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禹银花

由湘潭市文化和旅游广电体育局推选、湘潭市艺术剧院有限责任公司创排的花鼓小戏《主席的衬衣》前后历经几番打磨，近期以接地气、传精神、讲情怀等在地性传播的特点呈现在第八届湖南艺术节新创小戏展演舞台上。

该戏以毛主席1959年阔别家园32载重回故园韶山为背景，截取主席着有补丁的衬衫为素材，以韶山招待所的服务员马保荣、厨师春生(虚构)为主要人物，通过两人帮主席洗衬衣的过程，引发对一代伟人艰苦朴素、不忘初心的崇高风范致以深深敬意，同时启迪当代人对物质追求的超脱与精神追求的重塑。

这是一部典型的带有情感性和地域性指向的地方小戏，该题材的创作一方面契合了湘潭市目前全力以赴围绕红色文化打造“红色经典名片”的时代需求，另一方面也深度回应了湘潭人民对毛主席的感怀和对新时代、新中国、新生活的礼赞。

一、湘潭戏剧的“在地性”创作探索

“在地艺术”一词，据称是由常年居住在加利福尼亚圣地亚哥的美国极简主义艺术家罗伯特·欧文最早提炼和推广出来的，据其原义，该词可直译为“特定场所艺术”或“限地性艺术”。指的是艺术家为特定场所创作的作品。后也被逐渐放宽至“在场性”“本土性”。在地性艺术创作主要指针对场地的特性，从生态环境、人口规模、文化氛围、发展方向等进行创作，在美术行业运用较为广泛，笔者认为，其同样适用于中国地方戏曲的当代创作特点，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因地制宜”“天人合一”如出一辙，也就是强调表现一种“接地气”，与周围环境、百姓生活和谐共生，这也是地方戏曲追求的一种状态。

在地方戏曲艺术创作及呈现过程中，戏曲与情感、与地域的关系是密不可分的，尤以地方戏为主。中国的地方戏众多，长期以来，这形成了中国戏曲所独有的剧坛景观。地方戏的发展，一方面源于过去封建统治者对戏曲的拒斥，导致难以在本地以外“辐射开来”，另一方面源于“即村坊小曲而为之”的编演模式和生成于汉语方言的特殊“语境”等因素，这让地方戏深厚的扎进当地的土壤中。久之，地域性、乡土性和民间性逐渐形成了地方戏的根本特征和中国戏曲的民族特征。

不可忽视的是，地方创作也夹带着浓厚的情感性，书写地方的英模人物、先进事例、文化名人、历史名人等成为了全国各个地方戏曲创作的共性。于是乎，如何将文艺创作的“在地性”较好的凸显出来，成为了地方戏曲一直以来探索的重要方向。

湘潭，是一座具有3000多年历史的文化名城，早在新石器时代晚期，就有先民在此繁衍生息，商州时期为荆楚之地，秦汉以后先后隶属于长沙郡、荆州等地，宋以后，湘潭逐渐成为江南地区重要的经济文化中心之一，明清两代更是达到了鼎盛时期，被誉为“楚南重镇”。

湘潭之名得名于昭山下湘江中的湘州潭，即昭潭，因传说中与周昭王的联系而颇为有名，自唐朝起赋名其所在的地域为湘潭县。湘潭市从南朝开始建县，距今已有1500多年，是湖湘文化的重要发祥地、中国红色文化的摇篮，有“小南京”“金湘潭”的美誉。

湘潭孕育了诸多杰出人物，如北宋理学家胡安国、胡宏父子，以及清代著名学者魏源等，他们创立和发展了独具特色的湖湘学派，在中国哲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走近湘潭近代史，湘潭伟人、巨匠灿若星辰，正如“湘中灵秀千秋永，天下英雄一郡多”。湘潭具有代表性的有红色文化、湖湘文化、美食文化等，除此以外还有以齐白石为代表的艺术巨匠文化，以曾国藩、左宗棠等为代表的湘军文化，以万步炎、艾爱国、汤洪波为代表的科技、工匠、航天等当代文化……这些文化资源，为湘潭的艺术输出提供了坚实的土壤。

“以文促旅，以旅彰文”是近年来文旅事业发展的方向，当代的文艺创作更是将“文化+旅游”进行紧密融合。回顾当代中国戏曲的发展，其繁荣发展的两个集中阶段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和20世纪八九十年代，湘潭的戏剧事业也曾在这几个时期大放异彩，曾被荣称为“戏剧大市”“戏窝子”，名声及于全国。

在过去的“湘潭地区”，曾经有湘剧团、京剧团、花鼓戏团、歌舞团等多个院团，京剧团由于当地观众的接受度和特色度不高，逐渐消解。2003年湘潭市院团进行改革，俗称“三团合一”，将原来的歌舞剧院、湘剧院、花鼓戏剧院合并成了现在的湘潭市艺术剧院，2013年在搭建湘潭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的同时，设立了“湘潭市花鼓戏保护传承中心”，经过了数十年建设与发展，湘潭培养、凝聚了一批如李熏陶、江大平、陈命钦、颜梅魁、袁雪飞、胡丕基等老艺术专业人才，由于其出生环境的特点，其创作的一大批作品基本上围绕农村题材、历史题材进行开展，也就是“传统与现代”的创作融合，在这个过程中，湘潭推出了“文华奖”获奖剧目及“文华奖演员刘慧”，促成了一批卓有成就的艺术精品剧目，如《骆四爹买牛》《真的对不住》《破铜烂铁》《筒车谣》《碧螺情》《风流嫂子》《榨油坊风情》等优秀作品，为时人津津乐道。

近十几年来，湘潭市花鼓戏的创作方向逐渐向“红色文化”倾斜，花鼓戏在发展过程中也逐渐成了湘潭独一的地方戏曲剧种，2010年后，湘潭市围绕本土文化先后创作了大型花鼓戏《特别支部》《齐白石》《战地黄花》，花鼓小戏《齐白石买菜》《主席的衬衣》，同时还创作了电影《堡垒》，红色旅游演艺剧《最忆韶山冲》等，诸多文艺作品的创作，均反映了当代湘潭一如既往地坚持宣传本土文化的特色。

某种程度而言，集中性的红色作品的创作，代表了“湘潭红、湘潭魂”的“红色底色”，尤其是在“我的韶山行”这一行走的思政教育课堂在韶山兴起，“红色+文化”“红色+教育”“红色+旅游”“红色+艺术”等逐渐成了湘潭市进一步探索“红色名片”的新路线，此次花鼓小戏《主席的衬衣》是湘潭又一次对“红色文化”“红色故事”的再探索、再演绎、再传播。

过去的花鼓戏《特别支部》《战地黄花》都是对革命历史的再现，而当代的红色文化在传播与传承中，需要有更具体的“时代性”，比如这次花鼓小戏《主席的衬衣》在创作上就更注重对当代人精神追求的重塑。

二、思想与情感的理性交融

地方小戏的发展舞台源于地方土壤，情感是人类内心深处的体验和反应，而戏曲艺术的情感表达是舞台输出的一种形式，土壤、情感、艺术，三者间因“情”而链接在一起。任何艺术都离不开情感，艺术创作者们将对于世界的把握用一种情感体验的方式进行舞台再表达，其所创作的艺术作品必然会反映出艺术对生活的加工和情感表达。在戏曲艺术中，一出出动人的戏往往来源于感性与理性的交织。感性使得作品有了灵魂，理性给了作品以恰当的表达方式，戏曲艺术在这感性加理性的思索中不断地成长、升华。

近年来，湘潭市艺术剧院围绕“主席的衬衣”先后创作了戏歌《歌从韶山来》、花鼓小戏《主席的衬衣》，前者注重讲述衬衫故事，后者重在深挖衬衫背后的当代文化内涵。这几个作品的创作均源于韶山毛泽东同志纪念馆专题展区的一件打了73个补丁的睡衣，这件睡衣毛主席穿了20多年。主席居家办公一般穿睡衣，他最喜欢而且穿的时间最长的就是在这里陈列的这件，衣服是越穿越有感情，也越穿越破。

刚开始，睡衣的领部，袖口有了破洞，工作人员还能凑合着缝补一下，到后来实在不好补了，工作人员就请示主席换件新的，谁知主席看了看说：“还是不要换，再请人补补吧!”于是以后穿破了再补，补好了又穿，不知缝补了多少次。到1971年，这件睡衣终于没法补下去了，工作人员仔细一数，睡衣上竟有73个补丁。而此次作品的创作则在其基础上进行了加工，由睡衣延伸到了衬衣，但相同的都是湖南人俗称的穿在里面的衣服，或居家的衣服。

通过查询资料，主席一生节俭，伴随他的诸多衣服均是补丁上面缝补丁。同样在毛主席纪念堂毛泽东革命业绩纪念室里，陈列着一套特殊的“衬衫”，它只有衣领和袖口，过去一直被称为“经济领”“节约袖”。在当时，因布料有限，衣服往往是“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很多人无法拥有多件衬衫备换。毛主席曾对身边的人说“我们共产党人打天下，是为劳苦大众翻身，不是贪图享乐的……”因此“主席的衬衣”，只是主席众多打补丁的“衣服”的代名词，它是一种象征，代表着艰苦朴素的作风，代表着超越物质，对精神的高度追求。

为什么毛主席一国领袖如此节俭，一方面与他从小的生活环境有关，毛主席出生时家中很贫穷，父亲因欠了很多债被迫当了兵，回来后通过做小生意并省吃俭用攒钱买下了田地，后来父亲做贩运谷子的买卖，家中才渐渐殷实。上学后，毛主席更是意识到一个人能否取得成功，与衣着好坏没有关系，很长一段时间里，他认为穿着的标准就是能保暖不露肉就足矣。

除了小时候的生长环境，毛主席的艰朴作风还与革命时期的艰苦环境有关。他说“我们少穿一件衣服，前方的战士就可以多买一颗子弹”。在《红星照耀中国》一书中，第一位冒险采访延安的美国记者斯诺写道：“毛泽东夫妇住在两间窑洞里，四壁萧然，设施简单，墙上只挂了地图。毛泽东夫妇的奢侈品基本上也就一顶蚊帐。除此以外，他的生活和普通红军战士完全一样，他做了十年红军领导人，曾无数次地没收了地主、官僚和税吏的财产，但他自己的个人财产只不过一卷铺盖，一些随身衣物……他曾说“没条件讲究时不讲究，这一条件好做到;经济发展了，有条件讲究时约束自己不讲究时，这一点难做到。共产党人就是要做到难做到的事。”

进入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对奋斗精神做了诸多重要论述，习近平总书记曾多次发表重要讲话强调：节俭朴素，力戒奢靡，是我们党的传家宝。现在，我们生活条件好了，但艰苦奋斗的精神一点都不能少，必须坚持以俭修身、以俭兴业，坚持厉行节约、勤俭办一切事情。

“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社会走到今天，我们叫强国时代，而我们强什么?主要就是强精神、强理想、强信念。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败由奢，即是《主席的衬衣》创作的当代探索，也充分彰显了花鼓小戏《主席的衬衣》的思想性。

当然，《主席的衬衣》在创作表达上既体现了地域文化特征性、思想性，也体现了浓厚的本土乡情。毛泽东同志是从韶山冲走出来的一代伟人，因此该作品的情感性具体体现在，一是服务员马保荣、厨师春生对毛主席的感怀、马保荣和春生间的革命情谊，其次是本土创作团队对湘潭文化的感性选择，最后是作品在呈现、传播过程中的情感交流，引发受众对中国共产党的初心、使命的再学习、再回顾、再感悟。这是从发起者、创作者到表演者、剧中人物、再到观众间的一次理性的情感链接与主题升华。

用湘潭花鼓小戏演绎湘潭文化，这也自然是当今时代的常有“文艺现象”，尤其是在“诗和远方”的相融合下，催生了当代地方文化因子与艺术融合的再挖掘和再繁荣。

《主席的衬衣》以朴实的花鼓戏表演方式，以服务员、厨师两个基层工作者的视角，进一步颂扬毛主席，颂扬老一辈革命家勤俭节约、艰苦朴素的生活作风，这是对中国传统美德的颂扬之情，更是对中国共产党所具有的党性本色、高风亮节，为全党、全国人民做出了表率的一种赞赏。

《主席的衬衣》从文本到演出呈现出浓郁的“泥土气息”，使得自然美与人性美相得益彰，从而满足了本土观众的视听愉悦和情感认同。突出“本土”二字，为的是强调地方性和民间性对于戏曲的重要意义。

总之，花鼓戏发展到今天，已经积淀了许多宝贵的经典化的要素和路径，值得我们深入发掘、总结和吸收。在我看来，坚持以情动人，坚持地域特色，坚持思想性为引领，坚持情感性与地方性的交融互渗，是花鼓戏乃至其他戏曲在创新发展过程中必须坚守的底线。

三、当代地方戏剧创作的思考

当代的观众，尤其是八九十年代后成长起来的一批人，是一群接受了高等教育的观众，其对戏曲文化的需求，已然从单纯的看故事、看演员、看剧种过渡到了看内容。一部作品经过编剧、导演、演员的多重创作后，最终呈现出来的效果如何，自然也在变化。

如何留住当代观众，我认为依然是“讲好中国故事”，“传好中国精神”。用当代观众所能接受的方式进行创作，归根到底依然是回到戏曲创作的“根本”问题上去，即站在“人民”的角度进行“守正创新”。

从戏曲艺术的发展历程来看，不同时期的戏曲艺术创作遵循不尽相同。当代戏曲艺术创作的根本遵循是什么?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给予了明确指引，那就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并对什么是“以人民为中心”作了高度概括，“就是要把满足人民精神文化需求作为文艺和文艺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把人民作为文艺表现的主体，把人民作为文艺审美的鉴赏家和评判者，把为人民服务作为文艺工作者的天职”。

一是在选材方面，要留意当代观众的需求变化，选择观众易于接受的戏曲题材，这种选择，可以充分挖掘当地的文化，多样化、多维度进行创作。

二是戏曲作品的站位问题。戏曲作品是人民的“发声器”，其创作的主要人物须是人民的代言人，只有是人民的代言人，其作品的“共情能力”“传播范围”才能尽可能延伸。要始终葆有人民的情感倾向。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有没有感情，对谁有感情，决定着文艺创作的命运”。

三是戏曲作品的创作能否给人以启迪、思考，这决定了戏曲作品的视角开掘度和生命力的延伸，也是戏剧作品的核心所在。长久以来，戏曲作品的创作是承担起为人民抒写、为人民抒情、为人民抒怀的功能，只有设身处地为观众、为人民进行戏曲创作，才能使观众的审美需求得到满足、心灵受到温润、心智得以启迪。

四是坚守戏曲艺术的剧种地域性创作探索，将真正的艺术还给观众。中国戏曲艺术博大精深，拥有348个不同剧种，每个剧种都有与生俱来的地域特性，这种地域特性是剧种承载人民情感无法替代的文化密码，再搭上地域性的文化，是内容与形式的完美融合。故无论戏曲艺术创作手法如何改变，都不能泯灭或淡化剧种的地域性。

五是坚持文艺创作与文艺批评同时开展。不同的声音，是促使一个优秀作品孵化的必经之路，一个只能接受“叫好”，不能接受“叫差”的作品，势必生命力有限，也难以成为经典，经典作品都是历经千锤百炼，不断打磨后，在历史与时代的检验下才得以形成。只有遵循艺术创作与艺术批评并行的路径，遵循艺术创作该有的规律，让文化人、文艺人自觉担当起推出优秀作品的责任，好的作品、好的评论才会应运而生。

地方风景、地方路径、地方人物的探索，目前已成为中国文学经验总体研究的很重要的一个思路和角度。地方路径和整体历史进程的关系，地方元素、地方经验、地域生活、地方情感，都是令人倍感振奋的话题，我认为这也是戏剧创作经验总体研究的一个重要思路和角度。

具体到戏剧作品，如何参与国家、民族和文化的整体历史进程，这的确是需要讨论的问题。一定意义上，这也就是从对共名“我们”的关注，转移到具名的“我”的关注;从多元的集合的、象征性的“大我”的关注，到对一个一个的小群体的关注，进而再到一个一个具体的、日常的“小我”的关注，而“小我”即具体人物精神世界的探索，这必将是一件有意义且有意思的探索，也将是湘潭市未来戏剧创作方向的探索。而社会中的“人”，戏剧作品中的“创作者”，如何找准平衡点，创作出精品力作，离不开每一个“小我”的精神成长。

“红色文化”的当代传播与发展一直以来成为了社会各界共同探索的主题，赓续红色血脉，厚植爱国情怀，是湘潭人、湘潭文艺工作者的光荣使命。《主席的衬衣》在地方剧种的把握、地方文化的呈现、主题的当代探索上均有所突破，诚然其创作依然有诸多不足，比如主题的进一步提炼、人物情绪的先抑后扬，人物角色的深入挖掘、当代审美的提升等均可以进一步完善，但湘潭文艺创作者对于“红色文化”的探索将步履不歇，对于“红色精神”的传承，将永远铭刻在心。

责编：胡雪怡

一审：胡雪怡

二审：周月桂

三审：杨又华

来源：湖南日报·新湖南客户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