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何地  李漫

近年来，传播学研究范式受到社会化媒体大数据及人工智能的推动而发生变化。作为传播学中一个新兴的学科方向和研究范式，计算传播学在近年迅速兴起，跨越学科藩篱，为我们系统描述在大数据时代用计算方法研究人类传播现象所需要的理论和方法。在此背景下，探索传播学方法类课程变革与重构路径，能让我们更好地探究新出现的社会热点问题，及时地应对新技术带来的变化，及时地了解技术的发展趋势，推动探索交叉学科教学、创新跨学科培养的模式，推动课程数字化转型，培育复合型专业人才，满足社会新需求。

一、文献回顾与问题提出

2009年，Lazer和Pentland等多位学者在文章中指出，一个领域正在兴起，它利用收集和分析数据的能力，可以揭示个人和群体行为的模式，标志着“计算社会科学”的建立。在发展过程中，多数学者认为计算传播学与传统传播学间是继承关系。计算传播学的发展植根于传统传播学的理论土壤，其根本目的是更好地回答传统传播学尚未回答的问题，并聚焦于计算传播导向下方法与理论的对话。

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之后，研究方法开始多样化。作为社会科学重要研究领域的传播学界，越来越重视对研究方法的培训与教育。尤其在学术交流国际化的背景下，作为一种国际通行的研究语言，很多学者意识到方法在学术研究中的重要性。虽然新闻教育改革成就斐然，但是从整体上看，似乎缺少顶层设计，中心思想不明，行动路径不清。无独有偶，有研究指出，从1949至2019年间，我国新闻与传播学方法研究形成了一些核心议题，但依然存在质化与量化之间的争议、方法对知识贡献的价值不大、方法会束缚研究者、量化研究过于简化等不同声音。

在计算传播视域下，大数据、人工智能、可视化等新技术在传播学方法类课程体系中重要作用日渐凸显，跨学科交叉融合的课程和培养模式逐渐受到青睐。近年来，不仅国内新闻人才需求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国外也出现了这样的趋势，其融合实质是互联网信息技术与新闻传播学间的融合，为传播学方法类课程变革与重构提出了新的时代课题。在新时代的背景下，传播学的研究方法及其课程，将面临在计算传播视域下构建本土化的核心议题，即如何建立中国特色新闻与传播学方法类课程体系、跨学科人才培养模式，解决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产生的理论和实践问题。

二、研究设计与数据呈现

学科评估是教育部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发展中心按照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和教育部颁布的《学位授予与人才培养学科目录》对全国具有博士或硕士学位授予权的一级学科开展整体水平评估。本文依据新闻传播学学科第四次学科评估结果，选取新闻传播学学科评估结果排名前10高校为样本，高校名单为中国人民大学、中国传媒大学、复旦大学、华中科技大学、清华大学、上海交通大学、武汉大学、暨南大学、北京大学和华东师范大学。

人才培养方案既是教学环节组织实施和评价的依据，也是重塑教学的前提，课程设置是人才培养方案中的重中之重，能充分反映与体现学科体系发展方向与路径。本文的研究对象为与传播学研究方法相关的课程，并以高校本科、硕士、博士培养方案中的课程名称作为依据。在确定研究范围和高校名单之后，招募人员进行培训，对课程名称中含有“方法、研究方法、数据、量化”等词汇的课程进行记录与整理。本研究仅聚焦培养方案中与传播学研究方法有关的课程，不对具体的课程内容展开分析。

以中国新闻传播学研究方法发展历史作为参考比较，相较于十年前，中国新闻与传播学的方法在不断地规范和发展，课程体系逐渐完善。但在全球化一体化背景下，中国研究已是全球知识共同体组成部分之一。在计算传播视域下，有必要比较现阶段中国与其他国家在传播领域研究方法的发展状态。本文依据软科发布的2022“软科世界一流学科排名”。选取在新闻传播学学科排名前10名高校为样本，它们依次为：阿姆斯特丹大学、俄亥俄州立大学、密歇根州立大学、得克萨斯大学、加州大学、南洋理工大学、维也纳大学、密歇根大学、斯坦福大学和威斯康星大学。

三、研究发现

通过对国内外20所高校覆盖本科和研究生的传播学方法类课程对比分析，发现有以下现状和趋势：

（一）国内外课程设置对比

国内外排名前10的高等院校均已形成覆盖本科生和硕士研究生的传播学方法类课程体系，设置了相应的传播学方法类课程，如传播学研究方法、社会学研究方法等，部分高等院校针对研究生开设了诸如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定性研究方法、定量研究方法课程。但是，大多数学校未能构建覆盖本硕博层次的传播学方法类课程体系，少数具备博士点的高校针对博士研究生设置更有专业针对性的研究方法课程，如武汉大学新闻传播学研究方法、暨南大学新闻传播学研究方法论、维也纳大学高级数据分析和斯坦福大学传播学方法类课程。我国部分高校在课程设置上体现了中国特色，符合中国式传播学方法类课程体系的需要，如武汉大学和暨南大学的马克思主义与社会科学方法论课程，但是此类课程占比很小。此外，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单独成立了研究方法系，承担全校研究方法的基础教学工作，并招收硕士和博士等不同层次的学生，专门开展针对研究方法的研究，由此可见研究方法课程的重要性。

（二）计算传播视域下的传播学方法类课程设置

国外高校虽都有专门的研究方法中心或数据科学机构，如阿姆斯特丹大学社会与行为科学学院、斯坦福大学人文科学学院传播系、南洋理工大学魏金维传播与信息学院等，但研究者通常分散于不同的学院和机构，教学体系相对简单，而国内的传播学课程往往集中于某一学院，跨学科交叉式合作程度不够。面对新的技术和形式，国内大多数高校注重传播学理论与方法本身的教授，课程设置上与实践和应用有一定差距，但国外高校通常将传播学研究方法运用于政治传播、健康传播等领域，注重心理和行为方法研究，并且基于研究方法设置许多研究议题供学生实践与应用，如斯坦福大学、南洋理工大学都提供了丰富的针对某一领域的研究专题。在计算传播背景下，跨学科教学与实践变得愈发重要，国内如中国传媒大学（人工智能与媒体融合）、武汉大学（数据可视化传播）等纷纷开设前沿课程，国外高校则在这方面做得更好，如斯坦福大学（探索计算新闻学、大数据和因果推断）、南洋理工大学（跨学科世界中探究与沟通）等均开设相关前沿和基础课程。此外，Top10排名以外的许多国外高校也进行尝试，如南加州大学（机器学习与数据科学、数据挖掘的基础与应用）、宾夕法尼亚大学（传播研究中的混合方法、高级定性研究）等。

四、结论与讨论

（一）构建中国式的跨学科、立体式传播学方法类课程体系

中国式传播学方法类课程体系要坚持以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为指导，以建设适合国情的中国传播学研究方法自主课程体系为中心目标，研究“中国问题”、分析“中国概念”、树立“中国范式”、传播“中国声音与形象”。在计算传播的考量下，中国传播学方法类课程体系应该响应时代号召、回应时代需求、体现中国特色，符合中国国情和中国现实，在全面掌握国内外传播学研究方法发展脉络的前提下把握课程建设的中心任务、重要目标和实践路径，同时充分吸收国外传播学方法课程体系建设的优秀经验，从信息科学、计算机与通信科学、心理学等跨领域学科引入新的研究方法和研究视角，适时适量增加实践操作的学时，科学构建一套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既具有中国特色又具有国际视野的传播学方法类课程体系。

（二）打破学科壁垒，以方法课程为纽带实现互“哺”

跨学科引入新的研究方法与专业知识（如高等数学、统计学等）充实新闻传播学是未来该学科发展的重要努力方向。在打破学科壁垒的趋势下，研究方法作为新工科与新文科间不可或缺的重要纽带，应该进一步促进工科与文科间“互哺式”交叉融合，即工科的新路径、新方法（如人工智能技术、大数据技术等）可以解决传播学中传统方法论无法处理的问题（如海量数据收集、处理等），同时传播学研究方法中的思辨精神与人文关怀也能够反哺工科研究中研究框架构建和研究路径实现等问题。

（三）重视人工智能、人机智能等“智能化科研范式”

首先，传播学方法类课程需要加强与人工智能的结合，将AI在新闻实践的应用加入课程体系。例如，在课程中融入人工智能基础、自动化写作技术等，帮助学生将AI技术应用于实际工作。其次，提升数据分析和处理能力：数据已成为“智能化科研范式”（第五科研范式）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新闻工作者不仅需要搜集和验证信息，还需能够分析和解读大量数据。课程改革应包括数据科学、数据可视化等内容，使学生能够掌握各类分析工具和软件，提高其数据敏感性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最后，加强伦理和法律教育。人工智能在新闻领域的应用带来了诸多伦理和法律问题，如信息真实性、隐私权保护等。因此，新闻传播学方法类课程改革应重视伦理和法律教育，确保学生在使用AI技术时，充分考虑并应对相关的伦理法律挑战。

（四）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拓展方法课程应用场景和路径

在计算传播视域下，针对新出现的复杂社会现象和传播学问题，增加更多的实践项目，以便学生能直接参与到AI技术在新闻传播中的应用过程中。通过案例研究、实际操作和项目驱动学习，学生可以在现实场景中应用所学知识，更好地理解和掌握AI技术如何在不同环境下运作，考察混合式研究路径，探索新的实践操作课时，增加跨学科辅助软件的掌握。

（作者何地系湖南工业大学教务处副处长、硕士生导师；李漫系湖南工业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硕士研究生）

摘自《华声·传播观察》

作者：何地 李漫

责编：罗嘉凌

一审：黄帝子

二审：苏露锋

三审：黄柏禹

版权作品，未经授权严禁转载。湖湘情怀，党媒立场，登录华声在线官网www.voc.com.cn或“新湖南”客户端，领先一步获取权威资讯。转载须注明来源、原标题、著作者名，不得变更核心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