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吴文韬

近代以来，湖南因长期表现出顽强的抵抗力，被西方人视为“一扇长期紧闭的门”“坚不可摧的耶利哥”。二十世纪初，随着岳州、长沙先后开埠，外国人开始大量进入湖南，对湖南的认识也更为全面和深化。其中，英国人夏立士（Alfred Herschell Harris）的近代湖南观颇具代表性。

夏立士1883年进入中国海关，此后供职于多地海关，工作长达四十年，还曾担任过直隶总督李鸿章的翻译和海关系统汉语考试主考官。1903年，时任岳州税务司的夏立士受湖南巡抚赵尔巽举荐，参与勘定长沙开埠地址，并拟定了《长沙通商租界章程》等系列约章，成为长沙关首任税务司。1907年，中国决定出版一部“介绍中国各省的地理、历史和传教的著作”，夏立士被选为撰写湘省报告的“专家”。

在外籍税务司制度下，税务司实为各地海关行政的“唯一负责人”。夏立士历任岳、长两关税务司，在当时来湘外国人中，尤为谙熟湖南的经济情况。在他看来，湖南是一个地不爱宝的富庶之乡。湘省自然资源丰富，“蓄藏甚厚，几于无处不有”。产粮方面，湖南“谷米甚富，洞庭湖沿岸地区土地肥沃，是全省的粮仓。其次是湘江流域，湘潭地区产粮量少但质高”。经济作物方面，湖南“多山且树木繁茂，盛产松树、橡木、雪松、樟树、柏树等树种，其中松木的贸易额最大”。岳州产名茶，君山银针和北港毛尖“声名远播”。夏布“以浏阳产为最著名”，益阳则盛产土纸。矿产资源方面，夏立士估计，“湖南的煤炭储量比欧洲的更高，煤田面积达两万一千平方英里。每年从地表和隧道开采的无烟煤约达四百万到五百万吨”。其中，衡州的耒山“生产出了我所见过的最好的炉排无烟煤”；衡州和宝庆也是“优质钢铁的供应地”。此外，湖南的硫黄、锡、铜和银“脉藏丰厚”，平江和辰州一带则“已经发现了黄金和镍”。夏立士还详细考察了湘江、资江和沅江三条主河道的水运价值，认为“大多数城镇都水路通达”，货物流通极为便利。

夏立士对湖南的重要城镇印象极佳。他尤其看重岳州港的商业价值：“载观本埠通商场，视长江各口岸地方甚觉开阔高爽，兼之碧波前绕，青山后围，空气大来，和风四达。惜如是佳境，而东西洋各殷商巨贾尚未知适彼乐土焉。盼何如之！”来到省城长沙，夏立士更是不吝赞美之辞。长沙城内“地方宽广，街衢清洁。官衙巨室，名庙专祠，杰构崇宏，美轮美奂”。省城的店铺“无论大小，专事铺张，尚形工整”。市场上“五光十色，层出不穷，即罐头、水果、洋酒、面包、番菜等物无不美备，欲购极为便利”。还有一些较大的门面，“专售外洋纸张笔墨，各项仪器，书籍图画，生意甚为闹热”。

同时，夏立士也指出了阻碍湖南经贸发展的相关弊病。其一是厘捐过重。茶梗“原价甚廉，每担不过二两五钱、三两之谱。但照茶类税则，应征此货出口正税每担一两二钱五分，殊属太重”。对于运米出省，省宪除征“赈粜捐”外，还要抽本土商人“厘金一百四十三，合计每石应先纳官款五百四十余文”，加重了米商的负担。其二是币制混乱。“查湘省市中，通行生银、银元、小角暨铜元等无不备设，惟原来鹰洋及湖北龙洋具价最高，名曰‘光洋’，易于转运他埠也。所有钻花等洋并钱票铜元等项，均有定价，惟湘省旧俗，银洋必须打钻后始堪信行。”另夏立士发现，铜元局所铸黄铜元在长沙“值票钱十文，折制钱八文”；在汉口则“可值制钱十文”，因此“卖者买者咸愿私相趸受”。其三是未得办矿之法。“查湖南全省，久著矿产美富之名，而尚鲜办矿之实。据闻开者亦有多处，惜见识浅陋，俱用土工，以致或作或辍，耗费颇多。”不过，省宪日益重视兴办矿务。“月前有矿务大臣聘请英国著名矿师布君到省内游历中南等路，查勘矿苗。此外亦有日本矿师几位巡阅各处。是湖南之矿务固已纲举目张，则商务之因此以兴，不待烦言而解。”

湖南在近代的迅速崛起令海内外瞩目，夏立士对此亦多有关注。他认为：“湖南如今在中国和西方世界眼中树立起的强霸地位，其源头可以追溯至太平天国时期。”太平军历时八十天围攻长沙而“卒未得手”，以及湘军镇压太平天国的胜利，使得“湘省名望久已炫耀人世”，“湘军名望冠诸省”。夏立士指出，湘运兴起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其一，湘军领袖和重要将领成为清政府维系统治的重要支柱和中坚力量。“湖南人在清朝内外都身居要职，甚至一段时期里七位总督中有六位是湖南人。”其二，湖南人强悍尚武，“三湘子弟愿隶兵籍者十有八九”。夏立士感叹，湘省“兵力之强，民气之固，不卜可知”。其三，湖南士绅的地位获得提升，并聚敛了大量财富。“照当地的说法，总督的权力与绅士的权力相比是四比六”，政策的推行“端赖各僚属及大绅巨室相辅而行”。日俄战争期间，长沙出口土货量大减，“而于进口洋货则无甚妨碍”。湘省室家之富，“于此已可略见一斑”。

湖南崛起后，士绅的排外反教斗争尤为激烈。湖南正式对外国人开放远迟于周围省份：“即使湘省的边境与约开口岸的省份相邻，蒸汽船经过其门户，她却仍然为自己能够‘遗世独立’而自豪。”可是，湖湘的士风民气却在戊戌时期为之一新，迅速走向维新开放之路。夏立士敏锐地捕捉到这一变化。他对谭嗣同、陈宝箴等变法先驱深表敬佩，称政变“让所有心存良知的中国人感到悲痛”。同时指出，“改革先驱并没有白白地牺牲。历史证明他们的理想是正确的，此后颁行的法令和开展的运动正是1898年已经批准的或将要考虑的”。进入二十世纪，湘省官绅力图革新之风更是深受夏立士好评。他对湘抚赵尔巽尤为赞赏，称赵“整饬纪纲，如吏治、如学堂、如矿务圜法等节，定章程，讲办法，朝乾夕惕，莫敢或遑”。夏立士与各阶层的交往也是“愉快的”，士绅的态度是“最友好的”。湖南兴办新学的出色成绩亦可圈可点。夏立士统计，1904年，“省垣高等学堂十六所，共计学生九百七十五名，教习八十七员，日本教员四位。中学堂七所，学生四百二十五名，教习四十员。小学堂八所，学生四百零七名，教习四十员。武备学堂二处，学生二百二十名，教习十四员。又半日学堂二十四处，学生九百六十名，教习四十八员。此外并有多处民立学堂，不及详载”。新学蔚然成风，“湘省青年子弟，大有维新气象”。

湖南人由保守向开放的迅疾转变使夏立士感到费解，也影响着他对湖南人的看法。夏立士称赞湖南人“以骄傲自负、资产雄厚、意志顽强、富有决心和精于管理而著称”。他相信，“湖南人聪明、富有男子汉特立独行的气概，一定会使他们在如今锐意改革的中国显示出领袖风范”。对于湖南的命运，夏立士乐观地预测道：湘省的改革“一旦豁然贯通，勃然兴起，诚有未可限量者矣”。湖湘青年“将来星罗棋布，真才实学，蔚起文明，岂非光远而自他有耀乎”？

作为岳、长两关税务司，夏立士有机会深度感受湖南的近代化变迁，并能在中外交涉事件中亲历感知湖南的维新气象。他对湖南的认识是较为切实、立体和全面的，但又无法跳脱其身份立场所带来的局限性。例如，夏立士对张之洞为抵制洋银而自铸银元的举措颇有微词，对反教湘绅周汉的恨意跃然纸上。在介绍各国在湘贸易情形时，夏立士则将日本视为竞争对手，敦促英国抢占商机：“访闻日本大阪轮船公司业经延精明商务之人，在长沙坐探一切，以便其特造之浅水小轮于明春行驶湘汉一带。窥厥命意，殆知此路贸易大有可观。若弗及早争着先鞭，诚恐将来而望尘莫及。”这流露出身为异域“他者”的夏立士在湘争利的心理动机。因此，今天的我们打开二十世纪初的“西洋镜”时，应该理性地审视西方叙述者的现实需求与情感体验，方能从多维度呈现近代湖南的客观历史面貌。

作者：吴文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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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书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