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余孟孟

高品质的书籍，离不开出版人的精心打造。20世纪80年代的湖南出版，在全国数十家出版队伍中，是一支声名远播、“战功”赫赫的出版力量。正所谓“出版多劲旅，无湘不成军。” 20世纪80年代的湖南出版人，以敢为人先的勇气、不拘一格的眼光、破旧创新的精神、一往无前的气概，为中国出版贡献了一大批力作，也创下了“出版湘军”的美名。直到今天，每一个优秀的当代湖南出版人，都会自觉不自觉地将“出版湘军”的精神高地回溯到上世纪80年代那批湖南老出版人那里，也会有意无意地将湖南出版的文化道统归属到那批湖南老出版人那里。

然而，随着时光的流逝，这批老出版人的身影在渐渐远去。有鉴于此，湖南出版集团领导决定要立刻付诸行动启动一个项目，那就是：尽快组织一支编辑采写队伍，通过访谈、采写、记录的方式去抢救这批湖南老出版人的记忆。笔者非常幸运地成为了这项“抢救性工程”中的成员。笔者参与访谈与采写的五位老出版人是钟叔河、朱正、唐俊荣、唐浩明和蔡皋。

这批湖南老出版人，究竟是什么力量推动他们突破旧规、不断创新？究竟是什么格局牵引他们不计荣辱、勇于担当？究竟是什么品格支撑他们专心书业、精益求精？这些思考和感悟，最终汇聚成我对湖南老出版人精神的一种感悟与理解。

今天，探讨湖南老出版人的精神，就像探讨湖湘精神或传统文化精神一样，一定会见仁见智。在此，我依照自己的本心和体悟，尝试着提出“湖南老出版人精神的五个面向”。

第一个面向：士人格局

士人，笼统地讲就是中国传统知识分子。《论语》中说：“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如果从孔子算起，中国士人的传统至少已经延续两千多年了。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中国传统士人形成了较为稳定和集中的精神内核。这主要体现为一句话，叫“士志于道”。士与道不可分，意味着士是某种基本价值的维护者。这落到社会文化和现实生活层面，就是鲜明的家国情怀和社会担当，就是一种宏大的精神格局。

钟叔河及其《走向世界丛书》是湖南出版最具标志性的品牌。表面上看，钟先生“一走出牢门，便走向世界”。实际上，钟叔河策划、编辑、出版《走向世界丛书》的点子和眼光，是和他的思想格局分不开的。从1957年到1979年的二十多年，钟叔河屡遭打击，不断陷入人生困境，但他思虑的不只是个人安危，更是国家的前途和命运。因此，钟叔河在1979年一进出版社，便着手编辑这套丛书。而朱正先生，不论是他前期主持鲁迅研究编辑室，大力出版鲁迅研究书籍，还是他后来专门从事鲁迅研究，都是以他个人的学术专长，在承担他作为知识分子的责任与使命。

再比如唐浩明先生，他不仅长期从事湖湘士人全集、文集的编辑工作，而且他融合史料、贯通古今，以生命情感和个人心血为佐料，酿制出了誉满天下的“晚清三部曲”。浩明先生深受曾国藩影响，被誉为曾国藩的异代知己，他的思想格局也向曾国藩看齐，不计较个人荣辱，关切的永远是历史真相和时代脉动。另外，唐浩明先生身上也有着鲜明的传统士人那种视讲学为分内事的观念。明末清初大儒李二曲说：“立人达人，全在讲学；移风易俗，全在讲学；拨乱返治，全在讲学；旋乾转坤，全在讲学。”多年来，唐浩明也常常参与各种文化论坛和讲演场，向听众讲述和传播湖湘精神的魅力、湘军人物的风骨和中华文化的精髓。

第二个面向：勇者肝胆

如果说出版是人类冲出黑暗与蒙昧的“火把”，那么，出版人就是“举着火把跑在前头的人”。要能举着火把且跑在前头，一定是人群中的勇者。敢为人先是湖湘精神的重要内涵之一，湖南老出版人身上也凝聚着这种鲜明的精神品格。他们在各自的职业生涯中，或破禁锢，或拓新区，都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出版人的勇气与胆识。

改革开放之初，“曾国藩”在社会上还是一个饱受争议的名字，很多人对他的看法还停留在扼杀农民起义刽子手的层面。如果没有钟叔河先生和唐浩明先生破禁锢的勇气，后来影响巨大的《曾国藩全集》以及一鸣惊人的小说《曾国藩》，就是不可能出现的。就拿小说《曾国藩》的出版来说，唐浩明先生说，他是冒着很大风险的。小说《曾国藩》出版后，在一片叫好声中，有人却在报刊上发文，说唐浩明“以小说形式写历史”是“不知常识”。甚至说唐浩明，“利用小说来掩盖刽子手的面目”。对于这些所谓的“澄清”和“批评”，唐浩明都是一笑了之。

在拓新区方面，蔡皋老师可能是一个代表。上世纪80年代初，蔡皋刚到出版社工作，她开始接触图画书。“图画书是什么？”“为什么字这么少，还这么贵？”“有什么用？”那时的图画书市场一片荒芜，图画书读者还尚待培养。但蔡皋心里却种下了一个念头，那就是“拼命地把中国的图画书做起来”。在她看来，“做图画书是为未来在做书。好东西留得住纸，人们会回过头来对它重新评估。”正是有这份勇气和坚守，绘本这个全新的领域才在蔡皋老师手里枝繁叶茂起来。

第三个面向：书生本色

著名历史学家周一良先生有一本自传，书名叫《毕竟是书生》。复旦大学古籍所陈正宏教授写过这样一副对联，上联是：“史亦尝考，文亦尝校，答辩近了，犹思几度改论稿”；下联是：“家总要成，钱总要挣，奔走红尘，莫忘曾经是书生”。书生这个词，一度被污名化了，“百无一用是书生”，“书生误国”等等。其实，书生自有可爱可敬的本色，这本色突出表现为书卷气、静气和稚气。湖南老出版人身上就保留着鲜明的书生本色。

作为一辈子读书、做书也爱书的出版人，不管是钟叔河、朱正，还是唐浩明、蔡皋，都有着浓郁的书卷气，走到他们跟前，与他们对话交流，就能真切感受到那种因书香浸润而散发出来的气质。这种气质源于他们对文化的单纯热情和对书籍的亲近热爱。

92岁的朱正对自己的书有多么热爱呢？我们第一次对他进行正式访谈之后，我向他借了五本书，当然我写了一个借书条给他。他把那个纸条拿在手里和我们说话，他的女儿看见了，过来要从他手里拿走那张纸条，朱先生不肯，直接装自己上衣口袋里了。过了大约一个月，我再次去拜访他，刚进门，他就举着借书条看着我笑，我赶紧将书还上。

就是一辈子在新华书店做发行工作的唐俊荣，也是书卷气十足。走进他的家，不同年代的书整整齐齐摆放在书柜里，翻看其中的几本，都可以看到笔划的阅读痕迹。当我们对他曾经的同事、下属和朋友开展周边访谈时，对于唐俊荣先生，大家说得最多的就是“他身上有一种书卷气”，“他是一个超级大书虫”。他不止读书，还笔耕不辍，是“不可多得的笔杆子”。他写的调研报告达上百万字。他的随笔也写得好，《出版工作》杂志还为他开了一个“发行工作手记”的专栏。

说到静气，我就不自觉地想起唐浩明先生。浩明先生有一部随笔集，叫《冷月孤灯·静远楼读史》。浩明先生在这部书的“跋”里写道：“世人都喜欢热闹，不喜欢孤冷。其实，孤冷也未必不好。孤，让人心思专注；冷，使人精神凝聚。这种氛围，特别适合于思考与创作……冷月孤灯便这样常年伴随我审视、聆听离我们并不太遥远的那一段历史。”唐浩明这种冷月孤灯的静气与意境，一方面和他的身世有关，另一方面就是和他毕生热爱阅读有关。浩明先生说，小时候，他就是发自内心地喜爱书籍、愿意亲近书籍。有时候，拿到一本书，即使不看，在手上摸一摸，翻一翻，都会觉得很心安。他甚至觉得书是很好的玩具，比其他任何玩具都要好，可以给自己带来心灵的愉悦。

至于稚气，这是书生特有的一种纯粹的赤子之心和孩童之气。稚气在“五先生”的身上都有不同程度的体现。记得我们架上摄像机，正式访谈朱正先生时，谈起当年的往事，有好几次朱先生都像孩子一样笑得涨红了脸；而访谈钟叔河先生时，谈及一些往事，他有好几次都委屈地哭成了一个孩子。至于蔡皋老师，她言谈举止间，更是活脱一个天真烂漫的孩童。

第四个面向：工匠品格

人们都说钟叔河先生是了不起的出版家，可是，在访谈的时候，钟先生却明确说，他不是什么出版家，他只是一个编辑出版方面的匠人，手艺人而已。仔细一想，这也不完全是钟先生的谦虚之语，中国出版史上的名编辑大多也都是具有工匠精神的手艺人。

不管是精心编辑和制作《走向世界丛书》和《学其短》的钟叔河，是一生为文字正误、为学术正误、为历史正误的朱正，是编辑《曾国藩全集》、出版《曾国藩》小说、评点“曾国藩系列”的唐浩明，还是绘本艺术家蔡皋和出版发行家唐俊荣，他们都是出版界名副其实的匠人，因为他们都有一颗匠心，有一份匠识，有一手匠技。

所谓匠心，是他们面对自己的手中之事，始终有一种精雕细琢、精益求精、追求完美的心态和信念。所谓匠识，是他们面对书业，有一种审核把关、区分优劣、发现价值的卓越眼光和见识。所谓匠技，就是他们具有眼到手到、纠错提质、游刃有余的精湛技能和手艺。他们几十年如一日专注一事、深耕一地、追求极致、不断创新。

比如，朱正先生于1979年在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鲁迅回忆录正误》一书，此后不断修改，今年5月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出了《鲁迅回忆录正误》第五版。40余年，5个版本，这份敬业、精益、专注、追求完美、止于至善的品格，正是工匠精神的重要内涵，也是今天浮华喧嚣的互联网时代从事编辑出版最需要的精神。

第五个面向：大家风范

湖南出版五先生，不论性别、不论领域、不论年龄，他们在为学、为事、为人等方面，都体现出长者风采和大家风范。

他们都是从一线编辑和基层员工做起，个个兢兢业业、有博有专、持之以恒，短短几年就成为专家人才，数十年后终成名家大家。比如，钟叔河成为重要的近代史学者和周作人研究专家，朱正成为知名的鲁迅研究专家，唐浩明成为享誉全国的湖湘文化学者和曾国藩研究专家，蔡皋成为国际知名的绘本画家，唐俊荣成为国内少有的新华书店研究专家和经营大家。

在为事方面，他们都实事求是、扎实专业、力求卓越。比如蔡皋老师，当她还是湖南少儿社的编辑时，她就告诉自己：“我不能让任何一个好作品从我的眼皮底下溜走。”可是好作品源自好作者。为了争取好作者，她便积极参加各种绘本和插图比赛，也获得了不少奖项。她说：“我去参赛，是想让评委们知道，在湖南还有这种水平的编辑。只有自己获得认可才能吸引到好的稿源。”蔡皋还说：“好编辑才能组到好稿，编辑的工作就像‘针线活’。”

在为人方面，他们一方面奖掖后进，爱才、惜才、护才；另一方面，善良、正直、宽容。比如唐俊荣先生，他在潇湘晨报担任总编辑顾问期间，报社给他配了车，专门负责送他。但他每次都是优先照顾一起上晚班的编辑们。要么让晚班车顺路送一段，要么索性让司机送其他编辑回家。大家遇到问题，都习惯去找唐老。甚至有员工想离职，也前去请教。而他总会站在员工的立场而非报社领导的角度，仔细分析利弊，提供参考。对于离职后又回归的员工，唐俊荣也一如既往宽厚以待，“像一个随时敞开怀抱的港湾”。

这就是湖南老出版人为学求真、为事求实、为人求善的大家风范。

以上五个方面，即士人格局、勇者肝胆、书生本色、工匠品格、大家风范，就是我们所理解的湖南老出版人精神的五个面向。这五个面向仅仅是五个侧面，远远不是湖南老出版人精神的“全貌”。

其实，今天我们挖掘、总结和学习湖南老出版人精神，并不是为了简单重温上世纪80年代湖南出版的群星闪耀时，也不是单纯地“为学习而学习”，而是想通过这种走近感悟和重新发现的方式，实现老出版人精神与当下问题意识之间的有效对话，进而以当代立场理解过去行动，以今日担当对接往日使命，以后辈作为承袭前辈风范。

（作者系《新课程评论》杂志执行主编）

原载《华声·传播观察》

作者：余孟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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