短短几天，“为骑手缴社保”成为外卖行业的热门话题。

2月19日，京东和美团宣布将为全职外卖骑手缴纳社保。其中，京东称，自2025年3月1日起，将逐步为京东外卖全职骑手缴纳五险一金，为兼职骑手提供意外险和健康医疗险。美团则称，正在搭建骑手社保相关的信息系统，预计2025年二季度开始实施，逐步为全职及稳定兼职骑手缴纳社保。

紧跟着，2月20日，饿了么发文称，从2023年2月起就与生态伙伴一起按计划在部分城市展开试点，为饿了么蓝骑士缴纳社保，并持续加大对稳定骑手的专项补贴力度和范围。将继续落实政策倡导和要求的各项新就业群体社保方案，全面加快推进外卖骑手全方位权益保障。

统计数据显示，我国新就业形态劳动者超过8400万，外卖骑手超1000万。这些群体不应该被排除在社会保障之外。事实是，大部分骑手与平台之间为劳务关系，而非劳动关系，因一字之差，过去很长一段时间，他们的社保问题一直游走在灰色地带。

如今各大平台发声，有人认为这对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是一大利好，也有人认为是平台商业竞争的手段和宣传噱头。“骑手缴纳社保增加的成本由谁承担”一度登上热搜，作为事件的“主角”，骑手们什么看法？是先顾眼前还是考虑长远？自愿缴纳是否有可能？当这一变革即将实现落地，还有哪些需要关注的细节和亟待破解的难题？

利好骑手？竞争手段？

“从研究《劳动法》的角度，为骑手缴纳社保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一定要去做的事。”上海七方律师事务所主任、上海市总工会法律顾问李华平表示，平台的发声，进一步确保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群体的权益得到保障，这也是必然趋势。

数据显示，京东旗下“达达配送”的年活跃骑手数量近130万，美团注册骑手早已超过700万。如此庞大的数量，缴纳社保的成本就成了备受瞩目的问题。与之相挂钩的关键问题就是，京东所说的“全职骑手”和美团所说的“全职及稳定兼职骑手”，究竟如何界定？

2021年我国发布了《关于维护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劳动保障权益的指导意见》，将新业态用工关系分为劳动关系、不完全劳动关系、民事关系三种。而具体到外卖行业，用工方式主要可分为在固定平台和站点的专送骑手和在多平台接单的众包骑手，众包之中又可分为兼职骑手和饿了么优选或美团乐跑骑手等。

山东省滕州市，一名外卖小哥为顾客送餐。 新华社 发（李志军 摄）

在李华平看来，无论属于以上何种情形，缴纳社保的通道事实上都是畅通的，机制本身不会成为障碍，关键是企业如何衡量用工成本。为骑手缴纳社保，平台企业需要让渡很多利益。但他同时指出，缴纳社保会让骑手的归属感更强，更稳定地为一家平台工作，平台的凝聚力会更强，管理成本、招聘成本、培训成本、沟通成本等等会有所下降，整个系统的管理也能够进一步优化。

华东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余飞跃则认为，平台的发声可以从两个方面看。一方面，这是平台顺应政府规章，对用工关系中符合劳动关系的一类骑手进行合法保障。而另一方面，也可以将其视为平台采取的一种竞争手段。

首先，五险一金在我国长期和购房、子女入学等城市福利捆绑，被视为是企业福利或体面劳动的象征，平台以此发声吸引优质骑手。其次，为全职骑手提供福利本身作为一种宣传手段，可以塑造企业形象，为外卖业务的拓展产生“四两拨千斤”的广告效果。最后，从用工关系的判断标准看，目前部分专送骑手更符合劳动关系的用工特征，各个平台配备专送骑手是为了配送的质量与动力稳定，用大家视为福利的五险一金，可以更好留住这些优质骑手。

余飞跃认为，就整个骑手群体而言，真正能够纳入社保体系的势必是很小比例，大范围覆盖的成本是企业难以承担的。更重要的是，给企业带来巨大成本的同时，骑手也面临到手收入的降低。因此，最终参保骑手的数量，或许不见得会是一个天文数字。

对于人们关心的成本是否会转嫁给商家或消费者，李华平和余飞跃都指出，在一个多平台充分竞争的市场环境中，人们会“用脚投票”，不同平台不会约好同时做出价格调整，要想把这种成本转移到另一个群体，其实是有难度的。

先缴社保？还是先到手更多钱？

平台广而告之伸出“橄榄枝”，骑手就会举手加入吗？

澎湃新闻记者近日采访了多名不同平台的外卖员，发现他们看法不一。有人表示，平台为他们缴社保是梦寐以求的，可以有个保障；也有全职骑手更关注缴社保的钱该怎么出；还有外卖员不愿意缴社保，坦言在大城市生活压力大，而且个人有负债，更倾向将收入直接拿到手。

2月16日深夜，上海，复兴东路隧道浦东入口处，夜间过江的骑手正驶入隧道。澎湃新闻记者 李思聪 摄

“我是很想要缴社保的，这关系到小孩上学，和以后的保障。”骑手杨园在达达配送干了五年多，几年前因为孩子要在上海上学，需要在上海缴纳社保一段时间，当时平台并不能帮他缴纳社保，他只能找朋友的公司帮忙，自己承担所有费用。杨园觉得，平台给全职骑手缴社保非常好，“虽然短期内可能到手收入会减少，但从长远看，也是为自己的未来筑牢根基，有一个更有保障的生活。”

孙军在上海跑了8年外卖，他直言“很需要这份保障”。孙军说，有了社保之后，如果出事故，一旦认定为工伤，工伤保险也能提供相应的赔偿和医疗救助。另一方面，看病也可以省心。他在老家买了新农合（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但在上海还没有用过，他一直希望能有社保，也在关注具体怎么实行。“羊毛出在羊身上，我更关心缴社保的钱由谁掏？怎么掏？”

周云飞的看法和孙军相似，他目前有职业伤害险，但没有社保。“我比较关心自己要出多少，如果自己要出很多，那我还是想把实实在在的收入拿到手。”作为全职骑手，周云飞目前专注一个平台接单。“如果平台和我各出一半可以，如果我自己出的那部分超过一半就不能接受了。”周云飞说。

上海某外卖配送站点的站长陈州告诉记者：“我现在是有社保的，我和劳务公司各出一半的钱，但很多骑手是没有的。”陈州还在老家缴了新农合，目前还没用上。他觉得骑手有社保是好事，但他也知道有些骑手不愿意缴社保。“很多人选择这个行业是作为过渡，如果缴社保需要骑手自己承担一部分，就意味着要牺牲一部分当下的收入，一些年轻或是经济压力较大的骑手未必愿意。”

众包外卖骑手王琦在多个平台接单，他坦言“眼下趁着年轻多挣些钱才是关键，扣我的钱去缴社保我觉得不划算”。他告诉记者，在大城市生活压力大。现在一个月能赚1万多元，但工作时间在11个小时左右，如果要缴社保，担心收入会减少，也给还债带来了难度。在王琦看来，挣到的辛苦钱，拿到手才是真的。“等过两年还完债务，我就去干别的了，以后的事以后再说。”

余飞跃告诉记者，在外卖骑手群体中，负债情况并非个例。对他们而言，现金非常重要，为未来准备的十余年后提取的养老金，对他们来说是非常不经济的。

她在2024年针对上海骑手群体做过相关调查，结果显示，一个站点里的专送骑手月收入超过7000元的，不会超过70%，而上海的2024年社保缴费基数下限为7384元/月，这意味着不论是对平台还是对个人而言，月收入不到7000元的骑手缴纳社保所需的金额占实际收入的比重比法定缴费比例还要高。

从经济角度来说，余飞跃认为骑手的缴费意愿或许并不乐观。但从另一个角度来说，人们的观念惯性会认为有“五险一金”就是有保障了，是好单位。“有五险一金，那就是一份体面的工作了”，这种观念也会影响骑手决策。因此，到底会有多少符合条件的骑手愿意参保，还需要进一步观察。

怎样更好地为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提供保障？

在具体的操作细则出台，骑手社保真正落地之前，很多潜在的问题都值得思考。比如，符合条件的骑手是一律参保还是自愿原则？

余飞跃指出，外卖骑手这一岗位最重要的两个特点就是准入门槛低、流动性高。如果强制参保，那么势必会抬高“全职骑手”的门槛，可能牺牲部分骑手的选择权或者说成长的机会。另一方面，高流动性就势必要考虑社保的转移和接续问题。以上海为例，如果非上海户籍而养老保险关系地为上海，那么要在上海缴满10年且总缴费年限满15年，才能在上海领取养老金。若要跨省转移养老保险，只能转移其中的一部分，存在福利损失。对于外卖骑手群体来说，从目前看，可能相当一部分人都难以做满10年。

因此，余飞跃强调，缴纳社保自愿性非常重要。符合劳动关系能够被纳入社保体系的终究是少数，针对这部分群体，社保制度也应该做出便携性等方面的改革。更重要的是关注整个群体，完善他们社会保障权益的自愿进入通道，通过务实的制度创新去保障他们的基本权益。

“不能想着把整个群体都放到传统制度中去。”余飞跃认为，在传统制度之外应当有一些针对性的新方法，比如新职伤（新就业形态就业人员职业伤害保障）的试点，就非常值得肯定，这是一种相较于工伤保险来说更灵活的方式，是骑手群体迫切需要的。

李华平同样表示，用工模式在不断地多元化，不能用传统的用工模式和劳动标准去硬套。我们更应该希望有不同的渠道，让不同职业群体都得到保障，而不是将某种制度直接覆盖到所有不同的群体。对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群体来说，或许不应该把劳动合同或者劳动关系作为一项唯一的前置程序。

在李华平看来，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的保障也是一个发展和完善的过程。大家起初最关注的是报酬，比如关于计件、派单、结算、奖惩等等方面是否有公平的机制来计算合理收入，以及劳动强度是否会过大。随后是职业伤害方面的保障，比如新职伤的试点为骑手提供劳动过程中的保障。如今社保的缴纳进一步考虑了包括医疗、养老、工伤、生育、失业等的保障，更加全面。

或许缴纳社保是接下来更完善的一步，但也或许，更多灵活的方式和自愿的通道是骑手们更期待的选项。

无论如何可以肯定的是，进一步加强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权益保障是必然趋势。李华平相信，社会以及行业发展也必然在这个方向上前进，也许在未来会催生《劳动法》的变革，推动《社会保险法》《工伤保险条例》相应的修改，对社会保障中“劳动关系”这一条件限定做出突破。

（文中骑手均为化名）

责编：颜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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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澎湃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