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丨曹凡

主持人的介绍

主持人龚旭东老师首先介绍了此次新书分享会的与会嘉宾。易彬先生是大家熟悉的现代文学研究学者，成果丰盛。他拿出了最新的研究成果，经过多年耕耘撰写而成的《彭燕郊年谱》。今天是这本书的新书分享会，也可以说是第一次的新书发布会。同时我们还请来两位学术大咖，一位是复旦大学中文系的现代文学研究学者张业松教授，他也是湖南人，在现代文学研究界享有盛名;另一位是中南大学学者孟泽教授。

昨天和今天，中南大学人文学院、中国现代文学文献研究中心与《文艺研究》《新文学史料》《中国文学研究》编辑部等单位联合做了一场非常好的学术研讨会，叫做“新视野·新史料·新方法：胡风与七月派”。这个研究会应该说可以成为《彭燕郊年谱》新书分享会一个重要的背景，因为彭燕郊先生是从七月派里面出来的，龚旭东老师认为他属于七月派，又超越了七月派。接下来就请易彬先生简要地介绍一下《彭燕郊年谱》编撰的缘起以及编撰的基本过程。

分享会的主要内容易彬老师首先向此次新书分享会到场的嘉宾，还有旁听的各位朋友，包括北京鲁迅博物馆的常楠女士表示感谢，并在正式分享前对彭燕郊先生和年谱做了一个简要说明。

彭燕郊是福建人，但是我们也习惯把他称为“湖南诗人”。为什么这样讲?因为他在1950年从北京来到长沙以后，就一直在这里，他人生三分之二的经历都在湖南，所以我们有足够多的理由把他当成是一位湖南诗人。这本书是彭燕郊的第一本年谱，不同于一般的著作，年谱是围绕一个人的生平展开的非常详细的记载，是能够精确到日的，有时候甚至会精确到上午、下午或者晚上某个时间点的一种文体。

一、《彭燕郊年谱》撰写缘起及过程

2005年上半年，彼时还是博士生的易彬老师，在湖南省图书馆的一次诗歌会上向彭燕郊先生提出做一个口述史的想法。先前有人给彭先生做过一些零散的访谈，但还没有谁给他做过完整的口述。那时易老师已经准备做穆旦的研究，直觉有这么一个著名诗人，已经85岁高龄但依然保持很好的记忆力、依然保持诗歌探索的激情，而他就自己的身边，有机会去做。之后从当年的8月份开始陆续做了一些工作，几年下来就有相对完整的晚年口述。

但实际上，在比较长的一段时间内，易彬老师在彭燕郊研究上的推进不是很多，因为当时他将精力更多地放在了穆旦研究上。直到2013、2014年左右，穆旦研究的工作告一段落，他认为可以开启一段新的研究了。抱着为彭燕郊的重要性来做一些工作，或者为历史做一些文献整理的想法，随着所掌握材料的丰富，彭燕郊年谱的相关工作也就慢慢开展了。但最开始做的并不是年谱，而是《彭燕郊陈耀球往来书信集》。陈耀球是彭燕郊在湘潭大学的同事，翻译过阿赫玛托娃、茨维塔耶娃、普希金等人的诗歌，作为俄国文学的翻译者，他当年可能小有名气，但时过境迁，现在人们基本不记得了。最后成型的书信集收录了这两个人从1983年到2007年间的600多封书信。

等到2020年彭燕郊一百周年诞辰时，易老师手头已经撰写有彭燕郊20多万字的一个年谱，就申请了当年的国家社科基金后期项目。从2020年到现在，又经过三四年的不断完善，《彭燕郊年谱》终于面世。这本书看起来确实可能有一点厚，但只要想到其中包含有作者从2005年开始到如今近二十年的工作历程也就能够理解它的厚度了。或许，将这么多的字数平摊到将近二十年的时间里，厚度也就不那么醒目了吧。

二、站在新的历史维度上看彭燕郊

研究工作并不是简单的资料整理，研究者总还是希望在历史中也能投射出自己的某些想法。易老师在穆旦和彭燕郊方面投注了非常多的研究精力。在他看来，两者虽然是同时代人，但他们的经历、身份有很大差别。穆旦主要是从现代主义的方向展开，被划定在所谓“九叶派”之中(虽然这个说法还有待商榷)，而彭燕郊往往被认为是“七月派”诗人，是偏向现实主义的脉络的。在完成穆旦研究的相关工作之后，展开彭燕郊研究、特别是年谱的撰写，可以从另外一个维度进入历史。实际上，随着研究工作的逐步深入，就会发现像彭燕郊这样的诗人，到最后已经很难用“七月派”这个概念来衡量了。

当年做口述时，彭燕郊一开始不愿意谈论“七月派”的相关话题，在他看来，学界关于“七月派”已经谈得太多，而他早不是“七月派”了。而在2007年，因为某个刊物刊载了一些当时还健在的“七月派”诗人作品，彭燕郊又觉得有必要重新讨论一下“七月派”，要重新辩证一下这个概念。所以，彭燕郊本人对于“七月派”的态度是很有意味的。今天我们关注、谈论彭燕郊，主要不是因为他是“七月派”诗人。非常重要的一个向度是他在新时期之后筹划、组织外国诗歌的译介和出版工作。他完全不懂外语，但在1980年左右，他就向湖南人民出版社提出要做一套外国诗歌翻译的丛书。他后来回忆说，为什么他到处奔波、拼命来做这个工作，是因为我们在经历了十数年的阻隔之后，大家对诗是什么东西都不知道了，他就是想通过外国诗歌译介，让中国读者知道什么是诗。除了“诗苑译林”丛书之外，后来还有《国际诗坛》《现代世界诗坛》等外国诗歌译介丛刊。他对国际诗坛非常敏感，1987年布洛茨基获诺贝尔文学奖的时候，《国际诗坛》很快就刊载了他的诗歌。彭燕郊是希望通过外国诗歌的译介来推动当代诗歌的发展，用他的话，这叫做“文艺复兴”。“文艺组织者”，是晚年彭燕郊最重要的一种身份。彭燕郊晚年对胡风、聂绀弩始终有非常强烈的情感，他发愿要写“胡风传”“聂绀弩传”，但都没有完成，可能就是因为他将工作重心放到外国文学的译介出版上了。

实际上，到了晚年，彭燕郊不仅脱离了“七月派”，而且，也逐渐脱离了现代作家的身份，成了一个当代作家。因为有意识地吸纳了外国诗歌的营养，他成了一个富有创造力的诗人。他的晚年写作，他的“衰年变法”，写长诗、散文诗和艺术题材诗，为当代诗歌带来了很多新的东西，这是一个当代诗人的素养，不再是一个现代诗人，这是非常重要、也非常有意味的一点。

三、研究彭燕郊的意义

我们在投入精力做学术或者做个案的时候，有时候会面临这样的情况——经常会问自己，或者别人也会劝，这个个案重不重要?值不值得你花这么多时间去做?对此，易老师也谈到，“有人劝过我，不要做彭燕郊，彭燕郊不重要，穆旦是已经经典化的重要诗人了，但彭燕郊不是。我当然也非常感谢他们善意的劝告，但最终我觉得我们还是可以放下重要性与否这类观念。”确实，彭燕郊就目前来讲，还不是一个特别知名的诗人，虽然湖南人特别喜欢称他为大师，但如何去评价、如何去阐释，其实还有很多更加细致的工作可以去做。

而且从另一个角度来讲，正因为彭燕郊不是特别有名，反而增加了许多魅力，知道有某种东西可以吸引我们去做他的研究，或者做了以后让更多人去知道他身上所散发出来的，对于诗歌、对于文化、对创造本身的那种热情。就像他的《一朵火焰》所写：“一朵火焰，有柔和的光/恬静的、越看越亲切的光/并不摇晃，并不闪烁/可以长久注视的光”。这样一个到目前为止还不那么有名的诗人，也可以吸引我们的注意力，吸引我们不断地去注视、去推动，可能在未来它真的能够成长为一棵参天大树。但即使不成为参天大树，也没有关系，他可以陪伴我们成长，或者说，让个人研究在这个过程之中获得成长，这个过程本身就是很有意味的。

对谈环节

龚旭东：彭燕郊有独立的生命追求和诗歌美学追求

龚旭东老师介绍了彭燕郊的生平经历，从他的人生转折点与多个生活细节说起，勾勒出彭燕郊其人其性。他认为1984年是彭燕郊的一个重大的关口，从此以后他开始写完全脱离过去的窠臼，他理想中想要写的东西，写出了一大批非常出色的作品，甚至是新诗上前所未有的作品。龚旭东老师过去是做新诗史研究的，认为彭燕郊在1984年以后写出的诗，特别是散文诗是新诗上唯一真正接续鲁迅《野草》传统的。彭燕郊有他独立的生命追求和诗歌美学追求。他的诗从创作到定稿要经过多次的修改，龚老师举出他写诗自灵感、到题目、再到内容修改多次的相关例子。可能现在的或者几十年来的著名诗人都没有像他那样的作品了，但是只要读他的诗的，一定会认为他的诗是优秀的作品。

彭老师这个话题非常丰富，甚至很复杂。他的创作本身就是一个很深的话题，因为他的创作太丰富，他有60多年创作历程，且直到去世前还保持着旺盛的创作力，这在中国是新诗人里面不多见。包括他的出版活动，他的出版至今依然影响着我们的诗人。像《诗苑译林》，《现代散文诗名著译丛》，都是他策划出版的，是我们了解外国诗歌的经典读本。

易彬在年谱编辑的文体上很有特色的。第一，它分了卷，一般年谱不分卷，易彬在分卷中体现了他对彭老师的理解，这是做年谱的一个创新。第二，他加上了三个附录：彭老师笔名来龙去脉的考证;彭老师诗歌版本的一个说明考证;还有为彭老师交游的这些人物做了一个附录考证。所以易彬先生的成果，在学术上有不断地利用开发价值。年谱的确是不好读，但是如果要了解这个谱主的日常生活状态，或者他的作品以及他的交游情况的话，年谱是最好的读本。

孟泽：年谱有心、有识、有恒

彭老师晚年能够跟易彬有交往，对彭老师来说也是一件很有幸的事情。即使身为学生，有些事情也无法做到。易彬做这个年谱首先是有心，这与他的敏感、与他的做学问的能力和教养有关系，他觉得年谱是非常重要的。年谱之学在中国的史学里面是了不得的一个学问，所以他是有心。另外他是有识的，古人讲做历史要有识的，就是说你的研究对象值得你做，你从内心发出的这样一种愿望就是说这个人值得我去做。

孟泽老师学古典文学出身，在湘潭大学读书时与彭燕郊老师交集不多，但彭燕郊确实给他们开过一门课，讲的是波德莱尔的艺术设计，一讲就四个小时，他的课对他的学生很有启发。

彭老师之所以不愿意把自己列到“七月派”，不是完全不愿意，而是觉得“七月派”不足以概括他的成绩，他的成绩在于60岁以后写的这些东西，确实这也是我们现在认同的。彭老师是一个有门槛的诗人，尤其是他1984年以后的诗，如果没有现代诗的教养就很难理解。某种意义上他比年轻人更年轻，比这种新生代的诗人更具有现代教育现代诗的教养。诗人的流传有偶然性，但这种偶然性也不是必然的。彭老师具备这种流传的潜在条件，那么下一步是我们能不能有这种认知，有没有这种水准去解读它，解读的能力够不够，所以彭老师对他身边的人的解读也是挑剔的。

作家是有写作有困难的人，像彭老师一样，他把世界上所有最美好的东西都吸纳了，他的写作一定会至少抵达这种艺术的高度，才会拿出手来，否则他自己会觉得很难堪的。如果一个作品没有跟他的心发生共振，他是不会有感觉的。易彬不仅是有心、有识的人，还是一个有恒的人，他可以坚持搜集彭老师的资料二十年，他持续的研究足以构成对彭老师的解释力，包括学术上的，这也是彭老师的一种幸运。

张业松：为什么还要将彭燕郊当成一位“七月派”诗人?

彭燕郊先生是一个全局性影响的诗人，而不是一个所谓的“地方诗人”;同时也是一个非常有追求的诗人，而不只是一个局限于所谓“小流派”的诗人。当然具体说到“七月派”，作为一个中国现代文学史的研究者，张业松老师认为我们在文学史上去书写他的时候，恐怕还是要把他当成一个“七月派”的诗人来铭记的。

但这是有原因的。考察文学史过程，其实“七月派”这个概念在当时是不存在的，而是很晚才被构造出来的。《七月》杂志停刊，那批人当时共同的发表场所没有了，整个形势也随之变化。时过境迁，因为一种特殊的机缘，人们创造出了“七月派”这个概念，试图找到一个便捷的方法，使这些人的成绩能够重新被看见。张老师认为这个概念更多的是取自它的象征意义——七月是一个充实的季节，是阳气正盛、充满希望和创造力的季节。用“七月”来命名一个成长中曾经充满朝气的诗人、理论家和作家的群体，它本身比较有象征性。所以“七月派”不是一个定型的概念，相反它是一个象征性的概念;不是用这个概念去概括那些人的历史存在和历史成绩，相反是用这个概念使得这些人的共同的追求和风格风尚能够有所呈现。在这个意义上“七月派”也不是一个封闭的概念，而是一个朝向未来的充满启迪和召唤性的概念。而彭老师在恢复创作条件后，仍然去追求自己心中的那样一个真正的诗，去努力地实践他的诗学理想，也是以他的方式去丰富“七月派”的内涵。他是在现代汉语诗歌的发展史上做出过重大贡献的一位诗人，个人成就相当之高，我们今天还没有很充分地认识和把握，还有很多工作留待学界去做。

易教授的研究成果对在座的学子来说是很好的示范——学术工作可以从任何地方起步，不一定要从众所周知的所谓重要性入手。可以从任何感兴趣的点上着手去挖一口井，挖下去，也许慢慢就成了一口深井。易教授从访谈开始收集第一手资料，然后处理到书信，再去编诗文集，最后编制年谱，所得可谓丰硕。《彭燕郊年谱》先拔头筹，是第一部成书出版的“七月派”作家的年谱，这是很不容易、也很了不起的事情。年轻人如果从年谱做起的话，可以保证学问做得比较扎实。立足于材料，然后去整理摸索，在广泛收集材料的基础上建立叙述，有了年谱以后再往下去做作家论、做专题研究，相对来说就要有基础得多了，所以易教授的工作方式是一个很好的示范。同时他的成果也为后续研究提供了扎实的材料，是领域内重要而有价值的先行研究成果。

一个比较遗憾的点是，年谱这种文体形式不太通俗，阅读起来相对枯燥，对大众读者可能不太友好。它符合学术要求，从学术上来说这里的每一条都是站得住脚，经得起检验的。但作为一个读物如何去跟读者建立更亲密的关系，可能是学术本身要加以思考和进一步探讨的问题。

易彬：对张业松老师问题之回应

年谱本质上就是一个枯燥的文体，不同于传记或评传，年谱需要抑制你的情感，要秉持一个客观的态度去写。但是做这个事情本身它就是一个判断。你为什么会给这样的一个人物撰写年谱，当然还是出于对他的存在的价值，他诗歌的价值，他的人生，他的行为等等进行判断。另外，它不一定是一个枯燥的东西。做年谱时可以从里面看到非常多的线索，越深入就越能看到更多的人物线索，更丰富的历史侧面，做穆旦年谱是如此，做彭燕郊年谱也是如此。

为什么年谱做的时间那么长，也是因为有时候觉得迟迟不能定稿，文献太多。但有时候又觉得这个事情还是先把它定下来，以后再去完善。但是即使这样，回到最开始的话，就是在撰写《彭燕郊年谱》、不断搜集文献的过程中，可以对历史本身有更多的认识。一部年谱，可以关联起大量在历史中有名的、无名的人或事。作为一个研究者，关注有名的人物是基本职责所在，也会带来很多研究便利，但与此同时，对那些小人物、无名者的关注——他们可能只有几条线索，现在借助年谱呈现出来，也构成了对历史的一种很有意思的打捞或呈现。我们总希望能遇到这种能够给我们带来意外、带来惊喜的线索，文献工作有时候确实是非常枯燥，但经常也会有这样那样的发现的喜悦感。

所以，这样一本比较厚的年谱，如果你们有时间、有兴趣去品读的话，相信大家还是能够看得到历史的线索、情感的力量，已经融到文字当中了。

总结

我们今天度过了一个美好的下午，一同感受到精神的光和诗歌的光。其实彭燕郊先生已经在他的领域、他热爱的领域做到了极致。他一生没有别的，只有诗，他把诗做到了极致，他把出版也做到了极致，甚至他把诗论也做到了极致。如果去读他的《与亮亮谈诗》，是那样一种对于现代诗歌的梳理、阐释、发掘，以诗的语言，以诗人的悟性去进行表达。至于我们怎么认识他，怎么阐释他，怎么去读他，不是他的事。不了解他，不是他的悲哀，是我们的悲哀。彭老师他真的就是那一种散发着柔和长久的、放射的、温润的光芒的一朵火焰。在我心里有这种光，我希望大家也去感受这种光。

责编：胡雪怡

一审：胡雪怡

二审：曹辉

三审：杨又华

来源：湖南日报·新湖南客户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