亲丰富的人生经历，已融入辉煌的中国革命斗争历史长河。从中央苏区到延安抗大，像这样的红军歌曲，父亲记得很多。他高兴时唱，怀念战友时唱，因伤至痛时唱；十年动乱中，他心情郁闷时也唱。“红军歌”抒发了父亲革命乐观主义远大情怀，寄托了对牺牲战友们的无限缅怀。他常对我们说：“我没有什么留给你们，只有草鞋和红军歌。你们一定要穿着它，唱着它，听党的话，跟党走，做一个红军的儿子，一个老共产党员的后代。”

人们都说，父爱如山，是因为父亲的爱厚重而深沉。我们更是深深地感受到父亲的爱，蕴含着对儿女们的家风传承和殷切期望。

1969年，利军入伍后随工程兵部队进入大山深处，修路架桥打山洞，工作与生活条件十分艰苦。父亲得知后专程来到部队。他谢绝师首长的热情接待，吃住在连队。收工后，就给儿子讲红军的艰辛，红军的牺牲，红军的胜利，红军的精神，鼓励儿子在艰难困苦面前要保持革命斗志，一定要战胜困难，和战友们一起完成任务。父亲还情绪高昂地在工地上为全连指战员作了继承红军传统的报告。部队深受教育和鼓舞，连续数年因各方面工作优秀，被上级授予“硬骨头连队”的称号。

我们兄弟姐妹，都在很小的年龄就参军入伍，走进工厂和农村，保卫祖国，建设祖国。父亲的革命经历，父亲的草鞋和“红军歌”一直陪伴着我们，激励着我们。直到现在，已近古稀之年的我们兄弟姐妹相聚时，都要回忆父亲的草鞋，高声合唱“红军歌”。这是父亲留给我们的最大精神财富。

作者：李志军 李利军 李春华

责编：罗嘉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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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文史博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