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出瀛洲东，渔归暮色浓……伫立崇明岛，倚栏观潮起，秋水共长天一色。

万里长江，自雪山孕育，倾泻而出，劈山开路，海纳百川，一路浩荡、一路逶迤，至此奔腾入海。

崇明岛，我国历代文人墨客抒怀之地，亦是历代画家描绘《长江万里图》的落笔之处。

下崇启大桥，行至崇明岛北部，经过一段林间小路，就到前哨村，再往里，便能看到由老厂房改建的“前哨当代艺术中心”。

绘画、雕塑、装置、大地艺术等作品，以及由艺术家改造的民宿、咖啡馆、餐厅等点缀在各处，让村子的艺术气息扑面而来，吸引着络绎不绝的游客前往拍照打卡。

“这并不是一场艺术实验，而是让艺术作品真切地与村民产生联系，通过艺术赋能乡村，为村民带来了经济效益。这，从一个微观展现出上海乃至整个长江流域创新、开放、包容、求精的艺术精神。”上海市美术家协会副主席、秘书长丁设称。

流衍千年的文人画史，曾与上海相知相密

“钩沉中国美术史，明代董其昌及其代表的‘松江画派’，是文人画发展史的一个高峰，也是上海美术史的一个高峰。”华东师范大学美术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胡光华在接受新重庆-重庆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

胡光华，我国知名美术史论家，著有《中国画艺术专史·山水卷》《中国近现代美术史》《中国明清油画》《八大山人》《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外美术交流与邦交》《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国美术教育》《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国雕塑》等专著。

谈及董其昌的作品，胡光华首推《秋兴八景图》（现藏于上海博物馆），“这幅作品背后隐含着一个影响后世画坛三四百年的理论体系。”

绘秋颂秋，不仅是古代文学的经典题材，在绘画领域亦是如此。如文徵明画过《秋声赋》、赵孟頫有行书《杜甫秋兴诗卷》等。

“董其昌（1555-1636），字玄宰，华亭（今上海松江区）人，以山水画见长，师法董源、巨然、黄公望、倪瓒和王蒙，画风清秀恬静，用墨明洁隽朗。”胡光华说。

《秋兴八景图》为纸本设色，共8开，是董其昌于明万历四十八年（1620）秋天，泛舟吴门、京口途中，睹景抒情而作。

▲《秋兴八景图》之一 董其昌

当时，董其昌不仅处于创作鼎盛期，也正值人生“多事之秋”：本被明光宗朱常洛拟以重用，却因光宗猝然离世而搁浅。为自保，他借休养之机，饱览江南秀丽景色、品鉴江南诸多藏家的古人书画名迹，政治上的大起大落都折射在了《秋兴八景图》中。

画中，山石秀润，林木幽奇，扁舟悠悠，村舍恬静，水色苍茫，丹叶似火，翠树摇曳，芦荻褚黄，秋意朗朗，兼有宏大与寂静之境，更有初秋萧凉之感；风雨迷蒙的陂陀丘陵与沙汀烟林，勾勒出江南水乡“山一带，水一派”的情调，峻拔的山头，幽深的溪谷，弥漫的云雾，浸透着“自古逢秋悲寂寥”的意涵。

构图上，整幅作品简率大气，前后空间营造、山石处理的结构关系，充满着灵动的变化，每一个点都没有雷同的笔墨。

用笔上，回腕藏锋，线条沉稳生拙，神采飞动，素雅的水墨施以深浅不一的浅绛朱砂，点染出灵动多姿的秋意之美。在缥缈的云山疏林之间，还缀以秀逸典雅的诗文书法题跋，使诗书画的文人逸致更为浓郁。

“在中国文人书画史上，董其昌是继苏东坡、赵孟頫之后，承前启后的一代宗师，他跳脱宋画‘求真物象’的樊笼，提出‘南北宗’论，并首次提出‘文人画’概念，提倡用笔墨来表达意境，不再是书斋山水，而是一种精神家园的心中山水，是一种灵性与诗性的存在，深深影响了后世画坛几百年。”胡光华说。

事实上，不只董其昌，以文人画史的视角梳理上海历代书画成就，从三国皇象《急就章》、西晋陆机《平复帖》、宋代米芾书法《道祖帖》，到元任仁发《秋水凫鹥图轴》、曹知白《溪山泛艇图轴》、顾园《丹山纪行图卷》和明代赵左《溪山高隐图卷》、沈士充《秋郊雅兴图卷》，再到近代的赵之谦、虚谷、任伯年和吴昌硕以及现代的黄宾虹、张大千、吴湖帆、刘海粟、陆俨少等人及其作品横空出世……“可见流衍千年的一部中国文人画史，都曾与上海相知相密。”胡光华说。

从“根据地”“策源地”到“半壁江山”

翻开胡光华与阮荣春所著的《中国近现代美术史》，这本著作以“中国美术的近现代化(1911-1927)”“中西美术的混流(1928-1937)”“现实主义美术的鼎盛(1937-1949.9)”三个篇章，全景式展现了近现代西洋画的引进、中国画的革新、海上画派的兴盛、新兴美术运动的兴起等大量历史图景。

数据统计显示：20世纪，上海诞生了40余所美术学校，曾举办过第一届全国美术展览会；有300多名著名的近现代美术先贤，曾经在这里教学生活，为近现代中国美术输送了1000多名优秀人才；为全国各地出版发行近四分之三的美术教材。

由此，“近代西洋画之摇篮”“中西文化交流之根据地”“新兴艺术策源地”“美术出版的半壁江山”等概念，从上海迅速传播到全国各地，形成一种广泛的价值认同，对中国现代美术发展演变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1943年3月15日，徐悲鸿在重庆发表文章《新艺术运动之回顾与前瞻》中写道：“至天主教之入中国，上海徐家汇亦其根据地之一，中西文化之沟通，该处曾有极珍贵之贡献。土山湾亦有习画之所，盖中国西洋画之摇篮也。”

徐悲鸿所论“摇篮”“根据地”之说，在此后学界论述中国早期西画运动的文章、著作中被广为引用，成为历史经典，对人才聚集、艺术资源聚集、文化资本积累等作用甚大，成为上海具有国际影响力和文化软实力的代名词。

1932年，于右任为《上海美术专科学校第十届毕业纪念刊》题写了“新兴艺术策源地”。这一论断，凸显了上海作为中国近现代美术发祥地的重要历史影响，成为上海美术历史文脉的主线，体现了上海贯穿中国现代美术发展主线（外来艺术融合、传统艺术延续、大众文化流布）的代表性、国际都市的引领性和国际交流的前沿性、工商业社会发展转型中形成的艺术与经济一体化的样板性。

▲《东战场的烈焰》 高剑父

“其间，在上海活动的岭南画派大画家高剑父、高奇峰、陈树人，中西兼容大画家林风眠、刘海粟、徐悲鸿，新海派的代表画家黄宾虹、张大千，传统文人画风格的代表画家吴湖帆、吴待秋、吴子深、冯超然（有‘三吴一冯’之称），月份牌大画家郑曼陀、杭稚英等人，均对上海美术事业发展作出了突出贡献。”胡光华说。

以林风眠为例，他对革新中国画的实验探索，具有里程碑的意义。他不但广泛吸收西方古典艺术、印象派艺术的营养，还对宋元、汉唐和中国的民间美术进行了深入研究，走出了一条中西融合的道路。

▲《江畔》 林风眠

“林风眠的作品中所表现的生命的跃动，跟对汉画的借鉴分不开。他使用毛笔宣纸，但不求书法力透纸背的效果，也不题诗于画，运笔果断、疾速、奔放，显出一种独立的个性。他还常常融浓丽的彩色于水墨，突出人对大自然视觉感受的新鲜感、质量感，用墨浓重大胆，破除了传统水墨画略施淡色的程式。他是革新中国画浪潮中最富实践成效的一人。”胡光华说。

向“新”出发，映照新的“海上之光”

大红色外观，层叠出挑，极具雕塑感的造型主体……在黄浦江两岸的建筑群中，被誉为“东方之冠”的中华艺术宫（上海美术馆）异常醒目，其由2010年上海世博会的中国馆改造而成，曾在世博会和中国建筑史上大放异彩。

7月18日，第十四届全国美术作品展览油画作品展和第十四届全国美术作品展览实验艺术、数字艺术与动画作品展在这里盛大启幕。其中，油画作品展，参展作品697件（上海作品52件），含进京作品95件（上海进京作品14件）；实验艺术、数字艺术与动画作品展，参展作品233件（上海作品28件），含进京作品31件（上海作品3件）。

“全国美展的两大门类同时落地一个城市的一个场馆，是美术国展史上的第一次。”丁设称，从崇明岛上的“前哨当代艺术中心”到中华艺术宫的全国美展两大门类同展，都体现出上海美术事业的生机勃勃与繁荣发展。

上海是国内外深有影响的中国画“海上画派”的诞生地。据《海上墨林》记载，清代至民国，在上海聚集了书画家700多人。鲁迅也曾在上海倡导中国新兴版画运动，使大批新兴版画家成长于上海。

1949年5月27日，上海解放，一批进入上海的老解放区美术家与上海原有的美术家汇合，构成了一支实力雄厚的为新中国建设服务的美术队伍。

1954年4月21日，华东美术家协会（上海市美术家协会的前身），刘开渠、赖少其、丰子恺、黄宾虹、米谷、陈烟桥、张乐平、陈之佛、贺天健、林风眠、吕蒙等78位在中国美术史上作出卓越贡献的美术家成为协会的领导成员和会员。

随后数十年间，上海市美术家协会不断团结广大美术工作者，积极投身重大主题美术创作，用美术作品讲好时代故事、讲好中国故事；组织艺术家参与“中华家园”全国美术创作工程等重大美术创作工程，涌现出一批展现上海和中国发展成就、描绘人民美好生活、刻画时代人物群像的精品佳作。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我们向‘新’出发，锐意进取，不断引导全体会员和广大美术工作者，把为人、做事、从艺统一起来，努力攀登人生和艺术的‘双高峰’，开创上海美术事业繁荣发展的新局面，映照新的‘海上之光’。”丁设表示。

大江流日夜，慷慨歌未央。

从三江源头的青海出发，长江壮阔多姿、苍润灵秀，经青藏高原、云贵高原的崇山峻岭激荡而来，驶向“轻舟已过万重山”的壮丽三峡，转入“无边沃野风光异”的江汉平原，再到“碧水蓝天两相融”的江南水乡，终在东海之滨奔腾入海……江流万里，绵延不绝；文脉悠远，与古为新。可以说，美术里的长江，是一条群英荟萃的大河、一条薪火相传的大河、一条奔向美好未来的大河。

站在历史与现代的交融、继承与发展的碰撞中，我们徜徉这条美术里的长江，意在凝万古之志、汇千载之思，以坚定的文化自信汲取继往开来的澎湃力量，以高度的文化自觉激荡波澜壮阔的万千气象，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守正创新，赓续长江文化的当代华章。

责编：沙兆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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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重庆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