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日报·新湖南客户端 2024-11-12 13:38:28
文|钟先鲜
人的一生要遭遇许许多多次“离别”,相聚不易,离别更不易。
真正让我记得离别的忧伤是1980年,我们一家三口,坐上由二弟赶着的勒勒车离开内蒙古“五福堂”那个边远乡村时的离别情景。
公公婆婆,大妹二妹还有三弟紧跟勒勒车,还有一些亲戚和乡邻也紧随其后,他们擦拭着眼泪站在村口,送我们远行。我看到公公不停地用衣袖擦着眼泪,婆婆放声大哭,妹妹们也是呜呜咽咽,我看到坐在我身旁的丈夫也在抹泪。那时我没有哭,二弟也没哭,我抱着孩子没有一点反应。我兜里揣着几封信和那很多年不曾见过面的亲生父母和三个姐姐的照片,心里想着与他们见面时的场景,有些惊喜、茫然与窘迫。
直到二弟把我们送到汽车站,看到他一个人赶着空空的马车转身离开时,我终于哭了。
这不是我第一次经历离别。第一次离别是在我三岁那年。
那是1957年,我父亲锺叔河和母亲朱纯被双双开除公职,离开他们工作的单位,拖着三个孩子艰难地谋生。那会儿母亲肚子里已经怀着我,我是他们的第四个孩子。
1958年,我出生了,但我的到来给父母带来了更大的麻烦。父亲一个书生气十足的人,在货站拖起了板车,握笔杆子的母亲学起了木匠。为了一家人的温饱,他们竭尽了全力。1961年,我三岁了,听说内蒙古福利院接受内地孤儿,父母经在那边工作的朋友介绍,把我送往汉口,由他们的朋友带往呼和浩特送进“内蒙古第一社会福利院。”
从此 ,我与父母天各一方,人生被改写。
3岁的那次离别,我经历过撕心裂肺的喊叫,但没有记忆。后来听母亲说起,父亲把我抱上三轮车时,他哭了,不但哭着喊我的乳名,还追着那个载着我的三轮车跑。那是一次绝望的别离。
但十八年后的这场离别,带给我长久的伤痛。
那是1979年,父母平反恢复公职后,通过政府部门找到了我的下落,此时的我已为人母为人妻,那年我二十岁。
在内蒙古十八年的岁月,平静而安稳。突如其来的改变,让我心底的伤痛再一次被揭开。
有了从小的离别到长大后的一次次聚散,从此我的人生中,留下了一道越不过去的坎儿。我一直不敢面对人生中的那些个站口:村口,车站,机场。我不敢送客,即使是别人送我,我也不敢回头。
1980年,我们一家三口从内蒙古迁回长沙,这四十多年来,每四五年一次回内蒙古探亲,两家的亲人往来看望,不论是长辈还是同辈,迎来送往都是我丈夫一人,我只敢站在自家门口挥挥手作别。
有人说“童年的苦痛,需要一生来疗愈。”我的人生大概需要一生的疗愈吧!
近来读到杨降先生的散文《回忆我的三姑姑》。里面有一个“别离”的场景,说她的三姑母要出国读书去了,她和大姐姐到车站来送别,她看到三姑母频频拭泪频频挥手,那声长长的汽笛声与站台上送别的人们的哭泣声搅和在一起 ,让她永远把“火车叫”和人们的哭泣联系在了一起。
由此想到我所经历的离别,内蒙古和湖南,都有爱着等着我的家人, 我的一生都在为爱奔波,是不幸,也是幸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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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湖南日报·新湖南客户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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