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应克诚   整理/凌新

我的母亲廖鸾凤，1909年出生于湖南永兴县城关镇一个知识分子家庭。

1916年，7岁的母亲进入外祖父廖孝泽组织创办的永兴县第一所国民小学。1920年，进入永兴县高等小学，当时母亲年龄较小，坐在前排。黄克诚（ 后来成为新中国开国大将）由于近视，也坐在前排。母亲那时顽皮，时常捉弄黄克诚，藏他的眼镜、书及学习用品。据母亲回忆，黄克诚当时在班里年长，学习很刻苦，记忆力强，特别是文章写得好，教国文课的杜老师常将黄克诚的文章做示范讲评。

青年黄克诚

毛泽建引领我母亲走上革命道路

1923年8月，母亲考入湖南省立第三女子师范学校。在女三师，比母亲早入学的有白薇（后成为著名的女作家）、何宝珍（后成为刘少奇的妻子），同期的有13班的伍若兰（后成为朱德的妻子），母亲在14班，同班的有夏明衡（夏明翰的胞妹），15班有毛达湘（毛泽建，毛泽东的堂妹），16班的吴仲廉（新中国成立后曾任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曾志（新中国成立后曾任中共中央组织部副部长）。这些同学，后来都成了妇女中杰出的人物。

母亲与夏明衡关系很好，夏明衡常邀我母亲到她家去玩。在她家，母亲认识了她的兄长夏明翰、夏明震和她的姐姐夏明伟，还见到了常来夏家的毛达湘。据夏明衡介绍，毛达湘是湘潭人，其兄长毛泽东与夏明翰很熟。由于都是三师学友，母亲与毛达湘关系逐渐密切起来，随后，毛达湘介绍母亲加入了女三师的读书会。

毛达湘善于演讲，口才好，声音洪亮，母亲文笔不错，在读书会里，大家公推我母亲为毛达湘写演讲稿。通过一段时间的交往，母亲发觉毛达湘举止言行异于常人，就悄悄问：“你是不是共产党，能不能介绍我参加？”毛达湘笑而不答，后来她就让同学袁爽秋来与我母亲谈有关社会主义青年团的话题，问我母亲愿不愿意加入这个组织。母亲很是高兴，表示愿意加入。1925年夏，毛达湘和袁爽秋介绍我母亲加入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从此，我母亲便走上了艰辛的革命道路。

毛泽建

1926年4月，中共衡阳地下党组织为迎接广东国民革命政府的北伐军，指示各校提前放暑假，党、团员自带介绍信回家乡协助工作。

于是，母亲回到永兴。5月中旬，永兴县成立“湖南讨吴（佩孚）委员会永兴分会”，母亲被推选为永兴分会委员。5月31日，叶挺率领的北伐军独立团进入永兴县城，在盛大的欢迎会上，母亲代表永兴妇女界致欢迎词。8月，国民党湖南省党部派曹羽霖、彭思明来永兴组建国民党县党部，母亲被委任为县党部妇女部长。

1927年5月初，中共永兴特别支部通知我母亲赴省党校学习，并代表永兴赴长沙参加省工农紧急会议。到长沙后，母亲先是到了郭亮家，他们是在蒸湘中学党训班学习时认识的，郭亮留我母亲在他家食宿，第二天，他们赶到国民党省、市、县、特别区党部联席会议会场。会议从5月8日至19日，共开了11天。这次大会，母亲是唯一的女代表，并被选为妇女案件审查委员会主任委员。会后，母亲赶赴省党校学习。

5月21日，国民党反动军官许克祥在长沙收缴工人纠察队枪械，捕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这就是马日事变。此时正在党校学习的母亲想到前些日子参加过全省工农紧急大会，报刊上登载了自己的名字和职务，必定会遭到敌人的抓捕，做好了牺牲的准备。敌人好似对在党校学习的学生们不重视，全力抓捕工人纠察队队员和中共党政机关人员，这样，母亲侥幸躲过了一劫。6月初，母亲赶到临时省委联络点郭亮处，郭亮将组织上派我母亲回永兴的决定告知，任务是回永兴迅速恢复组织活动。

郭亮

6月10日，回到永兴的母亲刚进家门，就被我外婆告知，外公被抓了。原来，在6月4日，中共永兴特支在望江楼开会，晚11时许，敌人突然包围了望江楼，外公跳窗逃离，躲到安仁，后返回永兴营救被捕的同志，结果反被敌人抓捕。

于是，母亲一边联络幸存的革命同志，一边派代彦藻、廖致候赶往郴州草鞋街找湘南特委，请求营救狱中的同志。

在马日事变的余波中，永兴县先后有1000多名中共党、团员和群众被反动派杀害，永兴城乡被白色恐怖笼罩，革命形势跌入低谷。

参加永兴暴动后，奔向井冈山

1927年8月，参加南昌起义的永兴籍党员龙厚生带回了八一南昌起义的消息，永兴的中共党、团组织再次活跃起来。

9月，向大复奉湘南特委之命来永兴组建中共永兴特别支部，传达八七会议精神，到永兴与我母亲取得联系后，母亲等人协助向大复以开照相馆作掩护。随后，永兴籍在外地的党员军事干部何昆、黄克诚、曹福昌、李腾芳先后回到永兴，为即将举行的“永兴暴动”骤添了军事力量。

12月，李一鼎接替向大复担任永兴特支书记，母亲和代彦藻陪同李一鼎，以做生意为名，到永兴铜角湾曹方林家、蛇形垅黄启行家开会，秘密发展党员。其间，经李一鼎、代彦藻介绍，母亲由团员转为中共党员。

1928年1月，李一鼎主持召开永兴特支会议，传达湘南特委举行“年关暴动”的指示。2月9日，各路农军围攻并占领了县城，暴动取得胜利。

2月下旬，中共永兴县委召开扩大会议，湖南省委特派员兼湘南特委军事部长周鲁在会上作了“大暴动、大流血、血洗旧世界”的报告。

会议讨论时，县委委员何宝臣由于不了解情况，指责我母亲在革命低潮时未出来参与党的工作。周鲁接话说，宝臣同志，你不了解情况，鸾凤在掩护向大复，联络幸存的地下人员，协助李一鼎的工作中，都起了积极的作用。

会上，周鲁指名要我母亲参加湘南特委即将在郴州召开的团代会。会后，我母亲到李一鼎的办公室，看到一位不认识的年轻人。李一鼎介绍，这是我们郴州未来的“父母官”，叫陈毅。陈毅对我母亲笑着说，“父母官”岂敢，我是来向你们学习的。

陈毅

当听我母亲说将赴郴州参加团代会时，陈毅热情地说，到时我在郴州迎接你这位鸾凤小妹妹。自那次见面后，每次见到我母亲，陈毅总唤我母亲为鸾凤小妹妹，直到后来上了井冈山，才改称我母亲为团代表。

2000年，永兴县党史办陪《陈毅元帅》摄制组，现场采访我母亲，当时母亲虽已91岁高龄，但对当年同陈毅交往的这些细节，仍记得非常清楚。

1928年4月，“湘南暴动”遭到国民党反动派的疯狂镇压。4月7日，朱德指示，避其锋芒、主动转移、上井冈山，保存实力。

永兴县委机关800余人，从县城东门撤出。在撤往井冈山的路上，母亲因挑着文件，在资兴县一个叫桃花庙的地方掉队了。在追赶大队伍时，她发现来了一支队伍，以为是敌人追兵，便躲入荆棘丛中。等这队人马走近时，一看，原来是黄克诚带领的部分永兴农军，母亲便大喊：克诚，克诚。黄克诚见是我母亲，忙问，县委机关人员呢？母亲告知自己掉队了，县委机关大队伍在前面。

4月中旬，永兴农军到达酃县（今炎陵县），与朱德、陈毅部队及资兴、宜章、耒阳、郴县的农军会师。大队伍在朱德、陈毅的率领下经酃县的水口进江西沔都、大垅，于4月28日到达宁冈砻市，与毛泽东率领的秋收起义部队胜利会师。

到了砻市，母亲在女三师的那一帮同学见面了，大家都十分高兴。一位耒阳籍的同学说，伍若兰同我们的朱军长结良缘了，同学们便一起拥到朱德的住地，闹着要伍若兰和朱军长给喜糖。朱德忙着行军打仗，满脸胡子又黑又长，伍若兰脸上有几颗斑点，于是有同学编出打油诗：“麻脸胡子配一对，英雄配了总指挥。”

上了井冈山，母亲由陈毅点名被调到第十二师参谋部，参谋长是刘之致。后来，母亲又被调到由各县农军中的少年集中组成的少先队任团代表，陈毅兼任党代表。

一次，母亲到军部去开会，顺便到朱德的住处看望伍若兰。两人叙旧时，朱德进屋，母亲赶紧起身向朱德行了个军礼。朱德笑着说，鸾凤小妹妹，又来闹糖吃？母亲说，这次不是，是来开会，过来看一下若兰，顺便寻些学习资料。朱德说，我这里有一些，送给你。随后，朱德找出一本《中国共产党为广州暴动再告民众》，送给了我母亲。

朱德

这本《中国共产党为广州暴动再告民众》，我母亲精心保存了50多年。1980年，母亲将这珍贵的革命文物捐赠给了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 。

1928年5月22日，红四军党委在龙奎召开湘南各县党政军负责人会议，传达了中共湖南省委指示，把耒阳、永兴、郴县、资兴农军编成四路游击队，返回湘南开展游击战。永兴农军编为第二路游击队，由黄克诚任司令员，李一鼎任政治委员，曹福昌、刘承羔任副司令员。

会后，陈毅征求我母亲去留的意见。我母亲看到家乡人都走，加之参加“永兴暴动”的父亲（我的外公）生死不明，便说随第二路游击队回永兴。

5月25日，游击队开拔前夜，朱德、陈毅前来看望随他们上井冈山即将返乡的游击队员们。朱德走到我母亲面前时，紧紧握住我母亲的手说：鸾凤小妹妹，革命的道路是漫长的，既崎岖不平又前途光明，请相信，胜利永远属于我们。

被迫逃亡武汉

1928年5月26日清晨，永兴、耒阳、郴县三路游击队，踏上返乡的征程。

为了让返乡的三路游击队顺利通过敌人设在酃县十都的封锁线，朱德令二十九团做开路先锋，杀出了一条血路。到江口，郴县游击队与大队伍分手，另行回乡。至耒阳的上架桥，永兴游击队又与耒阳游击队分手，朝永兴前进。

进入永兴，曹福昌、刘承羔两位副司令在游击队去向问题上产生严重分歧，曹福昌认为应去永兴的龙形市一带，开展游击活动。而刘承羔则认为应去江左和县城，与敌人真刀真枪地拼。两人各执己见，互不服气，经黄克诚做工作后，两人矛盾表面缓和了，可暗中却以各自的老乡划线，致使游击队员分成了江左、江右两派。

第二天深夜，有人发现江左游击队员住的房间门洞大开，人不见了。此时国民党反动派的队伍已到了安福司，马上会来“围剿”游击队。当时，江右的战士只有曹福昌有一支短枪，没多少战斗力。而江左的战士，手中有枪，有战斗力，却随刘承羔走了。形势逼人，会议决定化整为零，转入地下。就这样，从井冈山返乡的第二路游击队，不复存在。黄克诚在家乡隐蔽了一段时间，后到上海寻找党组织。

1975年12月，黄克诚写给廖鸾凤的信

我母亲则在躲藏一阵后，考虑到无法在永兴立足，就和我外公一起在亲友的帮助下逃到武汉。在武汉，母亲想去寻找党组织，可武汉也是一片白色恐怖。

为了生计，在别人的介绍下，我母亲去了一位名叫张金保的女老板开的织袜厂上班。这位女老板精明强干，且非常关心厂里的工人。我母亲有文化，受到张金保的关注。通过接触，张金保了解到我母亲是因躲避追捕寻找党组织来到武汉的，就向我母亲透露了她的党员身份。原来，张金保是中共五大代表，在武汉工人中有很高的威望。后来，张金保将我母亲从织袜厂调到由工人党员筹资办的袜子店，这个袜子店，也是党员的联络点。从此，张金保与我母亲结为姐妹，为方便工作，让我母亲改名叫廖月辉。

1930年底，我母亲与张金保失去联系，张金保的女儿陈长生还找我母亲打听张金保的下落。直到1982年，我母亲去北京，在医院见到正在住院的张金保时，才清楚1930年底张金保为参加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去了上海。其间，由于叛徒出卖，张金保被捕，与林育南、何孟雄等同志一起被关押在上海龙华国民党警备司令部监狱，后经党组织营救出狱。

在北京的这次见面，张金保拉着我母亲的手说，月辉呀，今天你还能见到我这个活人，万幸呢，当年，要不是我怀有身孕，就同林育南、何孟雄那24人一起去见马克思了，当时可是将我五花大绑拉到刑场陪斩的啊。

在武汉，我母亲度过了10年的流亡生活，其间，母亲与张金保女儿陈长生的家庭英语教师应国卿（我的父亲）相识，并结为夫妻。

返回永兴继续为党工作

1937年七七事变后，国共两党再度携手合作。家乡的熟人写信要我母亲和外公回永兴。1937年冬，我的外公返回永兴。1938年6月，外公到武汉接上我母亲以及小外孙，回到永兴马仰坪。1939年，我母亲找了一份小学教师的工作。

1948年，我母亲与中共耒、安、永、衡、常五县中心工委委员周达接上头，再次在党组织的领导下工作。1949年10月4日，湘南游击队司令员谷子元率部配合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十八军，解放了永兴县城。在随后成立的永兴军政委员会中，我母亲担任了委员一职。

廖鸾凤（左）与湖南省政协原副主席谷子元合影

11月8日，在永兴县人民办事处会议室，我母亲作为接管委员会成员之一，参加了新旧政权的交接仪式。国民党在永兴的最后一任县长谭魏生将旧政府的铜质大印交给黄平，黄平手持斧头，遵循历史之制，将旧政府的大印砍去一角，宣告永兴县旧政权的灭亡。

1950年5月，组织上安排我母亲去郴州专署干部学校学习，可正遇上我快要出生，母亲不便去学习。待休完产假，母亲被分配到永兴城区教育系统，从事教育工作，直至离休。

离休后，母亲将自己的革命经历和熟悉的史料进行整理，撰写了10多万字的回忆文章。并多次接受中央、省、市电视台和报刊记者的采访，被誉为永兴党史和革命史的“活字典”。

母亲是2001年7月4日辞世的，她的一生可谓革命的一生，给我们后人留下了一笔珍贵的精神财富。

作者：凌新

责编：罗嘉凌

一审：黄帝子

二审：苏露锋

三审：黄柏禹

来源：《文史博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