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明与至暗，武昌首义中的伦勃朗光影时刻

谨以此文纪念“中华民国开国元勋”蒋翊武140周年诞辰

文凤雏

蒋翊武像。

1940年7月，文学社骨干、武昌起义直接参与者章裕昆潜心多年著述的《（文学社）武昌首义纪实》完稿，这是武昌首义近三十年后，由首义亲历者系统收集整理文学社作为武昌首义骨干组织、蒋翊武作为武昌首义总指挥在起义中充满血与火、汗与泪的革命史实。然而，如此重要的历史著述却因国民党内的种种矛盾无法在国统区出版。章把手稿寄给武昌首义战友、当时在延安担任毛泽东办公室秘书长兼延安行政学院院长的李六如，中共中央火速将此书出版，毛泽东还亲自给章裕昆寄去了200元稿费以示支持。

章裕昆著述的遭遇只是武昌首义史实难以昭诸历史的一个缩影。作为中国近代史上最具影响力的历史大事件，武昌首义终结了清王朝，同时也终结了两千余年的封建帝制，它是中国近代史的真正开端。然而，辛亥革命是一场民族革命和民主革命交织的双重政治革命运动，这种双重性质一方面模糊了部分革命者的政治目标，另一方面也给了以黎元洪为代表的汉族旧官僚投机革命的可逞之机，并最终窃夺了革命果实。因之，有关这场革命标志性事件武昌首义的历史真相与评价，自它发生之日起，就一直充满了种种争论。

令人叹息的是，由于革命果实被反动势力窃夺，导致从武昌起义发生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段时间里，对它的真相诠释和历史评价，完全被反动势力所垄断，窃国者北洋集团自不必说，连蒋介石的国民政府，也为了江浙财阀的利益，刻意歪曲武昌首义历史真相，贬低其历史价值，甚至完全否认武昌首义提法，无视文学社等革命团体的巨大贡献与巨大牺牲，代之以“总理第十四次起义”的荒谬称谓。武昌首义后数十年历史的书写被反动分子把持和刻意歪曲，由此带来的史料庞杂、鱼目混珠，导致武昌首义真相一直得不到昭彰。

武昌首义中，两个主要革命团体文学社与共进会的矛盾一直贯穿革命始终，最后导致共进会被欺世大盗黎元洪利用，成为黎氏分化瓦解革命阵营的工具，甚至发生了共进会首领孙武诱杀首义元勋宋锡全、张廷辅、张振武等的惨剧，以及组织民社支持黎元洪对抗孙中山的逆行。这些血淋淋的手足相残史实，使得武昌首义真相的探求变得更加复杂诡谲。

历史不容篡改，正义不容亵渎，英雄血不能白流。解放后史学界对于武昌首义的研究，更多地釆信了亲历武昌首义的革命党人的回忆录。除了文学社元老章裕昆所著《（文学社）武昌首义纪实》外，共进会元老杨玉如的回忆录也因客观真实备受史界重视。此外，王华国、李六如、潘康时、张难先、吴玉章、覃振、陈荆等这些出生入死的首义骨干的回忆录，大多都是在首义后两三年内成书，可信度也很高。战地记者龚霞初所著《武昌两日记》写于起义发生后一周，由蒋翊武、宋教仁作序，也弥足珍贵。以上史料成为解放后史学界评价武昌首义的历史基础。

中国共产党是孙中山先生的忠实信徒，同时也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真正解放者，因之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在忠于历史、忠于人民的根本前提下，对武昌首义作出客观正确的历史评价。蒋翊武作为武昌起义总指挥纵横捭阖功垂史册，黎元洪作为反动势力窃夺革命果实恶贯满盈，已经成为历史定论，并被写入中学历史课本，这与孙中山对于蒋翊武“武昌首义，以公功为冠” 的高度评价完全契合。今天（2025年元月20日）是武昌起义总指挥蒋翊武140周年诞辰，穿过历史长河，我们根据相关史料，还原武昌起义70余天中蒋翊武的英雄伟略，并衬以黎元洪的蛇鼠逆施，再现那个特殊历史时期明暗强烈碰撞的伦勃朗光影画风，以此作为对蒋翊武英雄人格的崇高纪念。

1909年，以同盟会为主体的革命党人经过十余次的起义，均陷入惨重失败。参与其中多次起义的蒋翊武痛定思痛，认为唯有到清帝国腹地发动新式军队，掌握强大武装力量，才能取得成功。当年10月，受中部同盟会上海支部委派，蒋翊武与刘复基相约投入湖北新军做兵运工作，化名伯夔，投入第41标3营左队当兵，参与军队革命团体群治学社组织发动工作。

1910年4月，在谋划起义时群治学社暴露，9月与杨王鹏、李六如、等人一起以“讲求武学”为名，将群治学社改名为振武学社。

10月，蒋翊武召集振武学社标、营代表20多人在蛇山抱冰堂聚会，制定标、营、队代表规则，由此，湖北新军革命化改造中的士兵代表制度初步成型，它对武昌首义的成功起到了决定性作用。

11月，振武学社的活动被黎元洪侦知，杨王鹏、李抱良等离职，社务交由蒋翊武主持。

1911年（宣统三年，辛亥）1月30日，年仅27岁的蒋翊武约请詹大悲、刘复基、章裕昆等人改振武学社为文学社，亲任社长。新军中的“将校研究团”、“武学研究社”、“义谱社”、“益智社”、“辅仁社”、“神州学社”等革命团体纷纷并入。是月，发表《文学社策进举动告同志书》，对反清武装起义进行舆论发动。

5月10日，蒋翊武在小朝街85号张廷辅寓所楼上设立起义指挥机关。

文学社秘密总部，武昌小朝街85号。武昌起义临时总指挥部曾设在这里。

经过艰苦细致的组织发动工作，至1911年秋天，文学社的势力已经超出了新军的范围，在政、学、商及会党中间也有广泛的发展，会员共计11000多人。作为清朝反动统治支柱的湖北新军已被瓦解，并转化到革命方面，发动起义的条件已基本成熟。在蒋翊武的主导下，文学社以士兵代表制度为基础构建“总部-整队-支队”军事编制体系，开始尝试在新军内部建立革命党人自己的军事指挥体系，并担任总部正司令，起义队伍达到了480支队，125整队。

7月，制定《文学社举义之计划》，由社长蒋翊武颁令各处。

9月13日，蒋翊武在总部机关主持召开文学社代表大会，布置与共进会合作事宜。因将随营赴岳州驻防，社务委托王宪章负责，刘复基协助。

9月14日，文学社和共进会合并。在新的领导人选问题上，两会等代表一致同意邀请同盟会领袖黄兴、宋教仁、谭人凤来武汉主持，名义待他们来后再定，并派居正、杨玉如赴上海邀请黄、宋等即刻来汉以便大举。

9月23日，文学社、共进会集会，刘复基代表蒋翊武出席会议（蒋翊武随军移驻岳州）。会议决定成立三人领导小组：蒋翊武为军事总指挥，专管军事；孙武为军政部长，专管军事行政；刘公任总理，专管民政；关于全体重大事件，由三人集合大家共同商议。

9月24日，文学社、共进会在武昌胭脂巷11号召开各部队代表会议。会议讨论通过了军政府重要组成人员和武装起义的总动员计划。蒋翊武正式任起义总指挥。会议形成的最重要决议是总动员计划八条，由刘复基代表蒋翊武宣布，这个计划对分布在武汉三镇的由革命党人掌握的新军起义行动计划作了周密安排，正是此计划使得后来起义指挥中枢突遭敌摧毁时，各路部队大体上自动根据这个计划安排行动，从而使起义一举成功。

10月9日晨，蒋翊武从岳州赶回武昌，到小朝街85号军事总指挥部指挥起义。

同日下午，孙武在汉口俄租界宝善里试制炸药时，旁人不慎引燃炸药，孙武被送医院，但所遗文件、名册等物被俄警搜去交与清政府，湖广总督瑞徵下令全城戒严，搜捕革命党人。

蒋翊武曾从汉口商户中募集到了大量起义经费。清军占领汉口市区后进行报复性焚掠。

同日下午5时，蒋翊武闻警后向各起义部队发出了第一道作战命令：本军于今夜12时举义；各军听到南湖炮声后立即从原驻地拔队，按命令规定的目标发动进攻；第二天上午7时，除留少数军队防守已占领的地点外，其余到谘议局前集合。

同日午夜，由于叛徒的招供，清军直扑小朝街总指挥部等处，蒋翊武、刘复基、彭楚藩、杨宏胜等人被捕。

10月10日凌晨，蒋翊武逃脱；彭楚藩、刘复基、杨宏胜英勇就义。

同日天亮时，蒋翊武在脱险途中分别于上午九时半、十一时和下午六时发出《攻击之合同命令》、《给火攻队之命令》、《给水攻队之命令》、《给第一独立整队长之命令》、《给第二独立整队长之命令》等五道命令。

同日傍晚，军警搜捕甚急，在党人李长龄建议下，蒋翊武于傍晚出城避险。

是日夜，工程第八营、城外武胜门外塘角恺字营等首先发难，武昌起义全面爆发。经过激战，起义军攻占了湖广总督衙门，控制了武昌城。

1911年10月11日，起义军占领清军武昌楚望台军械库。

10月11日，湖北军政府在原谘议局成立，黎元洪被推举为鄂军都督。10月12日，蒋翊武脱险回到武昌。

10月13日至16日，蒋翊武组建两支义勇军，开赴汉口、汉阳等地，汉口汉阳光复。并组织成立汉口汉阳军政分府。

10月28日，蒋翊武率队欢迎黄兴、宋教仁、田桐等人抵达武昌。

10月29日至11月下旬，黄兴在蒋翊武、田桐、居正、胡瑛等协助下，以两湖大都督兼南方民军总司令身份率军北击清军。

11月11日，袁世凯派刘承恩、蔡廷干来武昌试探和谈，但要以君主立宪为条件。蒋翊武等坚决主张推翻专制，建立共和。刘、蔡悻然北归。

11月27日，汉阳失守。黄兴出走江浙，任江浙联军总司令。黎元洪推举万廷献接任战时总司令，因形势艰危，万不到一天即去职不干。

次日晚，蒋翊武参加战时总司令部军事会议，危难关头被推举以监军代理战时总司令，当晚发布命令令各部队防御武昌城。

同日，蒋翊武挺身而出，出任鄂、豫、湘、桂联军总司令御敌。

蒋翊武继黄兴出任战时总司令后，指挥革命军奋起反击清军。

11月28日，蒋翊武以战时总司令部监军，召集军事会议讨论武昌防御方略。蒋即成立总司令部于宾阳门外十里许之洪山宝通寺。

11月29日10时，蒋翊武发出防守命令，计18条，注意事项5条，令各协坚守阵地，严整以待。又命康济民、徐寿林、何献等设兵站于防御线后方各处，令各部严加戒备，防敌日夜偷渡。

11月30日，蒋翊武继续发布命令，要求加强对各协统的管理。

12月2日，黎元洪自出亡地王家店返汉，徘徊葛店附近，蒋翊武派人将其追回。

同日，英国人盘恩至总司令部，代表各国驻汉领事和清军方面商谈革命军与清军停战条件。双方达成停战三日的协议。同日夜12时，蒋翊武向民军发出局部停战命令。

起义前，蒋翊武向各国驻汉领事馆进行了广泛交涉，争取各国中立。起义期间，英俄法德日驻汉领事联合发布中立布告。

12月4日，蒋翊武发布命令9条，对各部之作战任务作了原则性规定，并报告了湖南、江西、广西援军的情况，以鼓舞人心。同日，召集中级以上军官训话，要求大家坚守武昌以待各省支援，为将来北伐做准备。

12月5日，发布《给江西军之训令 战时总司令管训令》，着该军派队威胁京汉铁路，以掩护民军右侧。

12月6日，清军与民军继续停战，此后全局转入和议时期。蒋翊武卸任护理总司令职务，军政府委其以北军招抚使，驻汉口，做瓦解敌军的工作。

1912年4月1日，孙中山（二排左七）与同盟会湖北支部成员合影留念，二排左一为蒋翊武。

嗣后，南北议和，中华民国成立。蒋翊武转战报业，试图通过舆论监督和议会政治钳制袁世凯的倒行逆施。未几，南北关系破裂，袁世凯、黎元洪大肆屠杀革命党人，湖北革命党人几乎被屠杀一空，蒋翊武以鄂豫招抚使名义发起二次革命，策动湖南独立，兵败迫走广西，不幸被捕。黎元洪获悉后三电袁世凯“速将该逆就地正法，以绝后患。”1913年9月9日，蒋翊武于广西桂林丽泽门外就义。远在日本仙台避难的孙中山闻讯，备感震惊与悲痛，立即组织善后委员会谴责袁世凯当局，料理后事，抚恤遗属。

蒋翊武就义前遗照的临蓦本。

蒋翊武就义前写给父母及妻子的遗书。

1921年12月，武昌首义十周年，孙中山在桂林建立大本营，准备出师北伐。大军北上之际，孙中山做了一件极富象征意义的大事，在桂林丽泽门外为8年前在此就义的蒋翊武建立纪念碑，并亲笔题写“开国元勋蒋翊武先生就义处”碑文，同时命大本营文官长胡汉民负责撰写碑文：“蒋公翊武，澧县人。笃志革命，辛亥武昌发难，以公功为冠。以武昌防御使守危城，却强敌，事定即引去，当道縻以官爵不受。癸丑讨袁，将有事于桂，至全州为贼将所得，贼酋阿袁氏旨。遂戕公于桂林丽泽门外。今年冬，大总统督师桂林，念公勋烈，特为公立碑，而命汉民书公事略，以昭来者。公之死事与瞿、张二公不同，而其成仁取义之志则一也。”

桂林丽泽门外蒋翊武就义纪念碑，由孙中山亲笔题词，胡汉民书写。

纵观辛亥时期的历史人物，够得着“首义元勋”与“革命元勋”的不乏其人，但由孙中山勒石立碑誉为“开国元勋”的，仅有蒋翊武一人。从1911年到1921年，十年间历经英雄流血、鼠辈弄权、袁贼窃囯、军阀割据，革命党人终于再整武装，准备重拾河山。此时此际，为辛亥首义元勋蒋翊武勒石树名，一方面披沙见金识得真英雄，另一方面回望初心开创新局面，无疑是对首义元勋蒋翊武的最好告慰。

岳麓山半山腰蒋翊武墓。

附：黎元洪鼠窃蛇吞投机革命史实

1909年9月，黎元洪查禁振武学社（文学社前身），驱逐社长潘康时，开除杨王鹏、李六如、钟倬实等大部分重要会员。

1911年10月10日起义当夜，黎元洪闻变立即下令41标“环墙固守，如革命军来，迎头痛击”。当时革命党人周荣棠前来传达起义令，被黎元洪撞见，黎元洪大为惊骇，当场挥剑将周荣棠斩杀。但革命形势汹涌，包括41标在内全军鼓噪，黎动荡失措，立即逃跑到部下军需处长家中躲了起来。

11日凌晨，革命军在41标军需处长家中搜获乔装打扮的黎元洪，逼其一同反正，黎惊恐拒绝，跑到楼梯下的杂物间藏起来，被起义士兵再次寻获，仍拒绝参与起义，又趁起义士兵不注意，狂奔到室外一处瓜棚下躲避。革命军大为愤怒，威胁要将其枪决，黎连连告饶，这才被起义士兵裹胁到省咨议局做了都督。但此后数日，黎呆若木鸡，不发一语，坚拒签署相关革命文告。

14日，革命党人蔡济民强行剪去其封建长辫，黎投地痛哭，顿足号咷，如丧考妣，一副坚决做前朝节烈忠臣的模样。可能是由于黎被逼当上都督的过程太过滑稽离奇，坊间一度传出他是被起义士兵从床底下拖出来做的都督，历史上恶名昭著的“床下都督”一说即由此来。

15日，经过革命党人浴血奋战，武汉三镇光复，全国多省群起响应后，清朝反动统治危如累卵。黎元洪见状马上换了一幅嘴脸，当天设帐登坛，祭天告地，号令全军，“嘿然如木偶立矣！”当天晚上还发生了一个插曲，二十九标协统张景良冥顽不化，坚决反对起义，夜半跑到都督府抱着黎的双腿痛哭咆哮，闹腾了一个晚上。革命党人要求黎杀张以正军法，黎却默然不语，最后只是把张关了几天了事。

形势瞬息万变，武汉光复后北洋清军在袁世凯内阁整饬下南下镇压革命，因双方势力悬殊，虽经黄兴、蒋翊武浴血苦战，汉口汉阳仍相继失守，黄兴辞职避走上海，武昌一时危在旦夕。

11月27日，北洋大将冯国璋架炮大别山轰击武昌，一发炮弹落入都督府下房，黎恐惧战慓，不听蒋翊武、甘绩熙劝阻，仓皇出逃，一路狂奔到城外60里的王家店才停下来，一时全城大乱，军心民心动摇。幸得蒋翊武继任黄兴为战时总司令，筑总司令部于洪山宝通寺，调军遣将沿江布防，与冯国璋部隔岸对峙，局势才稳定下来。

黎元洪避走王家店之际，袁世凯的投机活动加紧进行，一方面以军事威慑南方革命党人，另一方面又挟革命欺压清庭孤儿寡母，假南北议和攫取个人巨大政治利益。12月2日南北议和告成，清帝退位，黎元洪经多人劝驾后回到武昌。此时全国各路援鄂武装齐聚武汉，黎元洪返城后立即将原有军队整编，由八协改为六镇，“起义时随黎逃走之军官，均出任标统管带矣”。与此同时，黎元洪逼迫蒋翊武辞去战时总司令之职，由黎心腹自代。至此，黎元洪在立宪分子汤化龙和共进会部分人员支持下，全面掌握了湖北军政府政权。

黎氏掌握湖北政权后，加紧了与袁世凯集团的进一步勾结，而与已经全体加入同盟会的文学社革命党人的矛盾日益尖锐。1912年1月，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在南京成立，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的当天，黎元洪就在致电南京临时政府和各省都督时指出：“袁世凯胸怀磊落，名满天下。此次因为袁世凯出仕清廷而未被当选，有识之士都为此感到惋惜。”公开向袁输诚。同时对孙中山为首的南京方面在财政筹款、国旗式样选取、定都等问题上处处掣肘杯葛，使得南京临时政府施政遇到内部的强大阻力，各项工作部署落实起来显得异常的艰难。

与此同时，黎元洪大肆镇压以原文学社社员为主的湖北革命党人，以各种手段先后残杀宋锡全、祝制六、江光囯、滕亚光、张廷甫、张振武、方维等革命党领袖及其它革命党人近万人，武汉革命党人为之一空，“黎屠夫”之名更是因此不胫而走，广为传播。黎元洪联袁反孙的政治路线，不但加速了葬送辛亥革命成果的步伐，也给整个民初扑朔迷离、反复无常、寡廉鲜耻、唯利是图的恶质政治文化埋下了历史祸根。

但黎氏作恶远不止这些。1913年二次革命中，黎元洪残杀中华民国开国元勋蒋翊武；1917年，黎元洪引诱张勋辫子军上演复辟闹剧；1923年直皖相争，黎元洪以一国元首之尊遁入天津租界恬不知耻做起“租界总统”；1926年，国共合作风起云涌之际，黎元洪对共产主义极为敌视，临死前立的遗嘱第四条赫然写着：“不可破坏社会秩序与家庭关系，俾免各趋极端，庶共产萌芽无从发现。”

责编：胡泽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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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湖南日报·新湖南客户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