樊明雪

最近常德史志专家安乡人应国斌做了件好事，他将古人写安乡范仲淹读书台的文章，翻译成白话文并汇编成《古人修读书台追忆录》。

《追忆录》还原了安乡范仲淹读书台重修的场景，回答了读书台屡毁屡建的原因，记述了安乡知县重修读书台的动人故事。一位朋友读《追忆录》后留下感言：“县长修书台，文脉传下来；重教兴学风，安乡出人才。”

最早记载重修书台的安乡知县是刘愚

刘愚是什么人？他是830年前的安乡知县，他到安乡任职时间是南宋光宗绍熙五年即公元1194年。刘愚当时为什么重修读书台呢？《追忆录》中南宋澧州教授王仁文章《重修范文正公书台记》讲的很清楚。

文章说：公元1195年，即宋宁宗继位的第二年。朝廷派巡视员范处义来荆湖北道巡视环洞庭湖的15个州。九月，巡视组来到安乡，范处义让时任知县刘愚带他去书院洲兴国观，看看少年范仲淹曾经读书的地方。一看，哈！范公读书的遗址还在啊！

当年，范仲淹的继父朱文翰来安乡当知县，改名朱说的少年范仲淹便在安乡书院洲的兴国观发蒙读书，拜司马老道士为师。因为这个缘故，当地百姓后来兴建范公读书堂来祭祀他。范仲淹来安乡读书，至今已有两百年了。

范处义一边看，一边对刘愚说：“自有天地，便有此境。大抵地必持贤哲而后重，人亦寄山川而不朽。斯堂之设，无乃两极其胜而俪美于无穷者乎？”

意思是告诉刘愚：一个地方出了名人，才有名望；名人又依附于山川而不朽。安乡读书堂的设立，达到了人杰地灵两全其美相得益彰的极致啊！随后，范处义派随员拿出了自己的薪俸，交给了刘愚，并责成他重修读书堂。

知县刘愚说干就干。一方面动员幕僚捐献薪俸，一方面发动民众捐款资助。于当年冬天，修好读书堂并改名读书台。刘愚又派专人去民间寻找范公的遗像，并请画匠描摹绘画，挂在堂中。读书台修好了，管理成了问题，刘愚又以官府名义收购附近良田十多亩，其收入作为读书台的费用开支，同时选了一位诚实谨慎的道士负责管理。

刘愚在安乡主政期间做了重修书台这一善举，后人在《宋史·刘愚传》中给他记下了浓重的一笔：“刘愚由江陵教授调任安乡县令后，诸多善政。其中为范仲淹建祠、绘像，将读书堂扩为范文正公读书台。”历史永远记住了他。

知县王基巩起草募捐倡议书

南宋刘愚重修读书台之后，又过了480年，安乡来了一位知县，名叫王基巩，内蒙古人，于康熙十八年（1679）来安乡。为了重修读书台，他亲自起草了一份向社会募捐的倡议书《募修书台记》。

“我到安乡上任履职之后，急切地想要重修读书台，无奈军事公务繁多，劳军安民，很少有安宁空闲的时候。几年过后，世间平安收成渐丰，民生也稍稍好转。于是，我与县里教育局长吴炜、局长助理吴家玺商量，决定重修读书台。我先捐出一年的俸金。现在，我向安乡县的全体缙绅庶士发出倡议，希望各位自愿乐输，事情可期不日成功矣！”

王基巩的倡议书没有空话，没有套话，开门见山告诉老百姓：我来安乡主政，知道轻重缓急，也知道盛世修文。如今，到了该发倡议的时候了。我先拿出我一年的工资作为捐款吧。作为一县之主，他除了自己带头捐资外，还亲自执笔写倡议书。

“天下的名胜，都是凭藉高贤硕士的登临，才能永垂不朽的，就如兰亭、赤壁、庾楼、西园。如果没有王羲之、苏东坡、庾亮、张咏等人驻足游玩，并且吟诗作文，又哪里会塌坏了又新修，损毁了又复兴，重修之后都高大雄伟，美如鲁灵光殿！更何况先贤读书讲道的场所，被后世学者所瞻仰，怎么能够让它毁损而不闻不问呢？”

“安乡县治的西北，有宋代名贤范文正公读书台，因为文正公年少时曾寄居安乡。他热爱清明旷达，筑室读书于此。其后，参加科举考试，名登榜首，官居参知政事，且为一代纯儒，建千秋伟绩。现在安乡者虽区区一隅之地，实在是文正公开始兴起发祥的场所，它的大名能够与文化底蕴雄厚的岳麓山并立啊！”

“读书台在此之前废兴不一，难以一一列举。自我大清朝定都建国之后，安乡知县辛良器捐资新修于前；知县王之佐君‘含学宫鞠草可伤，捐俸新创’在后。发生吴三桂叛乱，逆氛兴起，戎马声嘶，大湖南北，尽为征战之场，读书台遂遭兵毁，隐没于荒草之中将近10年啊！”

王基巩的倡议书不仅立意高远，而且情重意深。他说，我们安乡的读书台文化底蕴可以与长沙岳麓山并重，这是安乡人的福气啊！我们怎么能不珍惜呢？况且我的前任辛知县、王知县都做出过努力保护它，我怎么能看着这读书台埋没于荒草之中？

据《安乡县志》记载，王基巩来安乡主政两年后，社会平稳，百姓安宁。按一般讲，这位县太爷只要不生事，过上几年便可以平安着陆或者荣调升迁了。然而，他却牢牢惦记着一件事，那就是将安乡的文化遗产保护好，让范公精神发扬光大，让安乡子孙代代传承。

知县黎墉为读书台精装修

黎墉是四川成都人，清光绪十四年（1888）任安乡知县，连任六年，后提拔到长沙县做官去了。公元1891年，安乡县岁贡生何邦彦为黎墉修读书台作记《重修读书台记》，至今留存在《安乡县志》第406页。

知县黎墉祖籍四川成都，是湖湘守法循理的官吏。刚莅任安乡，就走访询问他的前辈关于修范仲淹读书台的情况。为帮助自己开启百废俱兴，他谋划了一个规划，决定将读书堂重新整修一番，“借文正公为伟大的楷模，用作后人的镜鉴。这也是发扬光大的盛德，培养造就人的深心。”

于是选择吉日而助以占卜，培筑旧有屋基，营建宏大房宇。启堂府于左右，列斋舍于东西。搜罗湖湘精美玉石，让厅堂的前柱和方形的椽子生辉；将看中了楚中的杞、梓树，用来作房屋的栋梁。大河前面梁山横拱，北边面向鲸湖，春水上涨，有助于腕底兴起波澜；鹳港晴霞，吐胸中之华美文采。在墨池周围补种垂柳，匾额仍然采用以前的题字。

读书台经过精装修，面貌焕然一新。知县黎墉高兴地带上众官员登上读书台。

“登上读书台，钦佩敬仰前贤美好的德行、追寻他们高洁的轨范。看湖光草色，同探学海渊源；想划粥断齑，领悟儒家风味。”此刻，黎墉想起了写‘胜状高楼记岳阳，谁知踪迹始安乡’的安乡人、康熙皇帝秘书张明先。张明先告老还乡后在安乡县城南门口创办义学，让学生读书不收钱，以实际行动传承范公精神。黎知县发文告之乡绅庶士：我们要以先贤张明先为榜样，在范公读书台前，用一瓣香表达心中的虔诚。

知县黎墉来到安乡主政，首先便把整修范仲淹读书台提到议事日程，用范公这一伟大楷模“培养造就人的深心。”用现代的话讲，就是保护文化遗产，传承历史文脉，用中华民族先进的文化教育人鼓舞人。

张绰扩建读书台为深柳书院

乾隆十年（1745）夏天，安乡调来了一位新的知县叫张绰，是滇南浪穹人，进士出身，原任四川彭山县知县。张绰来安乡后，主持重修范仲淹读书台，并扩建成享有洞庭胜景美称的“深柳书院”。书院建成后，他自己写了篇《重建范文正公读书台记》。这篇《书台记》，被后人传诵为一篇精彩的“述职报告”。

“天下的事情创业难，守业也不太容易。比如我们安乡县的范文正公读书台，从宋朝到明朝到现在，建成后又败落，败落后又再建，不知道反复了多少次，越来越厉害啊！哎呀，读书台的珠池墨沼宛然还在，但楼台屋宇尽成了江滨的荒烟蔓草！这种情景，已经有了百余年时间。

乾隆乙丑年（1745），我受命到安乡县。眼望读书台故址，回想先贤遗留的德泽，想要重建，但又怕难得办成而没有结果。第二年，即丙寅年，我向大家问计，都说：这事不难，只请我先写一份征募重建资金的倡议就行了。我当然乐意执笔为文，并且挑选平日被大家认为能干服众的人来负责征募这件事务。果然没几天时间，即征集数百余金。

我说：现在可以讨论重建读书台的事情了。接着我聘请了县里几位老成绅士如胡文谟、张位、胡世琦、张骏、徐通、金有灿、周允和、彭启宣等人作为监督管理，负责读书台重建工程。实地考察，设计规划，召集工匠，准备材料。

首先就其原有的荒台进行开拓补砌，台之上建大门、正堂，楼房各三间，左右耳房各两间；然后又在正室后面建楼房三间。整个重建工程开工于丙寅年（1746年）夏季，竣工时间为这年冬天。虽然说是我首倡这件事，大家捐赠的资金，但仍然不能不说是范文正公的神灵默默相助于冥冥之中，否则，重建工程哪里会有如此之快捷！

但是，有祠庙没有僧人，有了僧人而没有庙产，恐怕不能持久，该怎么办呢？我只得重新仔细清理，发现原有的祭祀田产，已被当地佃民和道士等欺占约田50余亩，地40余亩，我决定收归僧人，其收入作为春秋祭祀的开支。

我们又在祠庙周围栽植柳树数百株；左右的沼泽地和池塘，仍然按照过去样子开挖修筑，青葱掩映，水草绿波环流。贤人君子在池塘旁边赋诗赠答，往往流连不忍离去。

如果没有以前读书台的创建，哪里会有今天的读书台！如果说现在依然沿袭过去名字叫读书台，这次实际上等同重新创建！我所大胆希望的是：今天以前天为因，后天又以今天为因，希望读书台因因相袭，永传不朽！于是乎记。”

后来，清代安乡绅士胡世琦写了篇《深柳书院记》：

“乙丑（1745年）夏，知县张绰，由读书成进士，来安乡任职。政治融洽，人民和睦，他决心要恢复古迹，传承文脉。他与同事们谋划，在旧址上垒起石头做成读书台的台基，在台基上建楼，楼后设义学。房舍旁边种植柳树上百株，门匾书曰‘深柳书院’。”

“如今垂柳依岸，池沼风生，飞阁流丹，花荫满庭，所谓美人，虽然遥不可及，但现在却巍然在望，不应该只把它当作范公读书的旧址来参观。你若登台而望，只见波澜溁洄，风帆隐现，渔歌互答，随水波而上下闪动光芒的地方是鲸湖；雨馀苍翠，若远若近，隐然如同挂着的长幅画图；吟哦诗歌之余，纵横极目，云海荡胸，这里实在是读书的胜地啊！知县张绰以宏大的胸怀，作湖山知己，走着前代贤哲的足迹，建成了安乡如此内涵宏大的景观啊！”

安乡范仲淹读书台，从宋朝建立，到元明清，在漫长的历史长河里，虽然一次次遭受战火和洪水的毁损，但安乡人总是以无比强大的担当精神护卫着它。一次次重建，一次次沐浴着范公的暖风春雨，一次次延续中华的文脉，历代安乡知县为此作出了积极奉献，他们的名字将永远留在《安乡县志》，记在安乡人民的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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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新湖南客户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