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余孟孟

这个龙年正月里，我去浩明先生家拜年。当时在先生家客厅，我们一边喝茶一边聊天。我向先生报告了前一日在中南好书颁奖典礼上演讲的情况，接着谈到春节假期里带孩子们回陕西老家过年，路上遭遇冻雨的事。

聊着聊着，浩明先生突然略带惊奇地问我：“你家是乡里的？”我说是的，是陕西关中一个小山村。浩明先生又问：“那你父母都是农民了？”我回答，是的，他们都是地地道道的农民。浩明先生便接着说：“我还一直以为你是书香家庭出来的！”我笑着说：“唐老师，我从小就给家里牵牛，帮父母干农活。从小到大家里连一个书架都没有。”浩明先生感慨了一下：“那不容易。”

听浩明先生这样讲，我内心自然非常开心，但我明白这更多的还是先生对后辈的鼓励之言。同时，我也知道，先生应该是想起了自己的身世和成长经历。因为，三十多年前浩明先生以惊人的毅力和才华出版历史小说《曾国藩》并“暴得大名”后，不少评论家和学者也是诧异：学养深厚、见识不凡的历史小说作家唐浩明，竟然长在一个几乎完全没有文化条件的普通平民家庭。

1946年10月，唐浩明生于湖南衡阳。他的父亲唐振楚当时是蒋介石的机要秘书，母亲王德蕙是国民党湖南省党部委员。可以说，唐浩明是以贵公子的身份来到这个人世间的。然而，好景不长，灾难很快就砸到唐家头上了。1949年，唐振楚夫妇随蒋介石仓促渡海迁台，3岁的唐浩明和哥哥姐姐一起被寄养在衡阳老家。一年后，唐浩明又被送给了一位姓邓的剃头匠做养子，名字被改为邓云生。应该说，自有记忆以来，唐浩明就是在邓家而非在唐家，是邓家爸妈不识字的质朴之气在熏染他，而不是唐家父母丰厚的文化素养在影响他。1965年，唐浩明考上了南京的华东水利学院。毕业后，他长期在衡阳水电局工作。1977年，全国范围内恢复高考，紧接着恢复研究生考试。1979年秋天，唐浩明以总分第一的成绩考取了华中师范学院（今华中师范大学）古典文学专业的研究生。毕业后，他便进入湖南长沙的岳麓书社工作，在这里，他开启了伴随他一生的编辑生涯，打开了自己的文学创作天地，也开拓了坚实宽阔的学者道路。值得一提的是，他终于在人生的鼎盛之年见到了分离36年的亲生父母。当亲生父母向他委婉暗示，希望他能复姓归宗时，他却考虑到养父母尚在人间，不忍对这两位辛苦抚养他长大成人的老人造成任何伤害。直到将养父母养老送终之后，他才将身份证上的名字改为了唐浩明。

关于唐浩明先生的这些传奇身世，我也是近年来才逐渐了解的。我最早知道“唐浩明”这个名字是在二十多年前的大学时代，但真正将这个名字记在心里，是在2008年秋季。当时我在甘肃省酒泉市一所中学任教。有一次，我所在的史地教研组开会，会后聊天，不知怎么聊到了历史小说《曾国藩》，一位年长的历史老师便问我是否读过这部书，我摇摇头。他便语重心长地对我说：“当历史老师，没读过唐浩明的历史小说《曾国藩》是不行的。”我一听，马上惭愧起来。从此，“唐浩明”这个名字便在我心里生下了根。

直到2014年，因缘际会，我来到湖南长沙定居、工作、生活之后，才有机会一睹浩明先生的“庐山真面目”。记得是年底，我在长沙参加了一个中国传统文化公益研习班，其中有一个讲座便是浩明先生的《曾国藩的家教家风》。提前看到课程安排中有浩明先生的课时，我便开始激动，期待那一课的到来。浩明先生那次授课的具体情况我已经完全不记得了，但对他的整体印象却很深，就是大气、宏阔、博学、深邃，从他身上几乎感受不到作家常带给人的那种刻板印象，而是一种典型的学者风范。

此后，有几次看到浩明先生，也都是在台下听他的讲座，听他讲曾国藩的识人用人，讲湖湘文化的精神等。对于浩明先生，我觉得他身上有一种鲜明的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精神风范与理想追求。他像传统士人一样，在读书和立言之外，还积极投身讲学事业，推动社会的文化繁荣，从而移风易俗、教化人心。

第一次与浩明先生近距离接触是在2023年年初的一个宴会上。那是一位德高望重的老工程师的90岁寿宴，现场来了很多客人。我很荣幸担任了整个寿宴的主持人，而浩明先生是需要我在现场介绍的重磅致辞嘉宾。记得那天，浩明先生是带着师母一起来的，也许是受现场喜庆气氛的感染，浩明先生非常开心，完全是一个慈祥宽厚的长者。作为主持人，我介绍浩明先生之后并邀请他上台致辞，当他走过我身边时，还笑呵呵地拍了一下我的肩膀。这让我真切感受到，先生不只是讲坛上谈史论学的先生，同样是生活中可爱温暖的先生。

俗话说，因缘而起。我想，也许正是之前的这些与浩明先生之间的机缘，让我在2023年获得了可以真正走近他的机会。2023年上半年，我所在的湖南出版集团启动了“湖南老出版人采写”项目。这个项目由彭兆平和张子云两位领导牵头，具体要求是：迅速组织一支精干的编辑采写队伍，通过访谈、采写、记录的方式，去“抢救”曾经在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为湖南出版做出重大贡献、产生重要影响的一批湖南老出版人的记忆。幸运的是，我和我的《新课程评论》杂志团队五个人成为了这项“抢救性工程”中最早的一批参与者和执行者。我们的主要任务是对锺叔河、朱正、唐俊荣、唐浩明和蔡皋这五位先生进行深度访谈，撰写文稿，并最终完成《湖南出版五先生》一书。更为幸运的是，在第一次项目协调推进会上，由我来负责采访和撰写浩明先生相关内容的分工决定便被确定了下来。这让我足足兴奋了一整天。

记得与浩明先生的第一次正式访谈是在2023年3月31日，地点是在岳麓书社的陈列馆里。当时我们还带了专业的摄像团队，提前布好了灯，摆好了位置。那天浩明先生穿了一身棕色的西装，儒雅大气。整个采访过程持续了三个小时，基本是按照我和他提前商定的访谈提纲，有条不紊地进行下来的。但先生并非只是单纯地谈出版往事，讲成长故事，而是不断地有现场生发出来的新思考和新观点。那天的采访虽然很充实，让我获得了很多有关浩明先生职业生涯的素材，但他早年成长经历和一生心路历程等细节方面却留下了不少空白。

此后，我又因补充素材单独去拜访了浩明先生多次。每一次，先生对我提出的问题都耐心回答，并且常常有超额的“回馈”。比如，他会沿着我的疑问，适时地给我讲历史小说与金庸武侠小说之间的区别，讲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粹与缺失，讲湘军运动对整个近代湖南乃至近代中国的影响，甚至还讲《大明王朝1566》《走向共和》《大秦帝国》这些历史文学作品的优劣得失。先生的讲解脉络清晰、入情入理，而且娓娓道来。每到这个时候，我都感到有一股福流从全身走过，喜悦而沉静。同时，我还觉得，在先生面前自己并非只是一个访问者和记录者，更是一个从游先生门下的受教者。

尤其令我感动的是，有一次我给浩明先生发了一段信息，说自己这几天正在翻阅他的兄长唐翼明先生的几部著作，我无意间将这些书名都列了出来。没想到，等到我们之后见面交流时，浩明先生竟然从包里掏出一本书，说：“这本书送给你。我看你阅读我老兄的书，里面没有这本。”我赶紧双手接过来，边说“谢谢”边看书名，原来是一本《唐翼明解读〈颜氏家训〉》，正是我没有的。开心之余，真的为先生的细心与用心而感佩。

浩明先生的低调与谦逊，也是我所亲见的。那段时间，有个郑州的朋友知道我正在写浩明先生的小传，就通过微信发来一则素材给我，原来是《学习时报》曾发表的一篇访谈文章。在文章里，有个企业家说，习近平总书记当年在福建主政期间和他交往比较多，因为都喜欢读书，两人也相互送书。那位企业家说，当年习总书记送他的“第一部书是唐浩明写的《曾国藩》，书写得非常好”。看到朋友发来的素材，我颇有几分兴奋，不过也有些许纳闷：与浩明先生交流过多次，怎么从未听他谈及此事，难道他不知道这篇文章？我便将《学习时报》中的那篇访谈文章截图发给了浩明先生。很快，先生就回复了：“孟孟好，谢谢你！这个采访的事情我知道。送书一事后来还收入《闽山闽水物华新》一书的下册。”我赶紧上网买了这本书，书到一查，果然如此。我就非常感慨，浩明先生明明是知道的，却从未提及此事。

为了从更多视角了解浩明先生的出身情况和童年生活，我便想着去武汉拜访一次他的兄长、著名魏晋文化史学者唐翼明先生。我将这个想法告诉浩明先生后，先生很支持，并积极帮我联系翼明先生。拜访唐翼明先生收获亦很大，此处只能割爱，暂且不表。但不得不说的是，相比兄长翼明先生的慷慨激昂、热烈豪迈，浩明先生便显得更加沉静内敛、审慎理性了。

因为不断走向浩明先生，不断走进他的办公室，走进他的家，我也逐渐走进了他的学问世界和心灵世界，便很自然地将他作为了自己崇敬与学习的标杆。因此，我非常珍惜每一次亲近浩明先生、向先生请教的机会。2024年元月，我陪先生去武汉讲学，先生为人之真、待人之诚、学问之精，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2024年4月，我有幸主持了浩明先生与蔡皋先生在书店的一场对谈活动，与蔡皋先生的灵动与本真相比，浩明先生则更平和与智性。这两位先生是两种风格：一个艺术，一个学问；一个绘画，一个文字；一个尚自然，一个崇文化。但他们在根底上，都引导着我们朝真善美挺进。

今年以来，我也常将自己的读书心得和最新文章发给浩明先生，请他指导。每一次读先生的回复文字都很受益，很受鼓舞。可以看出，先生的回复绝不是敷衍之词，更非应酬之语，先生的真与诚流淌在字里行间，对我进一步的阅读、思考与写作常有引导之功和强化之效。

也是受浩明先生影响，这两年，我也逐渐对曾国藩产生了浓厚的兴趣。除了曾国藩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集大成者外，我还觉得曾国藩是一个非常有魅力的人。他的人情味，他的思维方式，他的幽默与智慧，都值得我们关注和研究。尤其是他写的奏折，大多都是好文章的典范。因此，我也产生了一个大胆的想法：跟着浩明先生研究曾国藩。当我将这个想法告诉浩明先生，并请先生为我开列参考书目以便做长期阅读计划时，先生很快发来这样一段文字：“孟孟好，研究曾国藩的确是一件既有趣味又有实益的好事。除了《曾国藩全集》《曾国藩年谱》外，可资参考的书籍还有不少，以后我慢慢给你推荐。我现在想起的有这样几个人的书可以看看：戴逸先生的博士张宏杰、河北大学教授成晓军、富厚堂原所长胡卫平，还有萧一山先生所著的《清代通史》以及曾国荃、胡林翼等人的文集与《左宗棠年谱》《湘军人物年谱》等等。”先生这段话我反复读了好几遍，不是因为其中有长难句不好理解，而是心存感念，心有感激。

浩明先生跟我说，四十年来，他走过了一条从文献整理到文学创作，再到学术研究的道路，看起来扮演了编辑、作家、学者三个角色。不过在我看来，不管从事哪一项文化工作，不管扮演什么社会角色，浩明先生始终走在治史的道路上，始终与史为伴。

当代知名历史学者王家范先生说，研究历史，两个基本条件不可或缺：一是材料，要熟悉过去与现在有关“人”与“社会”的经验性材料，掌握检索和辨伪史料的技术；二是思想，要有自己的体验和心得，能言人所未言，道人所未道。王家范先生这段话用在浩明先生身上再恰当不过了。浩明先生几十年来对《曾国藩全集》等文献的整理就属于治史的材料条件，而他沉潜到历史深处，创作历史小说就属于治史的思想条件。因此，我们读他的“评点曾国藩系列”，便常有一种翦伯赞读唐代史家刘知几的感慨：“而知其才、学、识三者而并有之。”

事实上，浩明先生除了具有“史家三才”，是一代良史外，他身上更为鲜明的还是人格层面的“德”。这样德、才、学、识兼具的先生，便不只是良史，更是良师了。荀子曰：“人虽有性质美而心辩知，必将求贤师而事之。”良史难得，良师亦难得。能够遇见浩明先生这样的良师，我觉得是人生莫大的福气。

摘自《湖南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