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日报·新湖南客户端 2024-10-04 09:17:53
文|贺奕
高概念在当今影视业界,渐成一个大热概念,在不少从业者眼中,几乎可与市场成功的高概率画等号。
高概念的原生地在美国,本指以好莱坞为代表,一种由营销反向驱动,引导创意生成的电影制作模式。其核心在于,要求电影创意立足于一种简单易懂,最大化地适于传播、利于营销的“故事设定”,或者说,能够表述为“噱头”式的“一句话故事”。此处的“噱头”,并无贬义。剥开来看,高概念其实并不新鲜。古往今来,人类文化中最具代表性的叙事产品,包括宗教、神话、传说和文学,虽说肇端并不以商业获利为目的,但传播度和经典化,足证它们完美符合高概念的标准。因此,当高概念如今正泛化为从电影到长剧集乃至微短剧的创作范式时,如果仍将它理解为仅限于穿越、穿书、穿漫画、读心、通灵、变身、转世、平行时空、多重人格等等设定,则说明还未真正吃透高概念。
有些高概念,高到不可知,却关乎我们赖以生存的最基本的现实。
譬如宇宙的由来。138亿年前,宇宙只是一个奇点,大小为零,温度和能量极高,质量和密度无限,却在一秒之内膨胀到直径上万亿千米。为什么会这样?无从知晓。在这个意义上,“宇宙诞生于一场大爆炸”,即是一个高到无解的高概念。再譬如生命的起源。不少科学家断言进化不可能来自随机突变,因为在完全随机的情况下,哪怕是排列出最简单的一种蛋白质,可能性都微乎其微,更遑论依托于具有复杂功能蛋白质的高级生命?有一个著名的比喻说,那就好比一场龙卷风席卷垃圾场之后,恰好将一堆破铜烂铁组装成一架波音747的可能性。所以生命到底怎么来的?是进化是神创抑或其他?不同起源说是不同高概念的表述。
既然宇宙和生命是无解的神秘,而我们人类作为这双份无解神秘的产物,并没有因此抓狂,并没有因为从理智上得不到解答就丧失理智,反而能够了无挂碍地面对和接受它们,就好像它们是我们理所应得的待遇一样,那我们凭什么要求艺术作品的创意,非要合理,非要合乎我们的固有认知和惯性思维呢?
逻辑重要吗?逻辑当然重要。逻辑最为重要吗?却又未必。就像一般来说,现实逻辑和戏剧逻辑是相互对立的,但如果把宇宙的来历和生命的缘起,视同造物主的作品,则最基础的现实逻辑,同时也是最高端的戏剧逻辑,两者居然是一致的。就像莫比乌斯环,正面和反面,其实是同一面。
需要强调的是,在艺术领域,合理只是创意的条件,不合理才是创意的源泉。合理只有从不合理中才能产生。因此,即使一个高概念的雏形中,包含着看起来最荒诞不经的创意,也不要轻易否定它。唯一的衡量准则是:它是否为我们人类的精神生活开辟了新的疆域,拓展了新的视野,建构了新的维度?更简明地说,它是否带来了一种前所未有的美?
当一个创意的本质为美,你也就无须怀疑它的善,你也就无须否认它的真。
当然,高概念和反高概念,本质上并无高下之分。高概念偏重营销导向,本身包含着高度的商业化色彩,并不能涵盖影视创作的全部。对于反其道而行的创作者和作品,任何时候都必须给予绝对的尊重和肯定。
构建起一套现实之外的“世界观”的幻想系作品,高概念是最习用的衡量标尺。那种天然的高概念,无论是《来自星星的你》,还是映于《黑镜》的他或她,最难的无疑是让创意从云端落地到尘埃。但在我看来,更有意义的论题,是在与幻想无涉的现实系作品中,借鉴和汲取高概念的精髓,从而让主题更犀利,人物更独特,冲突更极致,特色更鲜明。也即让创意脱离尘埃直上云顶。
虽然高概念只是近些年才流行起来的概念,但通观中外影视史成功之作,占压倒性的大多数,都在不同程度上与高概念的原则吻合。这里仅以国产影视作品为例。2006年电影《图雅的婚事》,讲的是蒙古族女人独力照顾下肢瘫痪的丈夫和一对年幼儿女,因劳累过度腰椎不支,于是和丈夫离婚,试图再嫁。但铁打不变的附加条件,是男方能一起接纳她的丈夫和孩子。其中的高概念,可以概括为“女人带着残障丈夫改嫁”。2007年电影《左右》,讲的是已离婚多年,且都各自成家的一对前夫前妻,为了获取新生儿的脐带血来挽救身患白血病女儿的性命,克服重重阻力重新结合。此中的高概念,可以概括为“一场目的正当的婚外出轨”。值得一提的是,在连续两年中收割金熊奖的上述两部电影,均是根据真人真事改编,可见现实系题材的高概念,往往蕴藏于我们生活的现实世界,所要做的只是发现和提炼。
《我爱我家》剧照
电视剧方面,1993年情景喜剧的开山即巅峰之作《我爱我家》,以单元剧的结构,聚焦北京一个普通六口之家的日常生活,极尽戏谑之能事。看过对于这部剧的无数阐发论述,但没有一篇点穿这部剧包含的高概念元素。很多人都忽略了一个细小的事实,即该剧总编剧梁左,早年从北大毕业后,曾在北京语言学院教过几年汉语。他们并未意识到,梁左的创作很大部分建立在对于汉语语体特征的高度敏感上。事件只是这部剧的骨架,语言才是它的灵魂。正是在这部剧的语言风格中,包含着一个极具时代特征,却又独标一格的高概念,即“公共话语和个人话语的互斥游戏”。展开来说,一方是基于主流意识形态的公共话语,一方是基于普遍人性的个人话语,两者互相缠绕、撕扯和拉锯,前者不断压制、试图取代后者,后者不断冒犯、试图僭越前者。是语言的狂欢而非事件的串烧,让这部剧集成为对于中国社会急剧转型期时代风貌的独特侧写。这也正是它的喜剧性的真正源头。
我眼中的高概念,即作如是观。
(作者系作家、评论家、影视策划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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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湖南日报·新湖南客户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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