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著/陈先枢   梁小进

赫曦台位于岳麓书院大门前坪。原址在岳麓山 之下。南宋乾道三年（ 1167年），朱熹自闽来访张栻，讲学岳麓 、 城南书院达两月之久，与张栻同居一室，同渡一舟 。 常晨起登岳麓山观日出，每见旭日腾空、霞光万道、万物沐浴在朝阳之中 ， 一派生机，诗兴大发，命名岳麓山顶曰 “ 赫曦 ” 。张栻筑台，朱熹题额，作跋以碑记之。

明正德二年（ 1507年），阳明心学一代宗师王守仁应邀来书院讲学，登上赫曦台，亦留下佳作：

隔江岳麓悬情久，

雷雨潇湘日夜来。

安得轻风扫微霭，

振衣直上赫曦台。

后台废。明嘉靖七年（ 1528年）长沙府知府孙存复建 “ 赫曦台 ” 于原址，又废。清乾隆五十五年（ 1790 年），山长罗典在书院大门前坪建一台取名前台。道光元年（ 1821 年），山长欧阳厚均发现赫曦台原碑刻，为保留朱张故迹，改前台为赫曦台。同治七年（ 1868 年），巡抚刘 崑 重修，台中置石柱二对，坪铺麻石，增建围墙。

今 赫曦台为湖南地方戏台形制，供师生游息、表演、观戏或为山长祝寿之用。平面呈 “ 凸 ” 字型，前后开敞。前部单檐歇山与后部三间单层弓形硬山结合，青瓦顶，空花琉璃脊，弓形封火山墙，挑檐卷棚。台前后左右两壁檐上有《拾玉镯》《秋胡戏妻》《老子出关》 《张良进履》《加官进禄》等戏曲故事堆塑，造型别致、形态自如。台的顶部画有八卦图、蝙蝠、寿字图。

赫曦台  陈先枢摄

后台左右两壁上有 “ 福 ” “ 寿 ” 二字，丈余高，寿字两笔而成，如龙蛇盘绕，遒劲有力，福字一笔而就。关于此两字有一段传说。据历史记载，岳麓书院有此规矩，考中科举的人，地方官吏都要为他们举行庆祝大会。会上除邀请中举人外，还请当地达官贵人 、 名门望族参加。会中必唱《诗经 · 小雅 · 鹿鸣》： “ 呦呦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 ” 一曲，这样的宴会称之为 “ 鹿鸣宴 ” 。如果中举的人 六十 年之后，再次赴宴，与新科举人同乐，则称为 “ 重赴鹿鸣宴 ” 。在书院的历史上得此殊荣，而且是以山长身份重赴鹿鸣宴者，罗典是第一人（后另有万年茂、徐 棻 等人）。

嘉庆十二年（ 1807年）罗典重赴鹿鸣宴的这一天，书院特别热闹，地方长官、名门望族、达官贵人及门下高徒都来道贺，吟诗歌赋，畅古言今，各显才华。正当兴头，一位鹤发童颜、脚蹬草履、身着道袍的老者来到门首，径往院内走去，要见罗典。守门人 拦 也 拦 不住。众人见来者是个无名老道，不予引见，并多有轻薄戏谑之词。老道并不多言，顺手拿起扫把（一说脱下草鞋），蘸着地下黄泥水，在赫曦台南墙上唰唰两笔写下个丈余高的 “ 寿 ” 字，拂袖而去。门人见状，急告之罗典。罗典速出，见字如龙蛇盘绕，遒劲有力，心知非常人能写，即派人四处访寻，终未找到。罗典无法，遂在北墙亲书福字，一笔而成，虽比不上 “ 寿 ” 字笔力，但也不乏其功力。后人称 “ 寿 ” 字为仙迹。湖南方言 “ 福 ” 与 “ 虎 ” 同音， “ 寿 ” 如金龙盘绕，暗示书院是个藏龙卧虎的地方。台中四柱，挂有两 副 对联，一 为北大教授商鸿逵（ 1907 —— 1983 ）所撰，联 云：

三湘隽士讲研地；

四海学人向往中。

二为 清代湖南巡抚左辅（ 1751 —— 1833 ）所撰，联云 ：

合安利勉而为学；

通天地人之谓才。

“ 安利勉 ” 语出 ： “ 或安而行之，或利而行之，或勉强而行之，及其成功，一也。 ” 意为：有的人是安然自得地去实践，有的人是看了有利才去实践，还有的人是勉强自己去实践，不管初衷如何，等到成功，都是一样的。上联意为：如能融会贯通安、利、勉这三种情况，潜心治学，一定能取得成功。下联意为：作为生徒必须精通天、地、人的道理，知广识博，才能成就人才。

物以人为重，赫曦台以朱熹、张栻而 更加 有名。

朱熹（ 1130—1200），字元晦，一字仲庵，别称紫阳。宋徽州婺源（今属江西）人，生于建州龙溪。 18 岁登进士，授泉州同安主簿，官至宝文阁待制。朱熹一生两次来潭州，对建设和发展书院及州学、活跃湖湘学风、确立会讲制度以及授业生徒等方面作出了重大贡献。至今岳麓书院的讲堂之中还竖立着朱熹手书的 “ 忠孝廉节 ” 的碑刻，永 为 后人瞻仰。

朱熹画像

闽学与湖湘学同出自 “ 二程 ” ，基本倾向相同，但在 “ 知行 ” 等问题上却存在分歧。湖湘学重实践和经世致用，而朱熹则批评湖湘学者 “ 只说践履不务实理，亦非小病 ” 。然而，分歧并没有阻碍朱熹与张栻的友谊，他们常有书信往来，共同探讨理学中的一些基本问题。朱熹知 “ 得衡山胡氏学，则往从而问 ” ，决定要亲晤张栻。乾道三年八月（ 1167 年 9 月），朱熹从福建崇安专程来潭州造访张栻，受到了张栻热情接待。朱熹在潭州逗留了两个月，理学界著名的 “ 朱张会讲 ” 由此而展开。朱、张对理学中的一系列问题，诸如 “ 中和 ” “ 太极 ” “ 仁 ” 等分别在岳麓书院和张栻的城南寓所进行了长时间的讨论。岳麓与城南仅一河之隔，朱张二人经常同舟往返于湘江之中， “ 朱张渡 ” 由此而得名。

河西 “ 朱张渡 ” 渡口，朱熹命名为“道岸”  陈先枢摄

据范伯崇讲， “ 二先生论《中庸》，三日夜不能合 ” ，可见他们讨论得十分热烈，而且在一些问题上有不同意见。朱熹首开长沙书院会讲之风，具有不同寻常的意义。书院会讲制度的确立，是书院区别于官学的重要标志。 “ 会讲 ” 就是允许不同学派自由讲学，体现了书院内 “ 百家争鸣 ” 的特色。会讲让不同学派相互讨论，辨析异同，推动了书院的学术研究，促进了研究和教学的结合。朱张会讲开辟了理学中闽学和湖湘学的交流和融合，也对后来岳麓书院的学术发展和教学活动起了推动作用，带动了其他学派人物，如稍后的事功学派陈傅良、明代阳明学派王守仁等，也来岳麓书院讲学，传播各自的学术思想。以岳麓书院为基地的湖湘学派能融合众学派之长，是与不同学派来岳麓自由讲学分不开的。

朱熹这次来潭，还大开讲坛，教授诸生，从者有如蜂拥。据清康熙《岳麓志》卷 三 记载，朱熹到长沙访南轩，讲学岳麓，其内容是孟子学说，目的是 “ 以致克己求仁之功 ” 。朱熹在潭州的教学活动时间虽短，但激发了湖湘学的迅速传播，并使湖南教育中心由衡山转移到了长沙。

绍熙五年（ 1194 ） 年初，已 63岁高龄的朱熹由丞相留正推荐出任荆湖南路安抚使兼知潭州，再次来到阔别 二十七 年的潭州。旧地重游，今非昔比，他讲过学的岳麓书院已是 “ 师道陵夷，讲论废息，士气不振，议者惜之 ” 。因此朱熹任上，除 “ 修武备，戢奸吏，抑豪民 ” 外，把兴学作为从政的头等大事。他在《潭州到任谢表》中写道： “ 学兼岳麓，壤带洞庭，假之师帅之职，责以治教之功 ” ，明确表示要以治教为重。他在复兴州学之后，把主要精力投入对岳麓书院的整顿和振兴之上。这一时期朱熹在潭州的教育活动主要有 3 个方面：

第一是整顿岳麓之教。朱熹一上任就提出《潭州委教授措置岳麓书院牒》，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整顿士风和建设书院。

朱熹《措置岳麓书院牒》碑刻拓片

其一是聘请自己的弟子黎贵臣充任书院读书职事，又聘张栻门生郑一之为学录，掌管学规和辅助教授。其二是增加额外学生 10名。他认为岳麓书院 “ 本为有志之士不远千里求师取友，至于邦者，无所栖泊，以为优游肄业之地 ” 。因而别置额外学额，可以不由课试而进，其廪给与郡庠相等。其三是更建书院，对 “ 岁久 浸 圮 ” 的岳麓书院进行了大规模修复， “ 更建于爽之地，规制一新 ” ，扩建宣圣殿 5 间，殿前引水为池，列屋百间，可容学生千余人。其四是新修与岳麓书院关系紧密的湘西书院。湘西书院与岳麓书院同毁于绍兴兵火，经南宋刘珙重建，又已年久破旧。朱熹托枢密使王谦仲转恳漕台新修。他在给王谦仲的信中说，此事 “ 皆关名教，计所乐闻 ” 。湘西书院在朱熹的关心下，不久便面目一新。其五是解决书院在经费等方面的困难。朱熹为岳麓书院置学田 50 顷，乞赐九经御书，甚至对书院斋舍、几案、床榻之类的具体事项，都事无巨细地一一过问。经过朱熹的有效治理和严厉督促，岳麓书院很快得以复兴。

第二是亲自执教，亲自督课。朱熹知潭州时，年事已高，而 “ 治郡事甚劳，夜则与诸生讲论，随问而答，略无倦色。多训以切己务实，毋厌卑近而慕高远。恳恻至到，闻者感动 ” 。又据 记载： “ 甲寅（ 1194 年）八月三日，盖卿以书见先生于长沙郡斋，请随诸生遇晚听讲，是晚请教者七十余人 ” 。朱熹不仅经常在寓所向来访的学生授课，而且还亲自到岳麓书院督课，检查学生的学习情况。有一次，他到书院后，采取抽签的方式让学生讲《大学》的语意，抽查了两个学生都讲不清楚。他便谕诸生曰： “ 前人建书院，本以待四方士友，相与讲学，非止为科举计 ” ，并指出书院如果不如州学，就没有必要在州学之外另建书院。朱熹严肃认真、周到恳恻的教育作风，对学生的思想、学术都影响至深，因而来学者日众，恢复到了他当年会讲时 “ 座不能容 ” 的地步。

第三是颁行《朱子书院教条》。朱熹兴学岳麓，对书院影响最大的是颁行《朱子书院教条》。这使岳麓书院第一次有了用以规范约束生徒的正式学规。这个学规即是他在任知南康军兴复白鹿洞书院时制定的《白鹿洞书院揭示》的翻版，只是改名《朱子书院教条》而已。它是中国教育史上第一个有名的学规，全文如下：

父子有亲，君 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右五教之目。

尧舜使契为司徒，敬敷五教，即此是也。学者，学此而已。而其所以为学之序，亦有五焉，具列于左：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右为学之序。

学、问、思、辨四者，所以穷理也。若夫笃行之事，则自修身以至于处事接物，亦名有要。具列于左：言忠信，行笃敬，惩忿窒欲，迁善改过。右修身之要。

正其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右处事之要。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行有不得，反求诸己。右接物之要。

朱熹在学规中明确规定了书院的教育总方针是实施以 “ 五教 ” 为主要内容的纲常伦理教育，强调了书院教育必须为封建统治服务的政治前提。但在教学方法上，朱熹反对当时官学中 “ 务记览，为辞章，钓声名，取利禄 ” 的流弊，意欲在书院中树立一种新的学风。学规反复要求生徒 “ 讲明义理 ” ，修养心性，力图体现其理学教育的根本特点。学规进而提出 “ 修身 ” “ 处事 ” “ 接物 ” 之要，作为生徒实际生活和道德教育的准绳。其中所包含的重人格教育、倡言行一致、克已为人、道德自律等道德修养的原则和方法，反映了程朱理学的传统学风。《朱子书院教条》把学、问、思、辨、行规定为 “ 为学之序 ” ，实际上指示了书院教学的全部过程。书院教学活动中所体现出来的注重自学、独立思考、问难论辩、学思并重、知行统一等特色，都与这个 “ 为学之序 ” 密切相关。这其中，涵盖着许多符合教育科学规律的精华，仍值得今人深入研究。

朱熹两次在潭州讲学，培养了不少弟子。据《朱子门人》所列及门弟子中，著名的湘籍门人就有 10人，其他史书则有更多的记载。他们或仕进为官，或从事文教、学术活动，都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其中不少弟子操起其师的旧业，自筑 书 院授徒传业。如湘潭钟震在家乡筑主一书院，醴陵黎贵臣在金龟山下创昭文书院，宁远刘子澄办九嶷山书院，平江吴雄于县东凤栖乡建阳坪书院等等。仅从这一点就可知朱熹在潭州的教育活动，对于发展湖湘地方书院 、 普及教育 、 传播学术的影响是如何的深远了。

张 栻 （ 1133—1180），字敬夫，号南轩。宋汉州绵竹（今属四川）人。随父张浚来潭州，受学于胡宏，与朱熹齐名。乾道元年（ 1165 年） ， 刘珙知潭州，重建岳麓书院，聘 栻 立书院，开创湖湘学派。朱熹来长沙，与张唱酬月余方别。淳熙间召为吏部员外郎。后出知袁州，移知江陵府兼荆湖北路安抚使。继以右文殿修撰提兴武夷山冲佑观。临终上疏，劝孝宗亲君子远小人，为天下所传诵。著有《经世编年》、《南轩集》、《孟子说》等。死后葬宁乡官山。

张栻 画像

张栻是南宋中兴名相张浚的长子。张栻虽生于西蜀，实长于南楚， 8岁便随父离开故里，来到长沙。后定居长沙城南妙高峰处，张浚将其私家花园命名为 “ 城南书院 ” 。张浚曾在宋高宗、孝宗两朝供职，绍兴五年（ 1135 年）任宰相，同年至潭州，与岳飞等共破杨么义军。后因力主抗金，遭到秦桧等排斥，长期被贬湖南永州等地。绍兴三十一年（ 1161 年）春，朝廷 命 张浚在湖南路任便居住，张栻亦随父从永州贬所回到长沙。不久，他奉父之命，前往衡山文 定 书院拜胡宏为师，请教二程（程颢、程颐）之学。胡宏具有强烈的匡世扶艰精神。秦桧当政时，不愿与秦桧同流合污，在潭州经营碧泉、文定两书院达 二十 余年，潜心问学，一身傲骨，堪称 “ 凛风大雪中昂然挺立的雪松 ” 。

张栻从师胡宏不久即作《希颜录》。这是他的立志之作，文中以颜子自期，立志要作颜子那样的圣人。胡宏对学生之作详加批改，一方面称赞张栻 “ 稽考之勤 ” ，另一方面指出 “ 先贤之语，取舍大是难事 ” ，勉其 “ 于未精当中求精当 ” 。张栻经名师指点，学业大进，后来成为与朱熹、吕祖谦齐名的大理学家。他对宇宙的构成、宇宙间万事万物的发生变化，特别是人和自然的关系以及如何组织一个和谐而理想的社会，都提出了自己独到的见解。在南宋理学阵营中最具特色的湖湘学派，开创者是胡宏，确定湖湘学派地位并称之为 “ 湖湘学最盛 ” 的则是张栻。

南宋重建岳麓书院的湖南安抚使 兼 潭州 知州 刘珙对张栻十分器重，曾多次举荐张栻，直到病危时还上奏推荐，认为 “ 张栻学问醇正，可以拾遗补阙，愿亟召用之 ” ，因而委张栻以岳麓书院主教的重任。而学成后归潭 、 正在城南居家授徒的张栻也对刘珙重修岳麓书院极为称赞，并率士子前往观看，因 “ 爱其山川之秀，栋宇之安，徘徊不忍去，以为会友讲习，诚莫此地宜也 ” ，故欣然接受了主教岳麓的任务。从此教育便成了张栻一生中最主要的活动。张栻一生中虽有近 十 年的官宦生涯，但他总是把教育作为他政事活动的重要内容之一。在办学过程中，他撰写了大量的文稿，对教育的目的、原则和方法以及学习态度等都提出了自己的一套完整主张，成为他学术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如同他的理学思想一样，张栻的教育思想也有自己的特色和地位。

岳麓书院专祀朱熹、张栻 的崇道祠   陈先枢摄

张栻的教育思想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在办学指导思想方面，主张以 “ 成就人材，以传道济民 ” 为方针。他在《岳麓书院记》中指出： “ 岂特使子群居佚谈，但决科利禄计乎？亦岂使子习为言语文辞之工而已乎？盖欲成就人材，以传道而济斯民也。 ” 这既是张栻为岳麓书院制定的办学方针，又是他最根本的教育思想。自隋唐立科举取士制度以后，学校便成了科举的附庸，办学也就是为了科举取士。两宋官学的弊端正表现在士子们 “ 争驰功利之末 ” ，以 “ 异端空虚之说 ” 为是，而以 “ 事天保民之心 ” 为非。张栻的上述主张便是针对这种弊端而提出来的。其一，他明确提出办学不是为了科举，不能 “ 为决科利禄计 ” ；其二，提出 “ 亦岂使子习为言语之辞之工 ” ，意即反对学校以缀辑文辞为教，而应重学生的操行培养；其三，提出办学的根本目的是 “ 传道济民 ” ，学校要为社会培养经国济世的人才。

第二，在教学程序方面，主张由浅入深，由低到高。张栻在《邵州复旧学记》中精炼地对教学程序进行了概括。即：对学生首先灌输 “ 小学 ” 、 “ 六艺 ” 的教育，通过 “ 洒扫应对 ” 之类的日常锻炼，履行弟子职责， “ 习乎六艺之节 ” ，参与各种儒家祭祀和实践活动；再加以 “ 弦歌诵读 ” ，使学生学习达到高级阶段；然后再研修深造，进入《大学》所指的格物致知阶段。这套教学程序实际上已大大超出了知识教育的范围，而把道德教育和道德修养也囊括进去了。重视学生的品德培养是张栻教育思想的一个重要特点。

第三，在教学内容方面，强调以儒家经典为教学的基本教材。张栻为岳麓书院亲自编写了教材《孟子说》，他在其序中说： “ 学者潜心孔孟，必求门而入，愚以为莫先于明义利之辨 ” 。在中国封建社会，培养人才有赖于儒学，儒学的振兴则依赖于人才的培养，二者互为依托，缺一不可 。 张栻把官场腐败归咎于儒术不兴，所以他一方面批评 “ 今日大患，不悦儒学 ” ，另一方面大倡孔孟之道，训导诸生 “ 先于明义利之辨 ” 。

岳麓书院讲坛，正面为张栻所撰、女书法家周昭怡所书《岳麓书院记》 陈先枢摄

第四，在教学具体方法上，主张循序渐进、学思并进和培养学生的独立思考能力。张栻认为学习必须循序渐进，即所谓 “ 学者之于道，其为有渐，其进有序。 ” 他又说《中庸》论诚之道，其目的有五：学、问、思、辨、行，而五者皆贵于弗措。 “ 弗措 ” 就是要循序渐进，要有坚持不懈的精神。在学与思的关系上，张栻主张 “ 学思并进 ” ，而不能偏废任何一方。他说： “ 然徒学而不能思，则无所发明，罔然而已。思者，研究其理之所以然也；然思而不务学，则无可据之地，危殆不安也，二者不可两进也。学而思则德益崇，思而学则业益广。盖其所学，乃其思之所形，而其所思，即其学之所存也。用功若此，内外进矣。 ” 这种 “ 学思并进 ” 的思想显然与陆九渊的 “ 只思不学 ” 是绝然相反的。张栻还特别重视培养学生的独立思考能力，虽极力推崇儒术，但不主张囫囵吞枣、盲目追从。他说： “ 所谓观书，虚心平气以徐观义理之在 ， 如其可取，虽庸人之言有所不废；如其可疑，虽或传以圣贤之言，亦须更加审择。 ”

第五，在知与行的关系方面，主张 “ 知行并发 ” 。张栻认为知和行二者的结合是教学必须贯彻的重要原则和方法。他在《论语解 · 序》中指出： “ 始则据其所知而行之，行之力则知愈进， 知 之深则行愈达，行有始终，必自始以及终。 ”“ 盖致知以达其行，而行精其知 ” ，知行属于同一个认识过程，二者相即不离，行必须以知为指导，而知有行而深化，知可促进行，行亦可促进知。张栻的这种知行观显然要比朱熹的 “ 知先后行 ” 论和王守仁的 “ 知行合一 ” 论高明得多，同时也成为明清之际王夫之进一步提出 “ 行先知后 ” 的唯物主义知行观的理论先导。张栻的知行观反映在教学上是主张学为了实用，他最反对 “ 循名亡实之病 ” ，批评那种 “ 汲汲求所谓知，而于躬行则忽焉 ” 的学风。

黄宗羲曾评价张栻的思想是 “ 见识高，践履又实。 ” 正是这种思想，对后世学风产生了巨大影响。从明清到近代，长沙及整个湖南地区在湖湘学派教育背景下，产生了一代又一代叱咤风云的历史人物，这是一个令人惊叹而又深思的历史现象。

摘自《麓山名人谱》， 海南出版社出版， 岳麓山风景名胜区 主编

作者：陈先枢 梁小进

责编：罗嘉凌

一审：黄帝子

二审：苏露锋

三审：黄柏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