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常正祥

“清风有意难留我，明月无心自照人。”抗清无望的王夫之念念不忘其“明遗臣”的身份，字里行间尽是复国无望后的悲壮，骨子里的“迂”，真乃旷世难有！ 王夫之几次来长沙，并将著述托付给长沙千寿寺僧人惟印保管。今日长沙船山学社于闹市之中显得幽静，不太为人知的是，王夫之与长沙有着深厚的渊源。

插画/何朝霞

壹

时间一晃百年，位于今长沙市中山路的船山学社早已物是人非，然而百年的遗存仍在院内久久不散。当我到访船山学社时，清风四起，阳光像一群调皮的孩子，在路边的树叶间跳动。而此时的船山学社，这个砖木结构的单层三进四合院，却于闹市之中显得幽静和硬朗，就像王夫之一生的际遇与性格，不折不弯。

那是一个冲动的年代，有人“冲冠一怒为红颜”，有人“成仁取义万事毕”，还有人“袖依时样取其便”。那也是一个圣贤寂寞的时代，面对亡国之痛，有人遁迹山林，走消极反抗的道路，甘做“隐逸君子”；有人削发为僧，遁入空门，自绝红尘。但有一位明朝遗臣特立独行，虽身同槁木而心犹未死，身处逆境却坚贞不屈。他就是船山先生王夫之，一个硬朗、终生不向清廷低头的“迂夫子”。

南明隆武二年（1646年）八月，湘江长沙小镇的桥栏边，一位年轻的读书人正倚着栏杆，把目光投向远方。那里，逃难的人们来来往往；那里，能看到一台老水车，木结构早已残损，有些落寞，却寂然地守护着该水域。是的，这就是靖港，一座天然的小渔港，因唐朝名将李靖带兵驻守而得名。它曾经是那么繁荣，那千年的风，总是不停地诉说着，一会儿轻吟“汀州暖渐绿，烟景淡相和”，一会儿高歌“隐几看帆席，云山涌坐隅”，一会儿传来铁骑萧萧的声音，一会儿又软语荡笑地撩拨，一会儿调皮地吆喝叫卖，一会儿又字正腔圆地弹唱……

可是如今，靖港又怎是一个荒凉了得？他想起是年的正月，南明抗清大将何腾蛟在收编李自成余部后驻师长沙，挥兵北进，获得的“藤溪大捷”；想起何腾蛟控制湖南军政大权后，不但对已投诚的大顺军猜忌甚深，处处刁难，甚至不发粮饷，不给安置地，还在北伐时处处给任湖北巡抚的堵胤锡添堵，致使清军长驱直入，打得堵胤锡部队措手不及，损兵折将；想起自己六月只身北上湘阴，在湘阴军中反复劝说南明监军、自己湖广乡试房师章旷调和何腾蛟与堵胤锡的矛盾，协同和联合农民军一起抗清的情形，也想起章旷所言：“夫之啊，军中事务，你且不必多虑，何公自有何公判断，堵公自有堵公安排。”

真的是章旷不作调停吗？此时的他还不知道官场的险恶，更不知道章旷夹在何、堵之间的无能为力。想到自己的“不受重用”，一气之下，他离开了章旷，离开了前线。此刻，倚栏远望，他不禁潸然泪下。涕泪声中，他高声吟哦：“戎车六月正闲闲，救日朱弓向月弯。铜马已闻心匪石，巴蛇敢恃骨成山。中原冠带壶浆待，闵海丝纶启戟颁。师克在和公自省，丹忱专在念时艰。”是的，自己的耿耿忠心谁人能懂？协力抗清，攻克“时艰”，吾谁与归？

他又不由想起，崇祯十七年（1644年）李自成大顺军入主北京，崇祯皇帝自尽，明朝灭亡，百姓多有死伤；想起李自成溃逃出北京，清朝进入中原的征服过程中，清军为报复汉人的抵抗，在中原发生多次大型屠杀事件，如扬州十日、嘉定三屠、江阴八十一日等；想起清兵南下以来，岳丈、妻子、舅父、长子、小叔、二叔等亲人相继死于乱世之中的场景……

这是王夫之抗清期间唯一一次来长沙，在这里，他缅怀大唐名将李靖；在这里，他要会集抗清志士，共赴国难。但就在这里，就在这几日，他听到了唐王朱聿键在汀州为清兵执杀的消息，听到了抗清形势一再转坏的消息。国破如此，此时的王夫之多么想要倾诉，想要表达，可环顾周遭，何人可诉衷肠？何人可共举大义？

他想不到，一年后，离乱中的父亲生命奄奄一息，逝世前反复叮嘱“抗清到底”；想不到南明永历二年（1648年）十月与夏汝弼、管嗣裘、僧性翰等在南岳方广寺举行武装抗清起义的失败；想不到至肇庆投奔永历后会被任为行人司行人介子，会为营救被诬陷下狱的金堡而差点丧命于王化澄；也想不到清兵至桂林后，他被困于水砦、断食四天的狼狈；更想不到南明政权仅经历了18年便土崩瓦解……

清朝康熙二十八年（1689年）的一天，斜阳如血，飞鸟归巢，清癯而有些咳喘的王夫之在湘西草堂前伫立北望，想到大明沦为异族铁蹄，心绪久久不能平静。就在这天，衡州（衡阳）知府崔鸣鷟受湖南巡抚郑端之嘱，携米来拜访他，想赠送些吃穿用品，请其“渔艇野服”与郑“相晤于岳麓”，并图索其著作刊行。可他虽在病中，仍以杖拄地，须发戟张，让儿子将清廷使者赶了出去，连面都没有见。

王夫之不会忘记，北上长沙时的一腔热血；不会忘记南岳方广寺“夜烧连山接暮云，牙旌高捲管弦闻”的豪气和“负恩自笑夷门客，魂断邯郸晋鄙军”的遗憾；更不会忘记流离失所，逃避清廷追捕的狼狈。“谁信碧云深处，夕阳仍在天涯。”他自始至终相信，抗清力量不会消失，相信明朝还有重新恢复的一天。

愤懑之中，王夫之缓缓转过身，走进草堂写下一副对联：“清风有意难留我，明月无心自照人。”这里“清”自然指清廷，“明”指明朝。“清风有意难留我，明月无心自照人。”这究竟是一种铮铮作响的傲骨，还是一种骨子里迂腐的冲动？

康熙三十一年（1692年）正月初二午时，王夫之在湘西草堂溘然长逝。此时距离崇祯自缢、明朝灭亡已有48年，距离南明永历帝被吴三桂缢杀也有整整30年。故国早已远去，王夫之却坚持身着大明衣冠下葬，至死没有剃发。十月，王夫之葬衡阳金兰乡高节里大罗山。墓碑镌“遗命墓铭”如下：“有明遗臣行人王夫之，字而农，葬于此，其左侧继配襄阳郑氏之所袝也。自为铭曰：抱刘越石之孤忠，而命无从致；希张横渠之正学，而力不能企。幸全归于兹丘，固衔恤以永世。”

这是王夫之著名的自题墓志。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他特别告诫儿子：“墓石可不作，徇汝兄弟为之，止此不可增损一字，行状原为请志铭而作，既有铭不可赘。若汝兄弟能老而好学，可不以誉我者毁我，数十年后，略记以示后人可耳，勿庸问世也。背此者自昧其心。”

王夫之念念不忘其“明遗臣”的身份，字里行间尽是复国无望后的悲壮，那种骨子里的“迂”，真乃旷世难有！

贰

翻开历史，就会发现历史上文人雅士的“迂”，大多有着“立德、立功、立言”的“三不朽”情结。这种人，作文必作惊世之文；做人必做“至刚”之人。王夫之的“迂”与他一生的坚持有关，亦与他的读书际遇更有关。

明崇祯十一年（1638年），王夫之离开家乡，乘船北上，向长沙而来。江上清风四起，波浪轻翻，他伫立船头，眺望辽阔的湘江景色，心中甚是愉悦。

这一年，王夫之19岁。此前，他的生活是简单的、纯净的、快乐的、充实的。他的父亲王朝聘毕业于明朝最高学府国子监。3岁起，他就和长兄王介之一起学习十三经，9岁便随父学习经义。4年之后，王夫之应科举，高中秀才。随后，又两次与其兄一道到武昌应考，虽未得中，却在长沙、武昌开阔了视野。

王夫之决定负笈长沙，求学于岳麓书院。这不，经水上几日航行，终于在长沙停船靠岸了。放眼望去，左岸是郁郁葱葱的岳麓山，右岸是人声鼎沸的太平街。在朱张渡口弃船上岸，沿着岳麓书院长长的通道走进去，王夫之在引荐人的推荐下，得以师从山长吴道行，成为吴的高足。吴道行，湖南善化（长沙）人，为学“以朱（熹）张（栻）为宗”，颇负盛名，学者尊称为“嵝山先生”，是明代岳麓书院最后一任山长。其高足王夫之后来成为明代岳麓书院最杰出的学生，这可能是吴山长当时没有料到的。

今天的岳麓书院，依然绿荫蔽日，书声琅琅，不难想像800多年前“朱张会讲”的盛景——惟楚有材，于斯为盛。其时，张南轩得五峰先生之真传，让思想与学问冲决了科场应试的形格势禁，开创出“传道济民”的雄健气象。朱熹慕张栻得胡宏“体用兼赅”之学，自福建而来，与张栻会讲两月之久，奠定湖湘文化“知行并重”的特质。王阳明“缅思两夫子，此地得徘徊”，纳“知行并重”湖湘特质，开“知行合一”心学宗门。名家思想的余音，绕梁不绝。四方士子莫不喜出望外，奔走相告：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19岁的王夫之沐浴着这些圣贤的光辉，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在这里，他读周易老庄，孔孟程朱，读《春秋》经史，思想贯穿于秦汉与唐宋，精神悠游于儒、道、释之间。他以经史为食粮，却又从不止于经史的疏笺。他喜欢与古人神交，与历史对谈。从那时起，湖湘学派所特有的原道精神和济世品格，恰如饱满的精神种子，洒在王夫之朝气蓬勃的岁月里。

作为当年湖南最高学府的岳麓书院，也聚集了一批砥砺学术、志存高远的青年学子，王夫之常与他们“聚首论文，相得甚欢”，度过了美好的书院时光。就读岳麓书院期间，王夫之还与同乡兼同窗好友邝鹏升成立了“行社”，关注社会，切于实行，强调躬行实践。邝去世后，王夫之为之撰《南乡公墓志铭》，碑文提及就读岳麓书院时说：“戊寅（崇祯十一年），夫之等肄业岳麓，与君订行社，聚首论文，相得甚欢。”因此，青年时代的王夫之与长沙有过多次交集，不仅收获了与老师、同窗的深情厚谊，更重要的是为以后的“终生不事清廷”打下了精神烙印。

王夫之少负隽才，倜傥不羁，尤其是受教岳麓书院，让他胸怀更加宽广，思想更加深远，决定了他必然追求自己读书成才的“进士梦”，也决定了他终其一生也不能接受“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的现实。也许，他对人生价值与生命意义的认知就是：作为一个真正的读书人，只能受一朝的恩典，奉一朝的正朔，做一朝的人臣。这也许就是他一生不肯向清廷低头的原因所在。

明朝崇祯十五年（1642年）八月初，自觉读书有成的王夫之再次与两位兄长同赴武昌乡试。其间，他在湘江两岸多有邀约。在长沙铜官，他邀约了一帮朋友游览“焰红湘浦口，烟浊洞庭云”的铜官窑，在时间的隧道里，他们感受了铜官别致的风土人情，领略了铜官制陶业的发展，看到了满载着陶瓷的帆船出口远航。这天，天朗气清，景色宜人。他伫立北去的船头，面对“日夜江声下洞庭”的湘江，吟兴亢奋，情绪飞扬，便信口吟出《铜官》一诗：“湘近波千缬，湖馀势一青。自然成气象，终古幻苍冥。影转帆随曲，苍来岸落汀。正馀吟兴好，新发洞庭舲。”此诗气象宏大，连通今古，刚一吟出，王夫之的两位兄长和随行的文友便同声叫好，一位岳麓书院的文友说：“而农兄诗意纵横，文气已成，此番前往，势必高中。”果然，到了月底，他便以《春秋》第一，中湖广乡试第五名，受到督学高世泰、考官欧阳霖、章旷以及长沙推官蔡道宪的器重。

然而，厄运开始了。这年冬天，王夫之赴京参加会试，途中得悉李自成的大顺军已席卷河南，攻克南阳，再围开封，打败明官军，明军决黄河堤灌大顺军，竟使开封城淹没。“何事春寒欺晓梦，轻舟犹未渡江南。”王夫之的“进士梦”被风雷激荡的战争浇灭。不久，清兵南下，国破家亡，“进士梦”更成为永久的“南柯一梦”。

天下已然大乱，被切断的不仅仅是北上的交通，还有平静的生活、浪漫的梦想。在返回故里途中，王夫之用饱蘸血泪的笔墨写下《更漏子》一词：“斜月横，疏星炯。不道秋宵真永。声缓缓，滴泠泠。双眸未易扃。 　霜叶坠，幽虫絮，薄酒何曾得醉。天下事，少年心。分明点点深。”这首词悲凉凄切，既感怀家国身世，又表达回报国家、为国效力的迫切愿望。而“天下事，少年心”，更把王夫之一生的初衷、一生的迂执锲入骨髓。

叁

清廷既安。康熙十三年（1674年），康熙决意撤掉骑在头上的三藩，短暂的太平即被以吴三桂为首的三藩叛乱打破。一时间，天下战火纷飞，硝烟四起。

乱局如斯，人心不古。王夫之原本避居乡野，但占据湖南的吴三桂欲拉拢明朝遗老装点门面，强命王夫之写《劝进表》，以昭告天下。这本是王夫之平步青云、扶摇直上的机会，然而这对一直心怀天命与大道的他来说，无异于奇耻大辱。他宁愿受死，藏身于麋鹿山洞，日日与麋鹿为伍，亦决不屈从。他对吴三桂派来的幕僚说：“某先朝遗臣，誓不出仕，素不畏死，安能作此天不盖、地不载语耶！”并仿屈原《九歌》，作《祓禊赋》，抒发自己的感想：“思芳春兮迢遥，谁与娱兮今朝，意不属兮情不生，予踌躇兮倚空山而萧清。阒山中兮吾人，蹇谁将兮望春？”对吴三桂极尽蔑视。

康熙十四年（1675年）二月，王夫之为“避滇氛，至长沙”。当时正是人间韶日，江上红芽始发，花下暄风初融，乳莺调语迎人，渔舟匀波待客，王夫之在此除了拜访昔年好友、专程游览定王台等人文遗迹，也偶尔垂钓湘江、闲倾竹叶杯，过得也还算惬意，有一问桃津之意。他在《长沙旅兴》中写道：“江上红芽始试春，乳莺调语正迎人。人间韶日还相识，花下暄风已试新。鹤杖恰逢苔径软，渔舟初绕碧波匀。乘乘生事余年在，随处桃花可问津。”这首诗表达了他隐居林下的愿望。

在游览定王台遗迹时，王夫之又结识了新的友人程光禋。程字奕仙，徽州休宁县临溪人，占籍钱塘，清顺治辛卯（1651年）浙榜举人。他把与程光禋的相遇看作是“诗书道不孤，风华遥相缀”，认为“远游广孑心，开爽延洪睇”，并将之引为“瑶蕙”之友。之后，两人又结伴游览了贾谊故居，一同叹息屈、贾之不遇。他在《长沙旅兴》另一首中写道：“禹迹千峰碧嶂回，湘波东绕定王台。楼船相趁桃花水，钓艇闲倾竹叶杯。露布星邮飞蜀锦，灵光丝管访骚才。当年玉女盆前客，笑指彤云几度开。”笑指彤云，是他当日所见，还是他当日所指？不得而知，但他内心的无奈之感却一览无遗。另一首《和程奕仙长沙怀古三首》中则云：“仙李发稚英，鹦鹉相啄食。飞鸟既依人，安能悯悲恻。叆叇墨池云，湘皋飞不息。铩羽重凋伤，日南无归翼。狄公转天枢，晶轮回八域。伤哉不及睹，幽壤闷闵默。白日诚再鲜，委蜕亦奚恤。”诗中对“狄公转天枢，晶轮回八域”仍怀有梦想，但“白日诚再鲜，委蜕亦奚恤”，又让他不得不面对现实。

当时长沙有一王夫之的学生刘思肯，是那时的著名人物肖像画家，“以技艺出游”，此时正好在长沙，闻知老师来此，专程前往拜见王夫之，登上坐船叙谈，并特意为老师画小像一帧。王夫之则吟成七绝三首，题为《走笔赠刘生思肯》。诗中王夫之回忆起两人过去的交往，有久别重逢的喜悦，而目睹烽火硝烟无绝期的动荡时局，端视满头银发的本人画像，哀婉感慨不已。诗的第三首云：“老觉形容渐不真，镜中身似梦中身。凭君写取千茎雪，犹是先朝未死人。”这首诗表明自己虽已形容枯槁，但仍将坚守前朝遗民高节。

十年之后的康熙二十八年（1689年）九月，刘思肯来到衡阳山中的湘西草堂，拜访七十有一的王夫之，再次为其画有小照，王夫之为填《庶天鸪》词一首：“把镜相看认不来，问人云此是姜斋。龟于朽后随人卜，梦未圆时莫浪猜。 　谁笔仗，此形骸。闲愁输汝两眉开。铅华未落君还在，我自从天乞活埋。”时局的动荡，国家的盛衰，个人的悲欢，让王夫之对于明朝只是剩下怀念了，从一而终，也让他惟有“从天乞活埋”的念想了。

在长沙停留一些时日后，王夫之遂又经湘阴渡洞庭至岳阳，于三月“归至长沙，拜故明蔡忠烈公道宪祠”。蔡忠烈公即蔡道宪，是王夫之乡试中举的座师之一，于明朝崇祯十三年（1640年）补长沙府推官，有治绩。张献忠攻陷长沙时，蔡道宪曾孤军拒守，终因不敌被擒，大骂不降而殉难。王夫之当年也是宁死不肯归顺张献忠，师生二人在此一点上表现出了相同的气节。后来，蔡道宪葬于长沙城南醴陵坡。

王夫之拜谒恩师祠，想到初识即成永诀，如今阴阳两隔，祠中荒草满庭，不禁感慨万千，既感慨“烈心歆匪石，笃意悲逝川。怀沙无归魂，惜兰非天年”，又深觉“顾此萍梗姿，屡婴波蔓牵。愉惬安可期，昭灵或相援”。国忧今未释，何用慰平生？清者自清，明者自明，王夫之的“迂”几人能懂？

肆

王夫之是中国朴素唯物主义思想的集大成者，其哲学体系的核心和基础是本体论。他的心中，生长着三个“梦”。一个是“进士梦”，可惜因满清入主中原而破灭了；一个“反清复明梦”，这个梦虽至死不灭，却因现实而徒存一腔热血；第三个梦则是“文化梦”，王夫之认为，只要守住汉文化，捍卫汉文化价值，汉人社会就永远不会败亡。

王夫之的三个梦，生前都未实现。但他的坚持，或者他的“迂”，让他的梦随着时代的发展愈来愈散发出璀璨的光芒。

时间再次回到清朝康熙十五年（1676年）九月，王夫之再次沿湘江而下来到长沙，这也是他最后一次来到长沙。一天，千寿寺前，王夫之与一老僧双手紧紧相握。王夫之说道：“上师，自永历丁亥春相识，于今三十年了吧？闲身犹在，如昨日也。”惟印忙道：“而农，三十年过去，尔著作等身，今日将此前所著藏于敝寺，此莫大之幸也。”夫之哈哈道：“今日不言其事，闻上师奕术日进，此次专程请教，可否？”“好，好！闻而农最上国手，终日欣然对局不倦，王积薪必无此乐也。”惟印忙命小僧将王夫之请入寺中，摆下棋局，直至暝烟升起方休。后来，王夫之在《与惟印大师书》中记其事中说：“一行和尚冷眼觑破，止知着着求先，故不能出普寂圈缋中。”并赋诗：“看局如暝烟，下子如流水，着着不争先，枫林一片紫。”

王夫之为何与惟印如此相得，其部分遗著为何要托存于长沙千寿寺？盖因其与该寺住持惟印为彼此欣赏、倾心相交的挚友。王夫之一生结交佛门僧众多，其中最有名的是惟印，对王夫之影响最大的也是惟印。盖因惟印与他同是明代遗臣，曾为湖北沔阳（仙桃）州官，明亡出家，结茅南岳罗汉台，王夫之曾往访。《与惟印大师书》中，王夫之曾赠其一首五绝：“岳峰片片云，偶然渡湘水。公能先我心，不挂国师紫。”对惟印大师在清朝入主中原后，坚守气节，“不挂国师紫”，30年独守野鸡潭一波罗提木叉，禅院法喜，萧然物外，甚是感佩。王夫之究竟在千寿寺藏书多少？罗正钧《船山师友记》提到，稚僧云：“寺中向藏有先生遗书二橱，咸丰中兵乱，毁于火。”湘乡人王礼培在《小招隐馆后甲子诗编》卷九中也说：“船山先生客长沙，寓居千寿寺，著书即付寺僧，积两橱，多用旧册纸背楷书写之。咸丰间粤寇围城，劈橱作薪，书亦随烬，仅存诗稿长卷，邓湘皋、王湘绮、王葵园诸老都有题咏。”

王夫之一生的著述当然不止存于长沙的两橱书。从清朝顺治十二年（1655年）八月，37岁的王夫之流亡至兴宁，寓荒山僧寺，完成第一部理论著作《老子衍》起，此后40余年中，他相继写出《周易外传》《张子正蒙》《尚书引义》《读四书大全说》《楚辞通释》《诗广传》等著作百余种，内容涉及哲学、政治、法律、军事、历史、文学、教育、伦理、文字、天文、历算及至佛道等。清末汇刊成《船山遗书》，凡70种，324卷。

王夫之一生著述如此之多。有一年他的大女儿要出嫁，人们都来看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给女儿什么嫁妆。王夫之高兴地拎来一只箱子，说嫁妆都备齐了。打开箱子一看，原来是满满的一箱书。王夫之说：“这就是我多年来为女儿操办的嫁妆啊！”以书为嫁妆，也算是王夫之的一种“迂”了。

“六经责我开生面，七尺从天乞活埋。”也许从王夫之将书稿托付给千寿寺的那一刻开始，他便在思索，在搭建一条质问时代的路。他留下的每一本著作，都是一声追问，一道印痕，一段坚忍卓绝的生命，他在书中执著地构筑人们安身立命的精神家园，探寻时代变迁之理。

也许正是王夫之的“迂”，让他走上有别于功名的巅峰。多少年后，他遗留下的“船山思想”，仿佛火种，燃起此起彼伏的烈火，那个他一生不肯承认且最终落后挨打的清王朝，终于在滚滚洪流里灭亡。湖南士人群体也历史性登上舞台，开启近代风起云涌的历程。当人们走进船山学社时，会不会想起那张清癯而坚毅的面孔，想起那个终生不向清低头的“迂夫子”？

我曾去过王夫之的故乡衡阳金兰乡，那里有一座孤独了千万年的山——大罗山。此山荒凉凋敝，良禽过而不栖，山头巨石阴沉黄褐，其状如船，当地人叫它“石船山”，船山先生的号即由此而来。当地人说，王夫之一生未做大官，率真执拗，性如顽石，与石船山一般无二。

王夫之的故居湘西草堂离石船山并不远。草堂后有像金字塔一般缓缓升高的山，而在草堂左右两侧靠后的山却往后退，让出两条垅。两垅似两龙，让出的位置开阔而有形，延伸的、凸出的却正是船山先生的故居——草堂位置，也即老百姓说的“湾”。虽住在湾里，但王夫之却像他故居的位置一样，一生硬朗，在面对清廷时，硬朗得似一块沉重的铁。

清朝学人陶澍称赞王夫之是“天下士非一乡之士，人伦师亦百世之师”；近代洋务运动思想家郭嵩焘称王夫之为“明清两代一先生”；维新志士谭嗣同认为“五百年来学者真通天下之故者，船山一人而已”……当代学者侯外庐把他比做中国的费尔巴哈，孙犁则认为有明一代没有能与王夫之相比的学者，有清一代没有学者能与王夫之的著述相比。不太为人知的是，王夫之却与长沙有着如此深厚的渊源，与长沙的友人有着如此深厚的情感交融。

王夫之主张的“经世致用”思想是湖湘文化的精华与内核，深刻地影响湖湘文化建构与湖南学子。站在船山学社前，清风仍旧乱飞。我再次回头凝视王夫之的画像，阳光正斜斜地照在他的脸上，瘦骨嶙峋，却正气浩然，坚韧真挚。他的背后，是湖南自修大学旧址，曾经，一大批热血长沙人正是从这里阔步走向世界……

摘自《长沙晚报》

作者：常正祥

责编：罗嘉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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