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龙跃

洋冲是湘西北一个极不起眼的小地方，东洋冲里有个叫羊虎岗的小村子，只有五户人家，我家就在这里。那时东洋冲没有通往外面的公路，只有晴天灰蒙蒙，雨天滑溜溜的黄土小道。人们靠少得可怜的水稻和山坡上的五谷杂粮维持着生计。我父亲是村干部，按政策装家里装了一只有线广播，每天 傍晚 时分可以听新闻和近期的农事安排，这就算东洋冲里最高的文化享受了。

那时我在村里当民办教师，一天回家，在路边捡了大半边报纸，回来带给父亲。废纸对父亲来说有两大用处，一是 卷 喇叭筒抽烟，再就是上厕所少不得的，我小时候最怕父亲在厕所喊我送纸。

父亲得了报纸，没有着急上厕所，他将皱巴巴的报纸在饭桌上铺开，小心翼翼 地 抹平，再对折成三指宽、四指长的方形，折痕处用拇指甲刮了又刮，裁起了卷烟纸来。这时，父亲格外手巧又有耐心，裁完后又折叠整齐，拇指在嘴里蘸点口水，一张一张清点好数量，才拿着烟包上厕所去。他有蹲坑看字纸的习惯，连点着的喇叭筒上的字，都一个不剩看完。

那天父亲的厕所上得久，想必是边蹲坑边看刚才的字纸。他终于出来了，到堂屋也不见洗澡睡觉，没有了响动。我有些好奇，趁上厕所的时候，扶在门框外偷看父亲在干什么。

堂屋正中的饭桌上，一盏用旧墨水瓶做成的煤油灯亮着，如豆的灯光摇曳，照在桌子上，洒向满屋，父亲戴着一边镜片破了的老花镜，将裁开的卷烟纸一张连一张铺开，费劲地拼接着，哪张摆错又重新比对， 像 选黄豆种子一样细心。刚才裁成的纸条，现在又让他重新拼好，横竖井然 地 摆满了一桌，他大功告成 地 坐下，按顺序认真读起来。拿着纸片在眼前平视着，时而远，时而近，时而凑近灯，读完一张，再挑后一张，专注得连风吹开了门都没在意。全部读完，他用粗大的食指，敲节奏般在一张纸片上点着 “湖南日报”几个字，似乎打定了什么主 意 ，他按顺序收起纸片，装进烟包，天不早了，要洗澡睡觉去。灯光从门缝里射向外面，铺向羊虎岗上的田野和小路，田野亮着，小路亮着，整个东洋冲都看得见这照亮小路的灯光。

第二天一早，父亲安排了工，外出去了，晌午回来时，腋下夹着几张报纸。中午父亲边吃饭，边对我说： “给我订份报”。那时我一个月才三块五角钱补贴，花钱订报算是奢望，但我还是答应每次回家给他带报纸。我工作的学校没有订报，问了不少单位也没订，只政府有一份，但轻易不会给我，答应父亲的事是有难度的，没有报纸带给父亲，家都不好意思回。从那天以后，我发现父亲抽烟不用报纸卷喇叭筒了，羊虎岗上晚上经常多了一盏很迟还没灭的灯。多年来，父亲再忙再累，也会在睡前看会儿报，这成了他的习惯。我求人给父亲讨了三年的报纸，总共有一二十份，父亲翻烂了都舍不得拿来卷烟或上厕所用。我每月津贴有了十四块五角钱的那年，咬牙给父亲订了份《湖南日报》，有了终于交差的 结果 ，农村里邮递员送报不准时，三天送一次算是给足面子的，父亲就把送报的老王当贵客待，每次来送报，非要留他吃饭再走不可，就算不吃饭，也会倒一杯寡酒，让他慢慢喝了，歇口气再走。父亲的酒老王喝得最多，但只要能及时看到报，父亲愿意哪怕自己不够掺水喝。

父亲只读过 两年 私塾，原来认识的字不多，但后来他居然可以很流利 地 读报了，问他报纸有什么好，父亲用那根粗大的食指，往自己的脑袋点了一下，笑着秘而不宣。父亲当生产队长几十年，队里每家都是家风纯正，勤耕苦做，从没缺过吃，没少过穿，储备粮，派购猪都是第一个交，年年是公社的先进。在队里开现场会发言时，父亲总是说： “我没有文化，能几十年跟党走，取得点成绩，都是跟报纸学的”。 报纸看 得 多了，父亲教育我们时也头头是道，那时哥已是市政府副秘书长了，回家后喜欢用单位配的 “大哥大”打电话，父亲没直接说他不对，只把报纸上《县委书记的榜样》找出来要他看，哥明白父亲的意思，再回家时，电话都不拿出来。

父亲1920年出生，1941入党，虽然是个半文盲，最小的生产队长，从四哥熬成龙伯，再从龙伯熬成幺爷爷，临去世前仍然是大队支委、生产队长，东洋冲人都尊称他 “老队长”。报纸陪伴了他大半生，他也按党的指引践行了一生。他待人，他做工作，他教育我们姊妹，理论依据是“报上说”。父亲临去世，我们发现，放在床头的报纸上“移风易俗”的标题被他加了粗线，父亲连自己的后事安排，也找到了“报上说”的理由。村上老干部来送他最后一程，他们相约不送花圈和鞭炮，每人拿几张旧报纸烧了为他送行；邮递员老王，只差几天要退休了，他表示，退休前的最后一份报纸，一定送到幺爷坟前，亲自烧给他，因为是幺爷让他知道了报纸的价值。

父母去世已经二十多年了，我们每年都订一份《湖南日报》，看着报纸，就会想起岗上那盏照亮远路的煤油灯，和灯光下同样被照亮的父亲。

（作者系 湖南省慈利县杨柳中学教师，毛泽东文学院十七期研讨班学员，湖南省网络作家协会会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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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新湖南客户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