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李少君

春节前去拜访了叶嘉莹先生，承蒙惠赠《小词大雅》《古诗词课》等著作，拜读后深受教育，尤其是苏东坡的部分。接着，我又把李一冰先生的《苏东坡新传》读了一遍，收获颇多。中国古代有“诗教”传统，觉得苏东坡就是“诗教”最佳的典范，苏东坡从小在母亲教育下学诗习诗，又因为诗歌的熏陶长大成熟，最后到达一个至高境界，堪称“诗教”榜样。

“诗教”的本质

“诗教”是古典中国最基本的启蒙教育方式。孔子曰：“不学诗，无以言”，中国古代有着深厚的“诗教”传统，《礼记》记载：“入其国，其教可知也；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诗》教也。”意思是到了一个国家看看他的教育，这个国家的人若是温柔敦厚，一看就知道这是“诗教”的结果。经过“诗教”的人就比较文明，可见“诗教”的教化作用不可小觑。

《诗经》被孔子列在六经之首，他鼓励儿童从小就读诗，说：“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可以理解为近可以孝顺父母，遵循家族伦理，远可以为国家作贡献。迩之事父，是一种自然情感，转化为家庭伦理。远之事君，则是价值引领，为国家民族做奉献。

诗教本质上是一种情感教育、人文教育和伦理教育，诗歌能唤起情感的觉醒，同时赋予教化功能，在不知不觉潜移默化中教导如何认识世界，如何做人处世，如何尊老爱幼，如何邻里和睦，如何相亲相爱。钱穆、林语堂等就特别强调诗歌的宗教功能。

儒家把《诗经》作为第一经典，是因为儒家的核心价值观里，强调做人是最重要的。先学会做人，然后才是学习谋生的技艺。儒家强调“学以成人”“立德树人”，强调“君子之道”，成为一个君子，是儒家全部学习修养的目的。直到1914年，梁启超还曾在清华大学专门做个题为“君子”的演讲，期望清华学子“崇德修学，勉为真君子，异日出膺大任，足以挽既倒之狂澜，作中流之砥柱”。

这一点，在现在看来越来越重要，多少高学历者出现心理问题价值问题，没有首先学会做人，接受高等教育还是会出大问题。

古典诗歌里包含着中华文明的基本精神和伦理价值，按现在的说法，就是蕴藏着中华文明的基本核心价值观。

读诗写诗就是一种修炼

苏东坡曾说“腹有诗书气自华”，其实就可以理解为诗教对一个人进行长期的熏陶效果，这也是苏东坡自己不断实践总结出来的。读诗写诗，无疑就是一种修炼，修心修身，不断提升超越自我。中国古典诗歌最推崇的是“境界”，强调诗之情趣与意境，有境界则自高格。境界，是指一个人的认识水平和精神层次。那些优秀的诗人和诗歌，都是有着高境界的。钱穆先生认为即使不写诗，只要读诗和认真领会，“自己心胸境界自会日进高明”，也能达到与诗人相当的境界，从而获得超越。读诗写诗，成为一种人生修养，孔子在《论语》里夸奖一个人时，常说“可与言诗者也”，而古代对美人的最高评价也是“以玉为骨，以冰雪为肤，以秋水为姿，以诗词为心”。

苏东坡可以说是最佳的“诗教”典范，是儒家“君子”的典范。林语堂说每个中国人一说起苏东坡，都会会心一笑。因为大家都觉得他很亲切。苏东坡有“坡仙”之谓。李白很早就被称为“诗仙”，但叶嘉莹先生认为李白是“仙而人者”，李白是天才下凡，苏东坡则是由人成仙，是“人而仙者”。

每次读苏东坡，我就强烈地想成为他这样的人。我们每一个人内心深处，都有一个苏东坡作为榜样。我们都希望自己能成为苏东坡，他乐观，享受生活，具有多方面的才能，虽然遭遇过很多挫折，但最终能够克服种种阻碍，达到一种超脱通透的境界，在苏东坡的精神世界里，他永远享受一种神仙般的日子。我们都心向往之。

人人可学苏东坡

苏东坡是自我修炼成仙的典范，是不断自我超越的“君子”。李白是谪仙人，是天上下凡的仙人，是天才流落人间。东坡则更让人亲近，就像是我们身边的邻居，隔壁家好玩的大才子，我们对他的日常生活很熟悉，他才华横溢，但也有尘世凡人苦恼，最终得以自我超脱。苏东坡早期的诗歌清新脱俗，他有过幸福美好的童年，“我时与子皆儿童，狂走从人觅梨栗。健如黄犊不可恃，隙过白驹那暇惜”，跟杜甫有些相似。一考而中金榜题名之后，开始远离家乡，“故乡飘已远，往意浩无边”，从此“腊酒送寒催去国，东风吹雪满征衣”，因而发出“悟此长太息，我生如飞蓬”的感叹。这个阶段的苏东坡，才华过人，但诗歌也还是限于飘逸空灵、清雅别致而已，比如这样的诗歌“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东风知我欲山行，吹断檐间积雨声”“飞雪暗天云拂地，新蒲出水柳映洲”等，因为生活顺意，他的诗里也有“惯眠处士云庵里，倦醉佳人锦瑟旁”这样随俗的描述。苏东坡的诗风转变，发生在民风比较彪悍的密州，《水调歌头》《江城子·密州出猎》等写在这里，“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苏东坡诗词开始豪放壮阔，格调雄健，刚柔兼具，后来成为“豪放派”的代表。加上在此期间，苏东坡重读《庄子》，视野越来越开阔，心胸越来越高远旷达。谁知天有不测风云，突然大难临头，“乌台诗案”突发，苏东坡死里逃生后，到了黄州。经历生死考验后，苏东坡由一个优秀诗人蜕变为伟大诗人，后来他自诩平生功业为黄州、惠州、儋州，就是这个意思。因为，在这三个地方，他绝处逢生，从低谷中奋起，不断自觉修炼，胸怀丰富广大，精神超尘脱俗，灵魂境界不断升华。苏东坡是一个自觉不断提升自己的修行者，这从他不同阶段若干充满理趣的诗歌中可以看出，“月有阴晴圆缺，人有悲欢离合”“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等。黄州、惠州、儋州，更是他一生最重要的生命道场和精神修炼之地，是他“君子”人格逐渐形成的重要历练的三个标志性地点。

在黄州，苏东坡回归田园，开始耕读生活，将一块整治后的荒地命名“东坡”，自号东坡居士。在这里，他写出了人生的顶峰之作，如《前赤壁赋》《后赤壁赋》《定风波》《念奴娇·赤壁怀古》《临江仙》等。随后，苏东坡发配惠州，发配岭外是当时最重的惩罚，于是有大领悟 “此心安处是吾乡”，肉体只是一个躯壳，随处可以安身立命。苏东坡在惠州安贫乐道，开始专心创作，迅速融入当地生活，他在诗里写：“罗浮山下四时春，卢橘杨梅次第新。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享受着生活，“白头萧散满霜风，小阁藤床寄病容。报道先生春睡美，道人轻打五更钟”，这个时期，他诗歌风格柔顺平和。但不久，更大的打击随之而来，苏东坡再一次被流放海南，他以为必死无疑，“某垂老投荒，无复生还之望”，但他乐天知命的达观人生态度，在顺应命运中又一次获得了上天的垂顾，他在海南岛找到了新的快乐，“总角黎家三四童，口吹葱叶送迎翁。莫作天涯万里意，溪边自有舞雩风”，以致怀疑“我本海南民，寄生西蜀州”。最终，“云散月明谁点缀，天容海色本澄清”，苏东坡遇赦北归，他反而留恋起了民风淳朴的海南，感叹“九死南荒吾不悔，兹游奇绝冠平生”。北归途中，苏东坡写下的“浮云世事改，孤月此心明”，仿佛是一生的写照，又仿佛遗言，随后不久，苏东坡去世。

苏东坡是每个人都可以学习的榜样，是“诗教”的典范。苏东坡融合儒释道，是集大成者，达到了传统文化顶峰。而他所处的北宋，被认为是古典中华文明的高峰期，苏东坡无疑是其代表人物，是不断自我修炼而成的“君子”典型。

《毛诗序》称：“故正得失，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先王以是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诗教的作用，确实大矣。确实，诗歌形式的短小凝练，语言的生动形象，更容易被孩子们接受和传诵，起到潜移默化的作用，并因此对其人生产生深远影响。

因此，五四新文化运动也是从新诗革命开始，并由此开启现代性。蔡元培呼吁“以美育代宗教”，鲁迅主张以诗歌激发意志精神，改造人心，达到“立人”的目的，这些观点，与中国传统“诗教”都有异曲同工之处。

（作者系中国作家协会《诗刊》社主编、一级作家）

原载《华声·传播观察》

作者：李少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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