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冷冉 卢付林

电影文学史是电影这一艺术形式的流变记录，周斌的《百年中国电影文学史》(湖南文艺出版社2024年版)超越单纯的史料整理，通过重构中国电影文学的主体性，为世界电影史贡献了中国话语。

时空经纬中的结构张力

周斌的史学建构表现为对传统电影史书写范式的突围，他摒弃了“编年体”与“断代史”的单一模式，转而以“历史纵轴—文化横轴—美学深度”的三维坐标重构百年电影文学史。全书以时间为经，将百年历程划分为五个阶段，每个时期均以社会思潮、技术革新、产业变迁为背景，呈现电影文学与时代精神的共振。

在“启蒙与草创”章节中，作者未止步于对《定军山》《劳工之爱情》等早期作品的简单罗列，而是将电影文学置于清末民初“西学东渐”的宏大语境中，揭示文明戏与鸳鸯蝴蝶派文学如何通过影像完成现代性启蒙。通过对商务印书馆活动影戏部档案的挖掘，周斌指出：中国电影文学从诞生之初便具有雅俗共谋的双重基因——既承载知识分子改良社会的理想，又需迎合市民阶层的娱乐需求，这种“二元性”成为贯穿全书的核心线索。

跨学科视野下的范式突围

周斌的传统电影研究从“文本中心论”转向“文化场域论”，全书以电影文学为枢纽，串联起文学思潮、影像美学、产业机制、技术变革等多重维度，形成跨学科的研究范式。在分析1980年代探索片时，作者不仅解读《黄土地》《红高粱》的文学改编策略，更将第五代导演的崛起置于思想解放运动、电影体制改革的复合语境中，揭示文学性突围背后的文化政治博弈。

这种“大文化史观”的实践，在史料运用上体现得尤为显著。著作中既有《申报》影戏广告、明星公司合同等产业档案的微观考证，又引入福柯“知识考古学”、布尔迪厄“场域理论”等西方方法论，更通过口述史访谈补充官方史料的盲点，使历史书写兼具实证厚度与理论锐度。

尤为值得注意的是，作者突破“影戏”传统的窠臼，将纪录片、戏曲片、科教片等非虚构类电影文学纳入研究视野，如对《定军山》与京剧传统关系的分析，彰显了电影文学的多元性，也打破了文学性与电影性的二元对立。

主体性觉醒中的文化自觉

在全球化的浪潮中，周斌始终秉持“中国性”立场，将电影文学史研究升华为民族文化主体的精神寻根。全书以“现代性”为问题意识，追问中国电影文学如何在中西碰撞中构建自身的美学范式：从郑正秋影戏观对戏曲程式的转化，到谢晋政治伦理片对儒家伦理的诠释，再到贾樟柯故乡三部曲对后现代乡愁的表达，著作始终聚焦“传统文脉的创造性转化”这一核心命题。

这种文化自觉更体现在“以史鉴今”的现实关怀中。作者在梳理武侠片文学改编史时犀利指出当下IP改编陷入“技术奇观遮蔽文学精神”的困境，在总结主旋律电影文学流变时提出“个体叙事与集体记忆的平衡”是突破概念化窠臼的关键，这些洞见饱含对当下电影生态的深切观照。

重审电影文学史中的边缘声音

周斌并未将目光局限于经典作品与知名编剧，而是深入档案的褶皱处寻找被遗忘的书写者。1930年代上海电影界活跃的“亭子间编剧”群体首次获得系统性关注——这些蜗居在石库门阁楼的文人，白天为明星公司撰写通俗剧本谋生，夜晚却在油灯下翻译普多夫金的电影理论。他们创作的《马路天使》虽被归入左翼电影谱系，但其对市井风情的细腻描摹实则源于苏州评弹的叙事传统。书中披露的《电声》周刊编辑手记显示，编剧欧阳予倩曾将昆曲《牡丹亭》的“游园惊梦”桥段转化为《新女性》中阮玲玉的死亡蒙太奇，这种传统戏曲与现代电影的化合反应，在过往研究中长期被意识形态分析所遮蔽。

《百年中国电影文学史》通过系统梳理百年间电影文学创作、改编与传播的复杂历程，揭示出艺术形式与社会思潮的深层互动。这种兼顾宏观脉络与个体经验的研究方法，使该书既是一部详实的史料汇编，也成为理解中国文化现代性转型的重要参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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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湖南日报