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杨厚均

从微信朋友圈得知，著名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家、哲学家弗雷德里克·杰姆逊先生昨日去世，享年九十岁。我不禁想起二十七年前与他的一面之缘。

那是1997 年暑期的一个傍晚，临时得到通知，坐校车去岳阳市里炮台山宾馆的会议室参加一个学术交流活动。去了才知道，这次来的主要嘉宾是著名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学者杰姆逊，他被人们称为当时活着的三大思想家之一。同来的还有他的学生、一位来自加拿大的学者。

这次活动是由华中师范大学文艺学教授胡亚敏老师促成的，她是杰姆逊研究专家，也是我和学校副校长余三定教授的老师。

交流活动由余三定教授主持，中国社科院外国文学所王逢振先生担任翻译。杰姆逊坐在讲台正中，非常随和的样子。

一番介绍后，直接进入提问交流环节。刚开始，还有些冷场，主持人只好自己抛出一个问题，让杰姆逊介绍自己的治学方法。会议室条件很简陋，灯光音响无法和现在相比，王逢振老师又是著名的翻译家，翻译肯定没有问题，但杰姆逊在昏暗的灯光里到底说了些什么，我还是完全没有听懂，云里雾里，恍兮惚兮。

然后，又是冷场。我那时刚从华中师范大学读完硕士研究生，才开始接触当时最前沿的西方现代文艺理论，多少知道一点杰姆逊，台上的亚敏老师又是我的恩师，这种场合，我不能辜负老师的厚爱，只好硬着头皮提问。

我当时提出的问题是，在全球化后现代思想文化背景下，像中国这样的一个工业化、现代化并不充分的国家，我们如何处理现代性和后现代性的关系。

我记得，杰姆逊作了较长时间的回答，但翻译似乎有些简单，也许是高估了我们的水平。我的英语本来就是“哑巴英语”，又加上在西方文艺理论这一块底子历来很薄，所以我并没有得到我想要的答案。

那晚的交流，整体上还是比较沉闷，交流的时间也不长。但不管怎样，能与这样的大师面对面交流，是非常幸运的一件事。

回来的时候，好几个外系的同事纷纷问我，杰姆逊到底是什么人？后现代到底是什么意思？

第二天， 三定教授安排我去陪同杰姆逊一行参观岳阳楼君山。一早我去陪他们吃早餐，一进餐厅就看到胡亚敏老师正在用餐。她把我喊到身边，有些兴奋地告诉我，昨晚杰姆逊对我的提问很感兴趣，问那个提问的小伙子是什么人。胡老师说：“我很骄傲地告诉他‘my student ’！”听了胡老师的转述，我也非常开心。

遗憾的是 ，我只是负责他们岳阳楼君山行程的衔接，并没有多少机会和我仰慕的学者们进行交流。

坐船从岳阳楼到君山去的时候差点发生意外，让我至今仍心有余悸。我们坐的是大船，到君山码头时要换小船才能靠岸，杰姆逊的加拿大学生迫不及待就直接往小船上跳，船顿时晃动剧烈，要不是小船上工作人员反应迅速，他差点被晃到洞庭湖里去了。

从这以后，我对杰姆逊有了更多的关注。1985 年，杰姆逊应邀到北京大学授课，其讲演录以《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出版引发中国学者关注。这一学术事件被乐黛云认为可与“1921 年思想家罗素在北京大学的讲演录的出版”相比，由此推动了后现代主义在中国的传播。

2002 年下半年的一天，我接到上海《社会科学报》曾军先生的稿约，让写一篇关于后现代性与现代性讨论的文章。其时我正在华中师大攻读博士学位。

原来，这一年2 月，杰姆逊在复旦大学发表了名为《现代性幽灵》的演讲，其观点似与早年的观点有异，引起了部分中国学者的不满，由此导致了一场争论，《社会科学报》要连续发一批相关讨论文章。

因为《现代性幽灵》涉及的观点，与我当年的提问似有一定的关联，或者说，在《现代性幽灵》中，我找到了我当年想要的答案，所以我只用了不到一上午的时间就把文章完成了，题目叫做《被误读的和被戏耍的》，发表在2002 年12 月26 日的《社会科学报》。与胡亚敏老师、张旭东先生等大咖的文章同发一期，让我很受鼓舞。

现在想来，如果没有当年和杰姆逊的这一面之缘，我绝对写不出这篇文章来，因为从《现代性幽灵》里我感到，1997 年我提出的问题，也许正是当时杰姆逊在思考的问题。这给了我很大的信心。

今天写下这些，我想说的只是，在一个相对偏僻的学术环境中，有机会感受最前沿的学术气息，是何等幸福的一件事。和杰姆逊的一面之缘，虽然短暂，也很平常，但经时间的淘洗而变得如此温馨，和窗外迟开的桂花一样。

责编：胡雪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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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湖南日报·新湖南客户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