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简

范亚湘     2024-07-02 10:41:55

长沙被誉为“中国简牍之乡”,拥有的简牍几乎占了中国出土简牍的三分之一,1996年出土的10多万枚长沙走马楼吴简,是中国20世纪100项最重大的考古发现之一。 读吴简,不但可以探寻那衍溢着氤氲墨色的原生态“三国故事”,还可以读到好多趣事。现代人的“潮”生活,早在1700多年前就有了“东吴长沙版”。

插画/何朝霞

文/范亚湘

连续的雨,直下得人的心情湿润润的。忽一日,晴空万里,人们呼朋唤友一道上街逛逛。熙熙攘攘,摩肩接踵,拥挤的人流中,突然有两个相识的人在热情地打招呼:“张狗!”“黄鼠!”见此,你会不会觉得有些不雅和莫名其妙?

不用诧异,东吴长沙街头就是这样。读长沙走马楼吴简,便会发现那时的长沙人多以“鼠”“狗”“虎”“牛”“豸”“雀”等家畜、鸟兽名称给人取名或以“野”“奴”“黑”“婢”等老土难听的贱字来取名。或许人的名字真的只是一个代号,东吴长沙人对这个“代号”好不随意,除了寄寓生命像野草一样顽强外,别无他意。试想,戴鼠、田鼠、水鼠在街头乱蹿,牛狗、马狗、姬狗在街头奔突,不是奇观亦胜似奇观啊!

有趣不?读吴简,就会读到好多趣事,现代长沙人的“潮”生活,早在1700多年前就有了精彩纷呈的“东吴长沙版”。

苏轼诗曰:“有兴即挥毫,灿然存简牍。”在纸未成为书写材料以前,简牍是书写的最主要形式。长沙被誉为“中国简牍之乡”,拥有的简牍几乎占了中国出土简牍的三分之一,包揽了多项全国之最。先后出土楚简162枚和马王堆汉墓简牍312枚,但这些简牍都是随葬品清单,即“遣策(册)”。1996年,长沙走马楼一口废弃的古井里,一次性出土三国东吴纪年简牍10多万枚,这是中国20世纪100项最重大的考古发现之一。当下,这批吴简都集中收藏在长沙简牍博物馆,其中,国家一级文物就达1223件。

走马楼吴简均为三国东吴嘉禾元年(232年)至六年(237年)长沙郡的部分档案和文献,包括司法文书、黄簿民籍、名刺、缴纳赋税以及出入仓库的簿籍等各种类别。10多万枚简牍约有300多万字,如果刊印成书,相当于3本《水浒传》那么厚。东吴长沙没有风起云涌的战场厮杀,唯有渗透着乌墨的竹木用只言片语拼凑出的琐碎生活,让遥远的历史有了细节和血肉。东吴长沙人不可能会想到,他们匆忙丢弃在那口井里的一批简牍,今天会以另一种方式,招引人们竭力去探寻那衍溢着氤氲墨色的原生态“三国故事”。

一个人的名字就像一支风向标,不但可以通过人名透视取名人的文化底蕴、被取名人的籍贯等信息,还可以折射当时的社会导向。不能不说,东吴长沙人用动物或贱字取名,潜含了对孩子像“狗”“鼠”一样具有顽强生命力的期盼。《汉书·司马相如传》云:“司马相如字长卿……少时好读书,学击剑,名犬子。”司马相如“名犬子”这种取名的习俗,至今仍在长沙沿袭,只不过现在的人们多在大名之外另取一个小名,如阿牛、菠菜等。

今天社会流行的取名风俗,也能在吴简里找到一些痕迹。部分东吴长沙人用钱、布、粮和吉、生、得、香等象征富贵、吉祥的文字取名,如廖金、陈粮、黄布、唐富等,仿佛只需要一个名,就可以迎来泼天富贵。其中,有20人以“得”为名,有10人以“香”为名,有7人以“吉”为名,这些字眼无不寄托了衣食无忧、祥和美好的愿望。当然,也有恩爱有加的父母懒得去多想,干脆将两姓合并成子女之名,如蔡唐、陈潘等。

董卓、曹操、刘备、孙权,《汉书》《三国志》等史志里涉猎的人物大多是单名,显然,那个时代取单名已成风尚。虽然东吴长沙人名字单一,但姓氏却复杂繁多,除了常见的姓氏外,吴简里还发现有睾、宙、棋、忩、粻、誦等15个奇异姓氏,其中,“誦”作为姓氏一共出现25次;其次是“棋”,出现15次,如“棋生”“棋孟”“棋黟”等;“忩”和“粻”也分别出现4次和3次,如“忩郅”“忩口”“粻雀”等。《汉语大词典》和《汉语大字典》是目前中国姓氏收录最为齐全的辞书,偏巧的是,这15个奇异姓氏在两部辞书里压根就见不到。

吴简里出现最多的两个人名分别是刘阳(浏阳)侯潘濬和临湘(长沙)侯步骘。《吴志·潘濬传》说,潘濬是武陵(常德)汉寿人,“拜为少府,进封刘阳侯,迁太常”。“太常部曲大女刘汝七百租钱。”“行书□言府答太常□追遣吏殷连□□。”“太常”二字在简上时有出现。《吴志·步骘传》载,东汉建安十五年(210年)交州(广州以南)刺史步骘率义士万人出长沙。步骘屡屡获胜,被封为临湘侯,在长沙屯驻近10年,吴简对其多有提及:“右西乡入步侯还民一斛四斗。”“入都乡嘉禾二年步侯还民限米一斛。”

“蓝脸的窦尔敦盗御马,红脸的关公战长沙……”一曲《说唱脸谱》广为传唱,这一句歌词似揭示了关羽与长沙有着不解之缘。《三国演义》第五十三回里说,关羽被诸葛亮激将后,引五百校刀手攻打长沙,跟黄忠大战百来回合不分胜负,这就是“关公战长沙”。然则,《三国志》写到刘备南征长沙、武陵、零陵、桂阳四郡时,只见长沙太守韩玄等四郡太守皆降的寥寥几字,并没有半句“关公战长沙”的记载。

虽然关公并未“战长沙”,但三国时期长沙却爆发了持续近10年的孙(权)刘(备)之争。建安十四年(209年)孙权为对付北方的曹操,假意上表曹操把持的朝廷,建议以刘备为荆州牧,并将南郡(公安)借给刘备,但私底下却紧盯着长沙郡。第二年,孙权从长沙郡东北析出汉昌郡(平江),将长沙郡划湘江而治瓜分两半。其间,孙、刘两股势力你争我夺,来来往往,长沙境内大大小小的战事不绝若线。

建安二十四年(219年),荆州重归孙吴,长沙被牢牢地掌控在孙权统治的吴国之下。战火已远,硝烟散去,长沙农业生产方式获以改观,经济社会空前发展、活跃,治安稳定,百姓安居乐业。吴简中,有一些东吴长沙人取名比较讲究,他们多用“客”“汝”“思”等单字之名。“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客、汝、思均含有身在异乡思念故土、亲人之意,取名客、汝、思的人其父、祖辈大都应是异乡人。《论语》曰:“里仁为美。择不处仁,焉得知?”水往低处流,人往高处走,东吴长沙成了充满魅力的仁善之地,无数异乡人选择来到长沙生根、开花……

走马楼吴简记录的内容大多是基层政府的文书档案,此类看似鸡毛蒜皮的繁琐之事,一般都不会进入正史,而且在当时的人们看来也没有什么保存价值,需要定期销毁——这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会从一口废弃的古井中发现这批吴简了。但正是这些被正史忽略的文字,穿越时空进入今天人们的视野。每个人都会努力去留下生命的绝响,吴简丰盈了历史的轮廓,让模糊的东吴长沙乃至三国时期人们的生活逐渐清晰,触手可及。

吴简中频繁出现“僦钱”“地僦钱”,这相当于现在的场地和商铺租金。当时,前来长沙的异乡人带来了进步的生产工具和技术,手工作坊繁杂,不仅设有官营手工机构“作部”,还出现了矿冶业、煮盐业、制瓷业、麻织业等民间“企业”,造船业更是发达。

“舟船属具简”载,嘉禾二年(233年)长沙段湘江上浮着一艘超大帆船,“大樯”(主桅杆)“长七丈”,樯桅上用于加固布质或席质风帆的上下横杠“长六丈”,船舵(大杝)、石锚(碇石)及粗大的竹缆(大绁)一应俱全。经估算,这艘船的船帆面积超过了206平方米,排水量在70至100吨左右。西晋《荆州土地记》云:“湘中七郡,大艑所出,皆受万斛。”西晋长沙造船业是东吴长沙的延续,也是当时长沙经济繁盛的写照。

电视连续剧《三国演义·赤壁鏖战》里可以看到,孙刘联军与曹军水上对峙,战舰恢宏,旌旗猎猎。《武经总要》载,是战,孙刘联军“则有楼船、斗舰、走舸、海鹘”。“楼船、斗舰”船体庞大,装载能力惊人,莫非孙刘联军的战舰是长沙制造?

吴简记载,东吴长沙税目繁多,且多以钱币而非实物缴纳。“以钱币作为支付手段的情况十分兴盛,钱币在社会经济生活中的流通量也十分大,特别是一些以手工业、土特产业和其他商业为征收对象的租税。……东吴长沙商品经济的发展程度已相当惊人。”官府用钱币、粮食向民间市场购买布、麻、牛皮等物,开创了“和市”即市场交易之先河。正是官府从民间市场频繁收购各种物资,引发了商贸中介的产生,吴简中的“价人”,就是后来中介组织的前身。

东吴长沙赋税、徭役不少,但吴简中也有“不任调(役)”的事例。户主因“尪羸老顿贫穷女户”即身体残疾、年老、无青壮男子的家庭,不仅无需交纳赋役,官府还会救济钱粮。“凡十二户口食五十一人本乡民各贫穷展转部界庸赁为业不任调役。”这12户贫困家庭“不任调役”,这是官府的放免,也是东吴长沙的温情。

繁盛的经济会带来生活方式的改变、活跃。东吴长沙的士层人物生活方式就比较“前卫”,一点都不比东吴都城建业(南京)和曹魏都城许昌的士层人物逊色。“弟子黄朝再拜,问起居。长沙益阳,字元宝。”“黄朝再拜”名刺简是迄今发现的长沙最早的一张名片,其意为:弟子黄朝恭敬地拜见您,向您请安。我是长沙益阳人,字元宝。这枚名刺简制作考究,行文结构翻飞对称,结字平正规矩、波挑分明,展示了东吴长沙士层人物的书法水平和审美取向。

“名刺”是类似于现代名片的文书简,兴于汉末,流行于六朝,以魏晋最盛行。电视连续剧《三国演义》中,刘备“三顾茅庐”延请诸葛亮,第一次去时,诸葛亮正在午睡,只好给书童递上名刺简后悄悄离去。名刺原只是用于官场,官员详细写上自己的姓名、爵位、籍贯等内容,在一些场合互相投递,以便结交、问候。到后来,名刺在士层逐渐流行,《后汉书》云:“泰名显,士争归之,载刺常盈车。”名士郭泰出个门,收到的名刺简装满了一车。当时,像模像样一点的士层人物就得使用名刺,“黄朝再拜”名刺简,印证了东吴长沙士层人物社会生活方式的“前卫”,颇有情趣。

东吴长沙“前卫”的不仅仅是士层人物的交往,还包括婚姻生活。读嘉禾四年(235年)至六年吏民簿,发现30岁以下夫妻年龄差较小,但随着年岁的增大,夫妻年龄差也在扩大,夫50岁后比妻大10余岁的例子颇多。《红楼梦》第49回曰:“贾母、王夫人等因素喜李纨贤惠,且年轻守节,令人敬服。”东吴长沙不像明清两朝那样推崇女子“守节”,女性拥有选择良伴、再嫁的自由和权利,男女再婚现象极为普遍,男性50岁,女性40岁,再婚家庭大都会有年龄差距,相隔10岁不算什么。

古代的婚姻制度到底是一夫多妻制还是一夫一妻多妾制,甚或一夫多妻多妾制?似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难有准确的说法。毋庸置疑,古代不少男人在正妻之外还存在着其他配偶,这一现象在传统戏剧里多了去了。“桥大妻曲,年卅八,桥小妻仕,年卅。”“东男弟狗,年二岁,鼠小妻□年卅五。”像吴简里的“桥”和“东男弟狗”其父那样,东吴长沙一夫多妻的家庭屡见不鲜。

《三国志·蜀书·马超传》引鱼豢《典略》记载:“初(马)超之入蜀,其庶妻董及子秋,留依张鲁。”二房即小妾,源自先秦时期,演变到东汉末年便将小妾称为“庶妻”。而东吴长沙却将庶妻称为“小妻”,这与正史记载有异,应是属于长沙独有的地方特色称谓,就像今天的长沙人把“小”说成“细”一样。

男大当婚,女大当嫁,结婚率的提高有利于人口繁衍。落款时间为“八月二十六日”的这枚吴简,是临湘县下辖东乡“劝农掾”向上级报告辖区内的户籍文书。“劝农掾”是东吴时期的“掌一乡人”,用今天的话说就是“乡官”。《后汉书·皇后纪序》云:“汉法常因八月算人。”这里的“八月算人”,即为进行人口、户籍核验和普查。

大量以户为单位记载着东吴长沙人姓名、性别、年龄和婚姻状况的户籍简,收录的对象并非正史列传中的著名人物,而是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平民百姓。其时,最小户仅1人,最大一户有21人。3至5口之家最为普遍,其家庭成员主要是夫妇和未成年子女。

从战国到汉末,传世文献中县乡人口或户数的记述大同小异,或称“百户”,或称“五十”。但东吴长沙的乡却有些“大”,临湘县“小武陵乡领四年吏民一百九十四□民口九百五十一人……”“乐乡领嘉禾四年吏民合一百七十三户口食七百九十五人”。嘉禾四年(235年),小武陵乡人口194户、951人,乐乡人口173户、795人。这等人口规模和密度在今天看来有些寒碜,可在汉末大片人口稀疏的南方农村算得上“人口大乡”了。

“算人”除了掌握人数外,主要是为了缴纳赋税,吴简里“算人”精细到了乡以下的“里”(村或社区)。“小武陵乡”包括吉阳里、高迁里、东阳里、平阳里、安阳里等五个里,每个里的户数和人口一目了然:吉阳里36户、173人,高迁里38户、180人,东阳里约230人,平阳里36户,安阳里约186人。平均算来,每里38.8户、190人左右。

到底是先有人口数量才有人口质量,还是先有人口质量才有人口数量?这个说不清楚。不过,寿命的长短似成了衡量人口质量的一个重要标准,否则人们怎么总爱祝福“长命百岁”?杜甫诗云:“人生七十古来稀。”李白活了61岁,杜甫活了59岁,今人看来,由于各种生活条件的限制,古人的寿命大多不会太长,可东吴长沙70岁以上的人口众多,还有人活到了102岁。

历史上最长寿的人是谁?《列子·力命篇》云:“彭祖之智不出尧舜之上而寿八百。”在传说中,最长寿的人是上古五帝中颛顼的玄孙彭祖,先后经历了尧舜禹,夏商诸朝,到殷商纣王时,已是“七百六十七岁”了。彭祖最懂养生之道,因而活得最长。

毕竟,彭祖是传说中的神仙,吃五谷杂粮的人哪敢和神仙一比?但东吴长沙有一人实实在在活成了“仙”,一枚户籍简上就有“巨妾一零二岁”的记载。

这个是否需要重新改写长沙最早百岁老人的记录?

“石子男成,年五岁,苦腹心病。”“子男惊,年卅六,苦风矢病。”吴简记载,东吴长沙流行着不利于人们长寿的20多种疾病,不乏“盲目”“风矢病”“腹心病”“雀足”等。到底是什么病?吴简里没有进一步详写,可能当时的医术也确认不了。现代医学专家通过细致地分析,对一些病例已经确诊,如“盲目”就是眼睛失明;“风矢病”,长沙气候“卑湿”,该病即为风湿病;“腹心病”是由血吸虫病引发的肝腹水、肝硬化等“大肚子病”症状;“雀足”,两足短小或缺失,走起路来像鸟雀一样摇摇晃晃,这是晚期血吸虫病造成身体失去平衡的特征。

《三国志》载,东汉建安十三年(208年),曹操率20万大军顺江而下,意欲与孙刘联军决一雌雄。“曹公军不利于来壁,兼以疫死。”“公烧其余船引退,士卒饥疫,死者大半。”曹军“疫死”“死者大半”,兵败退回北方,这恐怕与血吸虫病不无关联。“千村薜荔人遗矢,万户萧疏鬼唱歌。”历史上,地处洞庭湖边缘的水乡泽国长沙血吸虫病相当严重,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辛追夫人肝脏、直肠里,就检测出血吸虫等寄生虫病的成对虫卵。

尽管血吸虫病等疫情严重影响了东吴长沙人的人口质量,导致相当部分的人不能健康长寿,可东吴长沙人也并非就像后人想象的那么短命。“佃父公乘廷,年八十二。”“母老女□年九十一。”“母大女魏年九十五。”吴简中记载了不少高龄者,在集成的185例夫妇中,夫妻70岁以上的就有25对,最高龄的一对夫妻是夫92岁、妻83岁,这可称为“钻石夫妻”或者“白金夫妻”了。哪怕物质生活贫乏,但夫妻能够在漫长的岁月里坚贞相守相濡以沫,这样的神仙眷侣谁不钦羡?

贾谊《鵩鸟赋》曰:“长沙卑湿,谊自伤悼,以为寿不得长。”当年,因“长沙卑湿”,贾谊担心“寿不得长”,可东吴长沙竟然有这么多长寿之人,何则?其实,这还是与长沙的自然环境、气候有关。“南方阳气之所积,暑湿居之。”“泽气多女”,“暑湿”的气候有利于女性健康长寿。田字之下一个力字曰男,男性似乎生来就要在田间出力。长时间在野外劳作,男性感染血吸虫等疾病的概率远远高于女性。加之战事频发,不少青壮年男子血洒疆场,马革裹尸。故而,“母大女魏年九十五”“巨妾一零二岁”也就不奇怪了。

东吴长沙人的经济活动也较“前卫”,几乎每租佃一次田地都要签一份“合同”。“嘉禾吏民田家莂”是吴简中非常独特的一类简牍,共出土2141枚,均用杉木制作,长50余厘米,宽2.6至5.5厘米。“莂”就是可以剖分的契约文书,一式两份或多份,用于记录农户租佃田地、收取租税等情况。“嘉禾吏民田家莂”堪称中国最早、最完整的经济券书,详细记载了临湘县佃户租佃土地的数量及向官府交纳钱粮、布匹等赋税的数额。

“嘉禾吏民田家莂”如同现代常用的两联单或三联单,将佃农租地情况、纳税数量等数据一式两份或三份重复书写,同时,在木牍顶端大书一扁扁的“同”字,或画几条代作“同”字的直线,下方隔开书写一模一样的内容,然后一分为二或者一分为三,一份留在官府备案,一份留在档案机构,一份交由租佃田地的农户留存。官府收取租税时,将两份或者三份残缺木牍合在一起,再行合准顶端的“同”字,若能组成完整的一个“同”,就证明这份“田家莂”有效。同字相合,称为“合同”,这是今天经济生活中广泛使用之“合同”的来源。

值得把玩的是,“嘉禾吏民田家莂”中存在大量错误,如土地亩数错误,收钱数额错误,收布、收米的单位错误等,且吏、卒比普通田家的出错率更高,即使出错的有多收,也有少收,但就吏、卒而言,租税少收的时候更多,相比之下,普通田家租税则收满或者多收。那时,田地测量、户口登记等行政事务都由各级吏、卒打理,这种对吏、卒有利的错误记录,像是故意动了手脚,难道是吏、卒们借故在浑水摸鱼?

吴简记载,“盗官物凡盐满一石、米二石、杂物直钱五千”均会被处以极刑,成年家人还会连坐而被没入官府终身为奴。即使东吴对私吞官物的贪官污吏处罚如此严苛,可仍然有不少铤而走险的亡命之徒。

“宁廉洁正直以自清乎,将突梯滑稽,如脂如韦,以洁楹乎?”廉洁一词最早出于游吟沅湘的屈原之口。自古人们就渴望社会清廉,人间洁净,然而,人性的贪婪像是一条永不停歇的河流,不但吞噬了一些人的理智,还会将这些人和其家人带入万劫不复的深渊。

“录事掾潘琬”等400多枚简牍记录了一起惩办小吏贪腐的案件:其时,许迪被差遣到军事重镇陆口典卖官盐,尚书在检校长沙郡官盐簿时,发现许迪只是记录了卖盐数、得米数,却没有“盐米量”即盐米的兑换比价说明。不久,官员廖咨按要求核查仓米账目,找许迪问询,自知有假的许迪支支吾吾,难自圆其说,至此,“许迪贪污公粮案”东窗事发。

吴简里有大量东吴长沙严密防范“粮耗子”的方法,简牍分三栏书写记录州中仓吏领受各类租、税、限米等情况。内容为“正月二十一日到正月二十三日三天”的数据显示,仓吏领受的杂米有:税米、余力租米、吏帅客限米、司马黄松限米、佃帅限米、佃吏限米、私学限米、新吏限米、八亿钱米等等。负责领受的仓吏包括郭勋、马钦、张曼、周栋等四人,而上报者为已经离开仓吏岗位的潘虑。这些记载看似林林总总,杂乱众多,实则充分说明了赋税入账时的分工明确,账目管理制度的完备无缺。

或许自知罪孽深重,为吏二十载的许迪为了逃避惩罚,使出了浑身解数。首轮审讯,许迪只承认“犯事”。进入“二审”环节(录见督军)时,他翻供了,否认盗用,坚称“未入公仓的112斛6斗8升米为预留作为搬运、加工费的余米,自己并未据为私用”。而且,他还利用监管的疏漏,指使其四弟篡改相关账目,特意将水搅浑,以求蒙混过关。

长沙郡府相关曹司、中部督邮乃至长沙太守、郡丞,都有介入查证、审讯“许迪贪污公粮案”,许迪的那些招数都被一一识破,面对确凿的证据,只得承认监守自盗、中饱私囊,贪污公粮112斛6斗8升(约1724公斤)。东吴长沙每亩水稻可产米大致3到5斛,112多斛相当于近30亩稻田的产量。许迪实在可恶,被处以死刑。许迪的母亲已85岁高龄,二弟、三弟业已单独成家,没有受到牵连,这彰显了法律公平的一面,但他的妻子和篡改账目的四弟则不同了,被当作“牲口”没入官府为奴。

相对于“许迪贪污公粮案”,“朱表割米自首案”就是小巫见大巫了。简文记载,朱表在担任长沙郡下辖的吴昌县(平江)县令时,私自提取“中仓”米胡乱处置。70斛给鄱莽和仁(人名),又为路上口粮50斛、给两傍人“各廿五斛”,共计170斛。

查实“朱表割米自首案”可谓一波三折,朱表像是在变戏法“神操作”不断。他先是做了一本假账企图掩盖粮库亏空,其后,以次充好,将劣质米入库掩人耳目。眼看瞒不住了,他突然自首,“自请囚禁”……同时,他的儿子朱渡还给丹阳太守、东吴权臣诸葛恪私下去信,乞求诸葛恪高抬贵手,保住其父一命。

“朱表割米自首案”并不复杂,只因朱表是一个县令,有几分活动能力,才使得此案一直攀扯到诸葛恪,“惊动”孙权下令彻查。最终,朱表被认定为盗米,判决“不应为自首。乞傅前解,行表军法”。

走马楼吴简出土时呈灰棕色或黄褐色,长短宽窄各异,字体工整有序,隶中带楷。每片字数多少不等,其中,每枚竹简30字至40字,每枚木牍80至120字。一枚简牍,片言只字,所承载的意到笔随、情随笔起的情致,乃闪烁在历史时光细微处的悲欢聚散、兴亡盛衰。今天,许迪也好,朱表也罢,都已归为尘土,而吴简上的那些文字,让人们看到了东吴长沙一个个鲜活的反腐故事。“竹简千年梦,楸枰万古争。”谁说吴简里的这些反腐故事不给后人以警醒?

摘自《长沙晚报》

责编:罗嘉凌

一审:黄帝子

二审:苏露锋

三审:黄柏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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