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陈先枢

湖南省文史研究馆馆员、长沙学院特聘教授、湖南省地方志编纂院智库专家等。多年从事湖湘文化和湖南地方史的研究，致力于历史文化遗产的调研与保护工作。著《访古湖湘集》等百余部著作。

清代自出现报刊，就有许多茶庄的广告。如光绪三十一年（1905）《长沙日报》的一则“吴中和茶号”广告，自称开设于长沙黄道街，“已历百有余年”，即开设于嘉庆十年（1805）以前，可谓当年的百年老店了。它既销外省的“武夷”“龙井”等名茶，也销本省的“君山”“香片”等名茶，“货真价实，中外推许”。

1905年《长沙日报》吴中和茶号广告

一、高桥四十八茶庄

古代茶庄是集产供销于一体的商号。清代以来，金井河畔、郭桥东侧的高桥古街，以著名的四十八茶庄而名声远扬。

高桥又名郭桥。清嘉庆《长沙县志》载：“郭桥，城东百二十里，原名高桥渡。乾隆三十九年（1774），善化拔贡任广东曲江知县郭灿，捐二千余金改建。桥跨河岸，东西径九丈，宽一丈，砌四石墩，搭以巨木，铺以厚板，周绕栏杆，盖亭其上，以蔽风雨。并置民田五斗，计一坵，以作岁修。其田坐落汤家湾，粮载锦绣都十甲，册名郭桥，纳则两二斗八升五合。水系沙婆塘门首塘板塘荫救。桥东立‘奉县示禁碑’，桥西建茶亭，暑月煮茶，以待旅人，闾里环桥为市。众济二桥，在郭桥西。乾隆甲午（1774），里人公建，将原置高桥渡经费、田租拨作二桥岁修。其田在锦绣都东边塅五亩，计三坵。嘉庆丙寅(1806），经管侵吞，控县讯明断追，册名更立甘棠渡，纳粮三斗二升。”

可见，乾隆三十九年（1774），今高桥地段同时建两桥。其中郭桥不仅建造精美，还处处体现“盖亭其上，以蔽风雨”“暑月煮茶，以待旅人”等“为民理念”，岁修等管理措施也很到位。

郭桥位于今高桥镇金桥村乡道“同仁路”上，横跨金井河，是四墩三孔的花岗岩古桥，长26米、宽4.3米、高6.9米，占地100平方米，两侧各有0.9米高的花岗岩石护栏，东南侧刻有“郭建”二字。2004年当地政府出资对该桥作了大规模维修，现桥面中心为花岗岩轴线，其余部分铺水泥。

郭桥是长沙地区保存较好、具典型清代风格的石拱桥，设计独特，工艺精细，桥墩及跨拱部分均由规格一致的方形和长扁形麻石砌成，饱经200多年风霜、洪水，仍傲然屹立，并经受现代熙熙攘攘的车辆考验，成为连接高桥集镇与金桥村的交通咽喉，对研究桥梁发展史、建筑工艺均有重要价值，今为长沙市文物保护单位。

睹物思人，行走在这舒适桥面上，对郭灿200多年前的建桥义举，追根溯源，考其担当基因，不胜感慨。郭灿曾祖郭金门乃岳麓书院历任55位山长之第23位。因“三藩叛乱”，岳麓书院于康熙十三年(1674)遭战火重创。康熙二十三年(1684)，湖南巡抚丁思孔重修书院，聘郭金门为山长，岳麓书院再次步入快速发展轨道。郭金门为《岳麓书院试牍》作序称：“今天子好文，廷臣屡上书请正文体，海内力学嗜古之儒，彬彬称盛，而长沙燹冷之余，会大中丞丁公、督教姚公、郡司马赵，风起文澜，一笔一削，点墨成金，并藏岳麓。余得窥其全豹，因之有感。”郭桥另一重要特色是“闾里环桥为市”之建筑理念。即便于商贾充分利用金井河的水运条件，在沿河一带形成集市，茶叶由金井河至捞刀河入湘江，直达汉口、上海等商埠。时有歌谣曰：“湘茶船载下南京，来自金井小地名，金井河边小茶妹，巧手采出碧山春，好似织女下天庭。”盛况可见一斑。

平江不肖生（向恺然）《我研究拳脚之实地练习》载：“宣统三年三月……因高桥地方的位置，又靠山又近水，茶叶出进，都极便利。每年三月间开市，远近来选茶的男女，老的少的，村的俏的，足有一万多人。趁这茶市谋生活的小买卖商人，各种各类凑起来，也在一千人以上……”。那时，高桥、范林桥、单家坝十里长河，三个码头，数十家茶庄，全在河东一线。路上不断人，灶里不断火，到处有人用车推着铜板去收购毛红茶。运茶的、选茶的、看茶的、打包的、搬运的，异常繁忙。

旧时高桥窄窄的麻石（花岗石）街道两侧，茶叶号一家挨着一家。成堆的茶叶摆放在店铺外的架板上售卖，茶庄屋檐上的旗帜迎风招展。如现存邹氏祖传“永兴祥茶号”木质招牌，黑底金字，端庄大气，制于清乾隆年间，有近300年历史。作为省内外茶商云集之地，鼎盛时有茶行48家，即所谓“高桥四十八条秤”。

1935年《中国实业志》载：“长沙县民国二十二年植茶面积1万亩，产茶2.1万担……主要产区为高桥，其次有范林桥、单家坝。”单家坝在金井与范林交界处，跨河有宽6米、长60米的4拱麻石桥——太平桥。造桥年代失考，但从桥面正中的麻石被独轮车辗成一道深深凹痕，便知其年代久远。当年日寇犯乡时，山乡百姓扶老携幼走过石桥逃往浏阳深山老林“躲兵”。日军溃退后，人们又走过桥去重建家园，桥上又响起独轮车声。

有“中国当代茶圣”之誉的吴觉农(1897—1989)，1934年所撰《湖南产茶概况调查》中说：“高桥向为茶商云集之地，设立茶行十余家，规模宏大，贸易繁盛。除本县及平、浏茶商集资经营外，尚有外邦至此贸易。……所有红茶悉由金井河或高桥交船启运，至捞刀河过载入湘江至洞庭运售汉口。”抗日战争前夕，高桥在武汉还有协记、元茂隆、德玉昌、新记、瑞记、咸昌福、锭记、晋丰太等庄号。

湖南省茶叶管理处《本省红茶运销调查》载：“1939年，长沙县高桥远销红茶9213箱，占全省红茶产量的10%。后因印度、斯里兰卡等国生产茶叶，在国际市场与中国茶叶竞争、特别是抗日战争时期，沿海港口封锁，茶叶出口受阻，生产受限。”可见，高桥茶叶早已享誉国际市场，远销沙俄、波斯等异邦。当时的48家茶庄，大都沿河而建，以利货船顺金井河而下，入捞刀河，奔三湘四水，再涉重洋，至遥远的异域他乡。高桥茶，香透五湖四海的数百年时光。

明代李时珍《本草纲目》载：“楚之茶，则有湖南之白露，长沙之铁色。”“湖南之白露”就是产于高桥一带的绿茶。清代，高桥（郭桥）旁生意兴隆，来此经商的江浙等地的茶商络绎不绝。当地村民邹广宇还珍藏着长1.03米，宽0.255米的“永兴祥茶号”黑底、金字老招牌。邹广宇说：抗战时，日军进攻长沙，“永兴祥茶号”毁于一旦，祖上仅保存了这块招牌。年过九旬的娭毑过世前将该祖传宝物传给他，并告诉其背后故事：家中祖孙七代经营茶庄，家谱有记载。他决心传承祖业，先整理家中“永兴祥茶号”手抄本资料，交给政府，再在高桥镇重开“永兴祥茶号”茶庄。

在郭桥下游，河中尚有几个坝墩。秋季雨水稀少，行船困难，又正是茶叶运出旺季，茶庄老板便联合出资，在河中筑几个永久性三合土、石头坝墩，以减轻筑坝的工作量。坝塘蓄满水，择日开放，上百号木船满载茶叶，似蛟龙入江、出海。

清末茶庄首富魏鹤林，名下茶铺占了半条街。某年夏初，他运了几十船茶叶去上海，遇到日本人极力压低价钱。魏一气之下，烧了船和茶叶，自此家道败落。但在茶乡人心中，他是有骨气的中国人。高桥48家茶庄毁于日寇的战火。

二、朱乾升茶庄

晚清长沙茶庄以朱乾升和魏德裕最为有名，两家茶庄几乎垄断了长沙茶业。

“朱乾升”是晚清富商朱昌琳所设商号的总称，下设茶、粮、盐分庄。朱昌琳（1822—1912），字雨田，长沙县安沙人，清末实业家，长沙早期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曾任阜南官钱局总办，是湖南近代工矿业和慈善事业的开创者之一。功授候补道员赠内阁学士。朱昌琳系国务院前总理朱镕基的曾伯祖父，祖籍安徽南陵县，为明太祖朱元璋的后裔，先辈来湘，落籍长沙。朱昌琳本系儒生，小试落第，27岁那年在唐荫云（曾任湖北按察使）家教书。唐家广有田地，是年初谷生芽，佃户多以芽谷送租，谷价千钱三石，求售无主。有人劝朱囤之，商之于父，父以无钱未允。唐笑曰：“只要先生承受，明年卖出再付款。”朱遂将几千石芽谷囤积。次年，即咸丰元年（1851）湖南发生大水灾，农业歉收，谷价骤涨10倍，朱昌琳由此一夜而富。随后在长沙太平街开“乾益升”粮栈，又叫“朱云谷堂”，今遗址犹存。粮栈粮食容量为10余万石，自储自营，不寄客货。“乾益升”兼营淮盐和茶叶，渐积巨资，总栈名通称“朱乾升”，朱昌琳遂成为长沙著名富商。

同治三年（1864）太平天国事息，全国航路畅通，清政府恢复淮盐运销，朱昌琳开设“乾泰顺”盐号，领得盐票多时达100张，约占湖南全省盐票的1/5，在湘北南县乌嘴一带辟有专用盐运码头，转销盐于洞庭湖滨各县，成为湖南盐商首富。

同治十三年（1874），朱昌琳开始大步涉足茶业。其时清政府征商颁领茶引，恢复贩茶于甘肃、新疆、西藏等西北地区。清代西北广大地区销售的茯砖茶，都集中于兰州后分销。兰州原有东、西二柜的商业组织，东柜由晋、陕商人经营，西柜由回民充任。同治十二年（1873），陕甘回民起义被平息后，陕甘总督左宗棠为充实税课，奏请在兰州添设南柜，准许南方各省茶商经销。朱昌琳出资领得茶引200多张，在长沙太平街“乾益升”总栈下，又设“乾益升”茶庄，成为南柜总商，又在新疆乌鲁木齐设立分庄，派员到安化采购茶叶，到陕西泾阳加工为茯砖，然后分销陕、甘、青、新各地，并部分转口俄罗斯。朱昌琳科学地按茶叶产销流转方向，在安化、汉口、泾阳、西安、兰州、塔城等地设置分庄，分段负责茶叶收购、转运、加工、销售工作，使各分庄各司其职，责有攸归。对人员管理亦十分讲究，分庄办事人员预先在总庄工作一年以上，工作是书写各处往来号信。一年后经过考察再行选派。其薪酬待遇，按业绩大小分等支付，三年来回换班一次，凡在分号、分庄办事者，无不获利而归，因此人人效力，尽职尽责。“乾益升”还在长沙东乡麻林、高桥、金井等地设有规模可观的茶场，制成绿茶、红茶和砖茶，用一色朱漆木匣盛装，上盖“乾益升”牌记，成为享誉一时的名牌。

粮食、淮盐、茶叶历来是古、近代湖南的三大商业贸易，也是政府的主要税源，朱昌琳倾力经营，呼风唤雨长达50余年，终成一代巨富。朱昌琳在湖南购有田租1.8万余石，在安徽南陵购有田租万余石，在长沙太平街、金线巷、高井巷、孚嘉巷、伍家井等有房产数十栋，在长沙县安沙棠坡房屋田产绵亘几坡几岭，后发展到自设钱庄，发行朱乾升号市票、银饼。他将一个儒生因未考取功名而实现的治国梦做到商业中，把治国之才略用于经商兴业，实现了自己别样的人生。他总结自己的商业成功之道时说：“务审时，如治国。”

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湖南维新运动勃起，朱昌琳成为湖南巡抚陈宝箴推行新政的经济支柱。湖南矿务总局成立之初，遇到了“无款可筹”的极大困难，“长沙各殷实钱号，亦因矿务经营伊始，成败未定，不肯借贷，故与矿务局银钱往来者，只阜南官钱局一处”。阜南官钱局曾发行“省平足纹壹两”银币，每枚重35.92克，信用良好。朱昌琳从开辟利源、救济桑梓出发，以阜南官钱局总办身份之便对矿务局借款之事拍胸担保，同时还从他本人开的乾益升号钱庄另借银一万两给矿务局。他还入股兴办了长沙第一家近代工业企业湘善记和丰公司，并成功发行钱票。又与汪诒书、杨巩等人合作，在长沙灵官渡创建了湘裕炼锑厂，开长沙炼锑业的先河；随后，他又在长沙暮云市独资创办了阜湘红砖公司。湖南近代工矿业的发轫，朱昌琳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朱昌琳乐善好施，热心资助地方公益事业，对于育婴、施药、办义学、发年米、送寒衣等等，都辟有专项资金，保证常年支付。朱家有田租2.5万余石，其中1万石直接用于慈善。光绪三年（1877），朱昌琳应山西巡抚曾国荃（长沙府湘乡人）、陕西巡抚谭钟麟（长沙府茶陵人）的嘱托，捐献大批粮食、布匹赈济两省灾民，功授候补道员。粮袋均用大白布缝制，粮卸后，其布又制成寒衣。他对地方大型市政建设也十分热心。光绪二十三年（1897）他倡议疏浚新河，开辟新河船埠，振兴浏阳河——湘江的航运，历时10年竣工，先后捐资13万银元之巨。光绪二十五年（1899），他又捐资修建湖南平江县长寿街麻石路面。朱昌琳的儒商风范广被世人称赞。宣统三年（1911），年近九十的朱昌琳被举耆贤，特授内阁学士衔。次年病逝，经学大师王闿运挽朱昌琳联云：

长沙县果园镇月形山，当地老农说在清末是“乾益升”麻林茶场的一部分，至今山上还有许多古茶树。当地著名女企业家、女诗人杨明乐承包了这座荒山，有意恢复“乾益升”茶业，于2021年8月28日注册了“乾益升茶庄”商标。

三、魏德裕茶庄

长沙人无不知有朱雨田，亦无不知有魏鹤林；无不知有朱乾升，亦无不知有魏德裕。魏德裕总栈设立在长沙朝阳巷，主人即魏鹤林。魏鹤林祖籍直隶柏乡，于元朝时迁移湖南，世居长沙县大贤都八甲沙坪竹坡（今属开福区）。魏世代豪富，传至魏鹤林，系三代单传，祖遗田租4000余石。19岁时，因家请之账房是年亏欠8万余金，遂将该账房开除，自理家政，井井有条。因见当时做盐做茶发财者多，遂前往扬州、淮南—带调查盐务，编成《盐法小志》6卷，又亲往陕西泾阳—带调查黑茶销路，编成《茶法小志》4卷。

返湘后，他在省城朝阳巷购置房屋创办粮栈，专做谷米生意，颇为顺手，以粮栈之余利，足供家中岁用之开支。遂将祖遗田租卖去3000余石转买盐票10张、黑茶票300余张，专事盐茶生意，将德裕栈改为盐茶粮总栈，除自有盐票外，又租他人盐票200余张，做德裕盐号，汉口、扬州一带均设有号庄，获利甚厚。又在安化设立茶庄，专办粗茶叶运往陕西泾阳，就泾阳县之水做成茶砖，运销甘肃、新疆、西藏以及俄国等处，沿途于汉口、泾阳、兰州、迪化等处均设茶号，用人不下千百名，贸易与朱乾升栈并驾齐驱，北五省一带无不知有朱乾升、魏德裕两巨商之名号。

在陕甘一带坐庄号大都捐有功名，与该地督抚司道通往来。当时省城有官盐行八家者须请有官牙帖方能开设，魏德裕做盐行六家半，营业之大，获利之巨，当时惟朱乾升可与抗衡，而朱魏两人性情各有不同，亦各有见地。朱昌琳对于所用执事人等，喜诚朴，不喜奢华。魏鹤林则待己异常俭朴，对于执事人等穿着奢华、用度扩大者，在所不忌，凡往来往事人等无不衣冠楚楚，势利惊人。魏鹤林的夫人，见之私相告语曰：我家执事人等皆如此侈张，恐于我家不利。魏答曰：彼等侈张，正为我家扩大门面，何惧之有。不数十年获利数千百万，在兰州买田租一万余石，在长沙买田租一万余石，从前卖去之田业一概收回，省城所置房屋不下数十栋。捐一花翎候补道，发分广西，却未赴任。他在长沙县茶乡高桥镇也置有产业，名下茶号几乎占了半条街。

魏鹤林生有四子，长名文斐，次名笛峰，三名渠初，四名舜庸。均捐候补道，但未出任。有人总结魏鹤林生平，长处是慎言语，有信实，精明过人，遇事默算，不欺人亦不受人欺。对于慈善业亦甚慷慨，于育婴捐助三四千金以为之倡，于卹釐捐谷一百五六十石作为基金，于童媳捐银一千余两。凡贫家小户童养媳者，他都给以补助。种种善事举，受惠者长久称道勿衰。自魏鹤林卒后，生意渐渐收束，家中用途扩大，四子分析，合计尚有租七八千石，朝阳巷德裕栈一带房屋提作四房公有，每年佃钱收入犹不少。

四、民国至五十年代初期的茶庄

民国时期茶庄实为生产和销售茶叶的厂家，或称茶号。茶庄向种茶户收买毛茶，加工制造，制成箱茶、花香、毛红、梗子等出品。民国湘省茶庄，主要生产红茶和黑茶，外销者亦以此二种为多。绿茶多零星销于本省，故无大规模之生产。

在往昔红茶洋庄盛旺时，湖南全省茶庄有千余家之多。到民国中期华茶销路日蹙，茶庄纷纷倒闭。1933年中苏复交，始有复业者。据1935年《中国实业志》湖南卷组织的调查，湖南全省有茶庄184家，其中长沙15家。184家茶庄中，专制红茶(箱茶)者71家，专制黑茶者26家，专制毛红者65家，兼制红茶、花香、毛红、茶梗者22家。

茶庄因其籍贯不同，有本帮、客帮之别。本帮为湖南本地人，客帮则有晋、闽、粤、苏、鄂、赣等省人。客帮来湘制茶者，以闽商为最早，宋元时代已有其踪迹，次之为陕西、山西两帮。清代中叶，粤商因红茶销路畅旺，亦觅踪前来，其后又有汉口、江西、安徽、江苏商人来湘制茶。到民国中期以本帮为最多，但山西帮(简称西帮)纪律整肃，资本雄厚，组织严密，各庄多采用合伙制，各庄之间又有山西会馆起组织作用，其势不可小视。闽、粤两帮，则因销路衰落，渐形消退。盖在184家茶庄中，除69家帮籍不详外，本帮计62家，山西帮2家，江苏帮3家，汉口、江西、安徽3帮各1家。

湖南加工茶叶，除茶事试验场外，完全用手工生产，故茶庄所需资本不大。且茶庄因茶叶收获之季节关系，多系临时性质，资本亦以足够收购毛茶及开支工资等费为度，若感不足时，临时向钱庄或其他金融机关融资，故无所谓固定资本与流动资本之分。全省茶庄184家中，除44家资料不详外，其余140家总资本额共计1718600元，平均每家12276元。其中长沙15家，除资料不详者8家外，其余7家总资本90600元，平均每家12943元。

湘省茶叶出口，向以红茶(箱茶)为大宗，故茶庄出口，亦以红茶为最多。仍据1935年《中国实业志》湖南卷，其时各茶庄年产红茶101292箱，每箱以50斤计，合50646担。毛红10659包，每包以130斤计，合13857担。花香、梗子合计1050担。此外专制黑茶之茶庄26家，共产黑茶132300担。

茶叶交易手续颇繁，茶户于收得鲜叶后，制成毛茶，售于茶庄，茶庄或直接将毛茶装运赴汉口，或制成箱茶、花香、茶梗等货，运赴武汉销售。再由汉口茶栈，售与出口洋行。或径由平汉路运销西北一带。湖南本省茶庄，兼制造与运销于一身，陋习甚多，如用秤一事，各地情形极其复杂。如安化茶商用七六扣，即收买毛茶百斤，作76斤计算。理由是毛茶含有水分，故须打折扣。长沙毛茶百斤，折减为48斤。付款方面，亦有折扣，如长沙、浏阳有九二兑钱之名目。

红茶之销路，向以俄国为大宗，自欧洲大战、俄国革命等政治事变迭次发生后，销路大减。中俄复交后，茶叶运销未复旧观。至于绿茶则多行销本省，除一部分由湘南运粤外，由长沙、岳阳两关出口者，最多亦不过数百担。其他如黑茶、茶梗、茶末等类，亦多运赴武汉压成砖茶，然后输往俄国及山西、陕西、新疆一带。

其时长沙15家茶庄列表如下，这些茶庄主营全为红茶，组织形式除“铨记”一家为独资外，其余均为合资。

1935年长沙茶庄一览表

民国时期长沙城内茶庄，也称茶号，有的批零兼营，有一些主要从事零售，即今之茶叶店。1934年《长沙市指南》记载，坡子街著名茶叶店有詹恒大、段永春、吴中和等，中山路有醴泉源等，所售茶叶主要是长沙市民爱喝的绿茶、花茶和河西园茶。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长沙市场的茶叶零售业务，主要由私营茶庄经营。1954年以前长沙有私营茶庄（店）17家，分布在市内主要繁华街道，其中8户批零兼营，1户批零兼运销，8户零售。詹恒大茶庄是清光绪年间开业的老字号，设立于坡子街，1954年零售茶叶5吨，批发7.6吨。永春茶庄于清宣统年间开业，位于新建的五一路，1954年零售茶叶3.2吨，批发21.5吨。大同茶庄设立于黄兴南路，1954年零售茶叶3.4吨，批发12.6吨。津津茶庄设解放路，1954年零售3.3吨，批发16.2吨。君山茶庄设中山路，1954年零售2.6吨，批发8.4吨。1921年开业的益生华茶庄和雍乐茶庄、真善美茶庄批零兼营，年销量在2—10吨之间。1916年成立的裕大茶庄及杨复茂茶庄、怡丰茶庄、福利茶庄、大华茶庄与秦桂记茶庄分设在蔡锷路，水风井等地，1954年各庄茶叶零售量在0.5—1.5吨之间。

从1955年起，私营茶庄被迫退出历史舞台，茶叶零售业务统一由长沙市百货公司系统经营，后改为长沙市副食品公司系统经营，一般在副食品店设专柜销售。专营店极少，长沙市仅存君山茶店和大同茶店，同时兼营烟酒。

责编：徐凯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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