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黄守愚

2013年，我曾发起“修国民史”，提倡每个国民也修史，如写传记、口述史、编年谱、修家谱等。当时，我汇编写了几本小册子，宁波大学公共史学专家钱茂伟教授还在博客撰文介绍我的事迹，表示赞赏。

最近几年，研究明清、民国时期的先贤，大量引用族谱和私人文献来补官方史料之不足。尤其是最近写《范旭东传》，只得靠族谱、日记、回忆录等来追踪某些人的出身、经历、事情细节。譬如说香港沦陷后，范旭东、何廉、徐国懋、刘国钧等一行99人脱险回归大陆，且这4个人皆对此经历有记述，然语焉不详，仅徐国懋《八五自述》提到范旭东勇于与日寇交涉，救下同行的青壮年，以免于被抓去做苦力一事。譬如说黄兴之子黄一欧写《谭延闿被迫下台和李仲麟等被杀的回忆》，提到阎幼甫住在洋石塘，此文也经阎幼甫校阅过。我们进一步调研后，以此确定阎幼甫在今长沙市开福区沙坪街道洋石塘的老家。可见，小人物从各自主体立场追忆“历史”，有多元视觉效果。

我深感遗憾之余，再次对比古今史学之变化，思考了编“小人物”之史的价值。传统的“历史”，偏向于记录大人物，并且是有功劳可述的少数。如唐朝大史学家刘知己说，身为宰相，庸碌无为，不必写一笔。古代的物质生产、科技条件有限，只记录紧要的人事，无法还原“过去”各个方面的情况，看出人事变化的因果关系实属不易。到了今日，情形大不同了，每个人写出自己的历史都有必要，也很有学术研究的价值，在未来500年后仍有意义。

现代之史学，引入了数学，重视样本分析、数据统计，依靠整体以揭示普遍性、概率，有利于得出一些正确的结论。那么，现代之史学，需要大量的样本数据，而每个人都写出自己的“历史”可以充实样本库。

传统史学，大量的“小人物”沉默，其心声不被记述，其行迹被淹没。有些人认为，“小人物”不如“大人物”有特色，不值得写。恰恰相反，古代认为，民意即天心天意，人心即天道，老百姓的需求就是上天的需求，要有求必应，无不灵验。传统知识分子喜欢讲，“明道”“体道”“传道”。“道”在哪里？在老百姓那里。《尚书》云：“天听自我民听，天视自我民视。”《诗经》云：“皇矣上帝，临下有赫。监观四方，求民之莫。”可知，“小人物”是社会的大多数，他们作为“大人物”服务的对象，其需求是“天道”之所在，而社会的“进步”就是“小人物”之福祉的提升。写出“小人物”的历史，能反映社会的真实状态，可为真正解决问题提供基础。每个人写出自己的历史，就是写出天道、天良、天心、天意！

古人说，己立而立人，己达而达人，民胞物与，兼济天下。这种伦理道德的背后是相互性正义论。清末民初的湘潭大儒李学愚先生说：“人须有凤凰翔于千仞的气概，今说中国四万万人，须置身四万万人上，方得胸襟阔大，为人所不能为，但又不可看轻四万万人。”卑己尊人，仁爱百姓，这是古人的美德。一个人不断修炼上升，使得自己的学养在14亿人之上，从而更好地为14亿人服务。为14亿人服务，要卑己尊人，姿态要下降，以14亿人为师，而非高高在上，藐视14亿人。

“大”之所以为大，是负有更大的责任，对老百姓的需求做到“有求必应”，尽量更多满足。先秦的公羊学、庄子都讲，“大人”要有“大”之道，这是“中国”之为“中国”的伦理底线。上者尊敬、仁爱下者，帮助下者进德，否则不是“大人”。

让更多的“小人物”写出自己的历史，开显出他们的心声、行迹，既是仁爱之道，也是学术研究之正路。我可以说，越是“小人物”，越是有长远的历史价值，500年后，1000年后，还能作为多种学科的史料来使用。也可以说，“小人物”被后人研究，反复引用而写入论著，这也是一种灵魂的“不朽”。

阴阳变化，当今一些人追溯不到自己的族源、祖宗了，故以自己为中心开始修谱，也是迫在眉睫的事情。明清之前的老百姓未修谱，连自己的祖父叫什么名字以及族源都不知道的情况较为普遍。如刘邦之父亲、祖父的名字，至今无法搞清楚；李世民出自何支李氏，朱元璋出自何支朱氏，都搞不清了。现在修谱，写下自己的嘉言懿行，子孙后代将来发达了，追溯到祖宗，会引以为荣。被子孙后代推崇，实现“子子孙孙永宝用”，这不止是“不朽”，更是完成了发德的责任。

古往今来，每个人的时位不同，各有因缘，自己的理想没实现，子孙后代有责任帮忙实现之。有一些事情，还需要几代人的共同努力方能做成功。每个人的经验传承，尤显珍贵。此时，写出自己的历史，非常重要。

下一步，我将再次倡导“修国民史”，尤其是鼓励更多人做口述史、写自传、编年谱，以及不知族源、祖宗者修家谱。



作者：黄守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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