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聂茂

谨以此文献给我的恩师刘庆云先生

以及在最美的青春最美的地方遇到的最美的人

——作者题记

本文作者拜访刘庆云先生在其长沙住所前合影，摄于2021年4月

一、去湘大：我一波三折，命中注定

我的起点非常低：由一个地地道道的农家子弟成长为一个留学博士，由一个理科中专生成长为一个985高校的文科二级教授，我要感谢伟大的时代，更要感谢一直以来帮助我、支持我、激励我、托举我奋力前行的人。

1984年是我人生的第一个突破。我考上了邵阳卫校，跳出了农门。三年后，我被分配到祁东县归阳镇医院从事检验士工作，在充斥着福尔马林的气味中，每天看显微镜，写报告单。由于爱好文学，发表了一些作品，1989年春天，我被推荐去鲁迅文学院深造，幸运地与文坛众多大腕如莫言、余华、刘震云、迟子建等同堂听课，打开了全新的一片天空。

1990年3月，在时代风暴的冲撞下，我和虹影、凡一平、张秉毅、徐彦平、卢文丽、鲁微等同学一道，进入复旦大学中文系首届作家班学习，班主任是充满热情、睿智风趣的梁永安老师。我们的课程与复旦大学文系大二学生一样，可以选修陈思和、骆玉明和杨竞人等知名教授的课程。我置身于复旦童话般的校园，却又感着是天堂般的遥远。

1991年成为我人生的重大转折点。是年二月，《人民文学》在散文头题里重磅推出我的《九重水稻》——此作1994年获得大奖，与冰心、周涛并列前三名，我应邀请赴人民大会堂领奖，刘白羽先生亲自给我颁奖；三月，该刊在诗歌头题发表我与赵红尘的大型组诗《九歌》。与此同时，我考上了复旦大学文艺学研究生。我的导师是知名美学家朱立元教授，他是复旦大学中文系主任，当年有三个研究生指标，我正好排在第三名，满以为可以被录取。然而，意外发生了：山东大学陈炎教授（后来成为该校副校长）将他的学生姜丰——就是那个在新加坡国际大学生辩论赛上舌战群雄一举成名、毕业后进入央视正大综艺节目的主持人——免试推荐到朱立元老师门下。

我被挤掉，只好申请调剂。我向全国各地高校写了数十封自荐函，包括湘潭师范学院。朱立元老师出于关心，推荐我去苏州大学找束景南教授。束老师有意招收我，但苏大研究生招生名额有限，束老师多方争取，都没有成功。我前后返往苏大三次，迎着风雨，心情灰暗。最后一次，束老师无奈地说，苏大研招办告诉他，如果我硬要读，只能读“定向委培”这条路，这意味着我要交三万元委培费，还要事先找好定向单位。显然，我无法做到。当时，我连买长途火车票的钱都要好好掂量，三万元委培费于我就是“天文数字”。

就在全国调剂即将结束、我快陷入绝望之时，我突然接到了湘潭师范学院招生办一位老师的信函（我一直不道这位善良、热心改变我命运的人是谁），他说他们学校没有招生资格，但听说隔壁的湘潭大学可以招收，且还有指标。

我心狂喜，二话不说，买了火车票就要奔走。朱立元老师闻讯我去湘大，立即给他的学弟潘泽宏教授写了一封信，让我去找他。

当我站了28个小时火车，疲惫不堪地赶到黄土坡上的湘大，并在潘泽宏老师家里找到他时，潘老师很真诚、也很客气，他认真看了朱立元老师的信函，摇摇头说道：“我们文艺学美学专业今年没有招生，不过，我听说古典文学专业还有名额。你去研招办看看吧。”

我立即风风火火跑到湘大研招办，负责招生的彭大军老师十分热情，满面春风，他快速查看了我的成绩和相关资料，立即抓起桌上的电话机给中文系打电话。放下电话，彭大军老师爽朗地说道：“看来你机会不错。刚才接电话的就是中文系主任刘庆云教授，她平时不在办公室，你赶紧去办公室见她吧。”

我拔腿就往中文系办公楼跑。刘庆云老师见到我，平静地说：“你就是聂茂呀，先歇一会儿吧。”办公室的尹红老师给我倒了一杯水。刘老师简单地问了我一些情况，又查看了我的成绩单，并认真翻看了《人民文学》两期杂志和我出版的一本薄薄的诗集《玻璃房子》，然后看着我，说：“你去准备一下，参加明天上午的复试。”由于我是理科中专生以同等学力报考，刘老师招的是古典文学专业方向的研究生，所以，复试要加考两门笔式，一门是古典文学的综合知识，一门是唐宋诗词的专业知识。

那个时候，我真是有使不完的劲，运气也好，碰到的都是好人。离开刘庆云老师，我顾不上疲劳，急忙去学校招待所准备开个房间，结果碰上刚刚毕业留校的王洁群，当时学校青年老师住房紧张，他的住房还没落实好，临时住在招待所。洁群热心肠，让我跟他挤一个晚上。而研招办的彭大军老师听说第二天要复试，立即帮我找了许多古典文学方面的书籍。洁群也帮我找了一些唐诗宋词方面的书，并说刘庆云老师是唐诗宋词方面的学问大家，能成为她的弟子是很幸运的事情。

好事多磨，老天仿佛要考验我的决心和意志。正当我全身心投入与复试相关的古典文学知识学习时，当晚招待所突然停电，而且一停是整个晚上（可想而知当时湘大的办学条件）。我急得头上直冒汗。洁群见状不妙，赶紧帮我去学校小卖部买来蜡烛。我几乎是熬了一个通宵，就着烛光，恶补了古典文学、特别是唐诗宋词方面的专业知识。那个时候的记忆力真好，一目十行，看了就能记住。

第二天上午的复试非常顺利。两门笔式考完后，我感觉不错，就在办公室一旁的资料室里休息。没过多久，我便被通知：两门考试成绩都不错，一门83分，一门92分，湘潭大学已正式录取了我（后来多次听刘老师提及，说当年坚持录取我，除了作为导师兼系主任的她之外，还有中文系副主任袁铁坚老师）。

柳暗花明，我如释重负。那一刻，我真是跳啊，笑啊，哭啊。

从1987年邵阳卫校检验士中专毕业，到1991年考上湘大中文系古典文学研究生，短短4年，我的人生已经发生了巨大转变。

更戏剧性的人生还在后面。我来不及在湘大转转，休息或庆祝一下，而是不顾劳累，又“先上车，后补票”，挤上火车，赶紧返回复旦大学。我一到宿舍，作家班的同学就告诉我：“中文系几个老师都在找你，班主任梁永安老师、特别是朱立元老师，到处找你呢！”

原来，上海师范大学中文系的曹旭教授听朱立老师等人说起我的事情，曹老师非常果决地说道：“不用复试，直接录取”，让我赶紧去上海师大找他。后来我了解到，曹老师是我国第一位文科博士生，在古典文学方面造诣颇深，也喜爱文学创作，至今与我保持密切联系。

我当时很感动，也很惊讶。我立即跑到上海师大，办公室的人告诉我，曹老师正在上课。我又马不停蹄找到曹老师上课的教室，一直等到下课。曹老师见我满头大汗的样子，便非常慈祥地说：“你的情况，我知道了。你来我这里吧。上海师大欢迎你。”

“可是，曹老师，湘大已经录取了我。”我颇为尴尬地小声道。

曹老师手一挥，笑着说道：“没事。只要你不去，湘大是没办法的。”见我有些犹豫，曹老师又补充一句，说道：“这是人生的重大选择，你要慎重考虑，尽快决断。”

在回复旦大学路上，我脑海里在紧张的思考，究竟是留上海还是去湘潭。同学们听说后，纷纷劝说：这个还用考虑吗？上海任何一个角落都比湘潭繁华，这里机会多多，堂堂国际大都市，哪里是小小湘潭能够比的！多少人挤破脑袋都想进来呢。

那些日子，我几乎没有什么休息。人，毕竟不是铁打的，在关键时刻，我病倒了，头痛，发烧，眼睛都睁不开，但脑子里还在激烈地打架。我不断地喝水、排汗，然后去冲了一个热水澡，略感到轻松一些，便立即赶到火车站。

我照例是站了28个小时，疲惫之极地来到湘潭大学，找到彭大军老师，向他报告：“不好意思，上海师范大学录取了我，我想退档，希望湘大取消录取。”彭大军老师看着我，有些吃惊，也有些为难地说：“这个比较难办啊。你的考试成绩等档案资料都送省里去了，拿不回来。”彭老师见我有些发呆，便劝道：“湘大不错咧，全国首批重点大学，湘潭是毛主席故乡。不说别的，你回湖南，光吃饭喝水，每天都要香许多啊。”

“好。那我听您的。”我下定决心，但提了一个条件：“彭老师，我是一个搞文学写作的，我希望学校能够给我一间房子，让我能够安静写作。”话一出口，马上后悔了，心想：学校住房如此紧张，连青年老师都没有单独给房子的。你提这样的条件，岂不为难人家？有个声音在我的耳边大声说道：“人，要懂得感恩啊。你在最困难的时候，湘大伸出了温暖的大手。现在，你有了选择的余地，你就坐地起价，这还是人吗？”

我脑子嗡嗡响，正要收回我讲的蠢话。令人意外的是，彭老师竟然答应了：“好，你的要求，我向学校反映，尽量予以满足。”我看到了彭老师的真诚，仿佛不录取我，是他的失职似的。我从彭老师身上感受到湘大对人才的重视和渴望，以及屹立在皇天后土的湘大自身养成的宽容、崇高和博大。

我不再犹豫，迅速返回上海，找到曹旭老师，说：“感谢您，曹老师，我决定去湘大。”

曹老师听了，眼里掠过一丝失望，他虽然颇感遗憾，但也能够理解。他请我到家里吃午饭，他和他夫人亲自张罗了丰盛的午餐，我受宠若惊。吃完饭，他坚持送我到公交站牌。路上，他认真地跟我说，他愿意把我当成他的“编外弟子”，我们相识三天，相当于读了三年研究生。我送给他的小诗集相当于我的研究生毕业论文，可以毕业了。他还半开玩笑地说，这一届他招了一个女生，挺不错的，本打算介绍给我做女朋友呢。“不过，你有你的选择、你的追求。我相信你，看好你。今后有什么事情，可以随时找我。”

我非常感动。上车后，曹老师一直向我挥手，直到公交车消失在他的视野中。

二、在湘大：最美的青春，最好的人

1991年的初秋，天空湛蓝，白云轻飘。在这美好的时刻，我来到了人生的重要平台——湘大。我站在后山腰，张开双臂，仰头大喊：“亲爱的湘大，我来了！”

那一刻，我是激动的。因为，我是经历过北京的暴风雨来的，我是踏着上海的彩虹来的。我来了，怀着赤诚，怀着感恩，包括一丝丝的忐忑和不安。我不知道彭大军老师会不会答应我提出的条件，更不知道刘庆云和袁铁坚等其他老师会不会因为我的犹豫和讲条件而产生一些不良看法。

我的担心是多余的。湘大是宽厚的、善意的、热情的，它给了我两个“特殊待遇”：一是在青年楼给我单独安排了一间很大的房间，而这样一模一样的房子是两位青年老师或四位研究生住的房间；二是进校不久，学校就在主路边的橱窗里醒目地举行了“聂茂作品展”，即把我的简介、照片和发表我文学作品的报刊进行展出，引起小轰动，令我大受感动。

我说湘大是我的应许之地，一点都不夸张。它是我的福地，也是我的受教之地，而这种受教，更多的是潜移默化的，直到许多年后，那些最美的人，最纯洁的笑，最无私的爱，最好的花鸟草林，包括三道拱门、阶梯教室、旋梯诗社、酒吧、书店、池塘、舞厅、商场、广播站、图书馆、招待所、霓虹灯，以及眼花缭乱的各类海报、每天骑的二手单车、山路傍的石板凳、一列列橱窗以及琅琅的书声、笑声和歌声……所有这一切，像陈旧发黄的厚厚的相册或无声的黑白电影，总是不经意地映入我的脑海，让我轻轻触摸，徐徐辨认，慢慢感受，细细体味，默默珍藏，悄悄铭恩。

说来真是有缘。我的原名叫陈庆云。而我的导师叫刘庆云，她1935年生，今年是她的九十华诞。刘老师为人低调，思想开明，知性大方，淑兰香远。作为武汉大学刘永济、沈祖棻两位大家的高足，刘老师在唐宋文学研究领域影响很大，曾任中国韵文学会常务副会长、《中国韵文学刊》主编、湖南省诗词学会副会长等职，著有《词话十论》《词曲通》等，与程千帆、叶嘉莹等学界泰斗都有交谊。

湘大是1958年由一代伟人毛泽东同志亲自倡办起来的，毛泽东主席亲笔题写校名，并亲切嘱托“一定要把湘潭大学办好”。1978年恢复高考后，湘大被国务院确定为16所综合性全国重点大学之一。20世纪80年代，“北方有北大，南方有湘大”广为流传。湘大的实力有目共睹，仅以中文系为例，当时就有姜书阁、彭燕郊、羊春秋、萧艾、王勤、张铁夫、彭靖等全国知名学者、诗人任教于此。

那真是一段青春做伴、放飞自我、诗情洋溢的浪漫而快乐时光啊。研究生的课程不多，我全身心投入到创作中，诗歌，散文，小说，纪实等，样样都写，全国各大报刊杂志纷纷发表我的作品。刘老师采取“放养”方式，既不干涉我的创作，也不过问我的学业，对我充分信任，给予我足够的自由。

20世纪90年代初，文学的黄金时代虽日益式微，但其影响力仍然巨大。顶着“作家、诗人”光环的我能充分感受到这种“名人效应”。

大约是“聂茂作品展”后的不到半年，中文系给我举行了一次个人诗歌作品朗诵会。

一年后，在能容纳上千人的室内体育馆，学校又举行了一次更大规模和更为隆重的“聂茂诗歌专场朗诵会”，蒋健、孙莉、钟沈军、成娟、杨冬梅等校内中文系、外语系的“校园明星”和“才子佳人”以及湘潭市广播电台和电视台的主持人和播音员一起，伴随着音乐，激情澎湃地朗诵了我的《唱给长城的歌》《长江颂》《黄河谣》《黄花爱情》等诗作，现场人山人海，欢呼不断，掌声、叫声、呐喊声此直彼伏。最后，我情不自禁，也“蠢里蠢气”地冲上舞台，用浓重的乡音，朗诵了一首诗歌，虽吐词不清，却泪流满面。

那真是一个美好的夜晚，浪漫的夜晚，青春的夜晚，更是湘大校园诗意奔腾的夜晚，是文学光芒擦亮天空的夜晚，是注定让我久久回味、难以忘却的夜晚。

几天后，《湘潭日报》在第三版头条用半个版的篇幅发表了学工部青年教师、诗人刘腾云（笔名银波、江湖海等）采写我的通讯，题目叫《恰同学少年》，这也是有关我事迹的第一篇新闻报道。不久，在《湖南教育报》做记者的师姐李伦娥也用大半个版文字配照片的醒目形式发表了她采写的《文坛黑马聂茂》。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文艺部的杨正兴趁热为我做一个小时访谈的专题节目，所有这一切，都是沾了湘大的光，我心存感激。

在湘大的每一天都很惬意、自由、洒脱，涂满玫瑰红，甚至有一些张狂、轻浮与胡闹。那时我的稿费较多，经常请同学聚会。令人深刻的一次，我与历史系研究生李太保合著了一部《宋子文传》，被长沙一书商以两万元现金买去。那是一笔巨款。荒唐的是，那些钱全是五元一张的纸币，一捆一捆，书商用麻袋装着。更荒唐的是，我与李太保拿着这一麻袋的钱，竟然没有找个专车或打个的士（脑海里压根没有租车的概念），而是直接坐上小中巴，我俩坐在最后一排，装满钱的麻袋就放在脚下，两人用脚死死地夹住。一回到学校，我们松了一口气，各分一万元，当即将钱存入校园门前的邮政所。存完钱，两人哈哈大笑。

那时，全国闻名的长沙黄泥街书商经常来找我，我带着学历史的李太保、学哲学的刘曙光和学经济的唐湘良等同窗好友“致富奔小康”，编写出版了诸如《谁在中国发横财》等多本吸引眼球的畅销书，几乎每天都在青年楼前的餐馆吃喝。当时有一种沱牌白酒，两元钱一瓶，我一箱一箱地买，彻底放飞自我，“书生意气高，酒肉穿肠过”，真是有些得意忘形。

大约是1992年6月一个闷热的夜晚，我又一次和几个研究生同学聚在一起，释放压抑，指点江山，谈天说地，喝着喝着就管不住了，个个兴奋，人人放肆，真如杜子美所说：“痛饮狂歌空度日，飞扬跋扈为谁雄”。不知何故，最终竟然打闹起来。有人掀了餐厅的桌椅，有人摔了一些碗碟，还有人砸了门前的一辆汽车，校保卫处闻讯立即来人，派出所也来了人。我喝得醉醺醺的，事情如何了结的，我彻底忘了。

后来，我慢慢了解到，所有这些事情的后面，都有我的恩师——刘庆云先生和中文系领导的爱护、保护和庇护，他们将大事化小，将小事化无。这些“世界上最好的人”，他们不仅将才情、学识和经验毫无保留地奉献出来，而且用一双双温暖的大手，高高地托举我，默默地包容我、润化我、信任我。他们像无私的父母亲和兄弟姐妹，为我和我的同学们遮风挡雨，哪怕自己受伤、被人误解，哪怕自己受委屈、被处分。他们知道，作为学生，我们难免会犯错，他们无法预知，也无法阻止，这就是“成长的代价”。与其走出校园去犯大错，不如在校内里犯小错。他们甘愿承担后果，“人类灵魂的工程师”不是一句空话，他们用具体的言行，为我们铸魂塑形。

有一件事我记忆犹新：当时我出版了《倾斜的红十字》和《围墙开始坍塌》等纪实著作，我又写了一本《大学生的夜生活》的纪实书稿，作家出版社的那耘先生看了说，可以出版。我便请刘老师作序。现在想来，我真是太不“懂事”了。一个唐诗宋词研究大家，对这样一本小儿科式的通俗书稿，她怎么可能会作序？她不骂你不责备你，就算不错了。可是，刘老师不仅认真阅读书稿，而且一字一句、异常认真地写下二三千字的序文。更让我难堪的是，由于种种原因，该部书稿至今没有出版，我真是无脸面对刘老师啊。而刘老师，非常通达，从无提及此事，仿佛没有发生过。作为导师，她真是尽力了。

日子过得真快。大约还有两个来月，就要毕业了。刘老师委婉地问及我毕业论文的事情。我顿时羞愧起来，自己原本基础差，写论文，不像搞创作那样天马行空，而是立论引言，下笔有根据，引文有出处。它不仅要有学术范式，有综述，有逻辑框架，有研究方法和创新点，还要有一系列的注释和参考文献，等等。我应该利用这难得的三年机会，把古典文学认真学一学。可我心浮气躁，为现实功利所累，没有全身心潜入到学业、学术和学问的汪洋大海中。好在我听了刘老师的宋词十讲；好在刘老师的课因为讲得太好，没有让我分心；好在我对刘老师讲的北宋著名词人、婉约派代表人物柳永非常感兴趣，这位自称“白衣卿相”的“浪子才人”能写出“今宵酒醒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的风流佳句，令人动容，他的悲剧人生以及他的作品值得我研究。于是，我便告诉刘老师，我的毕业论文就做柳永。刘老师说了一句，“那就抓紧去做。”

临走时，刘老师告诉我，系里章罗生教授指导本科生黄应红同学写《聂茂论》作为毕业论文，你有第一手资料，可以帮帮黄应红同学。我立即点头，十分感激。章老师是研究中国现当代文学、特别是纪实文学和报告文学方面颇有建树的专家，我的作品能够进入他的法眼，非常难得。一个古典文学专业的在读研究生，却让一个研究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教授指导一个本科生来研究我，我荣幸之至。后来我到大学任教，也经常指导毕业生论文。老实说，光这个论题《聂茂论》，就无法通过。更不用说，这篇2.7万余字的毕业论文不仅获得通过，而且还被评上优秀毕业论文。无疑，这是湘大对我的有意提携和悉心栽培。

1994年5月的一天，举行我的毕业答辩。海报提前一周贴了出去。一些同学“慕名”前来观看。我把花了半个多月时间写出的一万五千余字的柳永新论简单明了地陈述了一下，然后认真倾听包括刘老师在内的答辩专家的点评，回答他们的提问。当时答辩的具体细节现在忘了，但我记得刘老师在答辩前介绍时，说了一句：“聂茂是搞创作的，基础有些薄弱，能写出这样的论文，今后若做学问，应该也不错。”这明显带有引导性的评价，无疑是对我的莫大鼓励。就这样，我的答辩非常顺利，并获得了优秀毕业论文。该论文后来还被拆分成两篇文章，分别发表在《湖南社会科学》和《湘潭大学学报》上。

不管怎样，湘大三年古典文学专业的熏陶，为我后来创作长篇历史小说《王船山》打下了一根木桩，埋下了一个伏笔，种下了一粒种子。

我万万没有想到，湘大还给了我一次绝无仅有的“高光时刻”。就在我即将告别雄壮肃穆的“三道拱门”之际，由湘大宣传部、中文系、学工部、团委和学校图书馆等多部门联合举办了一次“聂茂作品汇报展”。仿佛是一次告别演出，我把在湘大三年学习期间全国各大报刊发表文章的报纸、杂志和出版的图书以及与编辑老师和文学评论家等往返信函部分原件、复印件和珍贵照片分门别类地展示出来，在学校最新图书馆大楼走廊和大厅内外，每天前去观看的师生和校外人员络绎不绝，我的亲人和朋友也应邀前去观看。那情那景，真如诗仙李太白所云：“俱怀逸兴壮思飞，欲上青天揽明月。”

现在想来，我有何德何能，让伟大的母校一再为我劳心费力？我那一点点的小成绩，与从这里走出的一大批杰出校友相比，算得了什么？

三、出湘大：师友的翅膀，让我越飞越远

1994年7月，我从湘大毕业，进入湖南日报从事编辑、记者工作。早在毕业论文写作之前，我先到湖南日报记者部实习。当时自以为是诗人、作家，又是研究生“大才子”，写新闻不过是小菜一碟。很快，我体会到“隔行如隔山”的尴尬和痛苦。在老记者们看来，写新闻，既不要作家、诗人，也不要专家、学者，在基层工作的通讯员，文化程度不高，但他们天天泡在泥土里，靠“脚板”“汗水”和“细心”磨出一行行粗糙但结实的文字，稍微修改，就是好新闻。

印象最深的一次，我写了一篇两千余字的通讯稿，洋洋得意，交给了带教老师、记者部副主任杨相环，他看我写得辛苦，篇幅又长，实在不忍心全部枪毙，便花了二个多小时，硬生生改成了一篇“百字新闻”。这就是我发表的第一篇新闻作品，我十分宝贝地收藏起来。

当然，有好的写作功底，又有足够的专业基础，一旦入行，进步是非常迅速的。当时在湖南日报工作的师兄师姐有很多，如邓献忠、张效雄、奉清清、庄宗伟、陈惠芳等人。朗诵我诗歌的蒋健1993年进入湖南日报记者部工作，他也带我出去采访过。我跟得最多的是湘大毕业的“帅哥才子”陈胜年，这个“年哥”洒脱得很，热情大方，颇有气场。他当时被湖南日报派驻在湘潭记者站工作，我实习的后关半段主要在湘潭，跟着“年哥”和站长周东风到处采访，同时方便与湘大联系。我从中文转入新闻，很快“悟”到了新闻的本质，干起来得心应手，文学的积累终究派上了用场。我写了许多新闻大稿、长篇通讯、特稿和专稿，引起湖南日报领导的关注，很快定下了我的工作。我记得第一篇以湖南日报“本报记者”身份发表的稿件是1994年6月的某天，那时我还没有正式毕业，离入职报到时间还有一个多月。记者发稿很严格，能提前结束“实习生”或“通讯员”的身份不容易，这也算是报社对我的一种认可吧。

从1994年7月到1999年3月，我在湖南日报工作将近5年，这是我离开湘大进入社会最意气风发、最充实快乐的磨砺时期。那个时候，还是传统媒体特别是党报党刊的黄金时代，我充分享受了“无冕之王”得到社会普遍尊重的快意与荣光，也体会到媒体转型所带来的不适、阵痛与彷徨。我在湖南日报记者部工作一年，转入并参与旗下的三湘都市报的创办。三湘都市报社会生活部主任张效雄是湘大中文系的校友，也是我的顶头上司，他对我关照有加，经常拍我的肩膀，叫我“鬼崽子”——这是一种昵称，表示欣赏与亲切。一年多后我又回到湖南日报文体部，先做考古和文体报道，后来主持“湘江”文艺副刊工作。应该说，主持“湘江”文艺副刊，是我向往已久的最幸福、最快乐的工作。从湖南日报文体部走出去的有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谭谈和湖南省作家协会副主席叶梦等知名作家。当时文体部的副主任蔡栋是一位学者型编辑，做事严肃认真。而文体部主任鲁安仁温文尔雅，腹有诗书，对我有些偏爱，给予我充分自由、信任，她对我的工作百分百的支持。

在这里，记者与编辑合一、文学与新闻交融，这是多么理想、多么开心、多么舒适的工作啊。有一天，张效雄师兄带我拜访了从湘大退休后居住在湖南省博物馆的“七月派”著名诗人彭燕郊教授，后慢慢成了他家的常客，我的第二部诗集《因为爱你而光荣》出版时，彭老师认真阅读了我的书稿，一字一句，写下三千多字饱含深情的序文。我将该文寄给一人不识的《诗刊》杂志，很快就刊登出来了。那些年，我利用记者的身份给母校湘大写过多篇报道，还特意到羊春秋老先生家做客，请他给“湘江”文艺副刊开专栏。羊老二话不说，全力支持我的工作。我的散文集《天地悠悠》出版时，羊老不顾年高体弱，也给我写了三千多字的序文，该序文随后发表在《创作与评论》杂志上。期间，我也多次拜访刘老师，并应邀到她家做客。她总是优雅地微笑，关切地询问起我的工作和生活情况，也总是为我取得的一点点成绩感到欣慰。

1998年，我与汤素兰分享了湖南省青年文学奖。这是一个文学成就年度大奖，原则上一年一人，韩少功、何立伟、蔡测海、何顿等都获过。1996年是王跃文获得。1997年陈惠芳成为得主，作为“新乡土诗”代表人物之一，他既是我的师兄，也是我的诗兄，他还专门写过我的一篇评述性报道《揣着爱心走四方》。获奖后，湖南卫视为我和刘鸿伏、王开林做了半个小时的专题节目。

刘老师看到节目后，托人捎话给我：“文学是一场马拉松赛，要沉得住气。”我会心一笑。

1999年出国留学后，当时的通讯不如现在这么发达，我与刘老师的联系减少了。2001年5月的某天，为查找资料，我返回国内。在长沙呆了数日后，我坐车去了湘潭，给刘老师打电话。刘老师很快接了，当一听是我时，她几乎是少有地尖声叫道：“天呐，聂茂，真是你吗？快来快来，我在家等你。”

当我汗流浃背地赶到时，刘老师家的门是打开的，她看到我，立即说：“聂茂，你不是在国外吗？怎么突然回来了？”

直到这时，我才知道，刘老师这些年，绝大多数时间，她都是在福州过的，很少回湘大。

“我前脚刚进门，电话就响了，真没想到，会是你！”刘老师爽朗地笑道。

我说：“老师，我想您了。”

刘老师看了看我，忽地叹了一口气，说道：“说真的，你出国，我真是有些吃惊。你瘦了，也黑了。新西兰的阳光很烈，也一定吃了不少苦头吧。”

只有母亲，才会说出这样的话。那一刻，我真想大哭一场。别人看到的只是你的辉煌，只有母亲能够看出你辉煌背后的曲折、艰辛、孤寂，甚至血泪。

2003年8月的一天，新西兰怀卡托大学东亚系会议室，在我的第一导师林敏先生和第二导师玛丽娅女士的热情注视下，我顺利地通过了博士论文答辩。

不久，我学成归来，于2004年7月加盟中南大学，被破格晋升为教授、学科带头人。

在中南大学，我碰到了对我有知遇之恩的欧阳友权教授及众多杰出的领导、师友、同仁，这是一个新的天地，一个新的平台，一个新的能量场，也注定会发生新的精彩的故事……

北大首任校长严复说过：“物质的贫穷，能摧毁你一生的尊严；精神的贫穷，能耗尽你几世的轮回。世上没有白走的路，人生没有白读的书，你走过的路，你读过的书，会在不知不觉中改变你的认知，悄悄帮你擦去脸上的无知和肤浅。书便宜，但知识不廉价，读书不一定功成名就，不一定让你锦绣前程，但它能让你，说话有德，做事有余，出言有尺，嬉闹有度。”

每当看到这段文字，我就觉得有些脸红，有些愧疚，为自己曾经有过的“嬉闹无度”、“无知和肤浅”而难过。每每走近湘大那独特而威严的三道拱门，我总能得到一种定力，总会联想到“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的文化传统和先辈智慧，总能感受到“看山是山，看山不是山，看山还是山”的哲学思想和人生况味。对我而言，这是一种递进，一种丰富，一种超越，一种上升和蝶变。

在回国任教的工作和生活中，我越来越感受到湘大的气度、湘大的能量和湘大的魂魄。直到此时，我才明白，我离开湘大，看到的却是更大的湘大——那就是母校的情结，母校的恩赐，母亲的火团。从湘大走向全省、全国乃至全世界的青年才俊何止千万？不论是天南海北还是大洋彼岸，只要你说出你毕业于湘大，总会有人走向你，对你微笑、热情握手甚至拥抱，他会告诉你，某年某月在那片黄土地上自己遇到了什么样的老师、有一些什么样的同学、发生了一些什么故事，他还把他一直保持联系的老师和同学都会告诉你，甚至约定什么时候重回母校。师兄也好，师妹也罢，以前不认识没关系，现在认识了就是缘，这个缘像一种图腾，因为“湘大”的血液、“湘大”的基因、“湘大”的气息、“湘大”的印记而结得更牢、扣得更紧，它是一个巨大的磁场，一个辽阔的空间，一个魔幻的舞台，既能容纳天地万物，又能演绎慷慨壮歌。

这就是为什么，无论我走到哪里，我的脑海里总是闪亮着一串长长的名字（除了前面已经提到的名字），每个名字的背后，都有一个个跟我有关的温暖的故事，他们是：刘建平、盛新华、肖建国、聂雄前、段林毅、孟泽、彭崇伟、雷宜逊、唐桔洲、浮石、沈国清、贺慧宇、程兴国、成洪波、陈爱民、杨淑岚、段羡菊、谢宗玉、王伏虎、杜介眉、尹虹、曹辉、王亚奇、杨丹、田芳、雷景群、陈立新等等，这个名单当然还可以列得很长、很长，他们每个人都散发着热、闪射着光，点亮我的星空，照亮我的前程。

我真的希望有一天，把我一路走来对我帮助、关爱、鼓励、提携、托举的师长、朋友和兄弟姐妹们写成一本书，书名就叫《铭恩》。因为这些与湘大相关的名字，组成了我的星空，我的世界。他们给了我腾飞的翅膀，腾飞的理由，也给我了腾飞的力量和希望，唯其如此，我才敢于离开湖南日报、敢于去异国他乡求学深造，并最终回归到中南大学这片魅力四射的神奇的厚土，沐浴着新的友情和新的师恩，在学问的海洋和文学的天地里海阔天空，自由翱翔。

2025年2月13日于奥克兰北岸静月居

（聂茂系四卷本长篇历史小说《王船山》作者，中南大学人文学院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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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新湖南客户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