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刚毅 2024-08-22 17:43:55
“江山胜迹”摩崖石刻 (记者 罗韬 摄)
“江山胜迹”摩崖石刻摭谈
文/袁刚毅
在湘潭市河西望衡亭和唐兴桥之间,有一块长约8米、高约4米的摩崖石刻。石刻位于陶公山山崖中部,自右至左刻着“江山胜迹”4个大字。每字约1米见方,隶书阴刻,左侧刻着“王捷俊题,朱德裳书”。据悉,此系当下湘潭唯一的一处摩崖石刻。
原来,1929年,湘潭人民为了纪念陶侃、何腾蛟等民族精英,在湘江河畔壶山石嘴垴劈山开道时,巧妙利用其衣冠冢下的山崖,刻字以祭之,并专程请来绝意仕途、返乡闭居的朱德裳执笔,写下“江山胜迹”4个遒劲的大字。
由于历经数十年风雨侵蚀,石刻文字的笔画已经模糊。说来此中还有一段有趣的故事。“文革”期间,红卫兵看到这处石刻系旧时代遗留下来的东西,准备把它当作“四旧”铲除掉。但由于落款“朱德裳”的“裳”字已经很模糊,根本辨认不清,他们也不敢贸然毁损与开国元勋“朱德”有关的东西,只好用水泥将整块摩崖石刻封存起来。直到1990年10月,随着望衡亭及其周边文物古迹的修复,“江山胜迹”石刻才得以重见天日。
朱德裳,字师晦,号九还,1874年出生于湖南湘潭县罐子窑。与易味腴、曹毅亭倡新学,主张剪发、易服、放脚,发表《湘潭县人士驱逐叶德辉檄》。这场新旧之争,遂使“一槽猪吃黄菜叶”的俗语(一指易宗夔,槽指曹典植,猪指朱德裳,黄指王先谦,菜指蔡枚公,叶指叶德辉)流传于世。1903年正月,朱德裳与杨昌济、仇亮、陈天华、刘揆一等人在乡贤梁焕奎带领下,赴日本留学,习警政。行前,曾与诸君登临岳阳楼,题壁云:“极目湖心剧可哀,一无烟雨隐楼台。君山信有回天力,为送青青春色来。”次日又题诗云:“与君携手登楼日,正是长歌去国时。歌到北门门外柳,春风二月绿丝丝。”诗风意气风发,意欲改造满目疮痍的江山,建立澄清的国家和社会。
留学期间,朱德裳著有《中国魂》,与陈天华的《猛回头》《警世钟》和邹容的《革命军》一道,成为唤醒民众参加革命的重要宣传读物,后加入同盟会。朱德裳与王闿运、袁世凯、康有为、谭嗣同、唐才常、俞曲园、善耆诸人皆有不同程度的交往。汪精卫当年刺杀摄政王被捕,据说是朱德裳游说肃亲王善耆,经其斡旋,才免除一死。后善耆的墓志亦是朱德裳所撰。朱德裳后任北京湖南同乡会主席,犹与黄兴、蔡锷、陈师曾、范源廉、仇亮交谊最深。朱德裳是湖南乃至全国现代警察制度的先行者,先后任清三品衔民政部佥事,警视厅右丞,并在民国政府交通部任职。袁世凯窃国之际,任《民报》主笔的朱德裳撰《论社会主义》社论,名噪一时。民国四年,蔡锷在朱德裳家易服并得其资助三十金,脱走北京,经天津,尔后扛起反袁义旗。
值得一提的是朱德裳还是齐白石和陈师曾结识的牵线人,促成了一段艺坛佳话。想来也是,陈师曾彼时已是京华画坛领袖,才高气傲的人物,总不至于无缘无故就去探访一介籍籍无名“北漂”乡野画师吧。朱德裳著《三十年闻见录》附录有其孙女朱运《先大父事略》,其中曰:“公官京师,同邑齐璜白石,善绘画、金石、篆刻,顾士林未之重也。公与义宁陈师曾旧交,介璜与之友。师曾遂为之延誉,名乃大噪。璜为公治印,镌边款云:‘余由师晦,得识师曾。师晦有命,无不从也。’”
齐白石曾为朱德裳作《虾》图一帧,题字云:“九还喜余画,余未以为贪耳。公如为官,见钱如见山人之画,则民何以安生。此感奇也,九还吾弟勿为怒,兄璜记。”两人同乡兼好友,交情甚笃,藉此可见一斑。
朱德裳与陈师曾皆为留日学生,后又同在北京供职,意趣相投,为莫逆之交。《三十年闻见录》中谈及陈师曾多处,有“吾阅世数十年,所不愧清风亮节者,义宁陈氏足以当之”评语。陈师曾病逝,作悼亡诗,前言云:“衡恪字师曾,义宁中丞之孙,散原先生之子也,日本师范生。居槐堂,与人无町畦。余亦罢官,居城外烂熳胡同。相去十里,往返无虚日,不甚求其作画……”《陈师曾印谱》中亦可见为朱德裳治印甚多。
朱德裳跻身官场,然骨子里还是读书人,才思敏捷,文采纵横,精于书法。朱德裳感时政凋敝,遂于1925年后辞官归隐,亲近佛法,日以吟咏,埋头著述,著有《六书哲学》《管子注》《阳曲学案》《续湘军志》等书。1936年,朱德裳逝世于湘潭县城陶园,葬于湘潭县响水乡郭家村桐子坡月山组,系今湘潭市保存最完好的民国名人墓。
摘自湘潭日报“湖湘源”文化微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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