聂茂

一个王朝的灭亡因为一个人的坚守，被整整推迟了48年。

在70多年的艰难岁月中，他以难以想象的高格与隐忍，践行了他“明朝遗臣”的诺言，也实现了他“完发殁身”的执念。

他像一颗永不生锈的钉子，一端钉在大明王朝的脚心，一端钉在大清王朝的胸口。

有了这颗强大的钉子，大清王朝就无法宣称：“天下归顺，四海臣服。”

有了这颗韧性的钉子，大明王朝就能够发声：“谁言河晏已清明，普天尚有一行人！”

作为强大而韧性的守灵人，他仅仅只是大明王朝中的一个准八品小官。在漂泊流离的错位生活中，他用卑微但又高贵、普通但又卓拔的坚贞，守望着前朝冰冷的头颅和凄凉的背影。

悠悠孤魂，归之船山。一腔热血，抛入江河。在他逝世十余年后，他的儿子王敔终于成了潘宗洛的幕僚，直到此时，王敔才真正读懂父亲大人那“誓为文脉续薪火、敢与绝学争熹微”的浩然正气与万丈雄心。

王朝聘给小儿子取名为“夫之”，是希望自己的儿子能够成为顶天立地的大丈夫。而他站在父亲瘦弱的肩膀和千年历史的巨石之上，用毕生的追求、抵抗、挣扎和执念，成就了湖湘文明和中华灿烂文化史上令人仰望的巍巍“船山”。

他对得起“王船山”这沉甸甸的三个字。他牢记大叔王廷聘的告诫：“文能葆气，葆气则体健，体健则行昌”；也认可大哥王介之对他的总结：“相信就能看见。因为相信，所以去做；因为做了，所以就能看见。你相信光，你就有光。”

在日复一日的贫困、无处不在的悲苦和漫长孤寂的求索中，他深深感到：天有光，人有气，文有脉。文气要蓄，文心要养，文血要新。所谓蓄、养、新，此三者，皆需静。而自己以岳峰为屏，坐于静中，思于静中，冥于静中，化于静中，如此，血气冲顶，万物勃勃矣。

他以山为名，与石为伴，恪守忠孝义勇，直面日月星辰，悲喜自渡：“这就是我的船山，我的生命，我的选择。”他还直抒胸臆：“在破败的天空下，没有一寸土地属于我。但江山的美好不是靠土地的肥美来展示的，更不是靠卑贱曲己来获得的。我找不到别的更好的地方。船山这座山，就是我的最好的江山。”

说到底，这座“船山”，既是他日日凝视对话“六经责我开生面”的自然之山，更是他时时励志警醒“七尺从天乞活埋”的精神之山。

所谓“船”者，于他而言，装的是家与国、族与民、情与爱；装的是认识世界的方法论、改造世界的辩证法；装的是迷离与笃定，是失落与坚守，是历九死而不悔的决心，是书生报国的执念；装的是对天地万物的深刻体察，是对命运的不屈抗争与完美展示，是生命的苦难、孤寂、隐忍以及涕泪交织、悲喜交加的一切。

所谓“山”者，是他的智慧所拥有的宽度，是他的灵魂所触及的广度，是他对世界认知所达到的深度，是他留世八百余万古文字所铺就的厚度，是他忠诚和信仰所铸就的“风景这边独好”的精神高度。

说到底，这个精神高度，也是王船山穷其一生，用一血一泪、一砖一瓦、一字一句垒起的生命高度、哲学高度和思想高度，更是后人对王船山如高山仰止般无比崇敬、无比热爱、无比感激的灵魂高度。

王船山一生所写著作无法精确统计，除大量散佚外，仅目前收集到的就有100多部、400余卷，共800余万字，都是他用古奥的繁体字，在泛黄的草纸上一字一句写出来的，每一个字都能读出他的呼吸、脉搏和心跳。如果翻译成现代文字，将会是亿万级文字数。这是他在文化中国里构建出来的独一无二的灿烂世界。

一间草堂，著书立说，长歌当哭，激扬文字。王船山如沐浴黑夜之后的辉煌的太阳，正缓慢而有力地爬上浩瀚的天际。

“世臣乔木千年屋，南国儒林第一人。”这是清朝大儒王闿运肃然恭敬地站在王夫之墓前题写的对联。

1839年，邓显鹤会见欧阳兆熊，与王船山七世孙王世全，商定刊刻《船山遗书》，于1840年开雕，1842年竣工。

1865年，曾国藩攻克南京，头等大事是刊刻《船山遗书》。

1876年，郭嵩焘担任中国第一任驻英法公使，动身前，上奏《请以王夫之从祀文庙疏》，请求王船山入祀文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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