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1月召开的遵义会议是红军长征的一次伟大历史转折，也是中国革命的一次伟大历史转折。这次历史转折，是一次全面的转折，包含党的军事路线上的转折、思想路线上的转折和组织路线上的转折。这次历史转折无疑是以遵义会议为标志的，但有一个过程。这个过程包含遵义会议前召开的通道会议、黎平会议、猴场会议，以及遵义会议后召开的“鸡鸣三省”会议、扎西会议等。在这个历史链条中，通道会议是开端和起点。

以遵义会议为标志的历史转折，首先是中央红军长征战略方向和党的军事路线的转折。通道转兵是这一转折的开端。

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最主要的原因是临时中央和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实行了一条“左”倾错误军事路线。长征开始后，毛泽东就在思考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教训。长征初期，李德、博古又指挥溃退式“大搬家”，使毛泽东更加认识到不纠正错误的军事路线，红军没有出路和希望。但是，在当时“左”倾中央领导没有改变的情况下，纠正错误的军事路线是非常困难的。而很快，一个更紧迫的问题提了出来，这就是中央红军长征的战略方向，即向什么地方转移的问题。中央红军既定的转移方向是到湘西同红二、六军团会合。1934年11月底，中央红军在突破国民党第四道封锁线的湘江战役中，遭受惨重损失，由8万余人锐减到不足3万人。而且，蒋介石了解到红军北上湘西同红二、六军团会合的意图后，调集20万重兵在沿线构筑一道道封锁线。在这种情况下，李德、博古仍准备按原定计划，率红军北上湘西。这就有了讨论红军战略行动方向问题的通道会议。在会上，毛泽东提出部队应该放弃原定计划，改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西进，这就有了通道转兵。通道转兵的意义，首先在于在危急时刻挽救了党中央和中央红军。如果没有通道转兵，党中央和中央红军3万多人的疲惫之师按原定计划北上，必然钻进国民党军队的“大口袋”，其结果很可能是全军覆没。

之所以说通道转兵是红军长征战略方向和党的军事路线历史转折的开端，主要基于这样几点认识：

第一，通道转兵实际上改变了红军长征的战略方向。通道会议是为应对紧急军情召开的一次紧急会议，加上还存在很大的意见分歧，不可能对改变红军的战略方向形成正式决议。但是，会后红军已经实现了转兵贵州，造成了改变战略方向的态势，并且赢得了在党内统一思想认识的时间，使接着召开的黎平会议能够正式作出放弃去湘西的计划，而在川黔边建立新根据地的决议。这之后，虽然对此仍然存在不同的意见，但红军长征的战略方向的改变，已是不可逆转了。

第二，通道转兵实际上是对临时中央“左”倾错误军事路线的否定。从第五次反“围剿”开始的“左”倾错误军事路线，在湘江战役后集中表现在中央红军长征的战略方向上。通道会议决策转兵贵州，改变了红军的战略方向，实际上是否定了临时中央“左”倾错误军事路线。通道转兵后，红军赢得了主动，挥戈西进，连战连捷。党内、红军内广大干部对“左”倾军事路线的危害认识更为深刻，为遵义会议全面纠正“左”倾错误军事路线创造了条件。

第三，通道转兵实际上也是纠正王明“左”倾教条主义政治路线的开始。在战争为主要矛盾的条件下，党的政治路线集中体现在军事上。第五次反“围剿”开始后，王明“左”倾教条主义突出地表现为脱离敌强我弱的实际、以冒险主义为特征的“左”倾错误军事指挥。在湘江战役遭受严重损失、国民党军严阵以待的情况下，李德、博古仍坚持北上湘西，是典型的“左”倾冒险。遵义会议全面纠正“左”倾错误军事路线，实际上是集中纠正王明“左”倾教条主义的政治路线。遵义会议结束了王明“左”倾教条主义政治路线在党中央长达4年之久的统治。这个过程，无疑是以通道会议为开端的。

以遵义会议为标志的历史转折，是党的思想路线上的转折，是党一次思想的新觉醒，主要是破除王明“左”倾教条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化和对共产国际指示的神圣化，真正走上独立自主、从实际出发处理中国革命实际问题的道路。通道转兵是这一思想新觉醒的开端。

中国共产党是在共产国际指导下成立起来的，自党的二大后加入共产国际，成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主要由于党还在幼年时期，党的早期领导人中，很多人还不懂得马克思主义要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或者不懂得怎样相结合，在党内逐渐形成了一种对共产国际和苏联的盲从。王明“左”倾教条主义占统治地位后，更是将马克思主义教条化，将共产国际的指示神圣化，极大地束缚了党的思想。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一批中国共产党人，较早地认识到了这一问题，在大革命时期即开始独立自主地思考解决中国革命的一些基本问题，大革命失败后则继续独立自主地探索中国革命的正确道路。在开辟赣南、闽西革命根据地的过程中，毛泽东总结中国革命的经验教训，明确地提出反对“本本主义”，提出“中国革命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的思想。但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没有能够从整体上改变党内习惯于照搬俄国革命的经验和盲从共产国际的思想状态。直到中央红军实行战略转移和确定转移的方向，还是听命于共产国际。

湘江战役后，血的教训使党思想上有了新的觉醒，认识到中国革命的命运必须掌握在中国共产党自己手里，党必须坚持独立自主、从实际出发解决中国革命的各种问题。通道转兵，完全是中国共产党独立自主、从实际出发作出的决策，而且是事关党和红军发展全局的重大决策。这一决策，直接改变了共产国际的指示，是不顾共产国际派驻的军事顾问的反对而作出的。它的意义，不仅在于使党中央和红军摆脱了困境，而且在于凸显了中国共产党独立自主、从实际出发解决中国革命实际问题的思想立场和思想路线。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我们说通道转兵是中国共产党在长征中思想新觉醒的开端。有了这个开端，才有后来黎平会议正式作出中央红军继续西进贵州的决定；才有遵义会议全面纠正“左”倾错误军事路线、解决中央的组织问题，并根据新的实际作出红军北渡长江的决定。有了这个开端，也才有遵义会议之后第四次、第五次、第六次、第七次调整红军战略方向，最终选择将陕甘作为落脚点。

长征的特殊环境，使中国共产党增强了独立自主、从实际出发解决中国革命实际问题的自觉和勇气。在长征快结束时，共产国际负责人季米特洛夫来信肯定中国共产党遵义会议确定的路线及遵义会议之后作出的决策都是正确的。正是在遵义会议召开的这一年，共产国际举行第七次代表大会，提出要减少对各国共产党内部事务的直接干预，改变对各国革命的指导方式。毛泽东后来说，从这以后共产国际再没有干涉过中国共产党的内部问题。

说以遵义会议为标志的历史转折是组织路线上的转折，主要是说遵义会议开始形成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中央领导集体。邓小平曾经指出：一直到遵义会议召开前，中共中央一直没有形成领导集体，“我们党的领导集体，是从遵义会议开始逐步形成的”。习近平总书记在评价遵义会议的历史意义时说：遵义会议“开始形成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遵义会议开始形成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同样经历了一个过程。这个过程的起点是通道会议决策转兵。

说遵义会议前没有形成党的中央领导集体，一是指没有领导核心；二是指没有形成集体领导。领导核心是关键，没有领导核心，就不可能有强有力的领导集体；不实行集中领导，就谈不上领导集体。

毛泽东是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从建党时期到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在党内代表着正确的思想和路线。但是，他长期受到“左”倾领导者的压制、排挤，特别是在1932年的宁都会议上被剥夺了对中央红军的指挥权。直到通道会议召开前，在两年多的时间里，他在党内和红军内基本上没有了发言权。湘江战役受损后，党内、红军内对“左”倾领导者的怀疑、不满日益强烈，希望毛泽东重新出来指挥红军。毛泽东站了出来，在通道会议上提出改变红军战略方向，使红军转危为安、化危为机。这样，他在党内、红军内又重新拥有了举足轻重的发言权。

通道会议决策转兵，成为毛泽东走向中央领导岗位并逐渐成为核心的新的起点。之所以说是新的起点，是因为毛泽东虽然一直没有进入中央最高层，但他在红军的地位和在党内影响的基础是早就奠定了的。长征，为他的再度崛起提供了一个新的政治舞台，通道会议是他再度崛起的新起点。此后，他在黎平会议上继续不顾李德的反对，坚定主张红军继续向贵州西北进军，在川黔边建立新根据地。会议根据他的发言内容写成《中央政治局关于战略方针之决定》，他的正确主张即成为党中央的集体决策。再之后，他进一步做党和红军领导人的工作，并形成共识，在遵义会议上彻底清算“左”倾错误军事路线，确定红军北渡长江、在川西建立新根据地的新的战略方向。他在会上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后又分工为周恩来在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从而进入党和红军的最高领导层和决策层。这是开始形成以他为核心的党的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条件和基础。

党的中央领导集体形成的另一个重要条件，是要真正贯彻实行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和领导制度。大革命失败后，党内三次“左”倾错误的共同点，都是违反党内民主和集中领导的原则，尤其是王明“左”倾教条主义压制党内不同意见，搞“一言堂”，党的重大决策少数几个人说了算。红军长征作战略转移及转移方向，都由“三人团”决定。长征开始后，李德、博古仍然包办一切，决定一切。通道会议开始改变这种情况，把红军战略方向这样重大的问题，拿到会上集体讨论，毛泽东等持不同意见者都获得了发言权，根据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通过了转兵的决策。有了这个开头，继而召开的黎平会议和猴场会议，都是通过发扬民主、集体讨论，再次否决李德、博古的错误意见，作出红军在川黔边发展的决定。到遵义会议，更突出地实行民主集中制的原则，用集体讨论的方式，对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教训进行了全面的总结，纠正了原临时中央的“左”倾错误军事路线。会议还明确规定：“关于作战方针，以及作战时间与地点的选择，军委必须在政治局会议上作报告。”这一规定，不仅强调了党领导军队的原则，而且强调了党中央集体领导的原则。可以说，正是在遵义会议前后贯彻实行民主集中制的过程中，开始形成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中央领导集体。此后，党内政治生活和制度建设，始终是坚持以加强和完善民主集中制为核心开展的。这为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中央领导集体的形成，提供了重要的政治基础和制度保证。到全民族抗战爆发时，中国共产党在全国获得合法地位，站到了中国政治舞台的中心。毛泽东说，经过几十年的奋斗，中国共产党被人民选中成为抗日民族斗争的“政治领导者”。中国共产党以一个成熟政党的面貌，出现在中国和世界人民面前，其重要标志就是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共中央领导集体的形成。

（作者系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研究员、原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常务副主任）

作者：杨胜群

责编：王敦果

一审：王敦果

二审：张马良

三审：熊佳斌

来源：新湘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