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陈先初

英国著名历史学家柯林武德有句 “ 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 ” 的名言，虽为一家之言，但仍能说明思想史在历史学各分支学科中的重要地位。学界向来重视思想史、思潮史的研究，包括屡有名家推出近代思想史论著。最近，岳麓书社、人民出版社联合出版了中国社会科学院优化后首批“长城学者”、湖南师范大学特聘教授、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知名专家郑大华领衔撰著的《中国近代思想通史（1840 ——1949 ）》（以下简称“该书”）。该书3 卷6 册，315 万余字，第一、二卷为郑大华独著，第三卷为郑大华和俞祖华合著。该书贯彻大历史观并致力于中国近代思想史自主知识体系构建，以多维视角展示了中国近代思想史的丰富场景。

呈现近代思想长河的源远流长

该书的创作与特色，首先体现在运用大历史观的理论自觉。大历史观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重要理论成果，是毛泽东所倡导的“古今中外法”的创造性发展。

会通古今的格局。作者在绪论中强调：“研究历史是为了更好地认识今天，展望明天。而要更好地认识今天，展望明天，就必须首先认识昨天和前天。因为历史不是一个孤立的空间岛屿，而是一个用时间联系起来的多维空间系统。”

从时间轴来看，“近代”即1840 ——1949 这一时段是“昨天”，而为了更好地认识“昨天”，我们需要回首“前天”即传统中国；同时，探究“昨天”，并不是为发思古之幽情，而是“是为了更好地认识今天，展望明天”，是出于强烈的现实关怀与长远关怀。

该著作立意于分析传统思想的近代转换，故虽名为“ 近代思想通史（1840 ——1949 ）”，但其分析的触角既在思想史的长河上逆流而上，追溯近代思想进程的“前历史”，考察其蕴含的传统元素或说探究传统思想的可现代化因素，致力推动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又在思想史的长河上顺流而下，拉长近代思想史的“延长线”，探寻近代思想的现实启迪与恒久价值。

该著作明确表示不赞成“以1840 年的鸦片战争为中国近代思想史的逻辑起源”，强调应当重视“1840 年鸦片战争之前中国社会内部所孕育的一些新的社会和思想因素，尤其是经世思潮的复兴”，并顺理成章地将“嘉道之际的社会危机与经世思潮的复兴”作为全书的开篇。至于分析近代思想渊源时重视传统视角，在书中更是俯拾即是，如指出：经世思想是中国古代文化的精华，也是历代知识分子一以贯之的价值取向和优良传统，其思想渊源最早可追溯到《易经》中的“象曰云雷屯，君子以经纶”的说法； 达尔文的进化论之所以在19 世纪末20 世纪初被严复等人介绍到中国来之后，能够迅速为国人所接受，并成了救亡图存的思想武器，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达尔文的进化论与中国传统的变易观有某些相通的地方；孙中山“振兴中华”之口号的提出，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之传统思想的继承与发展；等等。

述往事，思来者。该著作高度关注挖掘近代思想的现实启示与恒久价值，除了在分析具体思想时以现代价值的标尺加以衡量外，还在“结语”部分总结了“中国近代思想史留给今人的深刻启示”：适应时代变迁，通古今而“主宜今，不主宜古”，不忘本来而着眼未来，传承、转换中华思想的丰富元素，回答时代给出的课题，回应时代提出的挑战；顺乎世界潮流，通中外而破闭关、“步武泰西”，摄取异域而立足本土，使外来先进思想理论在中华大地、中国社会能生根发芽、开花结果；着力综合创新，通新旧而“主启新，不主仍旧”，在会通中西、会通古今的基础上创造现代中国新思想、新文化、新理论、新思潮、新流派；兼顾个体与群体、个人与社会、主观世界改造与客观世界改造并重，以“小我”成就“大我”，以“青春之我”创建“青春之国家，青春之民族，青春之人类”。

会通中外的视野。中国近代思想与传统思想的显著区别在于受到了外部侵略的强烈刺激与域外思想的深刻影响，因而必须从国际视阈、以世界眼光考察发生在中国大地上的思想事件，关注中外思想、思潮的互动交融。该书虽对邓嗣禹、费正清等海外学者凸显“外部取向”的“冲击——反映”模式提出了强烈的质疑，但仍高度关注外来元素在中国近代思想进程中的巨大影响，明确主张近代思想演变是内部因素、外部因素合力作用的结果，强调“必须致力于对西方的外来因素与中国的内部因素彼此碰撞、相互作用之过程的考察”。

该书指出，外部侵略成了这一时期思潮和思想运动产生的重要契机，如第一次鸦片战争的失败和《南京条约》 的签订，推动了嘉道经世思潮的发展；战后社会危机的进一步加深，构成了太平天国农民革命思潮兴起的历史背景；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失败和《北京条约》的签订，是洋务思潮兴起的一个重要原因；中法战争的失败和《中法新约》的签订，促成了早期维新思潮的形成；甲午战争的失败和《马关条约》的签订，导致了维新变法思潮的兴起；八国联军之役和《辛丑条约》的签订，使一些先进的中国人开始认识到清王朝已成了“洋人的朝廷”，民主革命思潮因此勃兴；《新青年》的创刊，与日本企图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 有着一定的联系；五四运动的导火线，是中国在巴黎和会上收回山东权益的失败；九一八事变后中国思想文化的转向，从新文化运动时期人的解放， 转为救亡图存思潮的兴起，其原因是民族危机的日益加深。

该书考察了近代国人“睁眼看世界”、“走向世界”的历程及近代中国人世界意识的形成；考察了西方国家“文明冲击”所带来的思想激荡及所激发的“师夷长技”以制器、“效仿泰西”以变法、“伦理觉悟”以新民、“走俄国人的路”寻新路的思想之旅；考察了马克思主义传播并通过“两个结合”形成“马克思主义民族化的优秀典型”——毛泽东思想、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一次历史性飞跃的辉煌历程。该书既注意考察“西学东渐”、考察西方文明对中国近代思想进程的影响，如重视《海国图志》《劝世良言》《资政新篇》《校邠庐抗议》《天演论》等传播西方思想的重要文本；又关注“中学西渐”、关注近代思想家在海外的影响、关注中国文化走向世界的进程，如提到“当《海国图志》和《瀛寰志略》受到国人冷落和批评的时候，它们却漂洋过海，传到日本，并受到欢迎和好评”。

展示近代思想主流的势不可挡

该书以时代主题框定近代思想史学科边界的学科定位自觉，也给人以深刻印象。

该书认为每一时代有每一时代的时代主题，思想史研究的就是时人围绕时代主题所展开的思考，提出的主张。中国近代思想史所要研究的就是时人围绕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以及要由此而展开的反对帝国主义以实现民族独立和反对封建主义以实现社会进步这两大历史任务所提出的各种思想主张及其论争和斗争 ， 其他中国近代思想史著作通常所写入的哲学史、文化史、学术史内容除与主题有关外一般不包括在范围之内。这就界定了近代思想史的学科边界，既避免了诸如 “政治思想史”的偏窄框架，又没有因为体量大、头绪多而成为“各种思想的大拼盘、大杂烩”。对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内容的如此界定和处理，是该书的一大创新，解决了学术界争论了数十年之久而未解决的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的对象或内容问题，值得学界高度重视。

该书紧扣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一历史主题，以及由此而展开的 反对帝国主义以争取民族独立和反对封建主义以争取社会进步这两大历史任务，描绘了中国近代思想演变的总体框架、基本走势，呈现了近代前期历经经世思潮、太平天国革命思想、洋务思潮、早期维新思潮、戊戌维新思潮、思想启蒙思潮、立宪思潮、民主革命思潮不断演进或器物——变法——新民不断深化的思想历程；呈现了新文化运动以后马克思主义、自由主义、文化保守主义、国家主义、无政府主义、中国法西斯主义等各种思潮“在共同的思想框架里运作和斗争”并最终由马克思主义引领社会思潮，及政治思想领域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建国主张、资产阶级“中间路线”与中共建立“新中国”思想三种建国主张进行斗争并最终以人民民主专政胜出的历史进程。

就具体的思想家而论，该书也以是否关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一历史主题，以及由此而展开的 反对帝国主义以争取民族独立和反对封建主义以争取社会进步这两大历史任务作为取舍的重要标准。比如，以孙中山的思想为例，该书重点研究的是他的“三民主义”，因为“三民主义”集中反映了孙中山对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一历史主题，以及由此展开的 反对帝国主义以争取民族独立和反对封建主义以争取社会进步这两大历史任务的集中思考和主张，而对他的“知难行易”的哲学思想、他对中国文化尤其是中国伦理道德的论述，则没有重点探讨。对其他思想家思想的研究也是如此。

尽收近代思想洪流的波澜壮阔

该书还体现了具有强烈通史意识的学术范式创新自觉，它超越了既有思想史以政治史“三大高潮，八大事件”划分时段的框架，提出了自成一家的“把中国近代思想史的逻辑起源确定在整个嘉道年间”，以及把百年中国近代思想史分成1840 —1915 年、1915 —1931 年、1931 —1949 年三个大的时段的“三时期”说（即该书的三卷）。“三时期”说不同于现在一般中国近代思想史著作的分期，体现的是该书对近代中国时代主题（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任务（反对帝国主义以实现民族独立和反对封建主义以实现社会进步） 以及由此而决定的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内容的认识。犹如时代主题说一样，把百年中国近代思想史分成1840 —1915 年、1915 —1931 年、1931 —1949 年三个大的时段，这也是该书的一大创新，完全能成一家之言。

该书名为“近代思想通史”，将近代百余年思想史进行贯彻始终的考察，并兼及中国近代思想史的“承上”（中国古代思想史）与“启下”（中国当代思想史）；又注意共时性的横向会通、中西汇通，强调处理好“三对关系”（思想家思想与大众思想的关系、思想理论与社会实践之间的关系、思潮史研究与思想家研究之间的关系）进行全景式的书写，尽收近代思想洪流的波澜壮阔，并兼及中国近代思想史的“输入”（西学东渐）与“输出”（中学西渐）。为了体现纵向贯通，该书吸取了中国传统史书纪事本末体的特点，尽量将某一思潮放在同一章下或同一节下进行论述；为了体现横向会通，则尽可能全面地考察了近代史上出现的各种思潮和重要思想家。

历时性的纵向贯通，离不开对贯穿从1840 ——1949 年近代思想全过程的基本线索的寻绎、把握。该书按自成一家之言的“三时期”说对近代思想史进行分阶段的考察，同时凸显了在近代思想进程中“一以贯之”的重要线索，一是反对侵略的爱国主义。爱国主义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也是近代留下的最重要的思想遗产之一。近代有见识的、进步的、革命的思想家，也都是爱国主义者，爱国思想是他们整个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至于广大人民群众，他们更是近代爱国主义的主力军，正是他们所掀起的一次又一次的爱国运动，以及在反对帝国主义侵略战争的战场上的浴血奋战，给侵略者以沉重打击，才阻止了帝国主义企图瓜分中国的阴谋，才取得了抗日战争的最终胜利。二是对民主与科学的追求。近代之初，魏源在《海国图志》中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要求学习西方“船坚炮利”的先进军事技术与利于国计民生的民用技术；又以倾慕的心情描绘了大洋彼岸的美利坚的纪纲法度：“议事、听讼、选官、举贤，皆自下始，众可可之，众否否之，众好好之，众恶恶之”。他揭开了近代先进中国人追求科学与民主的序幕。洋务运动时期，不仅将仿效西方军事、民用技术付诸实施，还出现了徐寿、华蘅芳等近代自然科学家；同时出现了批评传统政治“君民隔绝”、呼吁创设议院，实行君民共主的呼声。

1895 年，严复在《论世变之亟》中将西学概括为“于学术则黜伪而崇真，于刑政则屈私以为公”，“科学”与“民主”的口号已是呼之欲出，维新派倡导的“物质救国”与“变法图存”实际上就是科学与民主的展开。到了新文化运动中，正式提出“科学”与“民主”两大口号，并将其确立为核心现代中国的核心价值。三是中西学之争。五四以前，是资产阶级的新文化和封建阶级的旧文化的斗争，“学校与科举之争，新学与旧学之争，西学与中学之争，都带着这种性质”。

五四以后，“中国产生了完全崭新的文化生力军，这就是中国共产党人所领导的共产主义的文化思想，即共产主义宇宙观和社会革命论”，从两派论战发展成几大思潮的分化离合。但无论是五四前还是五四后，古今中西关系都是中国思想界所思考、争论的重要问题。四是处理世界化与中国化的关系。该书既关注近代中国人世界意识的成长，关注先进中国人学习西方文明、学习“俄罗斯文明”、学习世界先进文化的艰辛历程；同时关注近代思想家将中国历史文化传统、中国本土资源与西方学理、西学思想有机结合，面对中国问题、提出中国方案、探索中国道路的不懈努力，特别是关注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

共时性的横向会通，就是要通过处理好“三对关系”使近代思想史书写能做到既见“大江大河”，又见“涓涓细流”；既见万溪奔腾、大江东去的思想场景，又见“茫茫九派流中国”得以生成的地势生态。该书重视从思想理论与社会实践之间的关系入手，分析近代思想生成、发展与变动的社会背景；从分析启蒙与救亡的关系入手，分析思想启蒙与救亡斗争的相互影响。如第一章阐述“经世思潮的复兴”就从分析“嘉道之际的社会危机”入手，指出正是嘉道之际“日之将夕，悲风骤至”的衰世，使以经邦济世为己任的经世思想家起而重新倡导因乾嘉汉学的兴起久已“隐而不彰”的经世之学，使其勃然再兴，蔚为风气，成为一股强大的社会思潮；第十九章指出，“民族复兴”之所以在九一八事变后成为一种具有广泛影响力的社会思潮，其主要原因是日益严重的民族危机，激化了人们的民族认同感和民族责任感，从而为中华民族复兴思潮的形成提供了契机。

该书既重视近代思想史上显示度较高的“点”，即重视重要思想家的思想；又重视常被忽略甚至被遮蔽、被淹没的人民大众思想。而要研究人民大众的思想，就需要扩大文献资料的使用范围，把诸如歌谣、民俗、民歌、蒙书、方志、族谱、档案、日记和其他一些不能登大雅之堂的文献资料纳入思想史研究的资料之中。该书以近代思潮的演化脉络为经，以主要思想家的思想和活动为纬， 经纬交织，一方面以魏源、洪秀全、冯桂芬、郭嵩焘、严复、康有为、孙中山、毛泽东等主要思想家的思想来见证思潮的演化，另一方面又要以经世思潮、洋务思潮、维新思潮等重要思潮的演化来加深对思想家思想的解剖，力求做到“思潮史研究与思想家研究的完美结合”。

纵览近代思想激流的湍急多变

该书较准确地把握了中国近代思想进程的发展规律与特点。近代思想史的最突出特点是思潮流程峻急、思想快速多变，几乎是将西方在数百年间经历的从封建主义到资本主义、从现代化到反现代化、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从空想社会主义到科学社会主义的思想历程浓缩到短短的百余年间。已故历史学家陈旭麓先生称：“中国近代思想史的发展“表现为急剧的新陈代谢，螺旋地推进，螺旋特别多。”单就第一时期而言，从嘉道年间起至1915 年止，就经历过嘉道时期的经世思潮、太平天国时期的农民革命思潮、同光年间的洋务思潮和早期维新思潮、甲午战后的维新思潮、戊戌后到20 世纪初的思想启蒙，20 世纪初的民主革命和立宪思潮、以及民国初年尊孔复古思潮这样一些发展阶段；在这么短的时期内，竟然出现过这么多对社会产生过重大影响的思潮或思想运动，这不仅在中国历史上绝无仅有，在世界历史上也是很少看见的。

该书呈现了近代百余年间因“ 将几十世纪缩在一时”而导致的思想激流的 湍急多变，包括思想流程的激进化、思想论争的频繁化与思想家个体的“善变”化等。

思想流程的激进化。救亡任务的急迫、社会变革的急速，使各种思潮和思想运动兴起和高涨的频率也越来越快，越来越绪激烈，越来越激进，十年前乃至几年前的进步思潮，到十年后乃至几年后就成为落后思潮了。该书让我们看到：“变局”成为有识之士的基本共识，“求变”成为先进中国人的普遍诉求；前驱者先以传统“变易”思想倡导“穷便通久”，继以西方“进化”论提倡变法革命，再以唯物史观呼唤社会革命；先进中国人先以“古时方”求“更法”，再以体制内变革求“维新”，再以体制外变革废帝制，进而以新民主主义革命追求全新的社会形态。

思想论争的频繁化。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空想社会主义、科学社会主义“ 缩在一时” ，激进主义、保守主义、自由主义在共同的思想架构中同时并存，使得激烈的思想交锋势所难免。该书呈现了近代思想在诸如顽固派与洋务派论争、守旧与维新之争、改良与革命之争、东西文化之争、问题与主义之争、社会主义之争、无政府主义之争、科学与人生观之争、“以农立国”与“以工立国”之争、民主与独裁之争、中国本位与全盘西化之争、三种建国主张之争等思想文化论争中不断前行的独特样貌。

思想家的“善变”化。梁启超以“善变”著称，他自称“不惜以今日之我，战昔日之我”。其“善变”虽蒙诸多批评，然而也有学人肯定了其“善变”中所体现得与时俱进，如郑振铎指出：“他如顽执不变，便早已落伍了，退化了，与一切的遗老遗少同科了；他如不变，则他对于中国的贡献与劳绩也许要等于零了。他的最伟大处，最足以表示他的光明磊落的人格处便是他的‘善变’，他的‘屡变’。”其实，置身于“数千年未有之变革”的大变革时代，置身于“新思潮”不断涌流、“新思想”层出不穷的激荡岁月，又有哪一位关心国家命运、关心时代变革的思想者能够做到“静如处子”？该书向我们展示了一位位思想家不断否定自我、超越自我的具体个案；当然，也呈现了一些先进中国人从“趋时”到“背时”的心路历程，诸如维新派主要领袖康有为竟成为“复辟的祖师”，启蒙思想家严复沦为为袁世凯劝进的“筹安会六君子”之一，革命家章太炎“原是拉车前进的好身手，腿肚大，臂膊也粗，这回还是请他拉，拉还是拉，然而是拉车屁股向后”等。

总之，该书是历时性、全方位展示近代思想史全貌而又脉络清晰、主流凸显的通史著作，无论研究范式、研究体系、研究理论、研究方法、研究观点，都多有创新，可以说是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少有的精品力作。以研究观点的创新而言，该书不仅对目前 学界存在争论的所有问题都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和见解，这些观点和见解都持之有据，言之成理，而且还对学界一些约定俗成的观点或用法提出了自己的不同意见。比如，该书就不赞成学界通常使用的“五四新文化运动”这一用法，认为“五四运动”和“新文化运动”指涉的是两个性质不同的历史事件：“五四运动”指的是发生于1919 年5 月4 日的学生游行示威活动以及后来的发展（如“六三运动”），到6 月28 日中国代表拒签和约告一段落，其性质是以 “外争主权，内除国贼”，要求“收回山东权利”、“拒绝在巴黎和约上签字”为主要诉求的反帝爱国运动；新文化运动指的是发生于1915 年9 月15 日《青年杂志》创刊到1924 年国民革命兴起前，以“民主和科学”为口号、为旗帜，以反孔批儒和伦理道德革命、文学革命和白话文运动、输入各种新思想新学说、整理国故、再造文明为主要内容的思想启蒙运动，二者虽然有联系，有交集，新文化运动的兴起和发展，为五四运动的发生奠定了基础，提供了条件，而五四运动的发生，又推动了新文化运动的进一步发展，但它们是不同性质的两个历史事件，不能把它们合在一起，统称为“五四新文化运动”。应该说该书的这一意见是很有道理的，能够成立。 尤其是作为目前国内外第一部个人著多卷多册中国近代思想通史著作，该书是对自司马迁以来中国传统史学个人修史这一优良传统的继承和发展，从而避免了目前多人合著一部史书这一主流写作方式所必然产生的行文风格不一、学术观点不一、质量参差不齐、前后衔接不上等等问题的发生，具有重要的示范性意义。另外，该书的文笔也十分流畅，通俗易懂，而不像目前不少著作只是史料或新名词的堆积，绕来绕去，读后不知所云。当然，该书也有它提升的空间，有的问题意识到了、提出来了，但还没有圆满解决，需要进一步研究，例如对人民大众思想的书写、对中国近代思想之域外影响的探讨，都还不够充分。期待该书再版时，作者能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作者系湖南大学岳麓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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