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蒋南方

2022年前后，我曾一次次犹豫，要不要写封信给黄永玉先生，感谢他十年前寄赠杂志的墨宝，感谢他写出的一篇篇文章、一本本著作。如果我这么做了，先生会不会在最后的日子里多一次读信的开心，多一次以书会友的愉悦？那时的我不知道，这一年，是他在人间的最后一程。

“三十多年来，我时时刻刻想从文表叔会死。”1988年，黄永玉在怀念沈从文的文章里这样写道。恰恰相反，我总觉得黄永玉先生是无须担心生死的。他一向头脑冷静，眼神锐利，不像暮年状态。书里他自述摔了一跤，令人颇为担心，但九十七、九十八都平安过了，仿佛冲过了那道关卡。“像沉默的鱼活在水草之中，浮游翩翩，知足乐也。人生可痒不可痛，这种境界只有达到一定年龄才够得着。”在过往和眼下之间，他已经畅通无阻，百岁似乎不再是界线——他却忽然撒手了。

那封在我心里盘旋了无数次的信，从此像天上的孤雁，再也无处可落。

一

2012年秋冬之交，正是广州最为舒适的时节。我一大早回到办公楼，像往常一样在楼下收发室取信，走回五楼编辑部，再把信件分类整理分发，大部分是读者来信和投稿。其中一封信来自北京，普通的棕黄色牛皮纸信封，有点狭长，薄薄的，摸上去还有点软，收件人写着主编的名字。往常这种信件多是投稿，需要拆开先过一遍。刚要拆，发现信封右上角有挂号标志。考虑到可能是私人联络，我停住了，把信送到，王家声主编办公室。

不到五分钟，王主编急促的脚步声从楼道传来，他低低的声音里透露着惊喜：“大家快来看看，黄永玉先生寄来的题字。”

一听这句话，我们几个正在看稿子的编辑，从电脑屏幕里探出头来，个个脸上都是不可思议的神情，围了一圈，端详主编手中的条幅。绵白宣纸，大概一米长，半米宽，反复对折，再拦腰叠下来。打开时，上面一条条折痕看得人心疼。也许是黄永玉先生随手写完，晾干，再随手折好，抽个信封，贴上邮票，吩咐家人寄出的吧。事前我们完全不知，一切起于黄永玉先生的“兴之所至”，简单随性，却情谊深重。

说这幅字“兴之所至”，只是打开“粗糙包装”时的片刻感受。几个同事围观好一会儿，才恍然大悟，那两个大字是“老辣”（隔壁司机班的同志们路过门口，喃喃念作“老赖”）。似已抛开传统毛笔，以枯枝蘸浓墨而成。这幅作品由王主编交一位同事带去文德路装裱，后来一直悬挂在办公室墙上。好多年里，我们都习惯了工作间歇一抬头，看那白墙上两个黑字，是熟悉的鼓励和温暖。前两年广东省政协筹备文史馆，据说这幅字被拿去收藏了，办公室的墙从此空落落的。

忆起这段往事时，我将之前拍下的题字照片翻出来，在手机上放大，仔细看。这才发现，之前看了十年的这幅《老辣》，绝非先生一时兴起，恰恰相反，他是思考后才下笔的。我虽是外行，乍一看只觉得字怪，但揣摩后能感到书与画在这两个字里融为一体的意味。黄永玉先生的很多书法作品或画作题跋里，都有这样的神态，意在笔先，不拘一格。

放大后，“老辣”二字中，“老”字头上的“十”字以明显的人形姿态倾斜着，右手似挽着一根弯曲的木棍做桨，结合下部最后一笔，看起来既像船锚正要扎进水底，又像十字小人儿以长横为舟，以长撇为桨奋力前进。画作题跋里，黄永玉先生写过很多“老”字，连接上下的长撇，以断开居多。若是顺手写就，“老”字的这一长撇应按往常写法断开。他没这么做，显然有自己的用意。字里蕴画，他是在冀望《同舟共进》杂志名字中的“同舟”二字吧。

“辣”是他所熟悉的。湘人爱辣，他也说自己是“青辣椒炒红辣椒”。但我对着他的书法，再去搜“辣”字，发现辣并不是味觉，而是痛觉。读黄永玉先生的全集之后，体会到他的无愁与快乐底下，流淌着多么深的情感之痛。他的“辣”，不是简单的口舌之快。

以浓墨写完左边的“辛”，他换了淡墨，以相对轻快的笔法几乎是画出来一个“束”。与其说是“束”，不如说是一个戴着镣铐跳舞的“十”字小人儿，“口”字框的一横松开了，小人儿似乎由此得到了脚踝上的一点松绑。而长竖末端的提钩，仿佛一只翻起的脚丫，可见轻快之感。下面撇捺处理成两点，更像两个脚印——黄永玉先生是在为《同舟共进》找到新的办刊路径，终能稍微松松“手脚”而开心吗？

遗憾的是，当时未能致信追问先生。多想向他请教啊，哪怕他哈哈大笑，回应一句这些全是“子虚乌有”。错过了机会，再也听不到了。

值得一提的是，之前黄永玉先生并不是杂志的订户或赠阅户。2012年底忽然寄来题字，想必是看到了杂志上的一些文章，有感而发。我为此翻箱倒柜，找出十几年前的旧刊。这一看，大吃一惊——不经意间，我们滑过了一个星河璀璨的夜空，时代遗迹在这些旧刊灰尘里无声躺着。翻开一本2012年初的杂志，赫然发现吴敬琏、胡德平、章开沅等诸位先生的文章，还有陈四益先生与黄永厚先生的文画合作。边清理灰尘，边重读，再次受益的同时，内心隐隐作痛……2011年第二期，杂志刊发了李辉老师的《1980年代的曹禺与巴金》，作为史料，这篇文章几乎完整地披露了黄永玉写给曹禺的那封著名的信。是不是从忘年交李辉老师那里看到杂志和文章，有所感动，先生才心血来潮为杂志题字的？当然，也可能是更早的时候，在老友萧乾先生那里，他就看到、听到过杂志，脑海中早就有了印象。

种种猜测，因黄永玉先生逝世，都无处可证了。但“老辣”二字，是先生当时作为一名读者作出的评价与赞赏，这是无疑的。今天回首，《同舟》岂敢独享这幅《老辣》，这两个大字，是先生对那一时期众多报刊尤其是南方报刊的“速写”与肯定。回首恍若前尘，无限感慨，然无非十几年过去。总以为历史是漫长的、迟滞的，原来历史也可以细微到一个极小的拐点——“萧瑟秋风今又是，换了人间”。

二

收到墨宝后，心里一直感念黄永玉先生对杂志的这份慷慨支持。

那时我生完孩子刚满一年，周一到周五忙于组稿编稿，周末忙于带孩子。二沙岛离家很近，有大片草地，还有几个展馆，常带娃娃去那边的岭南会馆溜达。一日，遇见馆内私人收藏展（这几年再去已经不开放了），有黄永玉先生好几幅荷花作品。初次相见，站在那面墙前，盯着接天映日的荷叶荷花，久久不能移步。

鉴赏绘画艺术我并不专业，喜爱全凭直觉。在那几幅荷花作品里，我再次印证了黄永玉这个名字。他的画和他的题字，此后在我心里统一起来。我这才意识到，他真的是个大画家。也恰恰因为这一点，更不敢冒昧打扰了。有多少人求他的字都求不到，而我们仅仅是认真办刊，做好本职工作而已，就有幸得到先生充满赞赏的墨宝，这是应该郑重去信感谢的。但转念一想，那么多人包围着他，他的时间表里，已经不堪再添一份俗务了吧。犹豫滋生，心中怅然，就此搁下了。

2013年黄永玉先生来广州图书馆，举办“我的文学行当”展览。得到李辉老师提前告知，想着这次终于有机会当面致谢。哪知先生所到之处，根本无法近身，来了广州也一样。广图地下展厅里，我本来到得颇早，空旷而安静，正在细看一幅作品，忽然听到门口方向由远至近传来“千军万马”的声音，有人压低声音说“来了来了”——我还没反应过来，哗啦一下门口就围得水泄不通。只见先生一身黑色西服，从有光的门口威严而入，四周弯腰接待、等待的人，将这幕场景衬托得如同电影《教父》里的镜头。先生被主办方安顿好，上台讲话——他站起来，深情肃穆，一抬眼寒光乍现，手里却颇有情致地转动着一颗硕大红玉球。开口了，他居然讲粤语！且马上引发现场一阵大笑。真让人汗颜——我听不懂粤语。讲完话，一大群人簇拥着他看展厅的布置。没有道谢的空间。我把带去的杂志悄悄交给他的同行者，就这么匆匆错过。

如果说之前的相遇，是和黄永玉先生的字画相遇，那这次展览，本是和他的文学相遇的最好时机。当时《无愁河》系列的首部《朱雀城》刚刚出版，可我不记得广州展厅有这套书。或许是我那时还不懂它，忽视了它，即使看到，也会错过。倒是在展厅挑选了一本港版的《这些忧郁的碎屑》。想着港版更完整，拿回来读时却发现是竖排，繁体无碍，但是看横排书长大的人，看竖排总感觉阻断了阅读的流畅性。注意力全部用于眼睛的上下移动，看到左边一行时，右行说了些什么已经变得模糊，慢慢就束之高阁——如果当时从展厅带回来就读完了，怎么可能会错过向他约稿呢？他那些深情缱绻又旷古悲怆的怀人文章，在我这个编辑看来，是不惜一切功夫也应约到的上等佳作。但无论是作为编辑，还是读者，我好像总在某个节点上岔开一步，与先生失之交臂。

等到真正与黄永玉先生的文学相遇，已是距他赐赠墨宝十年之后。2021年底，四十岁一过，忽临深渊。这才恍然大悟，人生的单调重复可能是一种假象，爆雷往往出其不意。经历之，是不幸，也是幸运。在最沉重的日子里，为了驱赶内心黑云，不住地投入一部部书中。一日，看到《无愁河的浪荡汉子》的介绍，马上下单，从《八年》到《走读》，再倒回到《朱雀城》，由此遍及他的所有著作，连读三四遍。就这样像是意外又像是冥冥之中的安排，掉进了黄永玉先生的人生过往，从他的青少年，再到中年、老年，又折返回他的童年。我进入他的世界，在他人生的无愁河里跌宕着，沉浮着，常常泪下不止，全然忘了自己。

一些片段慢慢浮出水面。我想起来，2013年广州图书馆的地下展厅，在“我的文学行当”展览上，我是听到了“无愁河的浪荡汉子”这名字的。当初没有走近，原来是要将这套书留到真正能读懂时。

读者与作者、作品之间，原是需要机缘的。

三

前一段时间《繁花》改编的电视剧热播，方言写作再次被热烈讨论。黄永玉先生若在，对这个话题当不陌生。

在《无愁河》系列里，不只一种方言。随着序子的足迹，方言在转换着，到了哪里就说哪里的话。至今我看到一树碧绿，还会想起《朱雀城》里的湘西话“绿荫荫子”。于闽南大地求学流浪时，闽南人称他“屙蓝浪”（湖南人）。在广州逛文德路，伙计用粤语骂他，他说，不用粤语，怎么可能骂得入情入理。上海滩的“娘娘”一边打麻将，一边丢过来几句上海话，帮序子安排生计。

只有使用当地方言，才能写出当时的真实。从这一点上来说，他的写作更倾向于忠实记录，记录曾经的人与物、事与情，记下曾经存在的与曾经感受的。回忆是一个大筛子，用情感反复筛拣，留下的颗粒才动用文字。通过这种筛拣与记录，他思索文化、命运与历史。

他把脑子里留得下的人物一一呈现出来。写政坛人物刹那的温情，看着来自故人的画而落泪；写把一件生计当作命运去完成的普通人；写那些油皮涎脸、游走于政治夹缝装作大人物的小人物，无不活灵活现。

最深的情感，他留给千千万万被历史践踏、存在过却又像从来不曾存在的普通血肉之躯。《八年》第五卷里，他在福建石竹山顶那一颗雪白的人头骷髅前痛哭。透过文字，我看着他跪下，双手捧起被抗战的硝烟抛在山顶的骷髅，小心翼翼将骷髅放进风雨侵蚀不到的石缝。隔着重重时空，我不知为何和他一样，清晰地看到了黑洞洞却睁着的骷髅眼眶。他记下他之所见，用自己的方式安置了不曾被历史善待的无名之辈，在心里，在文字里。他的痛哭少人理解，但文字之后，作为读者的我感同身受。

到了生命的末尾，黄永玉先生甚至像圣徒一样，否定“我之为我”的努力，将一生所得归结为运气，归结为“碰”，“命舛命好全靠碰”。没有公道，没有天理，生死悲欢“只能得之于仿佛”。在所有不该折逝的亡灵面前，他一定有过这样的痛楚：幸存者的幸，是沉重的，甚至是有罪的。记录与思考，是幸存者的救赎与使命。

思索画家与作家两重身份时，不得不停下来——黄永玉先生既不是纯粹的职业画家，也不是纯粹的职业作家，但唯其在职业上的不纯粹，才焕发出他在情感与思想上的纯粹、在“我之为我”上的纯粹。他的画作常常落脚于情与思，偏重文人画的气质；他的文章，也是情与思的挥洒。可能正是因为在“人”这一层面的纯粹与执着，他笔下的一切才那么动人。

2023年暑假，我曾带孩子自驾去张家界。不知为什么，途中莫名想去洞庭湖，临时改道，沿湖一直开到晚上。

湖上的风从四面吹来，高悬的片状月亮被吹得晃动着，像是越来越远的弹奏，虫鸣与水草低伏，堤坝下屋舍昏沉，荷叶荷花披了夜色，几与檐齐，壮士般肃立。我朝月亮的方向大步走着，忽然意识到，这里是黄永玉先生的故乡啊，是他少年出湘后一直惦念的八百里洞庭。也许潜意识里，我是想来这里看看曾让他魂牵梦绕的故乡水。果然烟波浩渺，鱼鸟翻飞。

没想到2024年夏天，洞庭湖区遭遇水灾。一年前走过的那条高高的沿湖堤坝，也许早已溃陷水中，烟波浩渺顿成洪水漫灌。看着视频里快被淹没至顶的屋舍，再次想起黄永玉先生，他若在，又该流泪了吧。他喜欢巴尔蒙特的一句诗：“为了太阳，我才来到这个世界。”但如果另外送他一句，一定是艾青写下的：“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

去世一年后，黄永玉先生的百岁新作展在京开幕。他未能等到这一天，他的塑像代他来了。塑像黄永玉怡然坐在大厅的长木案边歇息，旁边围绕着看展学画的孩子。完成最后一个心愿后，塑像的表情看起来前所未有的轻松。

他若活着，会喜欢这一幕的。

作者：蒋南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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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书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