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余孟孟

文化，是时间的果，亦是空间的果。

湖湘文化就是在漫长的时空交织中，逐渐形成的一种源于地域又超越地域、走向主流又保持特色的文化果实。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三次考察湖南，对湖湘文化给予高度评价，并为湖湘文化与湖南经济的共生共荣指明了方向。

历史上，湖南其实长期处于中华文化演变发展的边缘地带。 西汉时，洛阳人贾谊贬官为长沙王太傅，还没动身，就曾“闻长沙卑湿，自以为寿不得长”。唐代柳宗元说：“过洞庭，上湘江，非有罪左迁者罕至。”湖南文化的大开化，是从宋代开始的。著名的理学学派“湖湘学”，真正将湖南文教事业带上了一个新台阶，而且促成了湖湘文化的实质性的形成。

湖南的强势崛起和湖湘文化的大出于天下，只是最近这一百多年的事。 辛亥革命志士杨毓麟说：“咸同以前，我湖南人碌碌无所重于天下，亦几不知有所谓对于天下之责任。知有所谓对于天下之责任者，当自洪杨之难始。”著名历史地理学家谭其骧先生也说：“清季以来，湖南人才辈出，功业之盛，举世无出其右。”

那么，湖南从古代“碌碌无所轻重于天下”，到近代一跃而成为“功业之盛，举世无出其右”的省份，原因何在？

对这个问题的思考与探寻，近代以来牵动了不少人的神经。这里面有政治家、军事家，有学问家、思想家，也有热爱历史、有家国情怀的广大民众。今天，“何以湖湘”这个问题依然值得进一步探讨，因为它不仅关涉近代湖南和中国的发展，事实上也关乎今日之现代化文明的建设。

在1988年第3期的《历史研究》上，林增平先生发表了一篇题为《近代湖湘文化试探》的文章，在全国率先开拓近代湖湘文化研究

霸蛮：湖湘性格的底色

社会变迁与发展，受民族性格的影响颇大。中华民族有其共同的性格特征，一地一域，亦有其独特性格。

1933年，清华大学考察团来到湖南，对湖南人性格的观感与认知，体现在该考察团提出的一份报告书中：“一入长沙，即深觉湖南之团结力特别强……然……吵嘴打架，殆属常事，民风剽悍殆即以此。”

清华考察团关于湖南“民风彪悍”的印象，并非一孔之见，而是与古人的观察别无二致。《史记》就记载湖南人十分彪悍，《隋书》谓其“劲悍决烈”。据学者张朋园先生的研究，湖南各地方志关于湖南人性格的种种评语，虽然用词表述不尽相同，但大多都围绕着强悍的性格而言。

这种强悍的性格，用一个“很湖南”的词来说，就是“霸蛮”。“霸蛮”是湖南方言语境中出现频率很高的一个词，尤其在口语表达中，经常是信手拈来、脱口而出。对于“霸蛮”这个词，不能望文生义地将其解读为“横行霸道蛮不讲理”，而是应该在湖湘文化的精神内核中去理解。

湖湘文化倡导的是一种“圣贤—豪杰”的理性人格，尤其看重圣贤人格中豪杰之士所具有的智慧、气质与能力。那么，“霸蛮”更多的表达的就是豪杰的特质，就是那种个性坚定，凡事认准一个目标，勇往直前、不计成败、不计利害的风格，是“打脱牙齿和血吞”的坚韧品格，也是那种“不信邪”的“骡子脾气”。

试想一下： 曾国藩一介书生，从未有过兵营经验，却领兵出征，屡败屡战，最后竟扑灭天平天国，创出了“无湘不成军”的美誉，假如没有“霸蛮”，行吗？左宗棠抬着棺材进新疆，越老越坚，不向沙俄让寸土，成就了“民族英雄”的美名，假如没有“霸蛮”，行吗？谭嗣同血性豪迈，为启民智，决绝逃生，笑傲赴死，假如没有“霸蛮”，行吗？蔡锷豪气干云，以弱抗强，率领两千子弟兵和十万袁军死战，假如没有“霸蛮”，行吗？

正是这种霸蛮性格，促发了湖南人特别是一大批湖湘英杰积极的人生观、强烈的责任感和高度的成就需要。这种霸蛮性格的形成自有其历史的、地理的、民俗的、移民的、经济的等多重复杂的原因。有研究认为，“霸蛮”也具有不变通、非理性的一面。但是，作为一种湖湘性格的底色，“霸蛮”的精神气质应该得到肯定。

事实上，今天的湖南人很好地继承和发扬了“霸蛮”这种湖湘性格。不同的是，今日的湖湘霸蛮，多了一些科学味道，少了一些野蛮；多了一些民主元素，少了一些霸道；多了一些策略成分，少了一些蛮干。因此，当代湖南人在现代化建设进程中也创造出了一系列奇迹。

比如，湖南的工程机械领域。20世纪90年代初，湖南人攻坚克难，迎头而上，咬定工程机械这个领域布局、发力。据了解，中联重科生产的第一台混凝土输送泵，制造过程极其艰辛。当时国内仅有两家合资企业，完全没有自主知识产权，中联重科顶住重重难关，硬是咬牙做了出来，也正是这台泵，一举填补了国内市场空白。时至今日，湖南的工程机械产业集群已经世界闻名，作为龙头地区的长沙，拥有中联重科、三一集团、铁建重工、山河智能等大型主机企业，还有一大批中小型主机企业，以及200余家配套企业，成为名副其实的“世界工程机械之都”。湖南工程机械产业从萌芽、起步、发力到辉煌，所走的每一步，所实现的每一次重大突破，无不体现着湖南人披荆斩棘、坚韧进取的霸蛮性格。

湖南人民出版社2006年6月出版的《湖湘文化访谈》，是蔡栋先生对当代湖湘文化名家，如唐浩明先生、朱汉民先生等人的访谈集合。该书思想性与可读性兼具

健行：湖湘精神的品质

1919年至1920年，毛泽东多次至上海，为即将赴法国勤工俭学的学生送行话别，但他自己即使到了海边却又戛然而止，终未放洋。对此，近代史学者茅海建先生说，是湖湘文化中健于行的品质，使青年毛泽东没有走上学者的道路，尽管他的才思文笔足以使他成为大家，他要行动，开始了他那“天翻地覆慨而慷”的革命事业。

青年毛泽东的选择固然有他个性和认知的原因，但湖湘文化中的“健行”品质也一定对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因为，毛泽东自青年时代起，便对他的湖湘先贤人物如王船山、曾国藩、左宗棠、谭嗣同等，存有崇敬之心，而这些精英人物无一不是行动派和实干家。

湖湘文化形成于两宋，湖湘精神也凝结于这一时期。 当时以新儒学姿态问世的理学与不同地域相结合，形成了不同的理学学派，这些学派有的重理论有的重实践，其中湖湘学派就以特别注重致用和实践而闻名。湖湘学派的开拓者如胡安国、胡宏、张栻等在传扬理学时就带着强烈的经世致用情怀，他们是为用而学，没有机会则以，一旦有机会经世报国，他们都果断告别书斋，包括他们的弟子们亦然。据记载，宋代的湖湘弟子中很多在抗金、抗元的斗争中都能带兵打仗，践行他们的为学理念。明清鼎革之际，王船山的出现，更是将湖湘学经世致用的品格从学理上推到了高峰。

湖湘精神中“健行”品质最集中最突出的体现，还是在曾国藩及其湘军将领这批人身上。湘军主要将领如曾国藩、左宗棠、胡林翼、郭嵩焘、刘长佑等人，都曾经是岳麓书院的学生，而岳麓书院恰恰是湖湘学的大本营。湘军人物很自然地便受到湖湘学经世致用思想的影响，并将其所学运用于之后的治军、作战、从政等方面。他们议论、研究、思考、忧虑的焦点往往与解决关乎社稷民生的家国事务有关。这种“健行”品质使湖湘人物真正把知与行、学与用、己与国统一起来，从而积极投身到改变时局、匡扶社稷、救治民生的经世事业之中。

历史学者杨念群教授说，他在阅读湖南近代人物的文集时有一个突出的印象，就是他们总是对地理态势、攻防之策有超乎寻常的兴趣，对纯粹的玄学教义和形而上的思辨则持相对淡化的态度。 他们常携舆图亲历山川，以求验证，他们究心兵事地理，专务躬行，慨然以天下为己任。从魏源、曾国藩、胡林翼、左宗棠到谭嗣同、蔡锷、毛泽东均是如此。比如曾国藩，他在积极建构自己经世致用思想体系的同时，投入现实，躬身实践，以克己力行修身养德，以军政实行建功立业，以锐意先行发动洋务。他的一生方方面面、桩桩件件都闪耀着“健行”的光芒，照耀当时，启发后世。再比如左宗棠，他发迹前便有“身无半亩，心忧天下”的志向与担当。后来，他“收复新疆”、奠基中国近代海军、开创大西北民生工业等，反映的都是他经世致用、为国为民的“健行”品质和精神。

今天，湖南人以“做实干家”为目标，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程中，进一步弘扬“健行”品质和精神。不过，今日之“健行”更注重知行结合的“智”行、敏锐前瞻的“先”行、披荆斩棘的“强”行和踏实笃诚的“拙”行。 正是带着“健行”的新内涵，湖南人在湖湘大地上不断开创新事业、提升新格局。

近年以来，湖南启动长株潭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提质升级、建设湘江科学城、“4+4科创工程”、建设长沙全球研发中心城市、科技赋能文化产业创新工程等五大科技创新高地标志性工程，加快建设汇聚全球创新资源的创新型省份。打造具有核心竞争力的科技创新高地，创新湖南，日新月异。这份成绩的背后不能说没有“健行”精神的助力。

唐浩明先生的“晚清三部曲”和“唐浩明评点曾国藩系列”，是了解和理解湖湘文化的重要桥梁。浩明先生说，曾国藩身上集中体现着湖湘文化的精神，曾国藩对湖湘文化精神的贡献与发展亦非常突出

青春：湖湘风度的精华

2024年8月，有“中国旅游奥斯卡奖”美誉的新一届中国旅游投资艾蒂亚提名榜单正式出炉，长沙橘子洲毛泽东青年艺术雕塑榜上有名。屹立在橘子洲头的青年毛泽东雕塑，书生意气、风华正茂，早已成为全国游客来长沙打卡的必选地。据说，有人曾在长沙市市长信箱里留言：毛主席40岁以后下巴上才长痣，青年时期的塑像上有痣不妥，应予以去除。岳麓山管理局回复称：艺术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我们想呈现的就是这样一个青年励“痣”的毛泽东形象。

管理局的回复是有道理的，青年毛泽东的确是青年励志的典范。其实，正如这座雕像象征的那般，长沙乃至整个湖南，不仅有厚重的历史，更有着青春飞扬的风度。

湖湘文化本身洋溢着青春向新的朝气。 岳麓书院是湖湘学发扬、传承的基地。书院门口的对联“惟楚有才，于斯为盛”，并非夸大其实，历史上岳麓书院的确培养了大量湖湘杰出青年，这些青年又成为湖湘文化进一步传播的主要力量。1167年9月，朱熹携弟子自福建崇安到达长沙。在此后的两个多月中，朱熹与岳麓书院的张栻，坦诚相见，惟理是求，讨论非常激烈，这便是闻名文化史的“朱张会讲”。当时许多湖湘士子聚集于岳麓听讲，盛况空前。其实，当时朱熹和张栻的年龄均不到40岁，他们的学术体系还未成熟，但正是这种产生于青年时期、富于向新特色的思想，才更能引发人们的传播与思考。此后，富有青春朝气的“朱张会讲”便被后世湖湘学人作为符号化事件，逐渐渗入湖湘士人的精神世界。

近代以来引领天下的湖湘人才也大多是敢为人先的青年。 近代百年间，大致出了五个湖湘人才群体：第一个是经世派人才群体，第二个是湘军人才群体，第三个是维新派人才群体，第四个是资产阶级革命派人才群体，第五个是无产阶级革命派人才。这五个湖湘人才群体，他们之中大多都是朝气蓬勃的青年，或者在青年时代便以崭露头角。他们是各自时代真正的“后浪”，他们皆是站在时代最前沿、引领天下的人物。比如，曾国藩创建湘军时刚过不惑之年。谭嗣同、唐才常所在的第三个人才群体其年龄基本都在二三十岁，他们大多无官阶、无科第，但却忧国忧民，办时务、开民智，救亡图存、不惧生死。第四个人才群体中大部分都是留学海外的青年学子，他们投身革命，以拯救中华为己任，黄兴成为辛亥革命领袖时才30岁出头，蔡锷领导云南护国起义时才29岁。至于第五个人才群体，他们组织新民学会，参与创建中国共产党，都是在风华正茂的青年时代。

岳麓书社2000年12月出版的陶用舒先生的《近代湖南人才群体研究》一书，出版后引起不少人的兴趣。该书系统、扎实，值得参考阅读

湖湘文化的青春风度使志存高远成为习惯，使敢为人先成为潮流，使不怕牺牲成为信仰，使破旧立新成为时尚。可以说，正是有了这种青春特质的激发和推动，近代才有了维新变法，才有了辛亥革命，也才有了新民主主义革命，中国近代化的进程才如青年的热血一般快速流动起来。

今日之湖南尤其是今日之长沙，秉承湖湘精神，弘扬青春风度，引领文化时尚。 长沙热情拥抱互联网，将传统和新潮完美结合，以青春赋能文旅，在打造网红茶、网红食、网红街、网红景等方面大胆创新，使自身成为全国数一数二的网红城市，吸引大量年轻人前来打卡、创业。长沙的文化产业也是注重青春风度的典范。湖南卫视、芒果系一直将年轻人群体视为主要吸引对象，突破传统电视媒介局限，积极进行网络转型，推出一系列时尚前卫的综艺节目，牢牢把握住了一大批青年粉丝。湖南出版也能在原有的坚实基础上不忽视年轻人市场，在努力探索融媒体发展的同时，积极扶持青年人气作家，出版青年畅销书籍，打造青年网红作家，使“出版湘军”的品牌更亮，更富有青春的朝气。在长沙，这里散发着朝气蓬勃的气息，这里涌动着锐意进取的激情，这里张扬着勇于创新的活力。长沙，青春昂扬朝气纵横，在全国范围内，可谓风景这边独好。

著名学者钱基博先生在《近百年湖南学风》一书中说：“张皇湖南，而不为湖南，为天下；诵说先贤，而不为先贤，为今人。”今天，我们再度探讨湖湘文化、评点湖湘人物、重温湖湘精神，也如钱先生所言“不为湖南，为天下；不为先贤，为今人”。

（本文作者： 余孟孟 ，《新课程评论》杂志执行主编，副编审，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访问学者）

本 文修改版刊于《时代邮刊》杂志2024年12月

作者：余孟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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