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王羡兰

从周式到王先谦，岳麓书院可考的山长有58位，他们既是同时代一流的学者和热衷教学之人，又是德行、声望、学识出类拔萃的硕学鸿儒。如果把58位山长的名字一一串缀起来深入研究，就会发现，一部山长史其实就是一部岳麓书院兴衰史。

壹

　　岳麓山上的枫叶悄然点亮，漫山遍野，红得灿艳、炫目。

掩映在红枫中的岳麓书院古朴庄重、工丽典雅，每一组院落、每一块石碑、每一片黛瓦、每一棵香樟，都闪烁着时代的光华。游走在清幽的庭院内，不知不觉间像是走进了一本册页泛黄、厚重如山的史书中，一位又一位流光溢彩的“山长”步履从容，款款走来……
　　北宋开宝九年（976年），素来喜欢兴办学校的潭州（长沙）太守朱洞相中了岳麓山这片“风水宝地”，在僧人办学的基础上，“因袭拓增”，创建岳麓书院，时“讲堂五间，斋舍五十二间”。
　　谁来负责书院的具体办学事宜？凭何朱洞和陶岳、周式被并列称为“湖湘文化的启先声者”？这不仅仅是因为他创办了岳麓书院，还因为他在大中祥符五年（1012年）推举周式出职首任“山长”。
　　《周记·地官》曰：“三日顺行，以事师长。”国人历来视师为尊、为长。宋朝陶岳《荆湘近事》载，五代十国时期，蒋维东隐居衡山讲学，受业者弥众，进山求学的士子均尊称蒋为“山长”。岳麓书院沿袭了“山长”这一称谓，用今天的话说，就是学校校长。
　　岳麓书院可考的山长有58位，他们既是同时代一流的学者和热衷教学之人，又是德行、声望、学识出类拔萃的硕学鸿儒。对于每一位山长来说，安守一座山的诱惑力，要远远大于显赫朝堂。如果把58位山长的名字一一串缀起来深入研究，就会发现，一部山长史其实就是一部岳麓书院兴衰史。
　　宋朝王应麟《玉海》云：“（周）式以行义著。”潭州府湘阴县人周式好像天生就爱聚徒讲学，诲人不倦。和湘学宗师胡宏一样，一代“真儒”周式也是张栻的老师，“南轩（张栻号）问舜五十而慕父母，（周）式随应曰：‘此即大人不失其赤子之心。’南轩重之”。
　　很快，岳麓书院在周式的苦心经营下就小有名气了。大中祥符八年（1015年），真宗慕名在内殿召见周式，两人相谈甚欢。周式神态自若，侃侃而谈，每讲到精彩妙趣处，真宗便忍不住抚掌击节、开怀畅饮。或许真宗真的被周式人品和学识打动了，欲授周式为国子监主簿，留其在皇宫做主讲。国子监主簿虽是从七品官衔，但很多读书人皆仰慕这个职位，试想想，给皇家子弟做主讲，那可是未来皇帝或者一众王子的老师啊，功名利禄岂不唾手可得？
　　“书中自有千钟粟”“书中自有黄金屋”，曾经写下《劝学诗》的真宗虽然想不明白周式为何执意要回岳麓书院做山长，可嘉许兴学的真宗还是拗不过放行了，赐周式对衣鞍马、内府书籍，并题赐“岳麓书院”匾额，让其回潭州潜心教学。
　　扛着“岳麓书院”匾额，周式乐颠颠地回到了岳麓书院。宋时，皇帝召见一个书院山长尚属首例，岳麓书院因“朝廷重之、士望归之”而风闻天下，学生由建院之初的60余人增至100多人，超过了其时官学国子监的规模，与江西庐山白鹿洞书院 、河南登封嵩阳书院、河南商丘睢阳书院，并称天下“四大书院”，“鼓笥登堂者相继不绝”。
　　建炎四年（1130年）二月，金兵攻陷潭州，劫掠六日后，屠城而去。其后，潭州“群盗大起”，岳麓书院被洗劫一空，几近旷废。乾道元年（1165年），向以崇儒重道为己任的刘珙担任湖南安抚使兼知潭州，“葺学校，访雅儒，思有以振起”。次年，已是断壁残垣的岳麓书院得以重建。可是，请谁做山长？看着修筑一新的书院，刘珙有些犯难了。揆情度理，当然非开启湘学之统的胡宏莫属，且胡宏亦有此意，特地向秦桧写信，表示欲任岳麓书院山长一职。秦桧再度拜相时，曾有意征召胡宏出仕，谁知胡宏却托病搪塞不出。许是秦桧生了恨意，对胡宏的来信迟迟不作答复。
　　无奈，殚见洽闻的刘珙只好延聘胡宏的高足张栻出任山长。这下就让张栻尴尬了，不是张栻不想当山长，而是他认为老师心心念念未能得到的位置而被学生得到了，这是对老师最大的不恭。于是，张栻推拒。可是，推来推去，推不脱，不得不就的张栻只是答应聘为岳麓书院主教，代行山长职事。　

贰

当即，张栻欣然渡江前往岳麓书院察看。岳麓山上飞珠溅玉，溪流潺潺，岳麓书院亭台琳琅、楼阁焕然。当张栻看到掩藏在浩瀚层峦之中的书院面朝奔流不息的湘江时，不觉怦然心动，朗吟曰：“流泉自清泻，触石短长鸣。穷年竹根底，和我读书声。”《岳麓志》云，张栻“最赏其处”。
　　“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可想，岳麓书院那些埋首苦读的学子，谁没有“争驰功利之末”的心思？当时，书院好似单纯成了学子追求功名、跻身官场的跳板……鉴于这种情况，张栻对岳麓书院进行了更张，倡导“成就人材，以传道济民”的全新教学观念。
　　“侯之为是举也，岂特使子群居佚谈、但为决科利禄计乎？亦岂使子习为言语文辞之工而已乎？盖欲成就人才，以传道而济斯民也。”张栻感慨地告诉学子，刘珙重修岳麓书院的目的并不是培养惯于清谈、应对科举考试和只缀辑文辞功夫的庸竖之人，而是要造就注重德行操守，传道济民的经世安邦之才。
　　张栻不遗余力地教学生辨义利，明人伦，自编教材《孟子说》，“学者潜以孔孟，必求其门而入，愚以为莫先于义利之辨”。他觉得为学没有比分清义和利更重要的，义，是本心所应当做的，不是有所为才去做的，有所为才去做的，都是人欲，而不是天理。士子应当“见义忘利”，而非“见利忘义”，为功名利禄而读书。
　　学习要循序渐进，坚持不懈，由浅入深，由低到高，由粗到精，通过日常的“洒扫应对”的锻炼来履行弟子职责，再之“习乎六艺之节”，参与各种祭祀等实践活动，再经过“弦歌诵读”后进入到《大学》所指的格物致知阶段。张栻要求学子做到知行并发，“行之力则知愈进，知之深则行愈达”，知行两者缺一不可，如车之双轮、鸟之双翼。在张栻的精心培养下，岳麓书院的弟子重躬行践履，吴猎、彭龟年、游九言、赵方等“岳麓巨子”皆成了湘学的中坚力量，对后世“经世致用”的学风浸染甚远。
　　乾道三年（1167年）秋，朱熹从福建专程来到岳麓书院造访好友张栻，两人造就可载入史册的学界盛事。朱熹、张栻“潭州嘉会”共两个月的时间，那一段时日，岳麓书院讲堂上硝烟弥漫，两位理学界顶尖大师唇枪舌剑，互为论敌，就《中庸》 之义展开争辩，进行一场别开生面、电光石火的思想碰撞和学术交锋，其神色里丝毫没有露出“三日不曾合眼”的倦怠。讲堂周围，密密匝匝挤满了岳麓书院生徒和闻风而至的外地学子，而通往岳麓书院的路上，依然车马不绝，尘土飞扬。
　　朱熹和张栻虽在会讲中对理学的一些问题仍存分歧，却并不妨碍加深彼此之间的欣赏和感情。“泛舟长沙渚，振策湘山岑。烟云眇变化，宇宙穷高深。怀古壮士志，忧时君子心。寄言尘中客，莽苍谁能寻。” 张栻见证了他们欲穷高远志向和高山流水般的知音之谊。
　　更让他们感到欣慰的是，会讲给天下的书院和读书人带来了自由讲学精神和兼容并蓄的学风。“自此之后，岳麓之为岳麓，非前之岳麓矣！”有的士人“以不得卒业于湖湘为恨。”
　　乾道五年 （1169 年），张栻知严州（桐庐），彪居正任岳麓书院山长。和张栻同为胡宏门下，彪居正深得胡宏仁、敬之学，“圣门工夫，要处只在一个敬字”。被时人称为“彪夫子”的彪居正，其教学理念比张栻还要放得开，“论《大学》次第，开学者义利公私之辨”，一时间，岳麓书院成了湘学的传播基地，黄宗羲不得不发出感叹：“湖南一派，在当时为最盛。”
　　绍熙五年（1194年），在“朱张会讲”27年之后，朱熹任湖南安抚使兼知潭州。甫一上任，他就重整岳麓书院，颁行《朱子书院教条》，题写了“忠孝廉节”四个大字。朱熹意欲用这种方式来提点书院的诸生，该做一个怎样的人？经过整治，岳麓书院再次进入繁盛时期。

叁

淳祐十年（1246年）理宗赐“岳麓书院”匾额，同时别建湘西精舍于岳麓书院南。德祐元年（1275年）元军攻破长沙，岳麓书院被付之一炬。当时，书院几百学生参与抗元，潭州城破后大多随山长尹谷一道自杀以殉高洁。元朝统一全国后，极力推动书院的恢复和发展，长沙学正刘必大重建岳麓书院，早废10余年的岳麓书院又见生机。

　　元朝延祐元年（1314年），长沙别驾刘安仁主持岳麓书院大修。只是，整个元朝，岳麓书院没能寻得一位出色的山长，仿佛繁密丛林的风涛湮没了学子的琅琅书声，阳光下，唯有书院屋顶的琉璃瓦仍熠熠生辉。元末战乱又起，至正十八年（1358年），岳麓书院再度毁于战火。
　　明初，朱元璋奉行“治国以教化为先，教化以学校为本”之策，全国书院大多颓废。岳麓书院亦然，似是山中一颗隐秘的珍珠，阒然沉寂。明朝弘治九年（1496年），长沙府通判陈钢方才恢复了岳麓书院的旧貌，首创崇道祠，并请来山长叶性重开学业。这之后，经过历任长沙地方要员的多次修复扩建，岳麓书院主体建筑第一次集中在中轴线上，主轴线前延至湘江西岸，后延至岳麓山巅，配以亭台牌坊，于轴线一侧建立文庙，形成了岳麓书院历史上亭台相济、楼阁相望、山水相融的壮丽景观，奠定了现存建筑的基本格局。
　　叶性以人品和德行闻名于天下，学子闻之纷纷前来求学，岳麓书院又开始迈向中兴。
　　万历十年（1582年），岳麓书院迎来了一位状元山长张元忭，顿时，“士风翕然丕变，湖南正学，绝而复苏”。
　　张元忭是王（阳明）门七派中“浙中派”创始人王畿的弟子，但他并不恪守王学，相反，他对王畿乃至王阳明的一些观点、思想表示怀疑和批评，注重经世致用思想，查是湘学精髓。王学有些好空谈，针对这一流弊，张元忭提出了“当今所急在务实，不在炫名，在躬行，不在议论。愈笃实，愈光辉，愈易尚，愈广大”。
　　这一阶段，恰逢张居正执掌宰相，诏毁天下书院，禁止自由讲学之时。张元忭不管张居正那些，继续执教主讲，且聘请一批著名的王门弟子来岳麓书院讲授良知之学，湖湘四方学子纷纷慕名而来岳麓，潜心学问。岳麓山下，湘江河畔，学子穿梭，书声琅琅。
　　张元忭视湘学为正学，推崇岳麓书院“忠孝廉节”之传统，只不过他更新了形式，特拟了《内馆八条》：“忠、廉、诚、慎、慈、俭、谦、和。”有趣的是，他还各系以诗，摘史传中贤宦事迹，各为训解，日取一条，让两个年长弟子宣读两遍，其余的学生围绕在旁聆听，然后再齐声歌咏。
　　有一位张元忭教的学生叫吴道行，他是善化（长沙）人，听着岳麓书院山长的故事长大，对岳麓书院怀有深厚的感情。年岁稍长，则入书院求学，接受张元忭主讲的正学。崇祯六年（1633年），吴道行任岳麓书院山长，长达10年。
　　吴道行首编《崇祯岳麓志》，致力于殷勤讲贯朱（熹）张（栻）之学，力纠王学空疏之弊，使明末长沙岳麓书院与无锡东林书院 成遥相呼应之势。《善化县志》载，吴道行“留心经史，百家诸子，兵饷军政之属，部决利弊，悉见施行”，延传“道南正脉”。崇祯十四年（1641年），高世泰任湖广按察使司佥事、提督学政，次年来岳麓讲学，并协助修葺书院。吴道行与高世泰成为至交好友，两人共同为恢复理学正宗，培养出了一代思想巨擘王夫之。
　　崇祯十七年（1644年）三月，明朝覆亡。已是84岁的吴道行“郁郁不自得，一日趋吉藩故邸，望阙痛哭展拜，舆归（岳麓）山中”，最后一次经过钟情一生的岳麓书院时，好像时间倒流，吴道行看见了年轻的自己正与诸生一起，在学馆内同声歌咏张元忭之诗：“勿欺请绎宣尼训，留取丹心答圣明……”不久，吴道行遁入岳麓山深处，“不食而卒”。

肆

但凡到过岳麓书院的人，不仅会陶醉其园林之美和建筑之妙，还定会被书院声名遐迩的各式楹联所吸引，享用一顿传统文化的饕餮大餐。岳麓书院博古通今、文采斐然的山长，大多给书院献上了传世佳联。
　　清朝嘉庆十七年（1812年），袁名曜受聘岳麓书院山长。这天，刚刚又经历了一次大修的书院井然有序、焕然一新。受门子之邀，袁名曜领着诸生聚集在书院大门口，情绪高涨地准备为书院大门撰联。一副旨趣深远、意境上乘的对联，既能展现书院的风神底蕴，又能督催弟子奋发好学的精神。
　　沉吟一番后，袁名曜引用《左传》 中“虽楚有材，晋实用之”的典故吟出上联：“惟楚有材”，然后，他面含鼓励的笑容望向诸生。正当诸生冥思苦想不得之际，一个名叫张中阶的贡生应对道：“于斯为盛！”
　　袁名曜大为惊喜。“惟楚有材，于斯为盛。”这副简约有力、傲视群伦，集《左传》《论语》名句而成的传世名联就此撰成。众人莫不忭跃称道，一阵阵吟联声、喝彩声在书院大门的上空响起，天下舍我其谁的豪迈气概进而生发。
　　历史总会出现玄妙的时刻，袁名曜和张中阶都没想到，他们一起合撰的这副对联不仅天下闻名，成为岳麓书院的门面担当，竟然还吹响了预言的号角，成为书院人才蔚起的真实写照。余秋雨《千年庭院》 云：“口气甚大，但低头一想，也不能不服气。你看整整一个清代，那些需要费脑子的事情，不就被这个山间庭院吞吐得差不多了？”
　　就在这副对联挂出来的几十年时间内，岳麓书院迎来了人才“井喷式”呈现的惊人局面。《宁乡县志》载，袁名曜“足迹遍天下，尤留心舆图厄塞，河渠险隘，古今沿革。”其对魏源编撰《海国图志》、为国人打开了睁眼看世界的第一扇窗影响深远。
　　相对于“惟楚有材，于斯为盛”的简约，在书院讲堂两壁，有一副长达66个字的对联“飞流直下”，气势磅礴：“是非审之于己，毁誉听之于人，得失安之于数，陟岳麓峰头，朗月清风，太极悠然可会；君亲恩何以酬，民物命何以立，圣贤道何以传，登赫曦台上，衡云湘水，斯文定有攸归。”
　　乍一看此联，便有一种心头被击中的感觉。细读之只觉内涵丰富、境界阔大、韵味悠长，心灵深处也随之变得豁亮舒朗起来。通过读联，就会明白，人在壮阔山水面前，往往在瞬间觉得自身渺小，不自觉地将荣辱得失置之度外，拥有更开阔的胸襟和视野。遥想那时岳麓书院诸生，想必也会在繁重的课业和考试之余，三两结伴登上岳麓山峰和赫曦台，沐浴清风明月，俯瞰衡云湘水，隔江观望对岸红尘里的长沙，领悟天地万物的道理，思索“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之要义。
　　这副长联是由乾隆十九年（1754年）担当岳麓书院山长的旷敏本撰写，也是岳麓书院史上字数最多的一副对联。岁月流淌，这副对联至今还在润泽世人的心灵，犹如旷敏本其人和他吟咏岳麓的诗句“岳麓如今真个到”“瓣香今日有侬来”，清新自然，天雨流芳。
　　在岳麓书院讲堂一侧的墙壁上，嵌有一块小小的像一个镜框般的黑色四方勒石。即若很不起眼，但是经过的游人，却总要驻足凑近凝视良久。
　　乾隆十三年（1748年），岳麓书院破败不堪，长满荒草。时任长沙知府昌南村忧戚难安，“吾守此郡而不能复岳麓书院，吾不能见先人矣！”昌南村把自己的薪俸捐出来，请“文章品行，望重乡国”的王文清出任岳麓书院山长。《岳麓书院学规》是由王文清手定，他曾两度担任岳麓书院山长，门下士有成就者达四百余人，全因岳麓书院“蛟腾云雨施”。
　　《岳麓书院学规》共有18条，每条6个字：“时常省问父母；朔望恭谒圣贤；气习各矫偏处；举止整齐严肃；服食宜从俭素；外事毫不可干；行坐必依齿序；痛戒讦短毁长；损友必须拒绝；不可闲谈废时；日讲经书三起；日看纲目数项；通晓时务物理；参读古文诗赋；读书必须过笔；会课按刻早完；夜读仍戒晏起；疑误定要力争。”
　　王文清主持的岳麓书院讲学活动很灵活，“讲于堂、习于斋”，学生主要是以自主学习、研修为主。山长们一直提倡质疑问难，以此激发学生辩难求真的主动学习精神和独立思考的能力。在《岳麓书院学规》之前，康熙五十六年（1717），山长李文炤曾以岳麓书院第一份学规《朱子书院教条》为基础，续订了学规，里面专门讲到读圣贤之言，“宜端坐辩难，有不明之处，反复推详。或（李文）炤所不晓者，即烦札记，以待四方高明者共相质证，不可蓄疑于胸中也。”
　　同在康熙年间担任过岳麓书院山长的程佑祉治学更是爱追究根源，他读春秋书时发现有一处疑问，竟然带着干粮奔走在吴越间，与诸老相互质证。极重视实事求是功夫的张栻曾说过，天下的祸事，莫大于似是而非，似是而非，有时就是霄壤之别，为学之事，岳麓书院的山长和学子岂能含糊闪避？

伍

清朝乾隆、嘉庆年间是岳麓书院的鼎盛时期，不足60年内两次获得皇帝赐颁 “学达性天”“道南正脉”匾额。名气愈大，对就任的山长要求就愈高，乾隆元年（1736年）“上谕”昭示，要礼聘经明行修、品行方正、素为士林推重者为山长。因老成宿望、学行兼优，罗典在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始聘为山长。
　　“借山光以悦人性，假湖水以净心情。”讲学之余，罗典经常拿出自己的俸禄，带着诸生在书院因地制宜地栽花种竹，凿池养鱼，把瓦砾凌乱、草木秽杂的数十亩荒地改建成柳塘烟晓、桃坞烘霞、花墩坐月、风荷晚香等“八景”，让岳麓书院建筑群与周遭环境实现了“天人合一”。同时，罗典还乐此不疲地把曲曲折折的廊道修到花丛中，以便观赏春花秋月、夏荷冬雪。
　　做罗典的学生无疑是件令人羡慕不已的事，他们时不时能走出封闭枯燥的书斋，到优美清新的大自然去上一堂移动的“文艺课”。山长带他们看山花，听山歌，徜徉亭台池坞之间，于大自然游息中体察万物、活跃思维，进而培养德行见识、陶冶气质性灵。
　　罗典讲学手舞足蹈，极具个性。因此遭到了个别湖南巡抚的攻击，上奏朝廷污称罗典为人狂傲，不堪师表，哪知嘉庆皇帝批驳：“罗典文艺优长，非尔所及，手舞足蹈，正是其读书有得，宁可议耶！”连嘉庆皇帝都嘉许罗典，那些上奏的巡抚也只能对罗典“以宾礼礼之”。
　　“地接衡湘，大泽深山龙虎气。学宗邹鲁，礼门义路圣贤心。”罗典掌教岳麓书院27年，长沙人才辈出，肄业人数3倍于朝廷规定的学子数目。那时，湖南拥有200多所书院，唯罗典弟子科举就占了举人一半，其间还出了个状元彭浚。
　　无巧不成书，嘉庆二十三年（1818年）继任岳麓书院山长的欧阳厚均也像老师罗典那样，在山长这个位置上深耕27年之久。
　　一切那么相似，一切又变得不一样了。曾经那个在岳麓书院寒窗苦读、一心热衷于举业出仕的菁菁学子，半生归来时，却已是尝尽尘事冷热，对功名富贵心如止水了，或许这就是命运中的冥冥安排……追念昔游，惓怀往事，回到阔别30多年的书院，欧阳厚均的胸中自然滋生出难以言喻的情感。
　　欧阳厚均对岳麓书院的一切都特别关注，查看斋舍，训迪学子，无比恪尽职守。自己已绝意仕途，他也不想把学生束缚于科举功名内。他撰写励志诗九首，敦品励行和指导为学的态度及方法：“小阴分阴，古人所惜”“一技之妙，及凝于神”“为山九仞，毋息尔肩”。
　　在岳麓书院历任山长看来，书院与官学并非对立，而是“和而不同”。于科举取士的大环境下，岳麓书院不可能独立到科举制度之外。岳麓书院在坚守自身特色的基础上去适应科举，并通过自身的努力纠正培养科举人才过程中出现的偏差。生徒不但要会科举，还要对文化、对社会有担当，既要掌握儒家经典，做一个“致君泽民”的经世之才，也要学习具有应对社会生活的基本能力，“出为良臣，处为良士”。
　　传统教育中多是训斥方式，不太注意学生的自尊心。欧阳厚均则勇于破除以往框框式的教书模式，善于运用今天称之“正面教育”的方法。他主张对学生要严，但要严得恰当，特别要“于培养之中寓鼓励”，以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增强学生的自信心。每当他发现学生有”日新月异”的好文章，便击节欣赏，并于当世文人学士质证研讨，对“中材”者，则予以督促鼓励，故而，岳麓书院“负笈从游者，济济称盛”。
　　湘水日夜奔流，麓山静默如初。在欧阳厚均盘桓岳麓书院的27年里，不知迎来送往了多少拨负笈学子。在其教诲下，仅道光五年（1825年）就有28人金榜题名，其中，曾国藩、左宗棠、胡林翼、郭嵩焘、李元度等，几乎半部中国近代史都是欧阳厚均山长的学生所书。
　　晚清时期，岳麓书院似乎失去了活力，昔日之盛无存。光绪二十年（1894年），“姿如柳弱秋先觉，心似葵倾日愈高”的王先谦接任岳麓书院山长。彼时，长沙维新思潮兴起，为了顺应时代变革的潮流，王先谦请来梁启超讲学，为了让学生“开广见闻，启发意志”，识时务，开风气，特意将《时务报》定为书院必读教材。
　　同时，王先谦颁发《月课改章手谕》和《新定译学会课程》，引入了分科分班、百分制、按钟点上下课、交费上学、毕业文凭等一些西方教育的概念与办法。一番折腾后，书院课程分经、史、掌故、算、译五门，经、史、掌故由山长亲自督课，算学别立斋长，译学另延教习，从此，岳麓书院改变了经史一统天下的格局，第一次出现了“西学式”。
　　这貌似可以让岳麓书院迎来新的转机，然而，王先谦围绕科举兴学的一切努力莫不被新式思想冲击得粉碎。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岳麓书院废为湖南高等学堂。山中岁月长，林深不知去。那天，夕阳余晖，如诗如画，岳麓山上的层林被映照得如火焰般殷红，王先谦孤立在岳麓书院前，深情地回望了一眼曾经出没近10年的书院大门，倔强地将头上的辫子向后一甩，步履蹒跚地没入市井之中……
　　至此，叫了近千年的岳麓书院山长已成历史。

摘自《长沙晚报》  

作者：王羡兰

责编：罗嘉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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