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晏杰雄 胡选玉

在诸文学体裁中，报告文学以其真实性和积极参与社会的现实指向，承担着社会现象实录的重要使命。但报告文学不仅仅是文字的呈现，更是对社会现象的记录和深刻剖析，是对社会问题的关切和反思。职业教育作为连接智造社会的关键场域，成为技术型培养的主战场。新时代我国职业教育进入改革发展的关键阶段，这反映在学术领域就是有关职业教育的话题明显增加，来自不同领域的学者从不同的角度阐释了对这一话题的认知。在这样的背景下，作者袁杰伟通过对楚怡职教的多年研究，进行大量资料的收集与整理，用时8个月完成了长篇报告文学《东方的曙光——陈润霖与楚怡工业学校》。袁杰伟在作品中以独到的视角和深刻的洞察力，直击时代的热点问题，以自己的方式对时代主题进行了积极而主动的介入。

通览全篇报告文学，陈润霖小小年纪就少有学名，成为“新化三杰”；留学期间接受新式教育，更加坚定“学成归国办教育、让中国强大起来的想法”；淡泊名利，归国后不愿为官，清廉办学，立志爱国兴工，“教育救国”“工业救国”，改革旧教育、实施新教育，推进民主教育；一心创办楚怡工业学校，求知创业，用人唯贤，用人唯才；在战火频仍的年代，胸怀天下，积极主张革命，为国家培养人才，寻求真理，救亡图存；抗战胜利后，陈润霖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为教育事业殚精竭虑，舍身磨血。陈润霖为楚怡工业学校的建设与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体现了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感。如果没有作者袁杰伟如此真实生动而又具体细腻的描写，我们则不可能这样真切的了解陈润霖与楚怡精神。

作为对时代的直接记录与精神提取，报告文学是一种特殊的文学体裁，要求报告文学作家理性与艺术的结合，不仅需要具备扎实的文学功底、良好的文字表达，能够在创作中更好运用文学手法，增强作品的艺术感染力，还需要丰富的知识储备、严谨的逻辑思维，能够对所写对象有深邃的思考和深刻的把握。袁杰伟在进行文本创作时，这两个特点尤为突出。

第一，将客观的叙述与适当的、必要的非叙事话语相结合，保持文本既具有理性自觉的特质，又使作者的立场鲜明可见。一部优秀的报告文学作品除了叙事话语和叙事结构还需要添加必要的非叙事话语，以确保文章能探寻内生的审美力量，更具内爆力。《东方的曙光——陈润霖与楚怡工业学校》就突显了文学性介绍、散文式抒情和合理的想象议论等多种非叙事话语的灵活运用，使得这部报告文学吸纳了其他文体的特点，使作品拥有了更为自由的表达方式。作品不仅采用文学性介绍语言，满足报告文学对于介绍性语言描绘现实事件的要求，而且在感性抒发上下足了功夫，“文学艺术总是以情动人的。报告文学不应该是纯客观的、机械地报导生活中的人或事，总是饱含着感情去揭露、去讴歌、去鞭挞、去同情，从而打动读者的心。^{[ 1]} 同时，理性议论的运用使我们可以明显感受到作者既是局内人亦是局外人穿梭于历史内外，直接呈现对叙事对象的真实感受，不时表达自己对历史人、事、物的独到认识和深刻思考。

第二，对所写对象的深邃思考和深刻把握，使文本既具有鲜活的生命力，又具有强烈的时代精神。“报告文学是一种有生命力的文学，也是能够存活下去的文学，是活文学。”“我认为，所谓的‘活文学’包含了它是直指现实人生和社会生活的，是以人的思想文化精神需求为旨归的，是鲜活的、灵动的，富于生机与活力的文学。如果作品缺乏社会担当和历史担当，不指向现实生活，没有现实意义，这样的作品不足以被称为报告文学。”^[2] 报告文学的鲜活生命力体现在它与时代紧密结合，由时代出发，又不囿于时代，是对时代现实、时代精神的生动介入。作者能站在时代全局的高度，从现实社会和过往历史的存在中，选取有关国是大端、具有重大社会影响和价值的题材进行叙事，源于他对所写对象的深邃思考和深刻把握。作者袁杰伟是楚怡精神研究专家，在写这部长篇报告文学之前，他已经发表了一篇传记类文章《东方的曙光——陈润霖与楚怡工业学校》以及关于楚怡的相关论文《楚怡工业学校创办者、初期办学思想、办学特色回溯与探析》《湖湘文化视域下楚怡职教精神溯源》。此外他还在报纸、网络上发表关于楚怡的文章。可以说，关于楚怡的报告文学创作，他不但有丰富的经验，还有深邃的思考和深刻的把握。他说：“慢慢的我便有了‘楚怡’专家的美誉。时任娄底市委书记刘非主持召开的楚怡精神研讨会，点名要我参加并发言；娄底市教育局委托娄底电视台拍楚怡专题片，请我去‘指导’；娄底市召开楚怡职教精神研讨会，市教育局分管副局长请我以专家身份提交论文；娄底职业技术学院、潇湘职业学院、娄底楚怡职业学校请我做楚怡精神的专题讲座。”^[3] 可见，他对楚怡的研究有着绝对的发言权。因此，在文中他以纵横捭阖的历史视野，通过扎实新颖的史实、巧妙绵密的构思以及思辨与文采斐然的书写，以“无情地牵扯着读者的心”。^[4]  

刘勰《文心雕龙·知音》曾言：“缀文者情动而辞发，观文者披文以人情。”^[5] 作者作为文学作品的设计者，要用文学语言将日常经验审美化，读者作为文学作品的欣赏者，要根据语言文字进入作品的情感世界。也就是说，报告文学作为一门语言艺术，依托语言文字而存在。以接受美学的期待视野来看，作者必须将自己的思想感情诉诸语言文字，以此实现读者的审美期待。报告文学的独特之处，在于它有别于小说、戏剧等虚构性的文体属性，在本部报告文学的创作中具体落实为非虚构性与真实性的理性自觉以及文学艺术的感性魅力。

非虚构性与真实性的理性自觉。报告文学作为非虚构写作的一种，是基于近代新闻事业的发展而衍生，其存在的前提是新闻，与新闻相生的真实性、非虚构性等特点，是报告文学核心价值之所在。非虚构不同于以隐喻等手法对生活进行“再加工”的虚构写作，叙述的生动性、形象性不能跳脱“真实性”底线。报告文学写作的根本目的是通过艺术提取，使文本获得“高保真”效果，贴近生活客体。这要求作家在叙述中实现“第二现实”最大限度贴近“第一现实”——生活客体^[6] 。袁杰伟作为一个追求“一心一意玩纪实的”写作者，追求写作内容与呈现信息的客观性。作者坦言：“笔者只能，并且觉得只需要做简单、客观的陈述就可以了。”^[7] 虽然自谦“简单、客观的陈述”，却实现了对历史的深度反映。文本《东方的曙光——陈润霖与楚怡工业学校》以线性的时间展开叙述，回顾了陈润霖创办楚怡工业学校的坎坷曲折之路、在战火纷飞中楚工的爱国兴工之路、在新时代大力发展职业教育下楚工的传承接力之路。文本真实地再现了楚怡工业学校发展的前世今生，选取真人真事，为读者呈现了楚怡工业学校发展的真实面影。“毕竟，传记是真实的社会人生，属于原生态。”^[8] 以第十二章“百年荣光”为例，作者真实地展现了无论是战火纷飞还是和平发展的年代，楚工都始终保持红色基因的根本原因。通过质朴的文字写出了陈润霖秉持着“爱国、求知、创业、兴国”的办学信念，结合当时中国的国情，从工业救国、教育救国出发，吸取外国的先进教育理念和科学技术，创办楚怡工业学校，也将其敢为人先、鞠躬尽瘁的爱国之情、强国之志予以直观地展现。正是通过这样一个个普通场景的还原与再现，作者强化了报告文学叙述的非虚构品格。

但值得注意的是，报告文学在非虚构的前提下，会受到现实的诸多限制。“报告文学中所写的场景，并非都是作者亲历目见的，在许多情况下，现场早已消失，有的甚至要追溯到遥远的年月。”^[9] 虽然通过详尽的调查可以还原大部分历史真实，但由于现场的消失或时距的遥远总有一些琐屑会被遗落在历史缝隙，这就需要报告文学的写作者基于真实的人物运用形象思维作非虚构的再现，以此填补真实视域的缺失，使作品更具有生活实感。正如日本文艺家川口浩所说：“报告文学的最大力点，是在事实的报告。但是，这决不是和照相机摄取物象一样地，机械地将现实用文字来表现。这，必然的具有一定的目的，和一定的倾向。”^[10] 也就是说，尽管报告文学作为非虚构文学，但是也需要运用形象思维增强报告文学艺术性的感性魅力。艾布拉姆斯也在《镜与灯》中说:“诗乃是真实的表现，这种真实受到虚构和修辞的装饰，目的是为了取悦并打动读者；单纯表现真实而不顾及其他，则不是诗；所运用的装饰如果带有欺骗性或用得不得体，则是劣诗。”^[11]

作为“报告+文学”，报告文学还需具有文学艺术的感性魅力。别林斯基说:“艺术必须首先是艺术，然后才能是社会精神和倾向在特定时期中的表现，不管一首诗充满着怎样美好的思想，不管它多么强烈地反映着现实问题，可是如果里面没有诗歌，那么，它就不能够包含美好的思想和任何问题，我们所能看到的充其量不过是执行得很坏的美好的企图而已。”^[12] 作为文学的一种，报告文学需要富有文学性和艺术感染力。但报告文学的艺术感染力不是矫揉造作、无病呻吟。“在创作中过度抒情、抒发滥情、刻意煽情的内容比比皆是，感叹句、感叹号满纸飞，这也需要引起报告文学作者高度警惕。”^[13] 袁杰伟坚持的是“语言朴实、感情真切”，在写作报告文学《东方的曙光——陈润霖与楚怡工业学校》时，他是以实诚之笔还原历史现场。也就是说，这部报告文学的文学性与艺术性的感性魅力来自于作者对人物形象的真实再现、人物精神的细腻表达以及对历史细节的深度描写。“报告文学的真实性则既有客观事实作基础，又有作家将自己对生活的感受、体验、认识、希冀和追求，注入到人物的生命、血液和灵魂里的主观基因。”^[14] 因此，作者在刻画人物形象时，明显带有作家的主体意识，我们能在人物身上看到作者的情感变化，这是作家与所写对象，读者与文本之间的互动。袁杰伟在刻画陈润霖时，不仅将陈润霖的形象刻画得生动形象、真实可感，还将自己在不同场景、情节中面对陈润霖时的所思所感表达了出来。有因陈润霖小小年纪就少有学名的欣赏、有对陈润霖乱世浮沉，爱国兴工的称赞、有对陈润霖鞠躬尽瘁、磨血兴学的敬仰等诸多情感。当然，任何一部成果的文学作品都离不开细节的描写，这部报告文学中就有很多感人的细节。由于学校生源增多，校舍扩大，急需资金支持，一筹莫展的陈润霖选择寻求家人的帮助。“妈虽然没有文化，但也知道培养人才是国家的大事，妈支持你”“妈还有些陪嫁首饰，这些东西我平时也不戴，留着也无用。我就全部卖了，把钱给你去办学。”^[15] 这些文字饱含温暖和情感，将读者带入历史现场目睹母子二人的对话，这在读者心理上产生了久久的回音，报国之志，赤子之心，感人至深。如果没有这些历史细节的加持，作品是不会如此打动人的。“艺术性往往通过作品的文采和感染力来表现。主观抒情，灵动飞翔的想象，文学修辞等艺术手法、艺术技巧的运用也是作品文采与艺术性的一种体现。”^[16] 可以说，这部报告文学有直抵读者心灵的艺术感染力。

华兹华斯在《抒情歌谣集》中说 “诗歌是强烈情感的自然的流露”，强调了情感因素之于文学创作的重要性。作品经过作者的加工到面向读者，其实就是情感的传递与融合过程。正如《文心雕龙·情采》有言：“情者，文之经，辞者，理之纬；经正而后纬成，理定而后辞畅。”^[17] 强调一部优秀的作品要能够承载着作家的思想感情，同时要能激发读者的情感。这要求作者以强烈的历史自觉与主动精神，去发现历史缝隙中的可能性，去关心时代的主旋律，去建构中国故事、时代自信，要求作者真实有力地书写时代精神，弘扬社会责任。

除了作品文质兼美的美学追求外，《东方的曙光——陈润霖与楚怡工业学校》还基于文本鲜明地体现了时代精神以及文以载道的思想追求。茅盾在《关于“报告文学”》中指出：“每一时代产生了它的特性的文学。‘报告’是我们这匆忙而多变化的时代所产生的特性的文学样式。”^{[1 8 ]} 报告文学是与时代同行的文学，是对时代真实而生动的反映。因此，报告文学必须反映时代精神“反映时代精神，这是一切文艺形式都应该努力追求的，但对报告文学来说，更为重要。”^{[ 19 ]} 报告文学《东方的曙光——陈润霖与楚怡工业学校》就寄寓着对现实的关怀，表现出鲜明的文以载道的思想追求。文本用具体可感的语言生动还原了以陈润霖为核心的仁人志士是如何在内忧外患的背景下成功创办楚怡工业学校，以及在乱世浮沉中的楚怡是如何为救亡而磨砺的。在民族危亡之际，革命志士的团结一致、知识分子的坚韧无畏、楚工学子的爱国兴工、求知创业精神都清晰地展现在读者面前。作者袁杰伟说：“我也深感责任重大，下决心一定要把楚怡精神的文学读本写好，要让‘爱国、求知、创业、兴工’的楚怡精神深入读者的心!”他以饱含情感、真实细腻的描写将楚怡置于爱国主义的精神谱系中书写，将这一幕幕感人至深的瞬间凝固在历史的长卷上。

在《东方的曙光——陈润霖与楚怡工业学校》中，袁杰伟以娴熟的文学叙事技巧、深厚的历史意识和自觉的现实主义立场，构建了一幅丰富多彩的历史画卷，为读者呈现了楚怡工业学校发展的真实面影。从这个意义上讲，这部报告文学是对时代思想建设的深度参与，是对当代职教精神的深沉思索，展现出作家的思考品格和勘探能力。

（晏杰雄，中南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参考文献：

[1]. 张春宁：《中国报告文学史稿》，北京：群言出版社，1993年出版, 第 12 页

[2]. 李朝全：《报告文学的范畴泛化及创作底线》，《南方文坛》2012年第1期

[3]. 袁杰伟：《东方的曙光——陈润霖与楚怡工业学校》，湘潭：湘潭大学出版社，第221-222页

[4]. 杰克·哈特：《故事技巧——叙事性非虚构文学写作指南》，叶青、曾轶峰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 87页

[5]. 刘勰：《文心雕龙》，王志彬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12年版，第555页

[6]. 龚举善：《“非虚构”叙事的文学伦理及限度》，《文艺研究》2013年第5期

[7]. 袁伟杰：《东方的曙光——陈润霖与楚怡工业学校》，湘潭：湘潭大学出版社2023年版，第194页

[8]. 袁杰伟：《东方的曙光——陈润霖与楚怡工业学校》，湘潭：湘潭大学出版社2023年版，第219页

[9]. 李杨：《边界与危机：“当代文学史”漫议》，《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20年第5期

[10]. 川口浩：《报告文学论》，沈雁冰译，《北斗》第 2 卷第 1 期

[11]. M．H．艾布拉姆斯:《镜与灯: 浪漫主义文论及批评传统》，郦稚牛、张照进、童庆生译，王宁校，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358页

[12]. 别林斯基：《一八四七年俄国文学一瞥》，《别林斯基选集》，满涛译，北京：时代出版社1953年版，第414-415页

[13]. 李朝全：《讲好新时代故事，增强人民精神力量》，《文艺报》2023年5月26日

[14]. 李秋林：《论报告文学真实性的独立品格》，《学术论坛》1999年第6期

[15]. 袁杰伟：《东方的曙光——陈润霖与楚怡工业学校》，湘潭：湘潭大学出版社2023年版，第28-29页

[16]. 李朝全：《报告文学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南方文坛》2009年第6期

[17]. 刘勰：《文心雕龙》王志彬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12年版，第378页

[18]. 茅盾：《关于报告文学》，《中流》1937年第11期

袁鹰等：《报告文学座谈会纪要》，《新闻业务》1963年第5、第6期合刊

责编：蔡矜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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