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交媒体的出现打破了公私界限,新闻从业者开始更加审慎地选择在什么空间与谁分享什么内容,如何在这个平台上展示自己与自己的职业。正如CNN资深媒体记者布莱恩·施特尔特所说:“对于记者来说,社交媒体让个人和职业之间的界限变得模糊。”新闻从业者被期望在社交媒体平台上展示自己时也可以与工作相结合。新闻从业者在发布个人感受、专业新闻和媒体机构要求发布的内容时,需要充分考虑到个人的需求、专业群体的职业操守与媒体组织机构的规章制度,在社交媒体上如何表现个人身份和职业身份成为困扰新闻从业者的难题。

新闻从业者通过在社交媒体上发布日常职业活动、新闻内容、所属媒体机构的相关信息来展示自己的职业身份,通过分享职业活动之外的生活内容、个人意见和亲密关系来展示自己的个人身份。在同一个平台中,两种身份存在着冲突。一些研究表明,新闻从业者对在社交媒体上整合个人和职业身份感到焦虑,他们根据各自的职业规范和价值观制定了职业身份构建策略,如许多人会谨慎对待自己的社交媒体账号,因为在一些情况下,前后不一、过于主观的内容,甚至是轻微的错误,都会招致受众的批评指责或受到所在媒体机构的惩罚处理。中央电视台新闻节目主持人赵某曾用其实名认证的微博帐号发布消息称“来自调查记者的短信:不要再吃老酸奶(固体形态)和果冻了。尤其是孩子,内幕很可怕,不细说”,作为职业新闻从业者,在社交媒体平台上发布这种过于私人化的表达,引起了公众对其专业性的质疑。齐鲁晚报深度工作室记者张子森认为,在粉丝看来,由于新闻从业者身份的特殊性,他们在微博上的言论多少带有媒体的公信力和权威性的影子,过于调侃或者偏激的言论,会导致信息的不全面甚至虚假,从而加剧舆论的混乱和不理性,甚至所供职单位也会被连累。在社交媒体上,公众难以判断新闻从业者发布信息是个人行为还是职业行为,过于个人化的内容有时会对新闻从业者造成声誉损害,使受众质疑新闻从业者的专业可信度。

在社交媒体上展示自己的职业身份有时也会产生积极的影响。传统媒体机构和记者为了提升影响力,会开通社交媒体账号,并认证自己的职业身份与所属机构。他们成为社交媒体平台比较活跃的用户群体,通过积极参与公共话题讨论来赢得受众信任的同时也提升自己与所属机构的社会知名度。有媒体人称社交媒体形成了一个统一的广场,谁先在这个场域里发出厉害的报道,谁就会得到大家的赞誉。此外,一些新闻从业者在社交媒体上承担着“意见领袖”的角色,在引导网络舆论方面发挥着积极作用。

新闻从业者在使用社交媒体时如何处理个人身份与职业身份矛盾成为近年来研究者们持续关注的问题。戴安娜·博西奥(Diana Bossio)和维多利亚·萨科(vittoria sacco)两位研究者发现在社交媒体上展示个人和职业身份的新闻从业者有三种类型:第一类新闻从业者创建了公共的、专业的社交媒体账户,但同时也创建了次要的、私人的账户,只对熟人开放;第二类新闻从业者或是被迫要求,或是主动选择,他们创建的公共账户只与所在的媒体机构相关,在社交媒体上只展示专业活动;第三类新闻从业者在社交媒体上融合了职业和个人身份,在公开账户上展示他们的个人和职业生活的各个方面。两位作者将新闻从业者所呈现的“社交媒体身份”归纳为三种形式:“过渡性”身份、“品牌”身份和“社会”身份,认为新闻从业者在社交媒体平台上展现个人和职业身份的方式存在差异,这与他们在新闻实践转型时期试图平衡的一些复杂影响因素有关。一方面,从业者试图在网络空间中使用传统的新闻职业身份进行工作性质的表达;另一方面,部分从业者也积极利用社交媒体的特点,发布兴趣爱好相关内容、日常生活照片等,用轻松亲切的语气拉近与受众之间的距离。在这些表达的背后还有来自编辑、组织和机构的压力,新闻从业者不得不通过谈判和调解来平衡各方压力。

社交媒体是一个混合的空间,所有的身份角色压缩在同一个呈现渠道中,新闻从业者在展现职业身份的同时难以避免地会带有个人色彩。一项针对瑞典记者的研究显示,80%的记者在社交媒体上透露了一些个人属性。这种公私身份的重叠存在一定的风险,新闻从业者的言论或态度可能会损害自身或所在媒体机构的声誉。为解决这一问题,新闻机构与新闻从业者都采取了一定的措施。越来越多的新闻机构开始制作社交媒体使用指南,希望以此来为新闻从业者提供社交媒体方面的行为准则。福尔克·哈努斯(Folker·Hanusch)与阿克塞尔·布鲁斯(Axel·Bruns)指出记者在Twitter等平台上区分个人身份和职业身份的一种流行方式是使用免责声明,如将“言论仅属于本人观点”或“转发不等于认同”等免责声明放在个人简介上,试图在职业身份和个人身份之间的紧张关系中找到平衡点。我国一些新闻从业者常常在个人简介中加上“言论与任职单位无关”或“私人微博,与工作无关”的声明。

有研究者建议新闻从业者如欲不受职业身份限制自由发表言论,须在工作微博外匿名注册私人微博。实际上这些做法收效甚微,不少“去V用户”的新闻从业者身份是公开的秘密,人们不会因其未经权威认证就将他们看成普通公民。新闻从业者用不同的方式试图缓解社交媒体上职业身份与个人身份的冲突,目前他们仍在寻找一些合适的方式,以达到在展现自己作为职业新闻人的专业魅力的同时,也可以保持作为普通用户的个人魅力的目的。

新闻从业者在媒体机构中处于“组织员工”与“专业人员”的双重约束中,同时拥有“职业身份”与“组织身份”。范·佐宁(van zoonen)提出了“组织身份”的概念模型,她指出“组织权力不仅仅是限制性的,它还具有显著的生产性:具体的组织政策和预算、惯例、工作要求、市场需求等与性别、种族等主体性因素交织在一起,构建了一种既反映传播者个人风格和偏好,又反映媒体组织的结构性要求的组织身份,这一身份超过了其他各部分的总和”。组织中的结构和主观能动性的配合(或缺乏)将极大地影响工作满意度、绩效、地位,以及新闻从业者体验到的自由和尊重的程度。在她的概念模型中,组织身份被定位为“或多或少与机构相联系”,记者需要在职业组织结构的限制下活动,因此在工作过程中总是会受到组织惯例与组织压力的影响。“组织身份”模型表明,对于新闻从业者来说,结构和主体性是他们日常工作中的一部分,构成了他们作为职业记者的自我理解,即知道如何及时满足组织的具体需求,同时,随着组织和主体性的不同,新闻从业者的组织身份的体现也不同。组织身份对我国新闻从业者具有不同的意义。作为一个社会人,只要他进入了单位,在单位形态里生活和工作,就会不可避免地、自觉或不自觉地被社会化为一个单位人,扮演着单位中特定的社会角色,具有特定的社会地位,把单位形态中的行为规范和取向作为自己的行为规范和取向。在新闻从业者获得媒体机构的正式编制之后,媒体机构能够为其提供经济、文化、社会等资源与机会,新闻从业者对所属机构形成强烈的依附关系。

在实际工作过程中,新闻从业者有时会在媒体组织的员工身份与个人专业身份之间来回摇摆。组织身份要求员工只要属于同一个组织,就与同一组织的其他成员共同承担组织责任与要求,组织身份与专业身份有时是分离的,有时是相互矛盾的。有研究表明,许多新闻从业者都经历过职业身份认同与组织身份认同之间的紧张关系,新闻从业者认为组织的核心要求与他们认为理所当然的职业原则和职业标准之间的紧张关系越来越成为新闻实践冲突的根源。组织政策要求会影响新闻从业者对新闻价值的判断,限制新闻从业者的自主性。在专业记者看来,对利润而非质量的关注和市场竞争需求将会对新闻业产生腐蚀性影响,使记者不能充分发挥作为专业人员的作用。当前新闻业正处于复杂的过渡状态,在这种状态下,新闻从业者不得不去平衡组织压力与自己的职业规范和专业期望,尽管大部分时候新闻从业者认可所在组织的目标、规则与价值观,但当媒体组织在利润导向下要求新闻从业者进行特定的传播活动时,新闻从业者的组织身份认同与职业身份认同就出现了紧张关系。我国新闻业总体上属于事业性质,但因其又有企业的性质,故采用管理企业的方法,两种属性之间常常会出现矛盾:新闻媒体受到行政力量的干预,受到与新闻传播规律相违背的力量的干预;其意识形态属性被片面强调;产业属性被错误地理解。在这种媒体制度下,新闻从业者的职业行为需要在组织要求与专业要求之间寻求平衡。

之所以会存在这样的情况,其原因在于职业要求与组织要求有时难以“步调一致”。媒体组织为新闻从业者提供了归属感和依赖感,同时也要求新闻从业者需要负责任地履行工作契约。布里德(W.Breed)在关于新闻编辑室的社会控制的研究中,指出了公司风格、组织文化的压力、组织内部的人际关系、各种目标方向和优先事项及其潜在的冲突等,使新闻业成为“充满不确定性”的行业。一方面,媒体组织的结构性力量能够改变新闻从业者的职业价值观,这种力量往往是隐性的,难以察觉。另一方面,由于组织文化的侵蚀和支持结构的薄弱,职业身份认同可能不足以抵御主导组织理念的影响。此外,西格曼(sigelman)等研究者认识到了媒体生产中职业行为、职业信念和组织价值之间关系的复杂性,在职业实践层面,新闻从业者需要面对不同的立场,即使在同一个媒体组织内有时也存在相互冲突的职业取向。

在新媒介技术环境中,媒体组织对新闻从业者的管理发生了变化。媒体组织利用手机、计算机编辑系统、电子邮件等信息技术编织了一张绵密的监控网络,新闻从业者的职业行为被置于组织管理者的监控之下。在严密的管理制度与高强度的工作负荷下,新闻成为从业者的谋生手段,从业者形成一种“打工”心态,生存理性和经济利益的实践逻辑开始凌驾于新闻从业者的专业理念之上,新闻的公共物品属性也逐渐让位于商品性。可以说,新媒体组织服从于流量与经济利益的导向在一定程度上伤害了从业者的职业行为,这给新闻从业者的职业身份认同带来了挑战。

人工智能(AI)、算法、机器人和其他技术如今已成为新媒体生态系统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这些技术为当今的新闻业提供了巨大的发展潜力:如帮助记者在有限的时间内处理大量数据,从结构化数据中创建新闻故事并自动发布多样化的报道。技术帮助新闻从业者从重复繁杂的工作中解放出来,但同时也给新闻从业者带来了身份威胁,使新闻从业者产生了“会失业”的潜在担忧,chatGPT等生成式人工智能系统的普及,进一步放大了新闻从业者“被替代”的职业焦虑。

新闻传播实践活动一直以来是由“人”充当传播者的角色,技术起到传播渠道的作用,而近年来出现的自动新闻写作程序和聊天机器人等人工智能应用开始扮演传播者角色,完成部分采编工作,新闻从业者的职业价值在一定程度上被削弱,使新闻从业者重新审视自己的职业身份。在一项探讨新闻从业者对人工智能技术认知的调查研究中,有被访者认为以惯例性工作为主的“编辑岗位可能会被部分取代”,从事机械性、简单性、重复性工作的新闻从业者更容易受到人工智能的影响,有被访者指出,“一半以上的记者还是在做重复性劳动,像简单的撰写啊,甚至包括通信啊、消息啊,没有比较多思想性的工作(会被人工智能取代),所以他们可能会恐慌”。一些常规性、重复性的入门级工作将会由新闻机器人完成,当新闻从业者在人工智能面前优势渐失时,他们心理上容易产生职业焦虑与恐慌。

新闻业作为一个信息技术导向的行业,技术的发展不断改变着新闻业,同时对新闻从业者提出更高的技能要求。新闻从业者无法达到这种新要求时,便会产生职业身份认同危机,他们有时会有“被替代”的恐惧。研究表明,新闻从业者倾向于以复杂的方式对技术创新做出反应,经常表现出保守的姿态,保护其职业免受外部影响。在国内一项关于新闻从业者如何理解人工智能及其对新闻业冲击的调查中,研究者发现多数新闻从业者对人工智能的了解非常有限,导致很难对一些问题做出正确的判断和评论;与人工智能应用有交互体验者不多,尽管新闻从业者需要与各种智能媒体打交道,但还是有46.2%的受访者表示自己没有与机器人交互过。这项调查在一定层面上说明了多数新闻从业者并不了解也不愿意深入了解新技术。人工智能技术参与新闻生产环节后,将改变传统的信息采集、内容生产和新闻分发模式,新闻从业者的优势被弱化,这引发了新闻从业者对自身能力与岗位职责的重新审视,进而引起新闻从业者的职业身份认同危机。

另外,新闻机器人生产的低质量新闻内容会影响公众对新闻业的评价,进而削弱新闻从业者的职业身份认同感。如果新闻机器人生产的新闻内容同质性较高,新闻呈现方式单一,缺乏洞察力,那么受众会对新闻业的评价整体性降低,因为受众无法判断新闻作品的作者是新闻机器人还是新闻从业者。同时,新闻机器人作为新闻业主体是无法考虑新闻职业道德因素的,当前的技术难以通过编码的方式对新闻机器人进行职业道德和价值规范方面的训练,所以出现了新闻机器人传播虚假新闻等违反职业道德的行为,这容易损害专业新闻从业者的声誉。“如果一个职业所代表的意义和价值得不到他人的认可,个人就会感受到职业身份认同的威胁”。新闻机器人带来的负面影响,会影响新闻从业者的职业身份认同。

专业新闻从业者的写作能力也是使用模板运行的机器人难以超越的,新闻从业者不再将信息收集和客观性确定为卓越的专业技能,他们将注意力转向撰写有趣和精彩的文章。同时,新闻从业者应继续将职业道德视为职业身份构建的关键部分。在未来,新闻业也许将产生新的职业价值观,但有道德的职业行为与写作能力始终是专业新闻从业者维护其职业身份的核心竞争力。

新媒介技术环境下新闻从业者的职业身份冲突、竞争与威胁等问题日益突出,不断挑战新闻从业者的职业地位、职业权威与职业声誉,引发了新闻从业者的职业焦虑与职业身份认同危机。如何重塑新闻从业者的职业身份认同?在此,需要重提专业理念、情感归属与专业技术。

(一)继续坚持新闻专业理念,强化专业意识

专业主义的观念一直以来是新闻从业者自我认知的重要组成部分,专业主义将新闻从业者群体与其他从事信息传播活动的群体区分开,并使新闻从业者群体获得了相应的职业地位。专业主义定义了新闻从业者“正确”的工作方式以及对这种特殊实践活动的思考方式。新闻从业者将专业主义作为一种合法化手段用以证明自身在社会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在新媒介技术环境下继续强化专业主义理念是重塑新闻从业者职业身份认同的重要路径。

随着新技术的发展与数字化程度的提高,越来越多没有被纳入新闻传播领域、没有被行业默认规则所约束的行动者声称自己是新闻领域的一员。这些行动者利用社交媒体传播信息,但由于其没有受过专业新闻教育、缺乏新闻专业理念与专业意识,他们传递错误信息的概率远超专业的新闻从业者。任何人都可以做新闻,这并不意味着每个人都很专业。从职业的意义上来说,从事新闻工作的专业人员接受过专业教育与职业培训,熟练掌握专业知识与职业技能,能够全面、准确、客观地报道新闻,在日常工作中遵守职业道德规范,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为公众利益服务。通常而言,得益于教育、职业训练、组织规制等因素,专业新闻从业者生产的内容会更接近真实。

专业主义帮助新闻从业者树立职业权威,并将新闻从业者群体凝聚在一起,有助于增强职业身份认同。新闻业与生产传播信息、维护公共利益等社会功能相关,新闻从业者共享一套基于客观性和公正性等原则的价值观,这一信仰体系不仅构建了常见的新闻惯例和程序,而且还构建了一种基于新闻专业知识的合法性话语:确定新闻内容的能力、对事实准确性的验证、对截止日期的尊重以及共同的新闻价值感。专业化的操作将职业新闻从业者与其他从事信息传播活动的行动主体分割开来。新闻从业者的专业认知和实践基于一定的职业文化,并通过这些职业文化和职业实践使他们在社会中的角色合法化,并使他们的工作有意义。可以说,新闻从业者的职业身份认同是建立在一套共同的价值观、角色定义和利益之上的:新闻从业者通过这种具有凝聚力的机制赋予他们的工作以意义,协商并赋予他们的实践以基本价值,并在一系列专业能力的基础上构建权威光环。因此,对于新闻从业者而言,相通的职业文化与专业化的操作理念确立了职业权威与地位,建构了职业身份认同。

专业主义对内约束职业群体成员,对外强调公共服务和公共利益,坚守新闻专业主义,新闻从业者的职业价值才得以彰显。首先,专业新闻从业者能给公众提供优质信息。随着媒体形态不断更迭,信息过度饱和,公众在纷繁复杂的信息流中寻找可靠信息的难度不断增加。与一般的信息相比,基于新闻专业理念生产的新闻内容更为全面与深入,是滋养公众的高质量信息。专业的新闻从业者通过深入调查和研究,能够挖掘出新闻事件背后的故事及深层次原因,可以生产更具深度和广度的报道,这极大地满足了公众的信息需求。其次,通过职业教育和新闻实践,新闻从业者可以积累知识与采写经验,逐渐形成自己独特的写作风格,提升新闻报道的吸引力和影响力,提升公众对新闻媒体及新闻从业者的社会认可度。再次,专业新闻从业者具有监督社会的作用。作为“技术”的专业主义更多地强调报道的规范,作为“理念”的专业主义则指向了新闻业的自主独立和公共导向。当前人工智能等新技术的介入虽然提高了新闻传播的效率,但无法主动承担揭露社会问题、监督社会的责任。而新闻从业者通过深度报道等方式,对社会问题与现象进行深刻剖析,主动承担起舆论监督的责任,有利于社会的进步。最后,在道德伦理与人文关怀方面,专业的新闻从业者能够坚守真实、全面、关怀等报道原则,生产出更符合人性美德的新闻内容。可以说,无论媒介形态如何变化,媒介技术如何演进,社会都需要坚守专业主义的新闻从业者来促进社会的更好发展,这也是新闻从业者对自己职业身份认同的根源之所在。

职业身份的建构体现在日常实践活动中,当新闻从业者赋予其工作以意义时,他们同时塑造了职业身份认同的解释框架,他们被期望能够在工作中融入真实性、公正性等价值观,并以适当的方式履行职责,成为一名专业人员。在新媒介技术环境下,面对非专业群体和智能技术所创造的新闻工作“闯入者”时,新闻从业者需要继续维持新闻专业理念,提高专业能力,遵守道德伦理,强化专业意识,以更专业的姿态应对各类挑战。

(二)积极寻求群体心理认同,强化专业共同体情感归属

通常来看,个人的职业身份认同先于组织身份认同,因为个人在进入某个特定的组织机构之前已经成为某个职业的成员,专业从属关系独立于组织关系且优先于组织关系的发展,即使专业人士离开所属组织机构去寻找另一个雇主,他们也会保留其专业从属关系和从业资格。组织身份与个人的职业身份之间存在矛盾与冲突时,职业身份应当优先于组织身份。但在现实情况中,在组织和个人力量发生冲突的情况下,往往是组织更容易获胜。在面临被解雇和受到纪律处分的风险时,新闻从业者往往选择遵从组织的要求,将组织身份放在优先位置。

新闻从业者共享专业知识和职业技能,对新闻工作具有决定性意义感与价值感,这种“共同的专业意识”是通过集体认可创造的,赋予了他们共同的“归属感”,职业群体为新闻从业者带来的关怀和归属感是个体新闻从业者应对种种复杂问题的后盾力量。其中,由新闻从业者参与组成的各类“新闻工作者协会”,是保护新闻从业者合法权益的行业组织,也是其获得共同情感认同的组织。在我国,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是维护新闻从业者群体合法权益的行业组织,在新闻从业者维权与救助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当面对组织机构的强大压力时,积极寻求群体心理认同,强化情感归属成为解决职业身份竞争的重要方式。具体而言,在社会层面,需要进一步提高新闻从业者的职业地位与职业声望,关注新闻从业者的心理压力,提高新闻从业者的事业成就感、主观幸福感与社会荣誉感;在媒体机构层面,需要为新闻从业者的个人发展提供平台、创造机会,改善新闻从业者薪资待遇,提高工作稳定性,从根本上转变新闻从业者以生存为主的工作模式;在新闻从业者个人层面,需要重塑新闻理想情怀,在工作中找寻对新闻事业的忠诚与热爱。

新闻从业者的自我理解是由共同的规范、价值观和对职业群体的归属感构成的。对职业群体的归属感和依赖感是形成职业身份认同的情感支撑。正如维克(J.wiik)所言,职业认同是一种社会建构,因此具有灵活性和多重性,而不是固定的和单一的,它是规范、实践和地位的产物,与“职业意识形态”“组织归属”和“个人社会地位”相联系。从新闻领域来看,新闻从业者的社会角色和职业权威是通过特定意识形态、价值观和行为的制度结构来界定的,同时也与社会结构相关,职业身份认同具有集体化与合法化的功能,帮助个体从群体中获得安全感与依赖感,而对群体的心理认同和情感依赖能够进一步增强新闻从业者对职业身份的认同。因此,强化职业群体归属感是新闻从业者应对当前复杂多变的媒介环境,维持职业身份认同的有效路径。

(三)借助人工智能技术,强化新闻从业者工作专业性

传播主体的多样性给职业的新闻工作带来了挑战。有研究者认为在新闻传播活动中处于边缘位置的行动者将会不断挑战新闻职业边界,挤压新闻从业者的生存空间,削弱传统新闻的权威性。尤其在人工智能技术兴起后,关于“机器能否取代人”的讨论甚嚣尘上。实际上,无论科技如何发展,技术都无法取代具有创造力和批判性思维的人,新闻从业者始终具有不可替代性,这是新闻从业者对其职业重塑信心的原因。其一,人工智能无法理解记者职业中人性方面的信息,同理心与人文关怀不可能通过编写脚本构建到程序中。其二,智能机器人可以对信息进行广泛搜集,但只能呈现信息而无法进行个性化的评判。其三,人工智能无法识别文本的“情绪”,那些包含强烈情感信息(例如幽默)的材料有可能被删除或屏蔽,从而使新闻生产失去个性。其四,人工智能创造力的缺乏导致机器人无法独立撰写大量分析性或新闻性文本,无法得出合乎逻辑的结论,新闻报道只能以程序方式植入相同的写作方法和呈现材料的方式,从而使新闻报道过于模式化。其五,新闻机器人无法通过多个信源寻找信息,特别是无法像新闻从业者一样在现实生活中收集信息。其六,新闻从业者对新闻事实的书写是丰满全面的,但大量公式化、浅表化和同质化的机器人新闻会弱化新闻表达的多样性。由是观之,新闻从业者在未来很长一段时期内都具有不可替代性,新闻从业者更应当对其从事的职业有较高的认可度。

尽管人工智能技术目前尚不成熟,但该技术能够帮助新闻从业者提高工作的专业性。其一,作为写作工具,人工智能技术可应用于突发新闻报道,通过分析数据和识别事件发展趋势来制作高质量、有吸引力和说服力的内容。其二,作为编辑制作工具,人工智能技术可应用于节目制作,新闻从业者可以自动生成文本、图像和音频内容,将它们连接起来,甚至能创建新的复合媒体。同时,人工智能系统能通过访问包含天气数据和比赛结果等相关信息的数据库,制作天气报道和体育报道。人工智能应用程序还被广泛用于转录录音和翻译文章,简化了日常编辑工作。其三,作为新闻产品分发工具,人工智能技术可为数字媒体用户提供符合个人兴趣的个性化产品。人工智能技术可以为每个用户提供量身定制的独特报道,根据数据创建用户偏好档案并推荐下一次阅读,向特定受众分发媒体产品。此外,人工智能技术还能提供更精细的定制服务,如基于地区兴趣的定制服务,或根据用户偏好的媒体渠道生成新闻内容。人工智能技术在媒体工作中将占据越来越重要的位置,但新闻从业者始终处于主导地位,在人工智能技术的协助下新闻从业者的工作将更加专业化,这有利于增强新闻从业者对新闻职业的认同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