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仁满 徐 颖

近日，纪录片《湖湘一万年》第五集《青铜迷踪》在央视播出，2021年岳阳汨罗出土的国宝级青铜器“商兽面纹扁体筒形觥”，再次亮相中央媒体。观众跟随电视中考古专家的脚步，走进汨罗黑鱼岭墓地等考古现场……

汨罗青铜重器再次受到社会各界的热议和关注。这些青铜重器从何而来？它们是湖南本土文明的产物，还是外来文化的馈赠？本期为您揭秘——

一

湖南地区出土的青铜器主要集中在商代晚期至西周早期，出土位置多位于山川、河流附近，如宁乡一带。这些青铜器以胎质厚重、动物形纹饰为特点，其中卣、鸮卣、鼎等出土数量较多。例如，湖南宁乡出土的四羊方尊，是中国国家博物馆的镇馆之宝之一，也是十大传世青铜国宝之一，其造型精美，工艺水平极高。此外，还有皿方罍、人面铜方鼎、象纹大铜铙等青铜重器，这些青铜器不仅数量众多，而且造型各异，工艺精湛，反映了中国青铜器铸造鼎盛时期高超技艺和摄人心魄的气势。

湖南青铜器在出土时，往往并非出于墓葬，而是零散出土于河畔、山腰等地，没有组合关系，而在寻找铸造青铜器的陶范过程中，在湖南并没有发现商代能够铸造这些青铜重器的工场遗址。这种独特现象，为湖南青铜重器的来路布下了一个又一个谜团。

节目中专家给出了几种可能的推测：一是商人在周的打压下南迁带来，二是在中原购买而来或者请中原工匠打造，三是史料中湖南有“南国”，也可能是周朝建立后封赏诸侯战利品所带来。

岳阳汨罗的青铜重器究竟属于什么来源呢？

二

汨罗地区近年来出土的四件青铜重器，均为商代晚期的珍贵文物，说明它们是商周交替时代的产物。

商青铜豕磬。收藏于湖南省博物馆。出土时间是2012年12月12日。出土地点在汨罗白塘曹家村（磊石山附近），发现者为一名15岁少年。整个器形保存完整，做工精细，纹饰精美，敲击时可发出9种清脆的声音。

商青铜豕磬首先是一种打击乐器。因此它常被用于古代宫廷或贵族阶层的音乐演奏中。其次它是礼器。磬是祭祀和宴享等礼仪活动中不可或缺的乐器。是古代帝王或上层统治者举行祭祀、朝聘等重要礼仪活动时的重要礼器。

商兽面纹铜铙。出土时间是2020年10月8日。出土地点在汨罗长乐中学教师公寓楼工地。

该铜铙通高52厘米、铣长33厘米、鼓间23厘米，重33公斤。其合瓦形钟体拥有宽阔的音腔，演奏时用木槌轻轻敲击，铙的鼓部就能发出洪亮悠长的共鸣声。文物级别为国家一级（乙）文物。

商兽面纹铜铙是我国最早使用的打击类青铜乐器之一，又被称为钲或执钟。《湘阴县图志》也记载有一“周铜钲”在湘江岸挖出，置于营田易姓人家。它通常被握在手中，用木槌敲击以发出声音。这种乐器在商代晚期至西周中期非常流行，常被用于军旅行动中的指挥，以及祭祀和宴乐等场合。在军队中，青铜铙可以敲击出特定的节奏和声音，用以指挥军队的进退和行动。同时，在祭祀和宴会上，它也能营造出庄重、肃穆或欢乐的氛围。

除了作为乐器外，商兽面纹铜铙还具有重要的礼器功能。在古代社会中，青铜器通常被视为权力和地位的象征。商兽面纹铜铙以其精美的制作工艺和独特的纹饰，成为古代帝王或上层统治者举行祭祀、朝聘等重要礼仪活动时的重要礼器。在这些场合中，商兽面纹铜铙的摆放和敲击都具有一定的仪式感和象征意义。

商兽面纹扁体筒形觥。出土时间是2021年11月16日。出土地点在汨罗市屈子祠镇双楚村。

这件青铜器体积庞大，造型独特，纹饰精美绝伦。器身呈扁圆形，直口、长流、深腹、平底、高圆足，侧面附有龙形鋬。器身上以云雷纹为底纹，上腹两侧装饰有羊角牺兽，腹部和圈足的主要纹饰是兽面纹。口部饰有菱形云纹，流口以下至圈足饰有“C”形扉棱，鋬外侧则饰有鱼纹和蝉纹。出土时，有一件兽面纹青铜贯耳壶倒置于其腹内。文物级别为国家一级（甲）文物，其独特器型为首次遇见，是湖南乃至中国考古史上的一次重大发现。收藏于汨罗市考古研究和文物保护中心，并在山西省青铜器博物馆展览展示。

商兽面纹青铜贯耳壶与商兽面纹扁体筒形觥同时同地点出土。文物级别为国家一级文物。

这四件青铜重器的出土，不仅丰富了湖南地区的青铜文化内涵，也为研究中国古代文明提供了宝贵的实物资料。同时，它们的发现也进一步证明了岳阳青铜文明的高度发达。

实际上岳阳地区出土的商代青铜器还有很多。1966年华容出土商代青铜器以商兽面纹尊（也有说法称其为牺首兽面纹圆尊或三羊饕餮纹尊）。1997年，岳阳铜鼓山遗址出土了青铜鼎、青铜觚、商代鱼纹铜罍。1998年平江县浯口镇出土饕餮纹铜罍。2018年平江伍市镇出土了西周青铜铙（商代晚期）。这些青铜器的面世，为岳阳增添了青铜文明的辉煌。

三

湖南考古界历经数年并没有找到制造大型青铜器的冶所和陶范所在。岳阳市当然也不例外。那么专家们的三种推测，哪一种更贴合汨罗青铜来源之迷？

第一种是商人南迁所带来。

岳阳地区的商代墓遗址主要包括铜鼓山遗址、余家坡遗址、龙子口遗址和黑鱼岭墓地‌。

铜鼓山在云溪陆城镇，属于商文化盘龙城类型的商代早期文化遗址。1987年，湖南省文物考古所对遗址进行了发掘，发现了大量的商代遗存，包括陶器、石器和铜器等。余家坡遗址和龙子口遗址位于铜器出土地点以北约1公里的范围内，是商代遗址。

汨罗黑鱼岭墓地发掘商代墓葬25座。随葬品主要为陶器，包括釜、罐、鼎、壶、纺轮等，还出土了少量原始瓷罐、铜戈、铜矛、玉玦等。

但汨罗的四大青铜重器均不是在墓内的发现，此地也没有商人在此建都的记载和考古发现，如果将此四件诸侯以上贵族使用的青铜重器定义为商人带来，还是依据不足。

第二种是购买或请中原商人工匠打造所带来。

从汨罗四种青铜重器的用途来看，这个理由只存在商周交替之际，如果这个结论成立，汨罗地区应有商或者周所封诸侯国的贵族们才有可能有此行动。

商代始于公元前1600年，结束于公元前1064年，共达536年。周代始于公元前1064年，结束于公元前256年。汨罗地区在历史史册上出现的诸侯国是罗子国，时间是公元前689年。跟前1064年商、周交际中心点相差了整整375年，也就是说跟商代晚期差距太大。这个时间节点上找不到汨罗之地有诸侯国的具体记载，而请外来工匠打造，又没有发现陶范的考古认定，这种推测也不成立。

那么只有第三种可能：周封诸侯国时所赏赐。

楚国、罗国均为周封诸侯国。从表面上看，罗国被楚武王灭后，迁枝江修郢都。楚文王迁郢都后又将罗从枝江迁移到汨罗（岳阳长沙一带中心之地），成为楚子爵国。罗子国贵族顺手把周的赏赐之物带到了这里，成为最有可能的一种说法。但考虑到罗为楚灭之小国，当年周所封赏的青铜重器是否都收入了楚之“国库”呢？如果这样，就变得扑朔迷离了。

在研究屈原的《楚辞》过程中，我们发现屈原把汨罗认定为“先祖故居”，并用自己的生命将汨罗沉成了“首丘”。

为什么屈原把此地认定为“先祖故居”呢？这跟青铜重器有关吗？

四

《长沙府志》记：“熊绎封熊湘都丹阳。”《楚世家》说：“熊绎封荆蛮都丹阳。”说明熊湘就是荆蛮，是楚国最早的周封地，而屈原将汨罗视为自己的“先祖故居”后又自沉在此“首丘”。那么汨罗作为楚“熊湘”之封地也就有了比《史记》更为权威的理论依据。

楚国建国的时间约在公元前1042年。这一年，周成王封楚人首领熊绎为子爵，建立楚国，并让其居住在丹阳。楚国历经800余年，传位43君，直到公元前223年被秦国所灭。

汨罗四大青铜重器的重见天日，正好间接地为“熊湘”提供了重大的证据。

熊湘来源于《史记》南至于江登“熊湘”的记载。黄帝统一北方之后，南下至湖南，在熊湘山上作出了统一南方的布局而一统华夏。

根据远古地理概念分析和湖南地质考古研究所作出的汨罗是东洞庭沉降中心的结论，磊石山南为江水（屈原《渔父》《抽思》中的“江潭”），山南是湘水，历代地理著作中的“湘口”之地。磊石山不但是洞庭山，还是沅湘、江湘结合部的中心分界地标，屈原在此出发一早“济江湘”而完成《涉江》就重华之旅。因此屈原《湘君》云：“令湘水之无波，使江水兮安流。”

磊石山是《山海经》所记的“洞庭山”地望所在之地，《拾遗记》是《山海经》之后首次将洞庭山名落在屈原隐居和沉江立庙之处的文献，早《水经注》不知“洞庭山”要落于什么山时100多年。所以黄帝南至于江，登上湘水之中的熊湘山之地，就是磊石山和黄陵山。磊石山形态如“大坟”如“熊”，山体有两坳（龙窝），形如熊耳。将之称为熊山，则一点也不奇怪。

黄陵山是有史可考的最古湘山之地。《汉书·地理志》云：湘山在北。就是湘水之北。《史记》云：秦始皇在有舜帝二妃“湘山祠”的地方“赭湘山”。《水经注》中唯一记载的二妃庙，只有黄陵庙。元代《古罗志》定论“湘阴为古黄陵”，湘阴从湘水之阴的古罗分开时，就因县城地琴棋望位于湘山之北而名湘阴。张缵《南征赋》中明确秦始皇在黄陵发生赭湘山之事。韩愈在《黄陵庙记》中将以上史料集中呈现。

可以说，到韩愈止，古人就已经从多个方面认定了黄陵山就是湘山。

故而熊湘山为一座山的话就是黄陵山，为两座山的话即磊石山。因为熊湘山在岳阳至长沙的中心之地。所以后来的史料中统称岳阳和长沙为熊湘。

由此可以说明熊绎的早期活动之地在三苗之地的岳阳至长沙一带。封地于此，为了管理好此地的民众，自然这些诸侯国权力象征的青铜重器就来到了这里，或许这是一种最大的可能。

如果这个结论成立，说湖南是“楚文化的发源地”也就不是空穴来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