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范亚湘

除了隋、宋、元、清几个朝代外，其他朝代都封有长沙王。从第一个长沙王吴芮到明末最后一代吉王朱慈煃，历史上共有40多个长沙王。虽然分封原因各异，但长沙作为藩国一直地位显赫，经过历代就藩长沙的长沙王不断扩建，老长沙城从楚国时期的“弹丸之地”逐渐变得气派、壮观……

插画/何朝霞

壹

炎炎夏日，酷热难当，突然，大雨倾盆，雪花曼舞……现实生活中，这样的场景谁见过？可汉朝《乐府诗》曰：“上邪！我欲与君相知，长命无绝衰。山无陵，江水为竭，冬雷震震，夏雨雪，天地合，乃敢与君绝。”

如此新颖奇特、滚烫泼辣的情诗想必也只有湘妹子能够吟出来，否则，不会有人认定该诗是长沙王吴芮的妃子毛苹所作。是夜，月光皎洁如水，将青山和江水装饰得如诗如画。吴芮和毛苹借着月色泛舟湘江，轻纱般叆叇的水雾笼着毛苹的倩影，隐隐约约，散发着优雅迷人的清香。吴芮深情地看着艳美绝伦的毛苹，心绪似流淌的江水，波浪翻滚。忽而，娇羞的毛苹挺立船头，放情吟道：“我欲与君相知，长命无绝衰……”

如果这一幕成立，应是汉高祖五年（前202年）的一个夏夜。这一年，刘邦践祚，他一高兴，在全国封了8个功臣为异姓王，诏书云：“故衡山王吴芮，从百粤之兵，佐诸侯，诛暴秦，有大功；诸侯立以为王，项羽侵夺之地，谓之番君。其以芮为长沙王。”

长沙历史上第一个诸侯王国诞生了，吴芮告别戎马生涯，就藩长沙。 刘邦调书曰：“以长沙、豫章（南昌）、象郡（郡治崇左）、桂林、南海（郡治广州）立番君芮为长沙王。”当初，豫章郡已封给了吴芮的女婿、淮南王英布，象、桂林、南海三郡还由南越王赵佗割据，并未归顺朝廷。长沙国的实际疆域几近秦朝长沙郡的范围，北濒汉水，南亘九嶷。《汉书·贾谊传》载，汉文帝时，长沙在籍民户为“二万五千户”，若按每户五至六口人来计算，纵横千里的长沙国亦不过十三四万人。

吴起变法后，楚国更为强盛，“席卷沅湘”“南并蛮越，遂有洞庭、苍梧”，湖南全境俱被揽入楚之怀抱。为了将长沙建成驰骋赣西、湘南和湘西，回援郢都（荆州），雄踞楚南的军事要地，楚国在长沙修筑了一个全新的城邑。经考证，楚长沙城在今长沙主城区黄兴路与蔡锷路之间，南抵坡子街一带，西临下河街，北在五一大道与中山路之间，东西长700多米，南北宽600多米，面积不到0.5平方公里，虽然“弹丸之地”，但它却是“三湘首邑，荆楚重镇”。

有王当然就要有王府。《水经注》载，吴芮一到长沙，就开始在楚长沙城的基础上兴建藩王府“临湘故城”，“是城即芮筑也”。楚长沙城西临湘江，东有平谷，舟楫便利，东、南、北三面皆有拓展之地，数载过后，“临湘故城”建设好了，城垣高耸，宫室巍峨，方圆数里。

晨曦照在王府内，犹如蒙上一层金色的薄纱，柔美、灿然。入夜，一弯新月划过精致的城郭，给高墙内抛洒了一片昏黄的光，王府显得格外神秘、宁静。“美哉王气，郁郁葱葱。”象征着权力和荣耀的“临湘故城”，王气浑然天成，从此，长沙以“楚汉名城”显扬于世。

“狡兔死，走狗烹。”从汉高祖五年到汉高祖十二年（前195年），刘邦通过各种手段，对异姓王和功臣大开杀戒，先后剪除了韩信、英布等7个异姓王，就连女婿张敖都没放过。行伍出身的诸侯王们不懂谦退，甚至挟功欺上，似乎刘邦不得不除。奇怪的是，在刘邦几无差别的屠刀横扫之下，8王除7，唯余长沙王顺其自然，善始善终，这是何故？

“象郡、桂林、南海”三郡名义上归长沙国管辖，实则还在南越王赵佗手里，这就是典型的“遥领虚封，复淆视听”。用长沙国钳制南越，假若长沙国不存，南越对“象郡、桂林、南海”三郡的管辖就会名正言顺。刘邦不除长沙国，是不情愿放弃南越三郡，这是长沙国得以幸存的主要原因。当然，也与吴芮及其子孙们的定力和智慧不无关系，一个“忠”字，仿佛成了吴氏传世富贵的独家秘笈。

吴芮40岁时坐上长沙王宝座，成为一方诸侯。与韩信嫌官小、彭越嫌地少不同，吴芮表现出了其他诸侯不同的胸襟。刚一就藩，吴芮就把一部分肥沃的封地让给了刘氏宗亲，在贫瘠的领地里大力发展水稻种植，让饱经战乱后的长沙人解决温饱，过上安定的生活。同时，吴芮裁撤军队，主动将长沙国的精锐部队调拨给刘邦族兄、吴王刘贾统辖。

这几步棋一落，刘邦不仅对吴芮戒备全无，还认为吴芮“贤之”，制诏御史：“长沙王忠，其定著令。”

仅仅受封7个月，吴芮屁股还没在王位上焐热，便无疾而终，“一年薨，谥曰文王，子成王臣嗣”。《汉书》里说，吴芮“甚得江湖间民心”。《逸周书·谥法解》曰：“道德博闻曰文；慈惠爱民曰文。”吴芮追谥为“文王”，恰如其分。吴芮之后长沙国一共传了4王，历时46年，依次为成王臣、哀王回、共王若、靖王著。不知什么原因，靖王竟然无后，长沙国因没有吴氏嫡子继承而“国除”。

这46年，历代吴氏长沙王均在小心翼翼地高扬一个“忠”字。《汉书》作者班固说，各异姓王虽然斩获了一时之功，却因各怀鬼胎而先后咎由自取地消亡，“唯吴芮之起，不失正道，故能传号五世，以无嗣绝，庆流支庶……”汉高祖十一年（前196年）七月，淮南王英布见韩信、彭越相继被诛，举兵反汉。刘邦拖着病体率军征伐，次年，英布败逃到长沙国，不想，却被小舅子吴臣伙同其子吴回设计将其处死。即使长沙国没有了，但散落在长沙的吴氏后人也在竭力抒写“忠”。汉景帝三年（前154年），吴王刘濞发动“七国之乱”反汉，派使者书告“故长沙王子”，邀其一同起兵。其他诸侯的后裔纷纷响应，唯长沙岿然不动。

其实，汉朝乐府诗《上邪》是否吴芮妃子毛苹所吟，史料不见任何记载，就连吴芮是否有个妃子叫毛苹，也不见片言只字。因为吴氏长沙王“忠”，后人寄望吴氏长沙王爱情亦忠，夫妻推诚相待，便将《上邪》作者认定为所谓的吴芮妃子毛苹了。

贰

吴氏长沙王没了，但王府还在。汉景帝二年（前155年）重置长沙国，刘启封庶子刘发为长沙王，史称“刘氏长沙国”。王府还是那座王府，只是昔日吴王殿变成了刘王殿，长沙彻彻底底姓刘了。其时，正值西汉王朝大削诸侯王国封地，从原长沙国实管的西南部析出了桂阳郡和零陵郡，《汉书·诸侯王表》云：“虽有旧名，皆无南北边矣。”长沙国辖境版图从原来的一片壮硕的银杏叶萎缩成了一个干瘦的梨。

《汉书·景十三王传》载，还是在景帝做太子时，“召程姬，程姬有所避，不愿进，而饰侍者唐儿使夜进。上醉，不知，以为程姬而幸之，遂有身。已乃觉非程姬也。及生子，因名曰发。”发，有事后才发觉行事错误之意，这个事件，被称作“唐姬误会”。景帝那天蛮有意思啊，一醉酒就猴急猴急的，连人都分不清了。“子以母贵，母以子贵。”刘发打小就没什么存在感，也不起眼，其地位和王皇后所生的弟弟刘彻相比简直云泥之别。苏轼诗云：“愿得唐儿舞一曲，莫嫌国小向长沙。”景帝登基分封皇子，刘发因其母出身低微，被封到了偏远而潮湿的长沙。刘发到了长沙，只做了一件事，就是在临湘城内筑一高台，用以思念母亲时眺望长安（西安）。因刘发谥号定，这个高台被称为定王台。

“非刘不王，非功不侯。”中元五年（前145年），景帝鉴于诸侯王权位太重，害怕成尾大不掉之势，便下诏改变诸侯国旧制，“诸侯王不得复治国，天子为置吏，改丞相为相”，诸侯王“唯得衣食租税，不与政事”。相对于吴氏长沙王，刘氏长沙王的地位可谓一落千丈。如此一来，刘发越加想念身在长安的母亲，幸好筑有一台，他可以随时登高解慰遥思。

李白诗曰：“定王垂袖舞，地窄不回身。”《史记集解》说，后元二年（前142年），景帝召集诸侯王回长安为其祝寿。酒宴上，多了一个心眼儿的刘发在跳舞时，“但张袖小举手”，跳得滑稽，颇不自然。景帝觉得奇怪，遂问缘由，刘发曰：“臣国小地狭，不足回旋。”或许是刘发对母亲的孝道感动了景帝，他不但没有责怪儿子，相反还认为儿子幽默、机敏，甫一高兴，就将武陵（湘西一带）、零陵、桂阳三个郡划给了长沙国管辖，长沙国由“卑湿贫国”，一跃而成为幅员辽阔、英气磅礴的大国了。

景帝如此豪爽，实则另有隐衷。其时，北有匈奴鹰挚狼食，南有南越侵边犯境，平复吕后专权后，汉朝元气大伤，景帝和其父文帝一样希望韬光养晦，休养生息以便积储力量。事实证明，恰是文景之治，给汉武帝刘彻征服匈奴和收复南越等开疆拓土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景帝扩充长沙国的地盘，更多的考虑是利用长沙国来遏制不太安分的南越，因为长沙国始终是南越北上的要冲，有了强大的长沙国来抗拒，南越就不敢轻举妄动。《逸周书·谥法解》曰：“静正无为曰定……镇静守度曰定。”刘发死后谥定，不无这个原因。

建武元年（25年），刘发的玄孙刘秀平定天下后登位，建立东汉王朝。元好问诗云：“误谬君当略彭泽，回施我亦笑长沙。”历史是必然的，也是偶然的，假若没有“唐姬误会”，就不会有刘发，更不会有刘秀，也不会有东汉。刘秀在位33年，大兴儒学、敬仰气节，被后世推崇为历史上“风化最美、儒学最盛”的一个时代。刘发虽然一生平庸，政绩乏善可陈，可当年在长沙登台望母不就是孝的典型吗？无疑，五世祖刘发的孝为刘秀“兴儒”找到了一个最好的注释。

《史记·越王勾践世家》云：“长沙，楚之粟也。”长沙自古就盛产优质大米，曹丕《与朝臣书》说：“江表惟闻长沙名，有好米，上风炊之，五里闻香。”南宋《方舆胜揽》云：“俗传定王载米，抟长安土，筑台以望其母唐姬之墓。”刘发派使者向长安运送长沙新米，请母亲尝鲜，这份孝心着实可贵。同时，令使者将长安之土运回长沙夯筑高台，湘水渭云，相距万里，这该多么不易啊！幸亏《方舆胜揽》说得很清楚，是“俗传”。

定王的孝和刘秀“兴儒”都很好地契合了宋朝兴起的理学思想，自南宋开始，定王台便成了文人墨客登临凭吊之所，千年以来，诗文歌赋，吟唱不绝。当年，朱熹在长沙为官，有诗云：“寂寞番君后，光华帝子来。千年余故国，万事只空台……”元朝诗人许有壬诗曰：“黄叶纷飞弄早寒，楚山湘水隔长安。荒台蔓草凝清露，犹似思亲泪未干。”

定王不在，独余“空台”，荒台蔓草肆意。直到清朝嘉庆十九年（1814年），方才重修定王台，并在其四周砌石，增高地势。清朝光绪二年（1876年），立志“复古以振世”的湖南粮道夏献云“以一忠一孝、风教所关，捐廉重葺”，并作《重修定王台碑记》云：“忠莫著于贾太傅，孝莫著于长沙定王。”刘发之孝一直成为美谈，长沙俨然成了“孝都”。

居摄三年（8年），外戚王莽废除汉朝自立为帝，建立新朝，刘姓诸侯王国被一律废除。“刘氏长沙国”从刘发始封到刘舜被废，共传7代8王，历时164年，随着西汉王朝的灭亡而终结。短暂的新朝之后，刘家后人似乎没一个闲着，首先是刘发的另一个玄孙刘玄践帝，三年后被赤眉军拥戴的刘盆子废除，封为长沙王，可刘玄人还没到长沙，就被赤眉军给杀了。其后是刘秀登基，为了凝聚刘家势力大封其王，刘舜之子刘兴被封为长沙王。建武十三年（37年），刘秀江山已稳，即以下诏，长沙王刘兴等“皆袭爵为王，不应经义”。刘兴被改封临湘（长沙）侯，长沙国改为长沙郡，至此，汉朝再无长沙国，亦无长沙王。

叁

汉朝以后，除了隋、宋、元、清几个朝代外，其他朝代都封有长沙王。从东吴桓王孙策至明末最后一个吉王朱慈煃，有名有姓的长沙王就有30来个。如果加上汉朝，历史上则有40多个长沙王，当然，这还不包括五代十国时期在长沙定都称王的马楚王朝一众“马王”。

黄龙元年（229年），孙权称帝，追封其兄孙策为长沙桓王。当时，已距孙策遭遇仇家吴郡（绍兴）太守许贡门客所伤而死29年了。孙策是有名的“小霸王”，生前通过血腥杀伐统一了江东，为东吴政权创立了基础。不过，孙策与长沙似乎没有多大关联，倒是其父孙坚与长沙关系甚密。中平四年（187年），孙坚担任长沙太守，是名副其实的“长沙王”。东吴孙家政权以长沙为起点，电视连续剧《三国演义》里有一幕，十八路诸侯讨伐董卓，孙坚率领长沙士卒积极出征，“天下起兵诛董卓，长沙子弟最先来”。

自东晋到隋朝（266年至581年）300多年间，共有十几个长沙王，其中，大多仅仅只是食邑长沙，受封而不来长沙开府就藩，不知道这算不算“吃空饷”？东晋长沙厉王司马乂，南朝时宋长沙景王刘道怜、齐长沙威王萧晃、梁长沙宣武王萧懿、陈长沙王陈叔坚等，都是食邑长沙，其人却在他处为官或带兵。同时，也有像孙策那样追谥的，如陈霸先受禅登位，追封早夭的第二子陈权为长沙王。

北朝魏、齐、周等并未管辖长沙的几个北方朝廷也虚封有长沙王，当然，他们只是遥取长沙嘉名而已，就连“空饷”也吃不了。南朝宋元嘉九年（432年），巴蜀地区农民起义风起潮涌，道士程道养被义军推举为蜀王，旋即封其弟程道助为长沙王，领兵镇守涪城（涪陵）。程道助这个纯粹挂着虚名的长沙王，算是有蛮“斗把”（搞笑）了，因为这时长沙姓刘，属于南朝宋长沙成王刘义欣。

这些长沙王即便徒有虚名，但不乏饮誉一时者，例如司马乂、陈叔坚等。

晋惠帝司马衷其性鲁钝，守器非才，导致诸侯王之间为了争夺权位竞相角逐、挞伐，史称“八王之乱”。暴戾恣睢、不讲武德的司马家人们相互“杠”上了，从元康九年（299年）一直“杠”到光熙元年（306年），其结果就是8个司马王爷灰飞烟灭，直接引发“五胡乱华”，东晋灭亡。

太康十年（289年），12岁的司马乂封为长沙王，两年后受兄司马玮案牵涉而被贬为常山王，熬过了10年，因拥兵保卫朝廷有功而复封为长沙王。太安元年（302年）底，驻军守护洛阳的司马乂击杀了专权的齐王司马冏。司马乂的贪权之念与司马冏不遑多让，独揽朝纲。不过，在司马乂的精心打理下，已是一盘散沙的东晋王朝似重新焕发生机，泡在苦水里的老百姓们生活有了一抹亮色。但没过多久，就招来河间王司马颙和成都王司马颖的大军围剿。永兴元年（304年）初，在洛阳担任要职的东海王司马越趁司马乂不备将其捕获交与司马颙部将，可怜风华正茂的司马乂被用炭火活活烤死。

司马乂是历史上唯一两度封为长沙王之人，也是东晋诸位司马王爷中少有的贤人、能人，《晋书》曰：“乂身长七尺五寸，开朗果断，才力绝人，虚心下士，甚有名誉。”

黑格尔说：“人类从历史中学到的唯一教训，就是没有从历史中吸取到任何教训。”这个说法有道理，但也不尽然。南朝陈太建十四年（582年）正月，宣帝陈顼驾崩，始兴王陈叔陵在灵前挥刀谋杀太子陈叔宝，将之砍翻在地……陈叔陵做过不是长沙王的“长沙王”。南朝陈太建四年（572年），陈叔陵出任湘州（长沙）刺史，可他不爱打理政事，热衷于“昼伏夜游”，每到夜晚，不是深入荒野盗墓，就是在府堂高烛燃烧，饮酒狂欢。常常，一群男男女女“说民间细事，戏谑无所不为”。更为奇葩的是，陈叔陵要求下属官吏不得自行报告公事，犯事者不论轻重缘由，一律关进大牢了事。几年下来，“潇、湘以南，皆逼为左右，厘里殆无遗者”。

危急关头，长沙王陈叔坚从纷乱的人群里果断地冲了出来，奋力夺下凶器，迅速将陈叔陵制服，并用衣袖将之绑在柱子上，陈叔宝得以顺利逃脱。陈叔坚的这次壮举，使得南朝陈避免了像东晋“八王之乱”那样的同室操戈。

本来，相对于长沙百姓来说，谁王谁不王有何相干？可谁王谁不王真还偏偏影响百姓的生活。

隋朝开皇八年（588年）杨坚派其子杨广率隋军南下，次年，南朝陈覆灭，长沙归入隋朝，饱经祸乱、渴望安定的长沙百姓似看到了一线曙光。可隋朝也没安宁几天，杨姓皇帝的横暴荒淫导致全国大乱，位于长沙北部的巴陵（岳阳）郡带头举旗反隋。义军首领、罗县（汨罗）县令萧铣本为南朝梁宗室后裔，放言“今隋政不行，天下皆叛，必复梁祚”。萧铣举事5天，“远近投附者数万人”。大业十四年（618年）三月，萧铣在巴陵践国，改易南朝梁服色，建立割据政权，据有“东自九江、西抵三峡、南尽交趾（广州以南）、北距汉川”之地区，成为南方最大的独立势力。

同一年，隋灭，李唐王朝建立。唐朝武德四年（621年），萧铣被唐军擒杀，长沙进入唐朝。先是姓陈，后是姓杨，再是姓萧，忽而姓李，短短几十年就四易其“姓”，这叫长沙百姓怎么“搞得坨清”？好在太阳每天都是新的，日子还得一天天地过下去。长沙百姓或许还不知道，早在前一年，唐高祖李渊就将不及一岁的李恪封为长沙郡王。李恪是40多个长沙王中年龄最小的长沙王，尚未就藩，5岁那年便改封汉中，活蹦乱跳地去那儿当王了。

肆

到了明朝，长沙“王气”陡增，达到鼎盛。

明太祖朱元璋说：“天下之大，必建藩屏。”朱元璋理想的“藩屏”是“上为国家，下安生民”。虽然理想很饱满，可现实却是另一番景象。

洪武十八年（1385年），潭王朱梓就藩长沙。此前，藩王府已在长沙城正中位置修建好，占地宽广，城垣高阔，外有城门，内有王殿、后宫、官署等，王之气派凸显。朱梓只是监控军队，无事可干的他召集王府儒臣们天天饮酒赋诗，乐此不疲。谁知，5年后，潭王妃於氏其父、兄皆因坐“胡惟庸案”被诛，朱梓整日提心吊胆，惶惶不安。父皇朱元璋宣他进宫，他以为这次必死无疑，便在藩王府内点燃一把火，与於氏一道自焚而亡。

12年后的一个秋天，长沙又迎来了一个王，这次来的是谷王朱橞。“靖难之役”时，是朱橞给四哥、燕王朱棣打开了金陵（南京）金川城门，朱棣践统后，将这个助他有功的老弟封到了长沙。本来，这个事情早已成为过往，可朱橞念兹在兹，“遂益骄肆”，甚而勾结其他藩王企图谋反。这等忤逆之事谁能容忍？弟可忍，哥不可忍也。永乐十五年（1417年），朱棣龙颜一震，朱橞和他的两个儿子立马被废为庶人。

又过了两年，襄宪王朱瞻墡就藩长沙。这时，通过兵变上位的朱棣担心藩镇势力坐大，已撤销了藩王的监控军队之权，甚至连护卫都不设了。别以为每个藩王都可以为所欲为，原本，许多藩王只不过是笼子里的金丝雀。住在高大阴森的王府里，朱瞻墡度日如年。好在他已经进入人生暮年，不再有什么雄心大志，混一天就是两个半天。而且，朱瞻墡为人谨慎，“庄敬有令誉”，8年后，挪到襄阳继续去“混”王。

天顺元年（1457年），刚满周岁的朱见浚封为吉王，20年后来到长沙就藩。吉王年轻气盛，意气风发，一荡昔日藩王府的阴霾。刚到长沙，他就对原有王府进行大规模的扩建，“工役浩繁，财费巨万”。新建的吉王府“广袤若干里”，以至“城内地方半属王府”。吉王府建有4座高大的城门，南曰端礼、北曰广智、东曰体仁、西曰遵义。南门外有一座五楹石坊，其上端正中赫然刻着4个大字：“藩屏王城”。

《湘城访古录》云：“考明藩邸制，五殿三宫，设山川社稷庙于城内，城垣周以四门，堂库等室在焉。总宫殿室屋八百间有奇，故省会几为藩府占其十之七八。”当时的吉王府，南到今解放西路一带，北迄紫荆街附近，西起三兴街，东至东牌楼街，四周城墙坚如磐石，府内以二殿三宫为主体，桂殿兰宫，飞阁流丹，蔚为壮观，奇伟磅礴，俨然长沙版的“紫禁城”，整日王气缭绕。

这一时期，藩王又可以拥有自己的护卫了，吉王府各门都有军队把守，王府之地，不管是谁，非请不得入内。“吉王最富，抛掷几十万金。”吉王不但拥有良田4.6万多亩，还欲壑难填，“陈请无厌”，不断上疏奏讨钱财和税款。同时，吉王势焰熏天，动辄干预地方政务，“以掣有司之肘”，即使“奸人出没其间”，地方官吏也“莫可究诘”。

朱见浚就藩50年，是在位时间最长的长沙王，也是明朝唯一将长沙王位传续了下去的人。吉王共传8代，绵延195年。明朝中后期，“宗藩日盛”，宏大的吉王府支出浩繁，而这些开销均要分摊均派到长沙百姓头上。同时，又以“长沙地土广阔、出产谷粟”，加派荆（蕲州）、辽（荆州）、荣（常德）、楚（武昌）、岷（武冈）等5个王府的禄米和襄王府（襄阳）柴薪，合计白银8万多两，“长沙之民不胜其苦矣”。

这样的王，要他做甚？

明初，宗室人口才120多人，明末却达到了20万人。明世宗朱厚熜不得不改制“藩禁”，让那些没有封爵的宗室和远房王爷“士农工商各从其便”，说白了，这就是像没有娘的孩子，爱干啥干啥去。平日里饭来张口、衣来伸手的王爷们，生活状况犹若王小二过年，一年不如一年。说不定哪天你因事去了王府，像刘姥姥进了大观园那样好奇地四处打量，冷不防，就能瞧见昔日威风八面的王爷正光着膀子在作坊里杭育杭育地舂米咧！这不奇怪，朝廷自身都捉襟见肘，自顾不暇，哪里管得过来那些七大王八大爷？

崇祯九年（1636年），末代吉王朱慈煃即位。此刻，李自成正率大顺军北上，张献忠则领大西军南下，山海关外，满清犹如一头张开血盆大口的猛兽，对中原馋涎欲滴，明朝似若凄风苦雨中飘摇的一叶小舟。崇祯十六年（1643年）十月，杀掠成性的大西军攻克长沙，见财就夺，见屋就烧，长沙成了一片火海，赤焰腾腾，雄伟的吉王府转瞬之间化为乌有。

吉王府被焚，但那些残砖破瓦还在。清朝顺治十一年（1654年），洪承畴在长沙驻军，拆了吉王府的城砖用于加固长沙城墙，吉王府被夷为平地。现今，想找一块吉王府的瓦砾皆是枉然，然而，东牌楼、凤凰台、松桂园、老照壁等一些街巷，其名莫不因吉王府内的原景点而来。

城市和人一样，也有记忆，因为它有完整的生命过程。穿行在长沙老城区，依旧可感受得到往昔之“王气”，但更多的是弥散开来的人间烟火。每一条街巷，不管是长是短，是宽是窄，聚拢是烟火，摊开是人间。“夏日风已吹远，吹得无影又无踪……所以我将忘记你的背影。”小巷深处传出一支忧伤的情歌，那些曾经的“王”事，宛如夏日的风，俱已吹得虚幻缥缈……

摘自《长沙晚报》

作者：范亚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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