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冯强  宋爽

核心提示

学者们对青少年网络游戏活动投以诸多关注，但关于网游实践与青少年背后的家庭场景、微观权力与社会结构的动态关联却有所忽略。基于一个鲁中村庄的案例，以青少年网络游戏活动的家庭媒介干预为切入点，并通过田野调查的路径解读网络游戏、家庭政治以及社会结构的关系。研究发现，农村青少年普遍沉浸在网络游戏世界里，网游活动在塑造青少年在线交往的虚拟空间的同时，也带来了亲子关系的紧张，制造了家庭距离，并再现了社会孤独。农村父母介入子女网游实践的管理方式呈现限制使用的单一特征，这激发了子女策略性的抵抗。家长的媒介干预行为和话语隐含对子女阶层流动的迫切期待和焦虑心理，家庭文化资本成为农村家庭社会再生产的中介机制。

内容精选

“数字原住民”常被用于描述由互联网相伴长大的青少年一代。他们出生时的世界已经是网络世界，他们是电脑、电子游戏和互联网数字语言的“母语使用者”。作为一种流行的娱乐实践，网络游戏逐渐成为我国青少年日常生活的一部分。由共青团中央维护青少年权益部、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联合发布的《2021年全国未成年人互联网使用情况研究报告》显示，2021年我国未成年网民规模达1.91亿，未成年人互联网普及率达96.8%，在互联网使用情况中，未成年网民经常在网上玩游戏的比例为62.3%。

青少年对网络游戏过度消费乃至沉迷的状况也引起了社会和媒体的关注。网络游戏沉迷被定义为一种依赖网络游戏的不良心理状态，表现为强迫性寻求和使用网络游戏的行为，甚至无暇顾及其他重要活动\[5\]。世界卫生组织2018年发布的《国际疾病分类手册（第11版）》（International Classification of Diseases，ICD11）中，将游戏成瘾列为行为成瘾障碍。网络游戏依赖与个体认知障碍、内向和抑郁等存在正相关，可能导致用户身体健康、生活和学业（或职业）等方面出现问题。青少年过度沉迷网络游戏造成的悲剧事件屡见不鲜。例如，2020年辽宁葫芦岛一位初三学生玩一款名为“龙族幻想”的游戏，一个月内充值消费6万余元，被父母发现后跳楼身亡。

目前有关青少年网络游戏的研究多集中采用微观效果视角，即影响青少年网络游戏使用和沉迷的因素、网络游戏使用和沉迷带来的个体影响等，研究多从身份认同、游戏动机、社会信任、个体心理等视角入手展开讨论，而对网络游戏实践的具体场景、家庭权力关系和折射的社会结构问题讨论不足，我国农村互联网研究和农村青少年新媒体实践研究更是亟待垦耕的领域。中国农村青少年网络实践不仅与个体的认知、动机以及生命历程有关，还折射出家庭、学校和社会等权力关系。

在城乡二元结构背景下，城乡青少年网游实践及其家庭差异折射出阶层分化和再生产的社会结构问题。有调查指出，相较于城市未成年人，乡镇未成年人特别是农村留守儿童在休闲娱乐、网络社交等方面用时更多，依赖程度也更深。本研究以一个鲁中村庄为个案，对农村青少年网络游戏实践、父母干预的家庭场景和社会结构问题的勾连展开探讨，既关注父母介入子女游戏实践背后的具体、复杂和动态的家庭场景，也思考这种介入实践背后的社会结构问题。

一、理论背景

（一）媒介干预的家庭政治

家庭并非权力销声匿迹的场所，家庭生活亦是政治生活。吴飞将家庭政治称为“各成员互动的权力游戏”。媒介早已嵌入家庭日常生活，媒介实践同样也渗透家庭政治之中。西尔弗斯通认为，家庭作为媒介消费的系统和场景，不可避免存在性别、年龄等家庭政治的影响。

作为子女社会化的重要影响者，父母在子女的媒介实践过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家庭对子女的媒介干预（以下简称“媒介干预”）是父母针对子女的媒介使用行为展开控制和管理的实践，包括时间管理与控制、节目内容选择限制或鼓励、内容讨论或解释等。家长介入子女的媒介实践隐含着父母和子女在媒介实践中的权力关系，形成基于媒介的家庭政治。家庭政治生态的权力结构体现在家长对待子女手机使用的干预策略和干预程度。对此，管成云等深描了手机所形塑的农村青少年家庭政治。农村父母往往采用单一方式规训子女的手机使用，这种驯化所激发的亲子矛盾又重构了复杂的家庭政治。对于农村留守青少年来说，家庭政治的权力结构因父母的缺席而发生了改变。

网络游戏的社会意义，不仅是个人主观意志下的自我满足行为，更是社会权力机制在有限时间与空间内资源竞争和协商的结果。与观看电视及普通网络浏览行为相比，网络游戏操作更为复杂，且存在被“污名化”的社会刻板印象。这使得父母难以监管子女的网络游戏实践行为，也造成父母特别是农村父母很难和子女共玩网络游戏的结果。什恩等把父母对子女电子游戏的介入分为三类：共玩型、游戏等级检查型（在子女玩游戏前检查游戏等级）、禁止游戏型。对美国青少年电子游戏的调查发现，三种介入类型对青少年子女的电子游戏行为并非都有显著影响。青少年子女受到越多的游戏等级检查介入，反而越有可能参与欺骗性游戏行为，致使家庭介入的“回旋效果”出现。

以上关于家庭媒介实践和亲子关系的分析，为我们理解家庭政治下的父母介入青少年子女网游实践提供了诸多启发。家长介入并不一定能起到积极效果，反而可能加剧子女的叛逆心理，甚至可能让子女进入消极的媒介活动。还可以看出，在媒介效果范式影响下，学者们多立足于媒介干预的类型与效果层面开展研究，但对父母干预背后的权力关系、家庭场景与干预的动态变化过程缺乏足够关注，也缺乏对子女的反抗意识和抗争策略的考察。微观的效果研究虽然具有较强的问题意识，但也导致了立场和视角的局限。有鉴于此，本研究从民族志的田野调查路径出发，对青少年的网游实践与个体所处的家庭场景、微观权力关系和社会结构进行勾连与阐释。

（二）家庭文化资本视角下的媒介干预与社会再生产

本研究尝试将家庭场景中的媒介干预与更广阔的社会结构问题勾连展开分析。媒介干预背后体现的是不同家庭文化和培养模式，是否影响“不同阶层之间权力关系结构的再生产”，即“社会再生产”。这需要在文化资本和社会再生产的关系视角下展开探讨。

布尔迪厄认为，文化资本以三种形式存在：内化状态，即心灵和身体的长期品性；客体化状态，即文化物品，如绘画、书籍、乐器等；制度化状态，指学术资格，例如相关证书、学历等。家庭文化资本是包括家庭内部语言、思维方式、价值观、行为和生活品味或惯习在内的独特结合，文化资本与经济资本都能通过家庭来实现传递，并构成了社会再生产的机制。然而与经济资本传递有立竿见影的效果相比，文化资本在家庭中的传递更多地体现在子女的社会化过程。在布尔迪厄的分析中，家庭是文化资本最初也是最主要的再生产场所，文化资本的传承是“再生产”的实践。文化资本和经济资本一样凝聚着不平等的社会关系，并且使不平等关系合法化变得具有隐蔽性。

以往对家庭文化资本的分析更多停留于家庭文化氛围、亲子关系和语言能力等教育社会学的问题视域。然而，父母对子女媒介使用的参与或干预也是家庭文化资本的重要表征，这一点被社会学家和教育学者或多或少地忽视了。有研究发现，家庭阶层的差异性折射出不同的时间观念，进而影响家庭成员的媒介使用模式，其中就包括家长对子女的媒介干预行为。中产及以上阶层的家庭将时间视为一项可管理的资源，他们担忧子女看电视的时间过长，限制子女使用媒介时进行其他活动（比如边看电视边读书），塑造子女就寝前的媒介消费习惯。如今，父母的媒介参与已经成为家庭文化资本社会化的另一种表现形式。父母运用自身的数字技能有效干预孩子新媒介使用能力的形成被视为家庭的数字文化资本。社会阶层较低的父母不能合理介入子女的新媒介行为，再生产了数字不平等的同时，也造成了子女文化资本的弱势累积，使得他们很难取得较好的学习成就。

结合以上讨论，本研究认为青少年网络游戏的研究不能囿于“家庭、个体与游戏”的分析思路，需要与媒介实践背后的社会情境结合，即结合游戏实践背后的社会分层和社会流动等问题，从而为从结构层面分析农村网络游戏问题打开新视角。基于以上文献考察，本研究讨论以下问题：农村青少年网络游戏在乡村家庭场景中是怎样呈现的？作为家庭文化资本表征的媒介干预如何发挥作用？在农村场景中，父母媒介干预又如何影响农村家庭的社会阶层再生产？

二、田野调查

本研究采用质化方法中的田野调查，具体采用参与式观察、半结构式访谈等方式获得调查资料。在研究过程中，把研究对象的行为意义置于具体的社会场景加以理解和阐释。本研究从农村青少年网络实践的家庭情境和日常生活脉络入手，尤其注重了解和分析子女网络游戏背后父母的视角、日常互动和冲突过程中的家庭政治，以及这种冲突背后蕴含着农村父母怎样的社会焦虑和期待。

本研究选择山东省中部地区某乡村（以下称“吉村”）作为田野地点，主要出于以下考量：第一，该村是传统农业村庄，大多数村民靠种菜为生，而非外出打工谋生。因此，吉村大多数青少年并非留守儿童，他们和父母生活在一起，微观的家庭政治得以在日常生活中充分实践。第二，吉村是本文第一作者的故乡。“家乡的田野”是田野调查的重要路径，有助于作者借助已有的社会关系网络收集外村人所无法获得的资料，也更容易核实资料真伪。

我主要利用2017年8月至2019年8月期间的假期时间在吉村做实地调查，对部分青少年学业表现或工作情况的观察和访谈则持续到了2023年。根据预设研究的问题，我重点走访了家中有在读未成年子女的家庭共35户。调查过程中，我在部分农户家庭观察青少年玩游戏时的状态，注意他们玩的游戏内容，了解他们与父母的交流情况。我也与他们的父母聊子女玩游戏的历史、亲子间发生的冲突、如何看待子女玩网络游戏等内容。对于能够体现本研究关注的核心问题的家庭，我每家走访了2次至6次不等。我观察的家庭中，男性家长年龄介于27岁至51岁之间，平均年龄为38.7岁，女性家长年龄介于28岁至51岁之间，平均年龄为38.3岁。受访父母的文化程度方面，小学或初中文化程度的占八成左右。未成年子女年龄为4岁至17岁，平均年龄为11岁。另外，我也访谈了部分玩过网络游戏的成年男性，了解他们的游戏体验和手机实践等，作为本研究的参考。

三、研究发现

（一）家庭场景中青少年的网游活动

对青少年而言，网络游戏是他们休闲生活的重要场域。“儿童将游戏视为一个放松或消除现实世界压力的场所，他们可避免考虑现实世界的问题。”在游戏中，他们可以跳出既有的社会场域，重新自我选择、集结，从而形成兴趣社会网络。这种社会网络的变化，可能造成师生关系紧张或家长管教的冲突。

例如读小学三年级的志阳，玩的游戏包括“王者荣耀”“恐怖奶奶”“葫芦娃”“地铁酷跑”等。2017年夏天，我去他家调研。他趁着父母和我聊天的时间，坐在旁边用平板电脑玩起了游戏，并现场为我们演示了一款名为“恐怖奶奶”的游戏。志阳妈妈对儿子总是玩游戏非常不满，她说：“我们不在家时，他一玩玩一天。我们不让他玩，他闹着要再玩一会儿。他学习成绩是中游，经常看‘大耳朵图图’‘光头强’‘大头儿子’等。”因为玩游戏，志阳经常忘了学习，每次假期总是临开学前开始赶作业。

沉迷于游戏的青少年玩家往往具有社会疏离的倾向，他们在游戏世界中寻找乐趣，而无暇理会家人。我在村民森宝家调研，与他及其妻子翠莲聊家庭收支、网络使用等。他们读小学四年级的儿子永琪在外补习功课回来，他没有和父母打招呼，直接拿起母亲的手机，径直回到卧室玩起“王者荣耀”游戏。当我问翠莲最近上网看哪些电视剧时，她一时想不起来，喊永琪把手机拿过来，说搜搜看看。她搜了会儿没找到，便轻声问永琪：“手机怎么这么慢了？你怎么把手机弄得变了样？”永琪生硬地大声回复：“关我啥事？”翠莲便没再和永琪说什么了。她对我说：“有了手机，孩子都不出门了。现在永琪在家撵都撵不出去，我说你上外面玩玩去，他也不出去，回到家就是玩我的手机……他屋里有个小平板‘好记星’，2 400元买的，为了学英语买的，现在早就不用了。”

从同伴中获取情感资源是青少年网络游戏实践的重要动机。网络游戏将青少年在现实世界的人际网络延伸至网络空间，这种情感纽带也让玩家沉迷于网络游戏世界。村民志勇的两个子女分别为16岁和10岁，他说：“不让孩子们玩手机，但也不能不玩。现在孩子出门，都没什么可聊的。”平常不爱说话的农村青少年，只有聊及游戏经验时，才会变得侃侃而谈。

11岁的以恒一边玩“王者荣耀”游戏，一边对我说玩游戏的体验：“去年8月就学会了，现在放假一般上午玩一两个小时，中午和晚上也玩1局。绑定了（身份信息）后每天限制只能玩2个小时，我没有绑定。（‘王者荣耀’）吸引人的地方是，输一局就想再玩一局，非赢回来不可。班里大部分男生都在玩，我们在一起就聊（‘王者荣耀’）……”

读小学五年级的浩旭一直玩“王者荣耀”“酷跑奥特曼”等游戏，他介绍了最近玩的一款名为“堆栈球”的游戏。他认为，这个游戏吸引人之处在于使用过程，比如登陆次数、在线时间和红包抽奖等，都可以获得平台奖励的金币，金币可兑换成现金。“每天玩2个小时游戏可换5 000个金币，可换5分钱。不过必须连续签到10天才能提现到微信。我给妈妈发了1.4元红包，给姐姐发了2元红包，我还有9.43元。”

已有研究发现，青少年能够认识到游戏对身体产生的危害，如导致眼睛疼、头疼、手疼和癫痫发作等。本研究的受访者对游戏的负面作用亦有所认知。比如，浩旭知道游戏玩久了会伤眼睛，并对身体不好，玩起来会忘记吃饭睡觉。对于网络游戏的社会危害，他也有认识和体会，他例举了最近看到的一则新闻：“有个人想去网吧玩但自己又没钱，见他姨妈家有钱，就买了蛋糕去看姨妈，他在蛋糕上涂了毒药，姨妈吃完就死了，他就把姨妈家的钱拿去玩游戏了。”

网络游戏在使得农村青少年摆脱孤独的同时，也在再生产家庭距离。管成云对湖北某镇留守儿童的调查指出，尽管父母外出打工改善了家庭经济条件，但也造成了家庭结构中交往环境的变迁，教育功能和情感陪伴的缺失也使得儿童成为孤独的个体，他们不得不在网吧和网络游戏中寻找同伴交往。浩旭的父母种植着大棚蔬菜，他们经常半夜三更就去摘菜、卖菜，忙碌时还需要雇人帮忙干活，根本没有时间和精力管浩旭。只有小学文化程度的他们也没有能力辅导浩旭的功课。浩旭放学回家后，就沉浸在游戏世界里。村民万易也说：“现在农村劳动很累，常年无休息地干活，也没有时间来管孩子。孩子们上网多，和父母交流少。小孩子们在县城不同的地方上学，在家也没有几个伙伴，回家也没有交流。”

（二）媒介干预、家庭政治与教养焦虑

日常生活是政治化的、体现微观权力斗争的场所。家庭成员之间、不同性别之间乃至不同阶层之间的冲突往往体现在各种日常活动实践中。日常生活的亲切和熟悉往往产生实践的暴力自然化的错觉。实际上，家庭生活并非总是温情脉脉的，家庭日常生活涉及的各种夫妻之间、亲子之间的冲突体现了权力斗争的微观实践。“中国背景下的家庭诸多议题不仅成为生活政治的核心内容，也与传统宏观政治存在千丝万缕的关联，家庭政治已然不是一种政治修辞隐喻。”网络游戏的家庭实践便折射出父母和子女之间权力运作的家庭政治。

村民盛文和妻子立凤也种植着大棚蔬菜，刚刚在老房子前盖起了一座两层楼新房。他们为13岁的儿子明明花1 500元买了一部手机，用于下载“百词斩”“安全教育平台”等学习或学校必需的软件。盛文说：“买了手机才坏了事情，他（儿子明明）经常和同学一块玩刷好评，别人给他钱。昨天有孩子来喊他，他跟着跑了。我们打电话给他也不接了，直接不搭腔了。他用电脑也主要是玩游戏，玩‘CF’，后来玩‘英雄联盟’，不认真看书，每天不是玩手机就是玩电脑。”明明在家时天天玩游戏到凌晨一两点，曾经连续20多天和父母没有任何对话。他甚至将手机带去学校打游戏。因此，盛文对青少年玩游戏的现象深恶痛绝。说到对孩子上网的管理，他认为孩子处于青春叛逆期，格外不听话，由于亲身体会到网络和手机对亲子关系的负面影响，他甚至认为：“社会越发展越坏，不如没有智能手机。”

张玉佩把少年网游的家庭管教方式分为三种：第一，受访者内化为自我意识的管教方式，这种方式冲突少，规则简单，如做完功课后才能玩网游。第二，柔性劝导，少年玩游戏时，家长在旁提醒。第三，刚性方式，包括“破坏电脑”。在吉村调研时可发现，父母对子女使用手机多进行硬性管理，即限制型的家长行为类型占据主导地位，很少出现共玩型或主动型的家长介入行为。在吉村父母心中，网络游戏对子女眼睛不好，对身体发育有害，也会直接影响学业等，因此，他们通过限制子女玩游戏时间，为手机或电脑等设置密码，以及夺手机甚至摔手机等方式来管理子女的网游活动。

2017年8月17日，我去村民立军家调研时，他的儿子王昊正在观看专门教打游戏的电视直播。王昊10岁，读小学三年级，学习成绩在班里处于中下游。在我们整个调研过程中，王昊一直用母亲的手机玩网络游戏“王者荣耀”。王昊母亲说，尽管这款游戏规定未成年人每天只能玩2个小时，但王昊用父亲的身份证偷偷注册登录。为限制王昊玩游戏，王昊母亲每次去地里干活都会带走手机，在家的时候，如果他玩游戏，王昊母亲就硬夺过来，或者守着他玩20分钟左右。村民志全也对读小学的儿子玩游戏的事情很恼火。因为游戏，儿子学习成绩下降了很多，因此，他把家里电脑送给了亲戚。因为儿子玩手机，志全已经摔了两部手机。文国的妻子对儿子以恒采用设置手机密码等方式进行管理和干预。“在家不让他玩，我一出去干活他就玩，一回家他就不玩。我睡觉的时候他就玩。我设置了密码，他经常纠缠，我就只能告诉他密码。那段时间，他饭都顾不上吃，玩的时间很长。”

然而，反抗与规训在日常生活中如影随形。“一般人”的“日常生活”抵抗虽然微小，却发展出各种抵制战术。手机和电脑等网络工具及其游戏实践的可供性对青少年充满了吸引力，以至于他们发明了各种游击战术，以躲避和反抗父母的媒介规训。这些游击战术构成了农村青少年家庭反抗政治的亚文化风格。例如，破解手机密码、下载游戏后隐藏到其他文件夹、躲到亲戚朋友家玩游戏等。读小学五年级的凯凯学习成绩在班里位于倒数几名，他母亲说，他经常上网抄作业。凯凯常玩的游戏包括“王者荣耀”“QQ大作战”等。老师提醒家长防范他们玩“蓝鲸”游戏。凯凯母亲说：“我出去干活了，他在家就天天玩游戏。虽然设置了手机密码，但他总是能破解。”

长期亲子冲突的家庭政治格局，蕴含着父母对家庭阶层再生产的焦虑心理和对子女向上流动的愿望，这反映在父母对子女游戏干预行为和话语实践中。“别光玩游戏”“把时间用在学习上”“考上好大学”“别下庄户地（指继续种地，当农民）”，这样的表述不断被吉村父母重复。福星的母亲对儿子读高二依然痴迷网络游戏非常不满。在她看来，福星天天玩网游，已经“玩疯了”。为了让福星少玩游戏，她命令福星暑假期间去家里的蔬菜大棚干活，“你要是不认真上学，这个大棚就给你……你结了婚就啃这个大棚，你撑死饿死我们都不管。”福星就读于某高中理科普通班，学习成绩处于班内中游。马上高三的他在家依然玩游戏，如果父母不让，他会去玩伴家里玩游戏。福星母亲希望他暑假去上辅导班，但他因为玩伴不去就也没去。他母亲对此非常生气，说：“再上一年，就毕业了，考不上大学那就玩大棚……你们去打工试试累不累……打工的话，成天有人管着。你现在还能玩大棚，过几年大棚都没得玩了，饿死你们这些不认真上学的和干活啥也不会的。”在吉村的很多家长心中，一切与学业无关甚至对学业有害的娱乐活动是被限制和禁止的。在网络游戏“干预-抵抗”的背后，是农村父母希望子女通过读书“改变命运”“跳出农门”的现实逻辑和考量。媒介干预家庭政治的动态实践折射和放大了“望子女成龙”心切的父母们的教养焦虑。

（三）家庭文化资本的弱势传递与社会再生产

与马克思主义强调经济基础在社会再生产的决定角色不同，布尔迪厄强调文化资本在社会再生产中的角色。不同阶层具有不同的具身资本、语言能力、艺术审美乃至生活方式。不同阶层的文化资本实践具有阶层区隔与再生产的社会效应。在布尔迪厄看来，个人进入学校系统前，已经通过家庭内部代际传递，获取了不同数量和类型的文化资本，这种差异是以其社会经济背景为基础的。

家庭文化资本主要通过父母对子女学业和文化生活的参与来实践和运作。刘保中、张月云和李建新指出，家庭社会经济地位通过父母参与进而影响到青少年的自我教育期望，存在显著的城乡差异。相较于农村家庭，城市家庭的父母参与能更好地提升青少年的自我教育期望。吴愈晓、黄超和黄苏雯对我国家庭调查发现，不同社会经济地位的家庭文化资本存在显著差异：农村户口家庭显著低于城市户口家庭，而文化资本的提高有助于提高学业成就。家长职业地位较高、教育程度较高的家庭，子女不但拥有更丰富的文化资本，而且文化资本对他们学业成就的提升效应更强。

吉村家庭文化资本的弱势累积体现在以下层面：其一，吉村青少年缺乏参加多元化的文化活动的机会。农村公共文化基础建设薄弱，普遍缺乏在城市常见的图书馆、博物馆、文化宫等文化空间，农村子女只能通过手机和电脑等媒介接触外界。受限于受教育水平，吉村父母难以辅导子女特别是高年级子女的文化功课，加之忙于农活或生计，也没有精力精细化管理子女的日常，包括手机或电脑的使用时间管理和多元媒介实践。凯凯母亲反思了自己对子女的教育：因为家里种着大棚蔬菜，为了让孩子听话、别闹，她往往会给孩子手机等电子产品代替陪伴，尽管也知道应该和子女一块看书、辅导孩子学习，但实在有心无力。她说：“咱们都玩着大棚，只要孩子别找事，愿意玩游戏就玩，我就去大棚里干活……城市的父母会利用晚上和节假日来辅导孩子或者带孩子出去玩，我们只有干不完的活，给他手机就别闹就行。孩子有时候一看看一天，中午也不睡觉了。（我们）干活很累的，基本不和孩子一块看，奶奶、姥姥又不认识字，也没法指导孩子学习。”

其二，在吉村，不仅是青少年子女，很多父母也沉迷于互联网的影音娱乐或网络游戏。我去村民欣亮家调查时，谈到手机和网络的影响，他妻子认为：“上网对大人无所谓的，因为开阔了视野，但是对小孩影响不好。很多上网上瘾厉害的，就不爱学习了。放学后作业也不做，总是先玩游戏。”欣亮插话：“其实很多大人也上瘾。比如你（欣亮妻子），视频看不完就经常牵挂着。买了手机后，盖着被子天天玩。”这种网络沉迷存在于很多村民家庭，有的受访村民每天要花四五个小时上网、看视频、聊微信等。吉村家长的媒介习惯和自我管理也潜移默化地影响子女媒介实践的时间和态度。黎藜和赵美荻发现，当家庭成员中存在手机游戏使用行为时，子女会更倾向于手机游戏，成瘾可能性更高，揭示了家庭成员行为示范的逆反效果。

近年来，尽管吉村不少家庭的父母省吃俭用，把子女送到县城中小学就读，但子女学习成绩普遍处于班级中下游。这些青少年多沉迷于网游，这也与乡村父母对子女的教育管理和沟通方式有关。在福星的个案中，母亲对他通过高考实现“鲤鱼跳龙门”充满期待，因此对他玩游戏非常生气，但她无法采取合适的教育方式引导福星，农村有限的学习条件和人际交往环境也让福星长期沉迷网络游戏无法自拔。

在吉村调研时，我遇到不少因为长期沉迷游戏成绩不佳以至最终放弃学业的例子，不少青少年勉强完成初中学业就外出打工。凯凯在2021年初中毕业后去某职业中专读了几个月后就退学，现在舅舅的工厂打工；长期玩游戏的明明也没有考上高中，去了工厂务工。2023年初，我再次回到吉村调研时发现，上文提及的永琪中考失利未能入读高中，父母无奈将他送去一所位于某地级市的职业技术学校学习；浩旭正读高二，班上共51名学生，他期终考试排第42名，英语、数学成绩特别差，英语经常考40分左右。很多家长抱怨，近些年吉村孩子们“学习普遍不行”，也会反思城乡家庭亲子互动差异等问题。受制于文化程度、劳动性质、媒介习惯与干预模式等因素，农村家庭文化资本在代际间弱势传递，也再生产了既有的社会结构和阶层关系。

四、结论与讨论

游戏等虚拟空间日渐成为青少年在线景观的一部分。网络社会的崛起和快速发展把宏观、抽象的互联网政治和日常生活的微观政治桥接起来，这也预示着从宏观政治到日常生活的研究路径转向。父母对子女网络游戏的干预活动，也使得微观的生活政治亟须在具体动态的家庭场景中得到考察。本文通过对一个鲁中村庄的青少年网游实践展开田野调查，主要有如下发现：

第一，受调查的农村青少年沉浸在“王者荣耀”等游戏构筑的游戏世界里，这种游戏实践通过营造新的虚拟空间，使得农村青少年在线上获得交往满足。但这种虚拟交往进一步隔离了农村父母和子女的沟通，并再生产了社会疏离。管成云指出，网吧作为新出现的一块农村新型公地，把孤独的孩子聚集在一起，形成了他们交往的意义世界。同样，吉村青少年的网游世界折射出农村父母没有时间精力顾及子女的意义世界、无力指导子女的学业等现实问题，也进一步加深了家庭交往的代际鸿沟。

第二，围绕网络游戏的接近权，农村父母对子女展开媒介干预，亲子之间展开权力规训和反抗的微观实践，这种家庭政治成为吉村常见的家庭景观。在网络游戏的媒介干预过程中，农村父母的管理方式相对单一，多为限制型方式，很多时候是硬性、粗暴地干预子女的手机或电脑使用权。农村父母的限制型干预并未收获良好效果，农村青少年也发展出了对抗父母干预的游击战术。王嵩音的调查也发现限制型介入会降低子女的网络正面使用行为，而评价型介入则会提升青少年的网络正面使用行为， 例如利用网络学习新事物等。

第三，在乡村教育资源缺失和城乡教育资源不平等的结构性背景下，农村青少年网络游戏实践对个体的阶层流动具有消极意义。家庭文化资本的缺失使得吉村家庭很难通过有效、多元的介入来让子女和网络游戏或新媒介技术形成良性互动。在父母管理子女网络游戏实践的过程中，往往隐含着对子女努力学习、实现阶层流动的想象。而本研究调查的吉村青少年沉迷于网络游戏，学习成绩普遍居于班级中下游。在农村基础教育水平普遍落后于城市的情况下，他们往往也无力实现升学深造，最终在初中毕业后走向社会。这又造成了他们文化资本的弱势累积，使他们在社会阶层再生产中居于劣势，难以实现阶层的跨越。家庭在宏观的社会经济文化结构与变化和儿童生命历程间发挥着中介性制度作用。家庭既是各种权力关系微观实践的空间，也通过父母社会经济地位塑造了家庭文化资本的阶层差异，家庭文化资本是社会再生产的重要机制。安妮特·拉鲁在《不平等的童年》中指出，家庭生活各种关键要素紧密勾连，形成一套教育子女的文化逻辑。她把家庭教养方式分为“协作教养”和“自然成长”两种基本教养方式。中产阶级的父母倾向于对孩子进行协作教养，注重培养孩子的理性沟通能力、独立平等的人格，使其获得被世界承认的技能、积极主动参与公共机构场景、自我管控能力强。安妮特·拉鲁也指出，工人阶级和贫困家庭的父母倾向于让孩子自然成长，与孩子交往中采用命令性口吻，孩子课外辅导和提升自己的机会少，长时间玩耍嬉戏，在社会交往中存在局促感。不同阶层在家庭教养哲学和方式上存在差别，导致了父母向孩子“差别优势的传输”。李雪莲和刘德寰发现，在民主型家庭中，父母通过和子女主动聊游戏的方式来进行游戏沟通，而在权威型家庭中，由于家长不了解游戏内容和游戏行为，管理方式比较单一粗暴，导致亲子间出现代际鸿沟和误解，管理也难以奏效。吉村青少年网络游戏活动的家庭政治体现的是“自然成长”培养模式和权威型家庭管理的微观场景。

本研究从传播学视角出发，以网络游戏的父母干预为考察对象，进一步回应了家庭的文化资本如何在家庭阶层地位和社会再生产间发挥重要中介机制作用。在吉村个案中，网络游戏的父母媒介干预既是网络游戏家庭驯化的特定场景，也生产和建构了家庭文化资本。父母缺乏多元有效的管理方式，多采取限制和命令型管理，同时他们自身也沉迷于网络娱乐活动。在城乡教育资源二元分化的背景下，农村的公共文化物品缺乏有效供给，沉迷于网络游戏的农村青少年的家庭文化资本普遍匮乏，形成弱势累积。从这一点讲，网络游戏绝非仅仅是青少年个人意志和生活方式的表征实践，而是一种巨大的社会隐喻和成长陷阱，折射和放大了社会不平等的结构性问题。而且，随着“短视频成瘾”等新的媒介沉迷议题的出现，短视频应用如何与乡村青少年及其家庭与社会结构处境发生勾连，值得进一步研究。

（感谢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潘忠党教授等师友的修改建议）

冯强：山东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副教授，博士生导师。宋爽：北京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博士研究生

摘自《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

“湘刊·传播研究”栏目由《华声·传播观察》杂志主办

作者：冯强 宋爽

责编：罗嘉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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