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方兴东  钟祥铭

一、生成式AI与生成式智能鸿沟

进入2024年，随着Sora的爆红与o1大模型的强势来袭，人工智能（AI）主流进程全面展开，建成全球AI治理机制成为当务之急。2024年9月22日，联合国顺利通过《全球数字契约》（Golbal Digital Compact,简称GDC）这一里程碑式文件。GDC的核心主线就是数字鸿沟、数据鸿沟和创新鸿沟等关乎人类整体发展的关键问题，也就是智能时代更加综合、复杂而隐蔽的数字鸿沟高级阶段——智能鸿沟。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到“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加重，人类社会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随着智能技术，特别是生成式AI的快速发展及其应用的集中爆发式出现，作为智能技术带来的数字不平等——智能鸿沟既成为全球赤字的原因，也是其结果。当前，国家间的科技军备竞赛愈演愈烈，加剧了国际间的不信任和紧张局势；智能技术的普及和应用导致不同国家和地区间差距持续扩大，发展中国家难以跟上发达国家的步伐；隐私泄露、算法歧视等一系列问题，削弱了公众对技术和科技公司的信任；现有的国际治理框架难以有效监管和引导智能技术负责任的应用。2024年5月6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巴黎同法国总统马克龙共同出席中法企业家委员会第六次会议闭幕式，他在致辞中提到，当今世界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有增无减。这也意味着各类全球性问题发生发展的速度与相应的治理能力增长速度之间的差值仍在不断拉大，全球赤字积重难返与既有全球治理体系失速失效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全球治理机制供应不足，联合国等机构难以从根本上解决全球治理问题。赤字加剧导致国际环境和全球秩序恶化，这对发展中国家的影响更为深远。

接入鸿沟（数字鸿沟 1.0）、素养鸿沟（数字鸿沟 2.0）和智能鸿沟（数字鸿沟 3.0）三重叠加的数字鸿沟基本格局正在成为现实。对西方发达国家来说，接入鸿沟和素养鸿沟已经基本解决，对智能鸿沟的治理能力也相对较强。而对广大欠发达国家来说，三重鸿沟将全面叠加、相互耦合、相互强化。三大数字鸿沟有着不同侧重和内涵，他们分别对应政府、社会和企业三大不同主体，并且从欧美、中国到亚非拉，不同区域具有不同的数字鸿沟重点，形成了鲜明的三个梯度的剪刀差。更值得注意的是，接入鸿沟和素养鸿沟有着鲜明的内生性，需要通过国家经济和个人教育等一系列整体性的发展，才能得到有效解决。而智能鸿沟有着鲜明的外生性，更是一种外在的、建构的鸿沟，可以通过更好的技术治理、社会治理和全球治理加以改善或解决。智能鸿沟这一特性，赋予了政策和制度更大的能动性和使命感。然而，当前政策制定者和国际组织仍然将数字鸿沟引发的不平等看作一种工具性问题，即通过向贫困人口提供数字商品来缩小差距，并假设这将提高他们的数字能力，这种观点忽略了智能鸿沟的外生性和复杂性。

智能鸿沟是技术发展的自然结果，更是社会经济结构和政策选择的产物。日益加剧的社会不平等和政治分歧，以及不断升级的地缘政治冲突，使共享数字未来的美好设想变得黯淡。在全球合作至关重要的时刻，数字领域各个层面的治理却呈现出碎片化，无法管理风险和冲突。从《布莱切利宣言》的发布，到成立“AI高级咨询机构”，从七国集团（G7）的“AI政策框架”，到行业和民间社会主导的“AI全球合作伙伴关系”，再到《全球数字契约》（GDC）中明确提出加强AI国际治理以造福人类的目标，全球治理AI的行动正在加速推进。但关于AI的高层对话主要集中发生在发达国家，且他们往往关注AI安全的狭隘概念，而很少考虑其对社会的广泛影响。AI治理过程很大程度上也局限在西方国家及其盟友、知名学者和大型科技公司中进行。AI正加剧着权力的集中，并将智能鸿沟推向危险的新高度。而全球对话中对AI最紧迫的风险则关注不足。这些风险正涉及AI如何加剧全球不平等以及系统性的不公平现象。

智能鸿沟到底是技术生成的还是制度生成的？从本体论角度看，智能鸿沟反映的是结构性不平等。这种不平等不仅是资源分配的问题，还涉及知识、权力和社会资本的分布。智能鸿沟的根本问题，不仅仅是新技术发展的普及与共享问题，更是由资本逻辑的主导和科技霸权导致的深层问题，创新扩散遇到了重重阻碍。因此，智能鸿沟的破解之道，依然是如何实现智能技术最大程度的全球扩散和普及。技术发展的初心就是改造世界、造福人类，市场化、商业化、资本化是实现这一目的的更好方式而非目的本身，不能本末倒置、舍本求末。市场机制可以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商业竞争能够促进技术创新，资本化则得以吸引私人和公共投资，加速技术的研发和普及。数字技术的短暂历史揭示了一个重要但简化的公理，即集中权力和非人性化的技术是危险的，权力过度集中和权力严重不对称带来了数字领域的冲突、伤害和治理功能障碍。我们应该尽一切努力确保AI治理引领我们朝着正确的方向发展，而根本的衡量标准就是坚守技术造福人类的根本宗旨，立足全球利益最大化的准则，最大限度打破个别企业、个别国家利益最大化的局面。

二、智能鸿沟的全球回响与选择性盲区

GDC旨在确保所有人都能公平地获取和使用数字技术，促进全球数字的包容性和可持续发展，其核心目标是缩小数字鸿沟，使各国能够共同应对数字时代的挑战。数字鸿沟被认为加剧了经济不平等并破坏了竞争，智能技术则将进一步加剧数字鸿沟。随着AI在所有行业和生活领域带来革命性的颠覆，如何确保“没有人在AI革命中被抛弃”正成为联合国的可持续发展目标面临的新问题。

社会经济差距与数字不平等正相关。生成式AI的崛起不仅有可能彻底改变我们的社会和经济，还将进一步加剧现有的社会分歧。早在2018年，麦肯锡全球研究院院长雅克·布金（Jacques Bughin）等人就提出智能鸿沟可能出现的三个领域，即企业、技能和各个国家之间。随着技术的扩散，智能鸿沟涉及更广泛的层面，如竞争优势、教育和个人等之间的发展水平与经济增长的差距。如西尔文·杜兰顿（Sylvain Duranton）所指出的，不断扩大的“生成式AI差距”实际上是我们社会面临的真正威胁。创新技术带来合意和不合意的、直接与间接的、可预料及无法预料的结果方向，可能会导致无意的负面影响，扩大原有社会经济差距等。虽然生成式AI技术本身不会直接造成社会经济不平等，但其开发和部署可能会延续甚至加剧现有的社会经济差距。避免尤瓦尔·赫拉利（Yuval Hariri）所说的“无用阶级”（useless class）的崛起或将成为未来的主要挑战之一。

伴随智能技术浪潮而来的是关于智能鸿沟的各类特定领域差距（程度）的讨论。AI商业差距被定义为AI的感知价值与在组织内部署AI的实际实现价值之间的差异，它更多地关注企业内部的资源分配和能力建设。这种理解忽视了全球技术标准和治理框架、开放创新和国际合作等对商业差距的影响，这也是中小企业和发展中国家难以充分参与全球市场竞争的症结之一。缺乏跨国的数据共享机制，使得某些语言的数据资源无法在全球范围内被有效共享和利用。AI语言差距是某种语言在现实中可用的数据量与数字领域之间存在显著差异。全球化和社会经济变化导致某些语言在数字空间占据主导地位，这往往会损害其他语言的地位。正如AI专家安德烈·卡帕斯（Andrej Karpathy）所言，“最热门的新编程语言是英语”。女性被排除在AI生命周期的每个阶段（从设计、研发到实施），造成了AI性别鸿沟。随着人们越来越多地呼吁采取更具包容性的AI治理来解决不平等和不公正问题，在组建AI高级别咨询机构时，联合国表示将致力于推进更加开放、包容的多利益相关方进程。鉴于联合国的全球定位，其有机会将弥合AI的权力差距作为首要重点。阿德巴约·奥卢塞贡·阿德里比格贝（Adebayo Olusegun Aderibigbe）等人探讨了能力建设、公私伙伴关系和量身定制的政策框架对于解决基础设施限制和AI技能差距的重要性。此外，AI的机会差距、AI的信任差距、AI的治理差距开始得到更多的关注。但总体而言，当前对这些差距的讨论忽视了全球治理和全球合作机制在解决智能鸿沟中的关键作用。

最终获得通过的GDC明确了5个主要目标和13项指导原则，强调需要进一步理解AI的风险，并提出人类中心、透明和公平的风险管理方法。此外，GDC还建议在联合国内部建立一个具有均衡地域代表性的AI问题多学科独立国际科学小组，以便借助现有的国家、区域和国际举措及研究网络，通过对相关影响、风险和机遇的循证评估，促进科学理解。的确，GDC是全球数字治理的重要一步，它试图通过国际合作和共同原则来塑造数字未来的重要倡议，为解决数字不平等和智能鸿沟问题提供了一个综合性的治理框架。要实现其目标，仍需克服国际协调不足、数据主权争议、技术标准分散及标准制定缺乏透明度等众多相关全球性机制缺失或实施的问题。GDC在生成式AI背景下的最新动态显示出积极的进展和广泛的国际支持，但其有效性将取决于如何克服地缘政治分歧和协调全球合作机制。这一过程需要持续的多方参与和灵活的治理框架，以应对快速变化的数字技术和新兴挑战。

三、生成式AI：迈向数字平等还是陷入数字不平等

从马克·安德森（Marc Andreessen）的乐观主义宣言到反乌托邦，从整个社会都能共享AI带来收益的兴奋，到机器取代人类，甚至最终导致人类的衰落的绝望，正如斯蒂文·霍金所言，“强大的AI的兴起将是发生在人类身上的最好的事情，也可能是最糟糕的事情。我们还不知道是哪一个”。如今，生成式AI几乎影响着社会的方方面面，特别是对工作、教育、健康和信息四个关键领域不平等的影响。生成式AI可以提高生产力，但收益和成本可能会在不同规模的公司、不同行业和劳动人口者中分布不均；它承诺提供个性化的学习体验来弥合教育差距，但也引发了人们对平等使用这些智能工具的担忧；卫生部门正极大地受益于AI的诊断和预测能力，用于改善患者的预后，使医疗保健更易于获得，同时也存在着加深现有护理服务获取不平等的风险，对于资源不足和边缘地区不平等的影响更甚；生成式AI可以使内容的创建和访问民主化，也会带来如深度伪造、错误信息，以及对数字内容信任的侵蚀等挑战。

智能技术有能力通过行业革命和创造新的经济增长途径来解决社会经济不平等问题，改善发展中国家获得基本服务的机会，带来技术平权和赋能效应。多项研究评估了AI对劳动力的影响，表明AI能够使工人更快地完成任务并提高产出质量。与之前的计算机化浪潮相比，生成式AI带来的生产力提升，似乎更多地惠及了经验不足、技术水平较低的工人。沙克德·诺伊（Shakked Noy）等人发现，生成式AI通过让低能力工人更多受益来压缩生产力分配，从而减少了工人之间的不平等现象。生成式AI的广泛使用可能导致就业竞争更加激烈，这也被视为生成式AI实现技能民主化能力的标志。将资源重新分配给业绩较高的公司可以使经济更加健康，并有可能为它们提供新的竞争优势。由于AI通常基于开源软件和工具，因此，在访问上比其他数字资产和工具更加民主化，进而缩小数字鸿沟。对于生成式AI是否标志着数字鸿沟的终结这一问题，乐观主义者认为，这项技术能够通过弥合长期存在的数字鸿沟，为更多人提供获取高薪工作的机会，从而显著提升社会流动性，在提高社会经济底线的同时拉低上限，成为社会新的均衡器或平衡轮。

数字不平等可以被广义地定义为一种独特的现状，即社会经济背景、年龄和性别等特征不同的群体在数字资源的获取、知识、能力和成本方面处于不利地位。学术界通常将数字不平等及其可能的维度确定为知识、经济和社会资源、技术属性（性能和可靠性）以及效用实现。在智能技术加速化、影响扩大化、人机深度融合化的趋势下，智能鸿沟生成速度快、程度深、跨度广，其造成的分化远超对已有差距的弥补，固化或放大了不平等现象，为个体、组织和国家带来的不平等效应开始凸显。

个体层面的智能鸿沟常在缺乏智能技术接入的语境中被讨论，不同个体在与智能技术交互的各个环节上逐渐拉开差距，在这个过程中，数字弱势群体进一步被技术边缘化，其个体脆弱性被进一步放大。在认知环节，公众目前对生成式AI的态度较为分化。观念相对被动、保守的弱势群体对生成式AI工具几乎不了解，或没有意识到使用智能工具的潜在好处，甚至可能会规避相关知识。此外，有研究指出，弱势群体容易因境域、经济状况、身体障碍等限制丧失接入机会，进而带来新的访问不平等和功能、内容可用性及开放性等问题。在使用环节，用户构建和迭代提示词的能力极大影响了智能技术生成内容的质量和解决问题的水平。如一项研究指出，在语言学习领域,缺乏有效的操作技能和提示技巧会导致无法最大限度实现智能技术的教育价值，直接限制了弱势群体从技术中获益的机会。在影响环节，由于缺乏信息甄别能力，弱势群体更容易受到虚假信息和欺骗性信息的影响。技术的缺失阻碍了弱势群体改善在教育、医疗、就业等领域的不利处境，甚至被排斥在就业市场和社会参与之外，在智能技术发展的浪潮中被进一步边缘化。

组织层面，一些组织使用智能技术来获得优势，从而重新定义行业内的“交战”规则。而技术追随者则可能被置于战略劣势地位。如果企业之间技术投资存在显著差异，可能会导致小企业或由不懂技术的管理者领导的企业处于相当不利的竞争地位，甚至引发社会问题。如索拉·帕克（Sora Park）等分析了企业对自动化系统的引用，如何歧视、拒绝和惩罚澳大利亚的福利接受者。值得注意的是，对于技术机构而言，AI研究机构的人员本身就占据算法定义权，可能会使算法基于机构预先设置的立场运行，其间存在社会排斥和歧视。

智能技术的发展也进一步加深了国家之间的差距。先进AI技术的开发和部署通常需要大量资源（能源）和基础设施，这可能导致AI专业知识和利益集中在发达国家，而发展中国家则难以追赶。计算资源分配不均使智能技术并不能为全世界所有国家带来同等的利益。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技术及访问限制的政策差距、不同版本工具的访问费用差异造成了接入难度和质量的差距。此外，智能技术也影响着全球战略格局，处于经济和技术领先地位的国家不断利用智能技术来寻求经济利益增长、扩大社会福利，可见，国家层面因经济差异而出现的接入鸿沟已日益明显。

那么，由历史积淀导致的基础设施差异、教育和经济等资源分配不均、市场与技术垄断、政策滞后，以及社会文化等不平等问题，在数字领域是如何产生、自我复制并进一步加深的呢？这与与智能鸿沟的生成机制紧密相关。

四、智能鸿沟的生成机制：技术、资本和地缘政治

GDC强调，全球合作是应对数字时代挑战的关键。其中，如何驾驭智能技术变革带来的前所未有的高度不确定性和模糊性，成为人类面临的最大挑战。埃利泽·尤德科夫斯基（Eliezer Yudkowsky）、杰弗里·希尔顿（Geoffrey Hinton）和马克斯·泰格马克（Max Tegmark）等技术专家将AI带来的风险视为当今社会和人类最深远的风险之一。以Sora为代表的生成式AI是媒介生产自动化与媒体形态一体化的临界点的标志，其颠覆并重构了人在信息传播中固有的主体地位，AI生成内容将占据绝对主导地位，全新的人机融合的合成社会即将到来。o1大模型从解决“即时性任务”转向解决复杂的逻辑推理，或为“智能体”时代到来扫除了障碍。同时，生成式AI的治理问题也成为迫在眉睫的科林格里奇困境。在这背后，智能鸿沟广泛深入地影响社会各行各业、方方面面，也涉及世界所有国家。智能鸿沟体现在多个层面，包括个人的、组织的、国家的，而最令人担忧的问题就是欠发达国家可能成为这轮智能浪潮的“局外人”和“被遗弃者”。

智能鸿沟通常被视为因技术进步自然而然带来的副作用，技术的性质和发展速度决定了谁能首先从中受益。然而，对社会与技术之间关系过于狭隘的定义通常会导致“技术决定论”态度的出现，即技术在独特的路径上展现其逻辑，影响社会并决定社会产出。作为工具和手段，AI技术的可访问性包括物理可达性（基础设施）、经济可负担性（成本）、认知可理解性（教育与技能）等，其本质上还包含了算法、数据、计算能力等组成部分。AI的不透明性和复杂性加剧了智能鸿沟问题。AI算法中嵌入的偏见可能延续歧视性做法，加剧现有的社会偏见和不平等，导致刑事司法、就业机会等领域出现不公平的结果。AI技术在不同社会中的存在状态，包括其开发、部署、使用和演化方式，涉及技术在全球范围内的分布、所有权、控制权和使用权。发达国家通常拥有更先进的技术基础设施和研发能力，能够快速推动AI技术的发展和应用，由此也形成了新的“南北问题”。

简·梵·迪克（Jan van Dijk）的循环因果理论（Causal Loop Theory）强调媒介技术、社会结构、文化和权力之间的相互作用和反馈循环。该理论提出，社会中的绝对不平等导致资源分配不均，进而造成数字技术获取和使用的不平等，由此导致社会参与的不平等，这种不平等又进一步加剧了社会绝对不平等和资源的不平等分配，形成了闭合关系。此理论在智能时代仍具有一定的适用性和解释性。社会不同阶层、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AI技术的研发、应用和创新能力上都存在显著差异，这种差异不仅加深了国与国之间的不平等，也在全球范围内加剧了社会和经济的分层。以ChatGPT和Sora等为代表的生成式AI爆发式应用，社会各行各业接入新型智能系统的门槛降低，智能化进程加快。然而，全球具有实力研发和推广新型智能系统的主要为科技巨头企业，它们在数据、算法和算力方面的优势可能导致“赢者通吃”的局面出现，使得发展不平衡问题更加突出。

当前，产业界继续主导着AI的前沿研究。最先进的AI模型的训练成本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例如，OpenAI 的 GPT4 估计花费了7 800 万美元的计算成本来进行训练，而 Google 的 Gemini Ultra 的计算成本为 1.91 亿美元。斯坦福大学发布的《2024年人工智能指数报告》显示，生成式AI领域的投资猛增，2023年达252亿美元，生成式AI领域的主要参与者包括 OpenAI、Anthropic、Hugging Face 和 Inflection等都已进行了大量融资。高昂的AI研发成本和资本密集型的投资模式使得只有少数资金充裕的大型企业和机构能够参与最前沿的AI研发与应用，导致这种不平等的是由社会和政治因素推动的资本逻辑，包括资本集中、市场优先权和政策支持等。

技术与社会是相互构建的，技术并非单纯由其内在逻辑推动，而是社会力量集合推动的结果。虽然技术是中性的，但仅仅通过分析技术无法把握智能鸿沟的生成机制，我们必须将其放置在更广泛的社会技术系统背景下才能加以理解。AI技术的发展和应用深受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因素的影响，而技术本身又会反作用于社会结构。这意味着我们应该将智能鸿沟视为社会问题而不仅仅是技术问题，从而进一步思考关于AI的政治经济学，即智能技术如何与政治、经济结构和过程相互作用，以及这些互动如何塑造社会的发展和权力的分配。克里斯·穆勒莱尔（Chris Muellerleile）等人发现，社会的目的往往被搁置于技术手段之下，基于新自由主义的数字主义导致了威权的私有化，而这是通过其与市场逻辑的“选择亲和性”（elective affinity）实现的。随着AI系统日益复杂和强大，技术基础设施和大量数据可能会在资本主义或政治动机的驱动下被权力集中的实体滥用。对新自由主义的数字逻辑进行批判正在于揭露数字自由化、私有化、市场化背后的剥夺性，以及数字帝国主义的资本家如何通过建构多元力量遮蔽阶级力量重构的实质。此外，社会技术视角还要求考虑技术中嵌入的价值观和不平等、制度和组织实践。因此，技术造成的不平等，背后的驱动力依然是社会的和政治的，依然可以通过有效的制度和政策加以引导、纠正和治理。缺乏广泛社会洞察力的解决方案只会加剧智能鸿沟的风险。

技术造成的不平等深受社会和政治因素的影响，这些因素在AI的地缘政治中尤为明显。地缘政治因素通过控制技术知识的传播、设置贸易壁垒或通过跨国监管协议影响技术的全球分布和使用，这意味着国家政策和国际关系直接影响技术资源的获取和技术发展的机会，进而影响各国在全球技术竞争中的地位。全球北方与南方之间存在智能鸿沟的根本原因被认为是结构性限制（structural limitations）。AI的大规模采用需要一个要求严格的基础设施，该基础设施包含技术基础设施、模型和工具、数据，以及人才和能力等方面。除此之外，政策和指导方针对于确保在规范新技术方面的可靠性至关重要。全球60多个国家发布了AI国家战略，其中超过70%是发达国家。美国领先中国、欧盟和英国，成为顶级AI模型的主要来源。2023年，61个著名的AI模型源自美国机构，远远超过源自欧盟的21个和源自中国的15个。

AI已经成为全球大国博弈的最大热点。AI技术的全球布局深受各国政策和地缘政治策略的影响，不同国家的策略反映了它们在全球技术竞争中的不同立场和不同目标。美国期望通过垄断AI技术优势，继续维持科技领域的全球主导权。AI也是美国对华科技战的焦点。美对华实施了一系列策略，主要集中在限制技术转移、加强出口控制和推动国内技术创新等方面。美国对出口到中国的高科技产品和材料实施了更严格的控制，包括限制某些关键半导体设备、高级计算机芯片及AI相关的高科技产品的出口，美国通过外国投资委员会（CFIUS）加强了对中国在美投资的审查，特别是在高科技和AI领域投资的审查。与此同时，美国还推动了一系列内部政策，以加强自身的科技竞争力，如提高公共和私人部门在AI研究与开发方面的投资。美国国会通过了《芯片法案》（CHIPS Act），提供资金支持国内半导体产业的发展，以减少对其他国家的依赖。此外，美国也在加强与其他技术先进国家的合作，以形成一个对抗中国科技崛起的国际阵线，包括与欧盟、日本等国合作，共同制定对华技术出口的限制措施，以及在国际标准制定中抗衡中国的影响力。

五、AI政治化和武器化的全球性后果

计算机、互联网和AI是数字时代人类的三大“通用目的技术”。发轫于20世纪40年代的计算机革命和20世纪60年代的互联网革命，在很长时间都远离政治和地缘博弈，成为全球学术共同体和产业界共同努力的合作领域。而真正在21世纪10年代爆发的AI浪潮，却不幸地在一开始就深度卷入地缘政治，成为美国维护自身科技优势和全球霸权的最重要的武器，这也注定了AI的发展路径不会平坦。

AI的政治化和武器化加剧了国际安全和军备竞赛，推动自动化武器系统的发展，增加了军事冲突和新型认知战的风险。中美科技对抗和技术封锁导致全球创新生态系统分裂，影响国际合作与经济发展。AI技术的不平等分配加剧了全球社会经济不平等，对发展中国家的冲击巨大。更为重要的是，AI的地缘政治化使得全球治理面临挑战，由于缺乏统一的伦理和法律框架，技术的平稳发展和应用受阻。AI领域的竞争和博弈虽然常被视为中美之间的直接对抗，可以通过“小院高墙”战略将目标聚焦，但是，实际上，这将造成一系列全球性后果。

第一，对全球产业链和供应链的影响广泛而深远。美国在AI竞争中通过限制技术出口、重组供应链、加强国际合作与竞争及推动技术创新与投资，对全球产业链和供应链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全球供应链正经历一场重大的调整和重构，科技竞争和合作的动态也在不断演变，其中，作为全球领先的图形处理器（GPU）制造商——英伟达——在中美科技竞争中处于关键位置。中美科技竞争对英伟达的产业链和供应链带来了复杂的挑战和深远的影响。供应链的重组促使全球企业开始重新审视和重组其供应链，并寻求更多元化的供应来源；技术封锁和标准分裂影响了全球技术标准制定的进程；全球供应链的复杂化导致整体成本上升，全球供应链的协调和管理变得更加困难；全球科技合作变得更加谨慎和复杂。

第二，不仅影响了企业的发展和竞争，也对全球科技进步和经济发展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负面影响。应用与服务的开放公平竞争，始终是技术发展和普及最重要的力量。在一大批创新企业与老牌企业的广泛竞争之下，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持续推动着技术的改进、产品的加速迭代以及服务的优化升级。但是，科技战极大地冲击着开放公平的竞争环境，导致市场分割、供应链不稳定、研发投入分散、创新速度放缓及全球合作减少。要恢复技术发展的健康生态，需要各国重新审视合作与竞争的平衡，推动形成更加开放和公平的国际科技环境。

第三，撕裂了科学共同体的合作，对全球科技创新生态系统产生负面影响。科学共同体始终是技术发展的基石，也是确保技术普惠全球大众的“守护神”。但是，中美博弈严重撕裂了科学共同体。在科技战背景下，美国司法部于2018年启动了“中国行动计划”（China Initiative），旨在打击经济间谍活动。然而，这一计划也导致了大量与中国有联系的学者和研究项目受到调查和起诉。虽然这一计划在2022年结束，但其影响依然存在，许多大学迫于压力，终止了与中国的学术合作，并要求相关教授辞职或退休，以避免失去联邦政府拨予的研究经费。美国国会和联邦政府对大学接受的外国资金，尤其是来自中国的资金进行了严格审查。这些措施不仅对中美两国的学术交流和科技合作产生了深远影响，也为全球科技创新生态系统带来了负面效应。

第四，冲击AI发展和全球治理机制的建立。随着对AI风险的认识增加，从国家到国际组织，相应的标准和倡议也应运而生。以欧盟为例，从《通用数据保护条例》（GDPR）开始，欧盟持续出台相关法律法规，推动AI技术统一规则的建立。国际组织层面，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发布了《人工智能原则》，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通过了《人工智能伦理问题建议书》，都旨在为全球AI治理提供框架和指导。2023年11月，来自中国、美国、欧盟等28个国家或国际组织的代表共同签署了《布莱切利宣言》，这成为国际监管人工智能的新起点。虽然全球倡议有很多版本，但迄今为止，围绕AI发展和治理的全球机制依然缺失。这种缺失不仅影响了对AI风险的有效治理，也阻碍了AI的全球发展进程。

六、智能效应：被抽走的发展楼梯和被阻断的发展之路

AI代表了一种前所未有的社会契约转变，它将从根本上重新定义了人与人之间、机构与机构之间及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关系，影响着社会结构、权力分配和个人自由。最大的智能鸿沟，是国与国之间的鸿沟。AI正在加深国家之间及国家内部的社会、经济和数字分歧。智能鸿沟最严重的后果，还是广大发展中国家被各种因素排斥在这一轮智能浪潮之外，这使得监管护栏薄弱的中低收入国家陷入瘫痪，面临更大的不确定性。

智能浪潮将使人类社会经济固有的发展模式面临颠覆性的范式转变。基于人力成本和资源优势的发展中国家的传统发展路径遭遇阻断，发展中国家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向上通道将被智能技术冲击。特别是随着发达国家在AI治理方面愈发完备，发展中国家在全球AI竞赛中将逐渐落后，并面临极度脆弱的风险。由于技术能力和治理框架的缺乏，AI将加剧现有的权力结构失衡和社会不平等。当前对AI风险的担忧引发了广泛的讨论，然而，其中许多担忧的观点主要聚焦于西方，不包括AI可能影响全球南方国家的观点。同时，AI治理并没有成为发展中国家的优先事项，他们更关注基本需求和安全。

全球南方地区，特别是亚非拉地区在AI技术发展和应用上面临的鸿沟主要集中在经济和基础设施、教育和技能、数据和技术资源以及政策和治理等方面。东南亚国家之间在AI技术投资和研发方面存在显著差距，导致技术发展不均衡，以及AI政策和治理方面进展不一。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等国已经制定了详细的AI战略和政策，但其他东南亚国家的政策支持和实施力度则较弱。南亚地区如印度和孟加拉国，虽然互联网用户数量有所增长，但在农村等贫困地区，数字基础设施仍然薄弱，高科技投资相对较低，缺乏有效的技术推广和应用平台。有效的数据管理和共享机制的缺乏，也使得南亚地区在AI技术开发和应用方面受限。非洲开发银行报告指出，非洲国家在AI技术投资方面存在严重不足，导致技术研发和应用滞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的报告指出，非洲的高等教育体系无法满足AI领域的人才需求。数据资源的匮乏是非洲面临的一大挑战，许多国家缺乏高质量的数据集。数据共享机制不健全，数据资源的分散和不统一也使非洲国家在AI技术开发上面临重重障碍。多数非洲国家缺乏明确的AI政策和战略，获得的政府支持不足，这导致技术发展的方向不明确。这些问题不仅反映了国家和地区内部发展的不均衡，也凸显了国际合作和全球治理的紧迫性。AI领域面临挑战的同时，AI也为亚非拉地区带来了机遇。这些机遇包括改变现有的AI实践使之更加民主化，开发更加包容的AI系统，以及提高在AI发展中代表性不足的社区的参与度。尽管存在差距，但全球南方仍有潜力通过AI实现更广泛的社会参与和更公平的技术发展。

其实，智能技术对发展中国家来说也有着两条不同的道路可以选择。其一，智能技术成为发展中国家遭遇的又一座新的“大山”，是接入鸿沟和素养鸿沟之后再度面对的雪上加霜的境遇。发展中国家缺乏制定有效的AI治理政策所需的财经、政治和技术资源，特别是在数据管理和保护领域，大型科技公司会利用发展中国家不具备而其自身拥有的财经、政治和技术资源优势大量收集数据，最终导致出现复杂的经济、政治和社会问题。其二，智能技术也是帮助发展中国家实现跨越式发展的新法宝。发展中国家可以跨越西方国家从计算机、互联网、智能手机、智能物联等分阶段、分步骤的循序渐进模式，而直接进入智能时代。能力发展的核心在于获取、更新和重新培训人力、组织和政策资源，以适应技术创新的需求，这就要求发展中国家着力提高自主研发能力、改革教育体系和优化公共服务等。

关于监管AI的辩论，迫切需要全球南方国家的参与。让全球南方国家公平地参与圆桌会议、AI工作组，以及英国政府、亚太经合组织和联合国发起的高级别咨询机构，将全球南方国家纳入这些组织或活动，采取更加包容的态度，共同推动AI的公平和可持续发展，也应该成为主导当前AI话语的国家的目标。在不平等的世界中，AI不应最终加剧排斥以及加剧财富和资源集中的问题。因此，就AI而言，包容性政策应实现双重目标：确保这项技术的发展不会加剧社会和经济不平等，并利用AI来真正减少这些问题。

七、生成式AI背景下智能鸿沟的中国道路选择

互联网作为全球开放一体化的信息基础设施，已经实现全球2/3人口的联网。基于TCP/IP协议的互联网元架构，确保了数字技术创新应用的全球快速传播与扩散，也同时将网络犯罪、网络安全和智能鸿沟等问题高度全球化。如今，AI的机遇、风险和挑战本质上是全球性的。如果没有有效的全球机制，智能鸿沟就难以得到有效的治理。

而当今建立全球机制的难度和复杂性，远远超过了智能技术本身。若仅是技术性挑战，传统治理机制依然可以有效应对。但是，数字时代类似智能鸿沟这种新的制度性挑战，越来越难以有效应对和解决。当然，这是困难也是机遇，智能鸿沟作为人类发展面临的最大问题之一，也可以成为中国发展的最大契机之一。作为崛起的新兴大国，中国在传统国际治理中能够发挥和施展的空间受到一系列客观因素的制约，但在智能鸿沟等新问题、新领域，可以更加积极主动地扮演引领性的角色。这种角色，可以通过自下而上与自上而下多维度的组合战略，系统性地建构和推进。积极推动GDC提出之目标与原则的落地，应该成为中国推动国际治理的重要努力方向，同时，应构建围绕智能鸿沟问题的系统性战略体系与举措。具体而言，在以下方面可以有所作为。

第一，打造中国智能鸿沟的理念和战略思想体系。智能鸿沟作为人类社会发展与进步面临的新问题，对其基础理论和知识体系的构建，始终是首要任务。基础理论是学科发展的基石，决定了研究的方向和深度；知识体系则将分散的知识系统化，形成完整的学科框架，促进知识的传播和应用。为世界提供智能鸿沟的基础理论和知识体系，应该成为中国构建自主知识体系的重要突破领域之一。

第二，出台并实施中国AI全球化战略。将AI作为“一带一路”建设新的重点，结合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具有历史性的意义。中国AI战略最大的突破在于从过去习惯的固有的“14亿人思维”走向“80亿人思维”，从专注于国内到将视野和格局扩展至全球。将全球市场的拓展及全球智能鸿沟的应对，作为中国AI战略的核心内容。

第三，加速做强中国体系的AI产业链。智能革命建立在一系列智能技术的突破之上，也就是强大的AI产业链之上。中国在智能鸿沟领域的话语权和行动力，必须建立在强大的技术和产业基础之上。智能产业链涉及诸多具有市场性、外部性和公共性等的多层次内容，有的适合发挥市场力量，有的适合由政府起作用。比如，当今面临的“卡脖子”问题也即智能竞争最核心的AI算力问题，就适合发挥举国优势来应对。加大AI芯片投资力度，充分助力市场龙头作用的发挥，积极调动广泛的社会力量，推动AI算力基础设施化、算法公共产品化、数据共享普惠化的“三化”战略。

第四，做亚非拉发展中国家的助力者，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的数字全球化之路。在这一轮智能浪潮中，欧美国家再度迎来扩大领先优势的契机，这使得亚非拉国家的发展面临更大的阻力和难度。目前，亚非拉国家网民占全球网民的3/4，亚非拉国家未上网网民占全球未上网网民的95%左右。中国体系成为亚非拉追赶上智能浪潮的希望所在。对中国来说，这既是中国互联网领军全球的重要路径，也成为助力亚非拉解决智能鸿沟的关键力量。

第五，对外扩大朋友圈，以智能鸿沟理念和战略动员团结国际社会大多数的力量。借助联合国GDC推出的契机，与欧洲国家充分协调与合作，充分调动联合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家电信联盟等现有全球性机构，推动智能鸿沟领域形成全球战略。一方面，需要强化区域国别研究，提出有的放矢、有针对性的AI国际战略；另一方面，要从智能时代全球新型公共物品供给的角度，形成全局性战略支撑能力。美国等西方国家虽然将不断强化针对中国的遏制与围堵，但是，我们依然应该善用软实力和巧实力，不懈地创造合作机会，敢于进取，提升博弈能力。数字时代的国际博弈，最终是一个国家能够最大限度团结各方力量的“网络”力量的博弈。

第六，对内动员政府、学术界、产业界等社会各界，形成中国自身应对智能鸿沟的最佳实践、系统方案方法和支撑性的制度体系，为形成应对智能鸿沟的中国方案打好基础。中国本身因为区域差别而形成了智能技术应用的鲜明的差序结构，如有对标西方发达国家的一线城市，对标新兴国家的二三四线城市，以及对标亚非拉发展中国家的广大农村地区，三个层次都具有相当的规模，为理解智能鸿沟的生成与表现、应对与解决，提供了全谱系的试验场。智能鸿沟问题的国内国外“双循环”联动具有战略性价值和意义。

当然，在越来越急促的技术浪潮和越来越激烈的地缘政治博弈下，解决人类智能鸿沟问题的中流砥柱依然是全球学术共同体。因为，一方面，学术界是智能时代新型知识的核心供给者，研究和破解需要学术共同体多学科的联动。另一方面，全球学术共同体与互联网类似，有着天然的全球一体化特性，既是全球沟通与协作的基础性力量，也是人类共同利益的重要维护者。相信随着GDC的顺利通过，智能鸿沟必将成为全球学术界和人类社会共同关注的热点，解决智能鸿沟问题也能够确保AI技术发展始终保持真正造福全人类的初心。

方兴东：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常务副院长，求是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钟祥铭：浙江传媒学院新闻与传播学院助理研究员

摘自《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

“湘刊·传播研究”栏目由《华声·传播观察》杂志主办

作者：方兴东 钟祥铭

责编：罗嘉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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