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座书院 一次会讲

谢宗玉     2024-07-18 15:30:01

文/谢宗玉

南宋乾道元年(1165年),潭州知州刘珙重建荒废了30余年的岳麓书院。刘珙亟需制造一件令儒生们震撼的盛事,以使岳麓书院成为“湖南道学之宗”。 朱(熹)张(栻)会讲后,潭州儒学迈进一个新时代。可以说,这次会讲决定了后来中国社会几百年的科举生态与社会形态,让朱张和潭州成了历史天幕上灿烂的星辰。

插画:何朝霞

南宋乾道三年(1167年)九月,长沙暑气渐消,凉风轻拂,让人神清气爽。废墟重建,岳麓书院每间屋子散发着好闻的桐油清香。院内移栽的树木,经过一年的培育,枝头已有一簇簇惹人怜爱的新绿。沉寂了30余年的书院,开始有了笑语、琴音与书声。

晨夕间,到处都是呼朋唤伴的身影。学子们穿着月白色的儒衫,戴着青黑色的儒冠,眉宇间洋溢着少不更事的欢欣。他们都是战后新生一代,没有噩梦缠身,也没有悲伤记忆。焦土潭州(长沙)经过30年的建设,也逐渐恢复了北宋末年的繁华,长沙再次成了荆湖南路的政治文化中心。

北宋末年,民间书院一度被禁,岳麓书院差点成了官方冶铸厂。后来虽得以保存,但日渐衰落,形同虚设。南宋初年,兵连祸结,岳麓书院随着整个潭州城一同毁于战火,书院书生或死于抗金之战,或殁于兵匪之乱。昔年的文化中心一度成为文化沙漠。前后好几年,南宋朝廷陆续派出文臣武将进驻潭州,剿匪安民,废墟重建,长沙才一点点恢复生机。

现在,书院即将迎来一场全城儒生翘首以盼的盛事。理学新秀、福建才子朱熹要来长沙访学,而主持城南与岳麓两座书院的张栻已赶去百里开外迎接。

百里相迎,这是多隆重的礼节啊。

对潭州百姓而言,朱熹或许有些陌生。在宋代,诗词才是声名的最佳收割器。37岁的朱熹初具才名,但只在儒学思想领域。《四书集注》很多年后才会编撰出来,自然也不会纳入科举内容,新兴理学,这时跟普通儒生都还挨不上边,更莫说寻常百姓了。朱熹的重要性,此时还得靠张栻来衬托。能让张栻亲自跑那么远去迎接,肯定不是一般角色。

张栻是谁?宰相之子。天子近臣。年纪轻轻,就经常出入皇宫,国内外大事,他都有建议权。何况,又有巨儒胡宏给他背书,一句“圣门有人矣”,便把他的“江湖地位”给确立了,顺理成章地成了湖湘理学的接班人。此时张栻在家丁忧,而他的影响力依然可让潭州许多官员黯然失色。

张栻的卓尔不群,让潭州百姓与有荣焉。为什么这么说?这还得从头谈起。

理学鼻祖周敦颐虽是湘人,但并未定居过潭州。他悟道的地方,在江西赣州、九江、湖南郴州、永州。继承他衣钵的,不是潭州人,也不是湖南人,而是远在洛阳的程氏兄弟,之后程门四子,更无一人是湖南的。

福建大儒胡安国出自程门。他与胡宏等三个儿子宦游湖湘,也将周氏理学带回了故乡,可惜他们只在衡阳湘潭等潭州辖地设院传道,使得当地的文化态势异常活跃。而作为政治中心的潭州城,已经很长时间都不再是湖湘的文化中心了,这让潭州人既焦虑,又惭愧。

现在,张栻正式接过胡氏衣钵,这意味湖湘文脉重归潭州,潭州人自然是欢欣鼓舞。张栻系四川人,五岁入湖南,十岁进长沙,其父张浚在潭州城南筑尽心堂,侍奉母亲。少年张栻曾在这里度过很长一段时间,已将长沙当作了第二故乡。之后时不时就会回家小住,休憩心灵,怡养性情。

南宋隆兴二年(1164年),张浚病逝,张栻遵父嘱,从临安扶棺返湘。而早在三年前,张氏父子就在妙高峰下修建了城南书院。这家书院本是张浚给自己准备的,想退休后发挥余热,现在他中道身殒,只能让儿子继承他未竟的事业了。

次年,潭州知州刘珙上任,重建荒废了30余年的岳麓书院,第二年,他聘请张栻作为书院主持。一人掌管两院,如此一来,张栻便成了整个潭州城的学问标杆。这既是张栻的荣耀,也是全潭州人的光荣,因为潭州人们早已把张栻当作了“长沙伢子”。

朱熹要来长沙访学,这个消息,一年前,湖南儒学圈就人所共知了。这是知州刘珙四处宣扬的结果。岳麓书院作为北宋四大书院,重建后如何尽快恢复声望,刘珙有自己的想法与手段。他就想利用手中资源,制造话题,互相抬升,彼此成就。

第一步就是力排众议,聘请33岁的张栻做岳麓书院的主持,当时书院并没有山长。之所以没有一步到位,是因为张浚新丧,张栻当时正在孝期,做山长于礼法不合。

这么年轻的准山长,在岳麓书院史上,是绝无仅有的。对按资排辈的儒学圈来说,这个消息足够劲爆,能引起人们无限的遐思与猜测。这正是刘珙希望的。他就等哪位不长眼的名儒,去找张栻理论学问,这样事件会进一步发酵,达到宣传效应最大化。至于张栻会不会败北?这完全不在刘珙考虑之列。他对张栻有足够了解,也就有足够的信心。

刘家与张家交好。刘珙的父亲任职陕西时,曾被张浚提拔,是张浚的铁杆拥趸。之后两人同气连枝,沉浮与共。正因为这样,尽管初来乍到,刘珙对张栻的了解,也不比潭州任何人差。他不怕别人说闲话。相反他倒希望有人说他任人唯亲,这样能引起更多围观。无奈张栻的声名,早在长沙家喻户晓,尽管他还很年轻,但受聘岳麓书院,竟没有半点异议,一切都仿佛理所当然。

既然这样,刘珙就得另外制造话题了,邀请朱熹前来访学,就相当于书院重开的酬宾大活动。他希望能借此举,助书院迅速重返巅峰时代。

而朱熹的学问底子如何,他更加清楚。朱熹是他父亲的义子,他的义弟,又是叔叔刘子翚的学生,如果能来书院跟张栻公开辩论,所爆发出的文化当量,绝不亚于火星撞地球;所产生的宣传效应,绝对是现象级的。

在自己脑海,刘珙已将那个舌灿莲花、唇吐玑珠、势均力敌的精彩场景想象了无数遍。而每想一遍,心头就会火热一阵,血液就会沸腾一次,催促朱熹尽快赴约的信函就会又多一封。

他不怕大张旗鼓,他相信朱熹会应约前来。朱熹此时跟张栻一样,正赋闲在家,有的是时间。他没有理由不帮自己。何况刘珙从张栻那里得知,近几年两人通信频繁,已积累了大量的学术分歧,需要见面理论清楚。现在刘珙以官方的名义相邀,那么差旅食宿费用,就不需要全部由私人承担了。

反正要见面,完全可以公私兼顾。刘知州要他们做的,不过是来几场公开辩论,以飨潭州观众,以振书院声威。这对他们来说,如沙地拔萝卜,不过顺手而来的事。

长沙这边翘首以盼,可好事多磨,朱熹三次起意动身,但三次被琐事所阻。等得着急的刘珙,却因郴州平叛有功,升迁了。乾道三年一月,他就接到了朝廷的调令,但直到六月,他才怅然离开长沙。岳麓书院注定要来的那场盛会,他终是不能亲躬了。

好在继任者是张孝祥。为什么是张孝祥?估计也是刘珙举荐的结果。张孝祥认刘珙为老师,又得到过张浚的提拔。既然自己要调回朝廷,让张孝祥接手潭州,是再好不过的了。张孝祥上任伊始,立马发信,催促朱熹尽快动身。同时多次与张栻敲定活动细节。

这起事先张扬的会讲,所取得的成功,超乎想象。

张孝祥与朱张都是同龄人,南宋状元郎,本是风流才子,又在官场摸爬滚打多年,平时就喜欢呼朋引伴,雅集群聚,填词饮酒。对类似活动的调度,他得心应手。

会讲持续了好些天。张孝祥把一切都安排得妥妥帖帖。那几天,他推掉官场俗务,全程陪同,让朱熹好不感动,与人私信大加夸赞,“长沙使君豪爽俊迈,今之奇士。”

那时张孝祥的名气,比朱张都要大得多。宋代词人排名,张孝祥差不多能跻身前十。一首《念奴娇·过洞庭》,美得令人心尖打颤,无论什么时候吟诵,肌肤都会产生应激反应,乍起一层鸡皮疙瘩。

“洞庭青草,近中秋,更无一点风色。玉鉴琼田三万顷,著我扁舟一叶。素月分辉,明河共影,表里俱澄澈。悠然心会,妙处难与君说。 应念岭表经年,孤光自照,肝胆皆冰雪。短发萧骚襟袖冷,稳泛沧溟空阔。尽挹西江,细斟北斗,万象为宾客。扣舷独啸,不知今夕何夕!”

有如此风流人物陪衬,活动能不成功么?那些天,潭州城大小客栈,人满为患。书院门口的饮马池,被吸干半截。书院大厅,八仙桌被移至檐前,朱张侧向而坐,身后是两人的亲友团。

当时朱熹只有弟子林用中跟着。林的学问做得很好,名气也大,虽自称朱门弟子,朱熹却将他视作畏友。因主场优势,张栻的亲友可就多了。有胡宏的同窗与弟子,也有他自己的弟子与晚辈。历史留名的,就有近十人。亲友团杂坐一起,未分楚汉,朱熹也就没有客场尴尬。

前头就座的,是潭州城以及附近州府受邀或慕名而来的官僚宿儒。之后就座的,是城南书院与岳麓书院学子。再之后,就是抱各种心思、从各地赶过来的儒生。这类人都有秀才身份,庭院太小,没法给他们设座。好学的童生与看热闹的百姓,则只能在外庭围观。晚上,潭州百姓眉飞色舞地传播道听途说的八卦新闻时,私塾老师们则云里雾里地给各自带来的童生,夹叙夹议白天的精彩内容。至于八卦的真实性与解说的准确性,只能交由老天评判了。

那年,书院的主体工程已经完工,但配套措施还没跟上。张朱没有住在岳麓书院,而是住在城南书院或尽心堂张栻家中。朱熹来访的那段时日,潭州百姓每天会看到一群英姿勃发的读书人,早晨从河东渡往河西,黄昏或夜里,又从河西渡往河东。本是潭州城南门来往西东的一个渡口,因朱张带着学子来来往往,很快就被老百姓喊成了“朱张渡”,潭州官员因此勒石以铭。这个约定俗成的称呼,一直沿用至今。

这几场会讲,事先应该是排练过的。更多的是向外界阐述他们的新观点。互相之间的质疑与辩论,都控制在理性的范围,不可能真的唇枪舌剑、针尖对麦芒。会讲氛围热烈又不失和谐,两人面含微笑,侃侃而谈,各抒己见,互谦互敬。在公众面前,展现出了新儒学带头人足够的智慧、学养与胸襟。

真正的交锋,则在私底下,只有几个熟人在场,甚至有时只有他们两人。那些天,在岳麓山巅,在湘江河滩,在妙高峰下,两人时不时就会争论起来,论到酣处,声音不由自主就高上几分。待一人莞尔一笑,另一人才乍然惊醒,为自己的失态而摇头致歉。最后彼此会心互指,哈哈大笑,江滩鹭林鸟惊飞,在空中盘旋。

从周敦颐开始,理学发展到朱张时代,已是第五代了,弟子也有不少,可囿于地域交通,互相交流极少。大家各自为政,苦思冥想,每个人都以为自己找到了学问的最优解,结果却导致新兴理学如小径分岔的花园,大家身处其中,却无法互相沟通。朱熹与张栻也一样,谁也说服不了谁。即便在送别途中,两人依然争分夺秒,各持一端,舌战了三天三夜。

张栻出生四川,朱熹出生福建,山遥水阔,两人看起来没什么交集,但他们的父辈、师长与亲友,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隆兴元年(1163年),朱熹单骑入临安,力谏孝宗重拾抗金之心。朝廷虽未采纳他的攘夷之策,却委任他为国子监武学博士,朱熹辞而不受,重返福建。临行前,第一次见到张栻。两人由此相识。因家世相厚、学问相近,理念相同,才华相当,京城相聚虽短,但倾盖如故,两位年轻人很快就结下了美好情谊。

张浚病逝,张栻扶棺西返。朱熹从福建出发,半途哭祭。两人相遇于南昌,又沿赣江逆流而上,至丰城,朱熹才挥手告别。三天的舟中相处,没有别的娱乐,清聊益发深邃,彼此敬佩有加,由此互托知己。

《唐才子传》说白居易和元稹“虽骨肉未至,爱慕之情,可欺金石,千里神交,若合符契。”这么形容朱张,应该也可以。正因为志同道合,接下来的三年,两人通信频繁,无话不谈,由此也积累了越来越多的分歧,这也是见面后有时会吵得一塌糊涂的原因。在这一场场漫长的争论中,彼此的情谊不减反增。

这次相聚,远迎于渌江书院,会讲于岳麓山下,夜栖于妙高峰旁,游览于衡州南岳,最后分别于株洲渌水。将近三个月的形影相随,两人的感情如何浓至深处?有他们留下的149首唱酬诗可以剖析。张栻说“南山对床语”“已抱离索忧”。朱熹则说,“明当分背去,惆怅不得留。诵君赠我诗,三叹增绸缪”。还在南岳游玩时,张栻就已离愁萦怀,忧思重重了。而想起明日即将分别,朱熹整夜未眠,末了只是不停吟咏张栻的送别诗,心中的惆怅浓得化不开。那番情境,让人不禁想起柳永《雨霖铃》中的意境。

张栻夸朱熹“君侯起南服,豪气盖九州”。朱熹赞张栻“昔我抱冰炭,从君识乾坤”。我认为你豪情可冠九州。你却说,从我这里得到了整个世界。虽然花花轿子大家抬,但也足见两人的惺惺相惜。

“荷敬夫爱予甚笃,相与讲明其所未闻,日有问学之益,至幸至幸!敬夫学问愈高,所见卓然,议论出人意表,近读其《语说》,不觉胸中洒然,诚可叹服。”敬夫是张栻的字。在朱熹写给友人的私信中,可以看得出他对张栻真心实意的敬佩。

那么,这场辩论,两人到底探讨了什么?

追本溯源,朱张两人首先围绕“太极说”展开争论。太极一词源于道家,北宋周敦颐首先将它引入儒学范畴。他想借这个词来塑造儒家的宇宙本源观。朱熹承周敦颐而来,他认为万物各有其理,而万物之理终归一,这就是“太极”。

理是万物的规律,也是伦理道德的基本准则。太极是万物之理的总和。既然这样,万物也可以分别呈现太极。正所谓“千江有水千江月”,每个人,每件物,都有自己的太极。

抽象的理,是人和物存在的根据。每个人,每件物,都具有完整的理才得以存在,相当于一个“全封闭循环生态体系”。与理相对应是气。理是形而上的,气是形而下的。气有情、有状、有迹;它是铸造万物的质料。天下万物都是理与气相统一的产物。理产生气,却寓于气中。

理学家之所以要大费周章地引入“太极说”和“理气说”,就是想将道德抬高到超越世俗社会的层面,让包含道德在内的“理”,成为宇宙的本源与核心,从而也就具有了终极意义。这时,人们对道德的无限追求,便拥有了合法性、正统性和唯一性。

生而为人,对道德的绝对向往,是一种本能遵循,几乎没有道理可讲。不守道德,不但成不了人,甚至成不了物。这种正本清源,对徘徊在道德和物欲之间的人们来说,具有强大的威慑力。

但实际上,道德是不可能超越世俗层面而独立存在的。对现代唯物论者来说,道德更多的是术,社会和谐的工具;而对儒家唯心者来说,道德则是纯粹的道,生而为人的意念。

中和说,是朱张辩论的第二个要点。

中和一词最早见于《中庸》,“喜怒哀乐,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

什么意思?就是说,不偏不倚,多方考虑,不论面对何种危局乱象,都能管控好自己的情绪,清醒以待,这就是“中”。及时从乱象中找到破局的关键,让事物朝着最有利的方向发展。这就是“和”。

很显然,说来容易做来难,要抵达“中和”这种玄之又玄、妙之又妙的境界,就算是圣贤,也未必能够做到。对芸芸众生来说,“中和”二境,就如诗歌所说,“只在此山中,云深不知处”。

正因为如此,朱张两人接着探讨了“已发未发说”。

此说其实就是想把“中和”这种玄妙境界固态化、路径化和步骤化。朱熹认为“心为已发,性为未发”。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心有所动,意念就已经产生,有了好恶判断,情感就会随之波动,然后就会做出相应的行为来。这是“已发”。而所有会影响人们对未来事物产生不同的情感与行为的品性,包括涵养、境界、智慧、道德、能力等,则是“未发”。

因为情感与思维的诞生,都是闪念之间,临时抱佛脚,很难抵达中和境界,所以理学家程颐提倡日常修炼,就像佛诗里说的“时时勤拂拭”,并强调“涵养需用敬,进学在致知”。意思是说,要提高道德修养,需要有敬畏之心。畏天地之理,敬万物之生,才可能抵达“中”之境界。而智慧、境界和能力则要通过不断地学习与实践,才能逐步提升,这样处事之时,才会无限度地接近“和”。

这个观点是对的。不对的是身体里的欲望过于强大,如果不借助外力,单靠自身,很难将它完全控制。或许顷刻之间,欲望便能翻云覆雨,让我们的道德修炼,误入歧途,不知归路。之后遽然临事,心灵又会“雾失楼台,月迷津渡”,结果既无法精准把握“中”,也难以顺利抵达“和”。处事全凭好恶,一不小心,就让自己变成了情绪与欲望的动物。朱熹应该是担心这种可能性,才要求天下百姓“存天理,灭人欲”,狠斗私字一闪念。正所谓“人心唯危,道心唯微,唯精唯一,允执厥中。”充分说明了修道之难。

世界上或许有绝对的“中”与“和”,但必须有上苍视角才能准确锚定,非人智人力可为。君子求“中”追“和”,如镜中揽花,水中捞月,穷尽一生,也可能只会在原地打转,更何况普通百姓?

正确的做法是,君子既要内求诸己,更要外守章规,将已经发生的事件,套用中和的标准,形成简明典章,然后让老百姓围绕典章,再依凭良知,上下求索,这样即便抵达不了中和之境,也不至于南辕北辙,背道而行。

正因为以中和为目标的修心养性太过玄妙,所以得把它简明化、固定化、程式化。由此朱张不得不探讨“功夫论”。下足功夫,将修心养性的行为仪式化、程式化、日常化。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周而复始,最终让心灵形成条件反射。之后乍然临事,仅凭本能,就可以趋“中”执“和”,由此也就可以批量产生君子了。这也可以叫作“道德条件反射”。

功夫论是分析修心养性的方式,也就是途径,“仁”则是修心养性的目标。就是说,无限度地提高“仁”在心灵中的含量,那么拥有这颗心灵的人,以后做事就会更趋近“中和”。修心养性的目的,就是为了养心中之仁。

理学诸家之所以会觉得真理在自己这边,那是他们的确能自圆其说。但人文学科其实就是一个混沌体,无法单独拿出来理论,它甚至都无法被准确命名。就像一颗宝石,具有多个棱面,每位理学家只说清楚了自己所关注的那个棱面。举个简单例子来说,狼吃羊,羊死。狼不吃羊,狼饿死。若以“仁心”来求“中和”,这事如何解决?显然无解啊。

以上种种,皆唯心之说。这些理论越往深处走,越如幽井微光,其世俗指导意义只会越来越弱,最终成为极少数儒生把玩的高深学问。朱张学问的象征意义,其实远远大于现实指导意义。就是说,后人看重的,更多的是他们已站到了新儒学研究金字塔尖的这个事实,而不是他们的学问,实际能给百姓带来多少烛照心灵的暖意和光芒。

一座书院,一次会讲,很显然,刘珙的预期目标达到了。岳麓书院以朱张会讲为契机,明习时务,奋发图强,钻研经典,创新观念,很快就声名鹊起,“于时远近向慕,弦诵之盛,出于邹鲁”。说是岳麓书院吸引了四方学子,教育盛况甚至超过了孔孟之乡。

这个评价,相当高了。有些学子甚至“以不得卒业于湖湘为恨”。这里的湖湘,代指岳麓书院。朱张会讲后,岳麓书院也被看作“湖南道学之宗”,其求真向学、传道济民、经世致用的流风余韵,对全省乃至全国成风化人的书院教育,影响深远。

“忆昔秋风里,寻盟湘水傍”,这是晚年朱熹的诗句。而在当时,朱张两人的脑子里其实并没有结盟的概念,都以为只是好友之间,纯粹的学术探讨,但他们也没想到,朱张会讲成了新儒学燎原的一次伏笔,潭州儒学迈进一个新时代。

朱张不知道的是,作为时代巨子,两人掀起的气流,后来竟演绎成了历史风暴。这看似一次探亲访友,本质却是一次文化结盟,使得闽学与湘学,很快成了南宋显学。不但如此,理学也就此走出小打小闹的学术圈,迅速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一场观念革命,以理学为核心的新儒学取代了旧儒学,一跃成为官方意识形态。之后元、明、清三朝,由朱熹批注的儒家经典,成了科举的必考内容。

为什么会这样?是因为南宋初期,理学研究虽然还是各自为政,但在闽、湘、川、赣、苏已遍地开花,就像一小片一小片的根据地,只要打通他们之间的关连,就可以星火燎原,变成思想观念的大片解放区,继而席卷全国。

时势造就英雄,而英雄又改变时势。朱张二人应时而生,在长沙的这次相聚,相当于一次观念上的破冰行动。在之前的多次通信中,两人发现了彼此的相同与不同。因为牢不可破的友谊,让他们愿意坐下来,彼此验证,查漏补缺,互相成全。

经过仔细推敲,认真探讨,朱张发现那些不同的观点,有些只是互不相交的平行线,方向却是一致的。只要在两者间架设连通的“枕木”,理学的“火车”就可以风驰电掣了。而另一些观点,看似不同,其实也没多大的偏差,只要互相稍微靠近,就可以找到互相重叠的部分。

至于那些完全相反的观点,那就看各自的学问与辩才了,不是东风压倒西风,便是西风压倒东风,我折服了你,你就得选择信我。而如果谁也说服不了谁,就搁置争议,将有限的精力,投入到彼此都认同的学术研究里。

这种观念整合,非朋友之间不可,否则很难成功。长沙相聚之后,朱张再写新著,都要先寄给对方修改,对方首肯后,才敢刊发出来。两人甚至还在某些著作上,共同署名推出。

八年后,朱熹与陆九渊兄弟在江西铅山县有一场辩论,史称“鹅湖之会”,因为互相之间早有成见,结果针锋相对,不欢而散,心学也由此从理学中彻底分离出来,再不能形成合力,彼此助推,互相成全。

或许正因为这样,朱熹在去世前,才会遭遇思想革命的“倒春寒”,以致离群索居,郁郁而终。守旧官僚不但将朱学为代表的新儒学视作伪学,还将朱熹视为不忠不孝、不仁不义、不恭不谦之徒。但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新儒学替代旧儒学已成为一种必然。朱熹逝世后仅两年,以理学为代表的新儒学再次汹涌而来,席卷整个南宋王朝。

可惜的是,张栻将“湘学”推至巅峰时,猝然离世,年仅47岁。很显然,若他离世没那么早,朱熹未见得能坐稳孔孟之后的第三把交椅。但历史容不得假设,潭州人们只能在无限怅然中,合上“朱张会讲”的那一页。

不管如何,“朱张会讲”的意义是划时代的,可以说,它决定了后来中国社会几百年的科举生态与社会形态。这次求同存异的学术结盟,让朱张成了历史天幕上灿烂的星辰。

          摘自《长沙晚报》

责编:罗嘉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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