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文联 2024-08-05 17:16:00
王夫之对近代中国的影响,其反抗精神要大于学术价值
谈及晚清湖南人才群的崛起,很多学者必谈王夫之的思想引领之功。其实以陶澍、贺长龄、魏源、贺熙龄等为代表的经学主变派,以及以曾国藩、胡林翼、左宗棠、郭嵩焘等为代表的理学经世派,他们的成功与王夫之并无多少关联。王夫之的遗著首次刊印于1839年,陶澍刚好那年去世。1865年,王夫之全套著作刊印发行时,太平天国早已平定。陕西巡抚刘蓉,也是王夫之遗著的编校之一,他曾致书曾国藩,如此评价王夫之:
“综其大旨而论之,大都狃于记诵词章之习,而不探其本;好为新奇谲怪之论,而不揣其平。是以词愈费而理转不明,论弥高而义更无当。虽其引类连义,若有据依,援古证今,若无畔岸;辨析名物,推究天人,若极渊博微妙,而不可以名求,究之影响,支离、细碎、繁衍,了无当于义理之实。至其偏驳之论,苛刻之辞,则又有变是非、乱黑白而不可为训者。”
很显然,这番言论,有较重的批判意味。曾国藩回信刘蓉,对他的观点大为赞赏。事实上不管为人,还是为文,王夫之与曾国藩都属于两个世界,王走极端,曾行中庸。曾国藩甚至还将刘蓉的这封信寄给家中诸弟,叮嘱他们“钞存信稿而细玩之”。
王夫之能进入公众视野,反倒是依靠了湖湘的经学主变派和理学经世派。陶澍在不完全了解王夫之的情况下,就给王夫之故居题写“湘西草堂”与“衡岳仰止”两块匾额,还撰写楹联“天下士,非一乡之士;人伦师,亦百世之师”,将他奉为人伦道德楷模。陶澍的幕僚邓显鹤是湖南最先研究王夫之的学者,在王夫之还籍籍无名时,就将他的学术地位推至巅峰,将他与顾炎武、黄宗羲并列在一起。太平天国平定后,曾国藩权势如日中天,他欣然提笔为即将出版的王夫之全套遗著作序,并在内心道德允许的范围内,尽量将这位乡贤往高处推。郭嵩焘不但在长沙为他建立专祠,还联合湘籍重臣,力推他入祀孔庙。很多年后,王夫之真的跻身孔庙了。
王夫之的影响力,在洋务运动时才逐渐凸现出来,到维新变法及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达到巅峰。这位被称作百科全书式的学者,一生著书三百余万字,涉及了哲学、政治、律法、军事、历史、文学、教育、伦理、天文、佛道等十余个学科。后世最为看重的,是他的朴素唯物主义思想。毛泽东之所以把他与黑格尔相提并论,是两人都发现了事物从量变到质变的发展规律。
谭嗣同应该是近代研究王夫之最深的一个人。他主导的“维新变法”,就是想通过给晚清政权做各种“器官”移植手术,由“器变”到“道变”,由“量变”到“质变”,从而让清王朝脱胎换骨,焕然一新。“万物昭苏天地曙,要凭南岳一声雷”,他对王夫之的学术思想充满信心,但清朝反动势力没给他理论落地的机会。他失败了,最后喋血菜市口。
自此后,在浩荡的革命洪流中,王夫之的象征意义与符号意义,要大于他的学术价值,他的反抗精神比他的哲学思想发挥了更积极的历史作用。当有识之士决心要推翻这个“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的腐朽政府时,从未向清政府低头的王夫之,便成了无数仁人志士的追光榜样。章太炎之所以说,“船山学说为民族光复之源”,最终能让懦弱的汉人一往无前,“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全赖王夫之一人之功。他看中的,正是王夫之皇皇巨著中的“反满言论”。而这些,其实只是船山学术思想的皮毛而已。对王夫之的深度挖掘,则是新时期以及新世纪之后的事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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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湖南文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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