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一代人工智能赋能红色文化传播的逻辑理路与实践路径

李成家 欧阳雪     2024-10-29 15:20:59

文/李成家  欧阳雪

随着新一代人工智能的飞速发展及其在传播领域的广泛应用,传播业发展日新月异,这为红色文化传播注入了新动能。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把红色基因传承好,指出“要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用好红色文化,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丰富人民精神文化生活”。因此,如何与时俱进地运用新一代人工智能赋能红色文化传播,讲好党的故事、革命的故事、英雄的故事,提高红色文化传播效能,是亟待研究的问题。

一、红色文化的内涵及当前红色文化传播的困境

关于红色文化的内涵,此前诸多学者已进行了广泛深入的探讨,大致可总结为三种观点:“第一种观点把红色文化等同于‘革命文化’,第二种观点把红色文化等同于‘爱国主义文化’,第三种观点把红色文化等同于‘先进文化’”。这些观点对红色文化的阐释各有侧重及其合理性,本文将这一概念理解为“红色文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从革命战争年代争取国家独立、民族解放到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过程中创造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先进文化”。综上可见,红色文化是中国独有的特色文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创造的宝贵精神财富。当前,传播技术的迭代和传播业态的剧变为红色文化传播带来了新的机遇,但红色文化传播也在外部环境及传播过程内部都面临诸多困境。

第一,外部环境的困境。 首先,当前中国正处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两个大局”之中,在意识形态领域面临多种威胁和挑战,社会的价值取向、人们的思想观念和文化需求日益多元化,这对社会主流意识形态造成了冲击,也不利于红色文化的传播。其次,互联网的普及与新媒体的赋权带来社会信息传播的海量化与“去中心化”,红色文化内容面临被信息海洋湮没的困境,难以形成持续的传播效能。再次,在互联网时代出生与成长起来的“Z世代”青少年普遍具有追逐潮流、突显个性、坚持自我、开放包容等特点,其成长环境与经历决定了他们在“时空距离”上与红色文化较为遥远。

第二,红色文化传播过程中存在多重困境。 比如,在传播主体上依然以党政机构、官方媒体、事业单位等为主,民间组织与普通网民等较少自觉参与,这使红色文化传播不可避免地带有较明显的“宣传”色彩;传播的内容产品存在着同质化困境,缺乏对红色文化资源深度挖掘与创造,内容呈现上特色与创新不足;缺乏对用户文化背景、兴趣与需求的洞察,以“单向传播”为主,反馈互动弱,导致传播效果受限。

二、模式创新与生态重构:新一代人工智能赋能红色文化传播的逻辑理路

新一代人工智能的发展与应用,给人类传播技术、传播环境、传播业态等带来了重大转变。国务院2017年印发的《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中指出:“在移动互联网、大数据、超级计算、传感网、脑科学等新理论新技术以及经济社会发展强烈需求的共同驱动下,人工智能加速发展,呈现出深度学习、跨界融合、人机协同、群智开放、自主操控等新特征。”因此,红色文化传播必须依托加速发展中的新一代人工智能这一变量,提升传播效能。具体来说,新一代人工智能的强大计算力、驱动力、融合力、创新力、变革力等,将全方位全链条赋能红色文化传播的发展。

第一,新一代人工智能可为红色文化传播提供全方位前沿技术支持。 新一代人工智能是融合大数据、算法和模型、机器人、知识图谱、自然语言处理、计算机视觉、脑科学等多种技术和方法的前沿技术体系,其对人类社会各领域和产业带来的根本性变革已初见端倪,“AI+”在各产业的融合实践已从辅助环节或边缘地带不断走向核心环节。

在人类传播活动的发展演变中,技术始终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每一次技术的创新都会伴随着媒介连接场域的生态级变革”。就当前传播业发展来看,“AI+”传播正在不断走向深入融合, ChatGpt、文心一言、Sora等生成式人工智能的涌现和应用带来了传媒与文化产业领域的创新性发展。就红色文化的未来传播而言,新一代人工智能必将为其带来强劲动能,无论是传播者、用户、媒介、讯息、反馈等传播要素的运行,还是内容生产、产品分发、反馈互动、效果检测等具体的传播活动过程,都将日益走向智能化。

第二,新一代人工智能助推红色文化传播模式的变革与创新。 2023年底,毕马威联合中关村产业研究院共同发布了《人工智能全域变革图景展望:跃迁点来临(2023)》,在对中国人工智能产业生态的分析中,关于人工智能应用层形成的人工智能产业图谱中,人工智能在文娱业中的应用重点表现在“泛娱乐、元宇宙、游戏、超高清视频”等方面。例如,Sora的横空出世对视频业生产可能带来的剧烈变革,已引发行业的广泛关注。

从传播过程看,红色文化传播本质上是红色文化信息的流动,是“红色文化”与“传播”的互为一体,正如萨默瓦所说,“文化和传播协同工作——两者不可分离”。因此,要考察红色文化传播过程,推动红色文化传播的创新发展,总离不开对红色文化传播活动构成要素的解析。新一代人工智能技术的应用,将促进红色文化传播构成要素的变革与融合,进而推动红色文化传播模式的根本性变革乃至颠覆性创新。

第三,新一代人工智能可推动红色文化传播生态的重构。 一是对文化传播活动外部环境的建构。从媒介环境学的视角看,“技术这一最实在的物质产品,从其产生之日起就彻底是文化的产物”。的确,媒介技术不仅是传播的载体与渠道,更是直接构建了人类的信息环境与文化环境,并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人类的生活方式。“媒介偏向论”“媒介即讯息”“媒介的意识形态偏向”“媒介情境理论”等带给我们的启示是,新一代人工智能对社会产生了重大影响,正在建构新的文化传播环境。二是赋能红色文化传播活动业态的创新,可带来红色文化传播主体的扩大化、传播内容的智能化、传播方式的融合化、传播情境的多元化等,最终形成红色文化传播智能化生态。

三、思维升级、提质增量、融合创新:新一代人工智能赋能红色文化传播的实践路径

如何将新一代人工智能赋能红色文化传播付诸实践?在正视人工智能、坚持价值引领、树立智能化传播思维的基础上,要充分发挥新一代人工智能的技术优势,从传播内容生产、传播要素融合与模式变革、传播技巧创新等方面发力。

第一,在传播理念上正视新一代人工智能,坚持以人为本的价值取向,树立智能化传播思维。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工智能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重要驱动力量,将对全球经济社会发展和人类文明进步产生深远影响”。2022年以来,ChatGpt、文心一言、Sora等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出现与应用,已引发全社会、特别是传媒与文化领域的密切关注与广泛讨论。在红色文化传播中,既要充分发挥人工智能的优势,也要坚持以人为本,尽量规避与妥善应对其可能带来的问题。

具体来说,一方面要充分发挥新一代人工智能在红色文化的大数据处理、内容生成、精准化个性化推送等方面的优势,助力红色文化产品的生产、传播与服务等。比如,近年来延安在运用前沿传播技术、创红色文化传播方面进行了诸多创新探索,红秀《延安,延安》、长征4D影像实景秀、圣地延安数字博物馆等,都是文化与新一代人工智能技术融合的产物。

另一方面也要正视当前人工智能在技术、伦理与道德、法律等层面可能存在的问题,如数据偏见与数据安全、模型的不确定性、隐私泄漏、算法歧视、法律监管缺位等。总之,“我们应该拥抱人工智能所引发的大模型革命,构筑以人为本的人工智能型大模型发展的战略,强调智能型大模型的价值观”。

第二,在内容生产上提速提质增量,创造更优质更丰富的红色文化产品。 “内容为王”是始终传播发展的不变规律,在红色文化传播中,新一代人工智能的关键价值就是提升红色文化产品智能化生产能力,最终实现红色文化产品生产的提速提质增量。

一是必须彰显红色文化的特质,牢牢坚持红色文化“是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运用到中国实践中所创造的由一系列思想、观念、价值、精神、行为”的本质,体现红色文化的爱国主义、先进性、群众性等价值取向。

二是要在当前红色文献数据库、各地红色基因库等内容库的基础上,通过人工智能开展红色文化资源普查、数据收集与整理等,建设融合红色文物、文献、图片、音频、视频等于一体的红色文化综合数据库,为红色文化内容生产提供应有尽有、真实可靠的数据资源。

三是要打造生成式人工智能红色文化大模型,通过训练不断修正与优化模型,生产融合多种符号元素、更加丰富多样的红色文化产品,提升内容生成的速度与质量。当然,数据库建设、大模型打造等都是系统工程,建设之路还任重道远。在这方面,央视总台推出的解读中华古籍典藏、诠释中国古典神话系列作品,上海人工智能实验室研发的文生视频大模型“书生·筑梦”,中国人民大学研发的多模态预训练模型“文澜”等这些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内容生产方面进行的探索值得借鉴与参考。

第三,在传播要素上强化融合,建构红色文化智能化循环互动传播模式。 融合性是新一代人工智能的重要特性,具体表现在技术融合、人机融合、产业融合等多方面,这也推动着红色文化传播与人工智能的融合,建构红色文化的智能化传播模式。在红色文化传播中,可在传播的主体、内容、方式、反馈等方面强化融合。

一是传播主体的融合。在党政机构、官方媒体与事业单位之外,更要通过与人民群众密切相关的日常文化活动,融合民间组织与广大网民,让其自发乃至自觉地成为红色文化的传播者与参与者,让红色文化成为寻常百姓家的文化议题。

二是内容上的融合。这里的内容融合,是指要将红色文化内容广泛地融入教育、旅游、游戏、文博、会展、消费、公共服务等其他行业之中来进行传播,让红色文化更深地融入百姓的生活之中。如近年来红色文化旅游业发展成效显著,红色研学路线、红色旅游类APP、红色数字场馆与“云游”场馆建设等,实现了文化效益与经济效益的统一,可总结并进一步提升其智能化水平。

三是传播方式与反馈互动上的融合。要结合传播主体、传播资源与内容特色等,在智能传播方式上进行创新,重点在精准化传播、交互式传播、沉浸式传播、跨平台传播等方式上进行融合探索,形成多维互补的传播矩阵。同时,在红色文化智能传播的反馈环节,也可实现传播者与用户之间主体角色、传播者内容与用户反馈内容的融合及循环交互式传播等。总之,红色文化传播构成要素的融合互动、传播过程的循环等,最终将构建出红色文化的智能化循环互动传播模式。

第四,在传播技巧上进行融合与创新,提升红色文化传播效果。 关于传播技巧,有学者认为“是在说服性传播活动中为有效地达到预期目的而采用的策略方法”,本文认为这一定义所指只在说服性传播活动中采用传播技巧未免过于狭隘,事实上人类所有的传播实践活动都会有意或无意中运用到传播技巧。

红色文化的传播活动,既是人类文化具有的自发表现,又是党与人民的自觉行为,通过传播技巧的融合与创新有助于提升红色文化传播效果。当前主要可通过精准推送、互动参与、沉浸体验、场景营造、共情反馈等传播技巧的融合与创新来促进经红色文化的智能化传播。

一是通过洞察把握用户的文化背景、价值取向和个性需求,实现红色文化的精准化个性化推送与差异化服务。比如,对于青少年的红色文化精准传播,要重点把握青少年在历史文化学习、价值观塑造、精神引领与激励等方面的需求,结合青少年的媒介使用情况,重点通过新媒体社交传播、沉浸式体验、互动参与等策略精准推送他们需要的红色文化内容。

二是通过融合VR、AR、MR等技术进行场景传播与沉浸式传播,提升用户对红色文化的体验与情感共鸣。在这方面,目前已有不少成功案例。例如,贵阳打造的国内首个以长征为主题的行浸式数字科技体验馆——“红飘带”自2023年10月开始运营以来火爆出圈,已成为贵州文旅新地标。在这方面,作为伟人故里的湖南还大有可为,2024年有省政协委员建议打造“数字韶山”、建设有世界影响力的红色旅游目的地,这值得进一步研究。

三是坚持以用户为中心,通过红色文化的情感传播、游戏传播等策略引发用户的情感共鸣,提升用户的互动参与,鼓励用户进行UGC内容生产与传播,激发用户对红色文化的交互传播与共情行动。总之,这需要我们结合人工智能的应用与传播业发展的前沿动态,在红色文化传播技巧上进行探索与创新。

(作者李成家系湖南财政经济学院人文与艺术学院网络与新媒体系主任、副教授,湖南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博士后;欧阳雪系湖南财政经济学院网络与新媒体专业学生)

摘自《华声·传播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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