燕晓

《动物寻古》为我们展现了一部特殊的中华文明发展史。作者袁靖先生从专业考古的视角出发，通过生动描绘和深入分析，让十二生肖这些古老的文化符号焕发出新的光彩。它们不再是神话故事中的角色，而是与我们祖先共同生活的伙伴，是华夏文明历史长河中的重要见证者。

长期以来，我们对于十二生肖的认知大多停留在神话传说和图腾信仰的层面。然而，袁靖先生的研究却告诉我们，这些生肖动物自石器时代起，便已经与华夏民族的生活紧密相连。比如马、牛、狗等动物，以其勤劳而忠诚的品质，成为人类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好帮手；而蛇与虎则以其神秘而高冷的形象，离群而居占山为王；至于龙，更是玄幻而神圣的存在，虽未在考古遗址中留下“真身”，但其威严的形象却深深烙印于中华儿女的心中。

在十二生肖的大家庭中，每位成员都与我们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些生肖动物在社会的发展过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推动着华夏文明不断向前迈进。

这部作品不仅增强了我对十二生肖文化内涵的理解，也让我更加深刻地认识到动物考古在文化传承中的重要作用。

在动物的考古发掘中，最著名的当属位于河南濮阳的西水坡遗址。在这个距今约6500年的古墓中，考古人员发现了3组与龙虎有关的蚌壳摆塑图案。其中，45号墓的墓主人身边，左右两侧那一龙一虎，尤为生动威猛。它们静默无语，却又仿佛暗含着千言万语，正在诉说着远古时期的神秘与辉煌。

关于这位墓主人的身份，学界众说纷纭。一部分学者认为，他可能是传说中的三皇五帝之一，拥有非凡的地位和权力；而另一部分则认为，他或许只是一位拥有特殊地位的巫师或酋长。

袁靖先生对前一种说法持否定态度，他认为，考古学家应该保持客观而严谨的态度，不可轻率地妄加推断。目前，未发掘的考古遗址仍有许多，我们需要耐心等待更多证据的出现，才能揭开这位墓主人身份的神秘面纱。

袁靖先生这种谨慎的治学态度，贯穿于整本书。他坚信，只有站在客观的立场上，用严谨的方法去分析和解读考古资料，才能得出准确可靠的结论。

关于龙的考证，历来引人入胜。一提起龙，大家往往会联想到它腾云驾雾的壮丽景象。实际上，经过6000多年的演变，龙的形象早已发生了巨大的改变。

以西水坡遗址中的蚌壳龙为例，其吻部修长，大嘴微张，前爪扒，后爪蹬，形态上与扬子鳄颇为相似。战国以后，龙的形象便发生了变化，从河北平山中山国遗址出土的错金银四龙四凤铜方案上可以看出，龙的造型变得更为修长，身上呈现出精美的鳞饰纹，其灵动之姿与远古时期的爬龙已有天壤之别。

南宋时期，一位名叫陈容的画家特别擅长画龙。他笔下的龙怒目圆睁、张牙舞爪，十分威严。它们或飞跃于山峦之上，或穿梭于云气之间，或游弋于波涛之中，每幅作品都栩栩如生，被世人争相模仿。从此之后，龙的形象便基本上确定了下来。

由此可见，古人所塑造的龙形象，实际上是从爬行逐渐走向飞翔的。而关于龙的原型，学者们也各抒己见，其中大蛇说和鳄鱼说尤为突出。

其实，无论龙的原型是鳄鱼还是大蛇，都反映了上古时代人们盛行的图腾崇拜。古人的生存环境非常恶劣，生命常常受到大自然的威胁，他们便希望自己能够像这些猛兽一样，拥有神奇的力量战胜大自然。

而当古人发现自己有能力改变自然时，便从盲目崇拜转为主动出击，他们开始驯化动物，使它们服务于自己。其中，最值得一提的是耕牛。

在《战国策》中，平阳君赵豹就曾对牛耕技术予以了肯定。他劝诫赵王不要与秦国为敌，因为“秦以牛田”，故而经济实力非常强，不可正面交锋。由此可看出，掌握了牛耕技术，就占据了主导地位。不过，同时也可知，牛耕技术在战国时期才刚刚兴起，并未普及。

到了西汉以后，牛耕技术便逐渐走向成熟，并在全国范围得以推广。这一技术的普及极大地提高了劳动生产效率，促进了社会的发展。正是因为铁制农具及牛耕的使用，使得中国成为一个超级农业大国屹立于世界的东方。

书中写道：“农业的稳步发展，人民得以吃饱穿暖，安居乐业，之后才会有瓷器、诗歌、乐曲、文学、丝绸等种种物质和文化的发展，创造出璀璨夺目的华夏文明。”

马克思曾经指出，人类社会的发展由生产力发展水平所决定，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人类社会才得以逐步从低级阶段发展至高级阶段。通过《动物寻古》这本书我们不难发现，人类文明是人与动物以及自然界其他生物相互影响、共同演进的成果。历史，如同一个多元互构的复杂体系，当我们试着去解构这样一个体系时，会重新思考人与自然的关系，更深刻理解历史，更理性看待未来。

在中华文明的发展进程中，我们的先民怀着对自然万物的敬畏之心，总结出“天人合一”的发展思想。这种共生文化也应当成为我们面对未来的重要理念，只有尊重自然，与世间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走出一条可持续发展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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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中国绿色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